藏文文献研究（汉文部分）

五、藏文文献研究

本年度藏文文献的研究成果水平都很高，涉及的主要是敦煌时期的古藏文文献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陈践的《敦煌藏文文献〈古太公家教〉译释(上)》(《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2期)、《敦煌藏文文献〈古太公家教〉译释(下)》（《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3期）、《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55(4)号梦兆禳解译释》（《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1期）、《英藏敦煌藏文文献IOL Tib J 506号时日宜忌文书译释》（《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4期），陈于柱、张福慧的《敦煌古藏文写本P.T.1055+IOL Tib J 744〈十二钱卜法〉研究——敦煌汉、藏文术数书的比较历史学研究之三》（《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第5期），陆离的《敦煌藏文文书〈吐蕃官吏呈请状〉所记陆(ལུག)、岸(ངན)》(《西藏研究》第1期)、《关于发放堪布土登口粮契约的几个问题——以三件英藏敦煌藏文文书为例》（《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刘英华的《敦煌本P.3288 3555A V°藏文星占文书研究之一——九曜和二十八宿名表释读》（《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5期）等。

陈践的《敦煌藏文文献〈古太公家教〉译释(上)》《敦煌藏文文献〈古太公家教〉译释(下)》二文，对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中村不折旧藏敦煌西域文献中的一件敦煌藏文写本《古太公家教》进行录文、汉译和比较研究。该文献首尾全，163行，抄写中有明显的分段分节标记。字迹基本清晰，容易辨识，仅在最后部分汉文墨迹已浸至藏文一面，两相重叠，导致部分藏文识读困难。文章分上下两期刊发，上半部分对《古太公家教》前1—61行进行录文、翻译，并刊布该文献首、尾的影印件。后半部分则就《古太公家教》62—163行进行录文、翻译，并与其他译者的汉译本、敦煌汉文写本《太公家教》进行比对研究。陈践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55(4)号梦兆禳解译释》一文，对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55号分解题、藏文拉丁字母转写、汉译及注释。陈践的《英藏敦煌藏文文献IOL Tib J 506号时日宜忌文书译释》一文，认为敦煌藏文占卜文献中有一类时日宜忌类文书，目前所知仅有两篇，IOL Tib J 506号即为其中之一。文书中提及的沐浴宜忌恐非吐蕃人之习俗，而是当地唐人之习俗。通过与P.T.127号(背面2)的相关内容比较，此文书有可能是吐蕃人译自相关的汉文文书。

陈于柱、张福慧的《敦煌古藏文写本P.T.1055+IOL Tib J 744〈十二钱卜法〉研究——敦煌汉、藏文术数书的比较历史学研究之三》一文，认为分藏于法国与英国的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55、IOLTib J 744属一卷之裂，可以直接缀合。缀合后的P.T.1055+IOL Tib J 744《十二钱卜法》是以汉文本为底本、根据吐蕃传统社会习俗编译而成的，其成书时间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汉、藏文《十二钱卜法》的综合分析与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建构吐蕃统治时期苯教与佛教共存于敦煌吐蕃移民社会生活之中的真实历史面向，改变学界以往多关注敦煌吐蕃移民佛教信仰的片面性，而且能够有力展明该时期的敦煌汉、蕃关系已产生了紧密联系和文化融合，从而为进入归义军时代的敦煌蕃、汉族群最终走向民族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陆离的《敦煌藏文文书〈吐蕃官吏呈请状〉所记陆(ལུག)、岸(ངན)》一文，认为敦煌藏文文书P.T.1089号《吐蕃官吏呈请状》中出现的陆、岸(ལུག་ངན)二部落(སྡེ་གཉིས)是两个党项羌人部落，位于今青海果洛地区，宋代该地有卢甘国、卢甘羌、泸戎，ལུག་ངན的谐音即卢甘，卢甘国、卢甘羌、泸戎即由陆、岸(ལུག་ངན)两部落演变而来。吐蕃政权的黄河节度衙(མ་གྲོམ)也设在该地，到了明代，该地称为果洛玛冲(འགོ་ལོག་རྨ་ཁྲོམ)。陆、岸(ལུག་ངན)两部落(སྡེ་གཉིས)当是果洛藏族的先民之一，清代、民国时期青海地区藏族日安(拉安)千户部落也很可能是其后裔。陆离的《关于发放堪布土登口粮契约的几个问题——以三件英藏敦煌藏文文书为例》一文，认为英藏敦煌藏文文书IJT844、IJT914、IJT1397三件关于吐蕃瓜州官府给堪布土登(mkhan po thub brtan)发放口粮的契约中出现的土登应该是位吐蕃高级僧官，卢彼赞(lo byi btsan)则是瓜州都仓曹(spyi tshogs gyi stsang mngan)，总管瓜州节度使辖区的粮食征收，沙州则有仓曹(stsang mngan)，亦称为官仓小财务官(khab sovi mngan chung)，负责当地粮食征收。吐蕃瓜、沙等地官府和寺院粮仓向部落民户、寺户无息借贷粮食与吐蕃王朝在全国实施寺院属民制度和养僧制度有关。刘英华的《敦煌本P.3288 3555A V°藏文星占文书研究之一——九曜和二十八宿名表释读》一文，认为敦煌本P.3288 3555A V°中包含发热藏文文献，是星占择吉堪舆文书会抄，其中记载了28宿和9曜藏文名及其梵文名称。文章对曜宿名这部分做转录、注释和翻译，并结合P.3531(P.T.849)等其他敦煌文书以及相关梵藏汉文献，对敦煌本曜宿名表做初步研究。

