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香港藏学研究——历史、政治、社会

发布时间:2021-12-09 16:59:24 | 来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 作者: | 责任编辑:

二、历史、政治、社会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林冠群教授《再论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之建制》(《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14卷第1期),在作者前文《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之研究》的基础上,吸收了学界提出的不同意见并作出回应,再次对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的建制进行讨论。唐代吐蕃自身的建制及其通过历次军事行动所征服的异域,都是依据青藏高原的地形地势所划分的地理区域,再按照自身的建制概念划定行政区划。吐蕃由本部往东北攻下青海一带,由玉树地区东南而下直抵川边及云南北境,由青海一带往东北方向占领河陇地区,往西北经略西域的部分地区。作者认为,吐蕃疆域由吐蕃本部及bDe khams和mDo khams地区组成。

刘学铫在《从使者往来看唐蕃关系》(《中国边政》第209期)一文中提到,唐代与吐蕃关系密切,为甥舅之国,自唐太宗贞观年间,双方即有密切往来,并缔结和亲关系,有唐一代双方使者往来不绝,除初期唐蕃关系颇为融洽外,之后往来不甚和谐。作者据新旧《唐书》所载,辅以《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认为唐蕃间虽有绵密之使者往来,但关系并非十分融洽,且往往扣留对方所派使者,文章主要利用既有的文献材料,从使者往来看唐蕃关系。

此外,刘学铫还有一篇《贡桑诺尔布、河源操子与崇正学堂》(《中国边政》第210期),讨论的是清季民初内蒙古的贡桑诺尔布,他首开办学之风,且曾聘日本女子河源操子为教师,此女乃是日本间谍,在日俄战争时,为日本提供颇多情报;辛亥武昌首义之后,贡桑诺尔布嗣袁世凯任之为蒙藏事务局、蒙藏院总裁。就培植蒙古人材而言,贡桑诺尔布居功甚伟,文章围绕贡桑诺尔布其人、河源操子及崇正学堂等相关事宜,就既有资料加以叙述。

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杨明璋副教授的《唐宋之际文殊菩萨的侍从变化考论》(《敦煌学》第33辑)一文,通过唐宋时期的各式文献,特别是同一时期的中、日神异传说考察文殊侍从的变化,以及同时期民众的信仰经验,利用多种具有文学性的小说或传说性材料,进行宗教信仰的讨论,讨论了以下问题:一般认为的最早出现在文殊菩萨图像中的善财童子与文殊菩萨的关系;驭狮者从昆仑奴到于阗王的转变含义、驭狮者的身份问题;作为文殊菩萨化身的大圣老人,加入文殊图像当中的原因及象征意义;佛陀波利与文殊菩萨的关系。

村上信明的《乾嘉时期清朝与达赖喇嘛的关系:以会见礼仪为中心》(《成大历史学报》第53期),指出在18世纪末以前,驻扎西藏的清朝官员会见达赖喇嘛时,以藏传佛教的传统行叩头礼。18世纪末时,清廷废止官员在西藏进行叩头礼仪,但清朝官员不行叩头礼之后也必须尊崇达赖喇嘛的宗教权威。相对而言,嘉庆帝对清朝官员轻视达赖喇嘛之事并不关心。嘉庆帝对达赖喇嘛的敬意流于形式,清廷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虽然表面上与乾隆时期相同,但本质上已有相当的差距。

台湾成功大学建筑学系黄瑞国的硕士学位论文《1980年后“新型藏传佛学院”的空间变化研究——以色达五明佛学院为例(1980-2015)》,采用历史文献分析以及参与式观察法的田野调查,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1980年后的研究来分析“新型藏传佛学院”的空间变化过程。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延续了“文革”时期的“临时传法空间”,又建立在新的地缘关系的土壤上,短短十年内得以迅速发展,而这个阶段,原本的临时传法空间得以固化,并形成了藏传佛学院的基本结构。这样的基本结构在觉姆与汉人的进入下,出现了“性别空间”和“汉藏交融”的新的藏传佛学院的空间结构。

传统传播媒介逐渐被互联网取代,宗教市场经济发展迅猛,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借助不断变动的社会土壤,将五明佛学院的空间扩张到汉地,甚至传播到海外。2008年之后,宗教政策开始放宽,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精英阶层抓住契机,学院的空间再次迎来新一轮的扩张潮,不仅原有的木制建筑开始被混凝土建筑取代,还兴建了不少商业建筑,也进行多人合住模式的探索。

金兆鸿在《青海民族概说》(《中国边政》第209期)一文中总结,青海古称西海,自远古以来就是众多民众聚居(牧)之地区。《禹贡》称其地本西戎所居,夏殷周三代时为西羌所踞,西汉时为张掖、武威、金城、陇西四郡之西塞外,及蜀之北徼外,属先零羌等诸羌地,西汉季世王莽时始置西海郡,东晋时为鲜卑吐谷浑所据,十六国时期鲜卑族秃发部之南凉也曾兼有其地,其地向为氐、羌、鲜卑诸族混居之处,隋大业五年(609)平吐谷浑,将其地(清海)置西海、河源等郡;隋末天下大乱,吐谷浑复据其地,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击破之,吐谷浑降唐,且与唐和亲,及高宗龙朔三年(663),吐蕃攻灭吐谷浑占有其地,元时为贵德州及吐蕃、朵甘思等处宣慰司,自唐至元有颇多中亚、波斯等广义西域的穆斯林进入青海地区,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卫拉特蒙古入据其地,清固始汗自西北入青海。可知青海一地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牧)之地。

孟鸿的《近年海外藏情与达赖言行》(《中国边政》第209期)一文,2013—2016年媒体有关海外藏情与达赖言行,海外“西藏流亡政府”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动态与言行,从媒体报道看,尽管不再有激烈的行动和主张,而是转而提出看似温和的“中间道路”,但仔细推敲,其所谓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的高度自治”,实际上仍然是经过包装的“藏独”思维,而十四世达赖喇嘛希图维持其在国际媒体的曝光率,由于中国国力的持续增长,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也逐渐增强,西方帝国主义操作“达赖牌”的边际效益日渐减小,即“投资”达赖喇嘛的“本益比”越来越低,十四世达赖喇嘛此时唯恐被边缘化,因而也改变诉求。

邱美玲、黄云龙在《西藏旅游资源特色与台湾游客喜好之研究》(《休闲研究》第7卷第1期)中谈到,西藏旅游资源丰富,具有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加之西藏自治区的全面建设发展,交通日渐便利,近几年吸引了大量台湾游客前往西藏旅游。文章讨论西藏旅游资源特色,并通过调查分析台湾游客对西藏旅游资源的喜好,认为西藏旅游对台湾游客的吸引力主要包括自然生态、国家公园、世界遗产、高山湖泊、藏传佛教、青藏铁路、西藏节庆、人文风俗八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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