此外相关的研究还有：聂鸿音的《〈英藏黑水城藏文文献〉读后》(《西夏研究》第1期)一文，认为武内绍人和井内真帆的一部新著首次全面公布了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斯坦因在黑水城遗址和额济纳河三角洲获得的藏文文献，并提供了前者的详细描述和后者的基本信息。作者参照存世的藏文大藏经对部分残片做了出色的性质鉴定，但与西夏文佛教作品勘同的尝试不大成功，其原因是西夏学界对佛教文献的研究严重滞后，目前还不能为藏学界提供足够的参考。曲珍的《康巴藏文文献搜集整理浅议》（《四川图书馆学报》第5期）以甘孜州图书馆藏文文献资料搜集为例，从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出发，阐述了康巴地区藏文文献收集、整理的现状及意义。提出对康巴地区藏文文献搜集整理的思路。萨尔吉、萨仁高娃的《敦煌藏文儒家格言读物研究——以中村不折旧藏本〈古太公教〉为中心》一文，以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中村不折旧藏敦煌西域文献中一件藏文写本为中心，结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987、P.T.988号，对该件中村不折旧藏本全卷以及P.T.988号的后半部分予以转录、翻译，并探讨3篇藏文文献的价值、翻译风格以及与《太公家教》等敦煌汉文写本童蒙读物的关系。杨铭、贡保扎西的《丝绸之路沿线所出古藏文契约文书概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7期）一文，系统梳理了丝绸之路沿线所出古藏文契约文书的刊布与研究情况，讨论了这些契约的编号、数量、主要内容，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古藏文契约文书与丝绸之路上其他民族文字的契约文献，是研究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的经济、文化及其互相影响的实物资料。王伟光的《建国以来国内藏文文献目录研究综述》（《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一文，提到目录学是历史文献学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不仅能够反映一个时期图书典籍的基本面貌，同时对人们了解文献的分类与内容具有重要作用。藏文目录学作为我国目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其产生和发展与藏传佛教典籍有着紧密的关系。了解藏文目录及其目录学的主要内容、发展脉络、基本特点等，对于我们研究与运用藏文文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仅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界对藏文文献目录学研究现状做一个归纳、整理，展现当今学界对于藏文文献目录学的研究动态和特点，为学界的研究提供合理的参考和依据。南小民、巴桑的《论汉文“吐蕃”的注音原则——基于藏文文献里的“吐蕃”拼读》（《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一文，通过对藏文文献尤其是藏文史籍的梳理，发现汉文“吐蕃”在藏文文献里有三类对应拼读形式，文章讨论了三类“吐蕃”注音原则的得失，明确所谓“名从主人原则”不能成立，不可取；“尊史从古原则”和“自然音变原则”各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最后文章建议汉文辞书可考虑同时遵循“尊史从古原则”和“自然音变原则”来给“吐蕃”一词注音，只不过不同注音的“吐蕃”使用场合宜各有分工。相关研究还有李辉的《甘肃藏藏文古籍及其保护工作的多样性——以玛曲县藏文古籍普查为例》（《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第3期）等。

藏文文献信息化建设随着新技术手段的应用逐渐提上日程。相关的研究成果有：王丽英、次仁普赤的《基于信息检索的藏文文献计算机编目创新研究》（《图书馆学刊》第5期）一文，运用信息检索相关专业知识及《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结合实际编目工作经验，分析藏文文献计算机编目中存在的问题。在探讨CNMARC格式下民族文献具体编目方式、字段特殊处理等问题的同时，指出藏文文献编目工作的未来发展趋势。阿贵的《西藏大学藏文文献数据库建设及其意义》（《西藏科技》第3期）一文，介绍了西藏大学藏文文献数据库建设现状，目前藏文文献主要分布于我国及其30余个欧美国家和地区，并在数字化加工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同时，国内在传承、保护藏文典籍方面成绩斐然，数字化工作也有了一定起色，显示出勃勃生机。华林、石敏、李帅等的《基于数字档案馆建设理念的西藏藏文档案文献遗产数字化资源共建研究》（《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一文，阐释多元属性下西藏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共建的学理依据，分析现有优势，提出其数字化资源共建的理念与实现策略。高飞、沈淑涛的《基于藏文古籍传播图像信息自动分类方法研究》（《科技传播》第22期）一文，通过对藏文古籍传播图像信息进行预处理提取出具有明显特点的图像传播信息，利用文本表示法表示出不同的图像信息，从而完成整个分类，借助检测仪计算分类的召回率和准确率，判断分类准确性。刘芳、胡志杰的《基于关联规则的藏文文献流通特征研究——以西藏大学图书馆为例》（《西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期）一文，在分析书目数据库存储结构的基础上，提取了西藏大学图书馆馆藏藏文文献的流通数据，提出了Apriori的改进算法，并使用改进后的关联规则算法分析了藏文文献流通数据，挖掘出流通事务数据中隐含的关联规则。高飞、沈淑涛的《藏文古籍图像信息自适应补偿二值化算法研究》（《电子制作》第20期）一文，认为传统的图像自适应方法存在图像分辨率低等不足，提出一种基于自适应二值化算法的图像恢复算法研究实现对藏文古籍图像自适应补偿。实验结果表明：改进的二值化算法效果明显优于传统算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图像的识别率。阿贵、达瓦的《藏文文献典籍传承、保护及其数字化现状综述》（《西藏研究》第4期）一文，根据文献记载，系统地考察、梳理了世界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文献收藏机构，高校研究机构的图书馆、资料室及寺院等收藏的藏文文献典籍的数量和种类，以及传承、保护和数字化加工情况；进而评估总结了以西藏大学为主的国内藏文文献数字化工作的受众面以及所发挥的具体成效；最后，从藏文文献数字化加工现有成果的使用率及其意义的角度，探讨了民族文献数字化工作的建设前景，以及对相关学科的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所具有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