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研究——涉藏外事研究

发布时间:2021-12-09 10:56:04 | 来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 作者: | 责任编辑:

(五)涉藏外事研究

伴随国家整体对外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以及西藏持续的发展稳定和改革开放,本年度涉藏外事研究出现较大程度的推进,在各个分支领域都出现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涉藏外事研究主要围绕四方面展开:一是国外涉藏政策研究,主要是美国、印度等主要涉藏国家的相关政策,偶有其他国家涉藏政策研究成果出现;二是国外涉藏舆论斗争态势研究,主要是对国外主流媒体和有影响力的自媒体涉藏宣传报道的讨论;三是国外特别是西方人的西藏观研究,主要涉及西方人对西藏的错误知觉及其来源;四是西藏主动对接“一带一路”相关研究。

程早霞《雪域谍云——美国的西藏政策及其秘密行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以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其前身战略情报局从 20世纪 40年代到 70年代围绕涉藏事务开展的一系列秘密行动为中心,论述了这段历史时期美国西藏政策的演变历程。该书认为,美国在传统上一直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开始对其西藏政策进行全面评估,《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曾秘密策动十四世达赖喇嘛出逃,20世纪 50年代中后期一度考虑承认“西藏独立”,但最终为了自身战略利益选择放弃对西藏武装分子的资助。该书还对中国学界研究中美关系与“西藏问题”的现状以及美国学界关于中情局插手中国“西藏问题”的著作进行了述评。

张皓《1949—1952年苏联对中国西藏和平解放的态度》(《当代中国史研究》第 2期)研究了苏联在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签订和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等历史事件中的政策态度。该文认为,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苏联在外交和舆论上支持中国西藏和平解放,赞同并援助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对于《十七条协议》所规定的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苏联表示支持;同时,它建议在西藏实行民族自治,并试图通过援助中国修筑西藏西部道路之机发展在亚洲高原的势力。而中国政府虽然寻求苏联的支持,但是基于中国国情、国家统一和西南边疆安全的考虑,中国政府做出了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从西藏驱逐出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力举措。

程早霞、闫金红《1959年西藏叛乱后劳威尔·托马斯及“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涉藏活动探析》(《当代中国史研究》第 3期)研究了美国人劳威尔·托马斯父子进藏活动及在美国政府和流亡藏人中间牵线搭桥的作用。该文提出,早在 1949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新闻评论员劳威尔·托马斯及其子小托马斯进入拉萨并与达赖喇嘛等会谈。回到美国后,托马斯父子向美国总统、国务卿就其西藏之行做了汇报,此后劳威尔·托马斯一直致力于支持达赖喇嘛的活动。1959年达赖喇嘛叛逃印度后,一批藏族人随后进入印度、尼泊尔等国。与此同时,以劳威尔·托马斯为主席,国会议员等知名人士为副主席的“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在美国成立,并与印度国会议员担任主席的印度“中央救助委员会”及达赖集团密切合作,由此建立了美国、印度与达赖集团间畅通的沟通渠道。

温强《杜鲁门政府“西藏问题”国际化战略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第 2期)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杜鲁门当局谋求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图谋及其失败的原因。该文认为,中国革命在大陆的顺利推进,促使杜鲁门政府重新审视西藏在对华政策甚至全球冷战战略中的价值和地位。为阻止中国统一,美国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战略考虑逐步成型。囿于国内外条件限制,美国一开始躲在幕后,积极寻找“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支持者;当成效有限时,则直接走到前台单方面积极推动达赖外逃,策动“藏独”势力向联合国求援,但仍无果而终。该文提出,“西藏问题”国际化战略之所以失败,主观上源于杜鲁门“先欧后亚”的决策思路;客观上则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及英印不愿配合,使之失去了实施的对象条件和同盟者基础。

戴超武《中国处理印度驻西藏商务代理处的政策措施及其影响(1961—1963)》(《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第 1期)回顾了民主改革后中印两国围绕印度在藏商务代理处的外交斗争。该文指出,由于西藏平叛后中印关系的根本变化以及印度对西藏地区的全面禁运,中国判定印度驻亚东、江孜和噶大克的商务代理处已成为印度控制西藏地区经济和边贸的工具,而且还是印度的情报据点。西藏工委在中央的指示下,采取措施迫使印度完全撤销其驻藏商代处。该文认为,印度商代处的撤销,标志着中印关系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通过迫使印度撤销其商代处,达到了清除印度在西藏地区的政治及经济影响的目的。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加快推进西藏地区的经济转型,以改变其依赖进口和边境贸易的模式,从而使西藏逐步走上了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相德宝《国际自媒体涉藏舆情及舆论斗争的规律、特征及引导策略》(《情报杂志》第 5期)分析了当前国际自媒体领域的涉藏舆论斗争态势。该文认为,国际自媒体涉藏舆论以美化达赖、歪曲西藏历史与现实、攻击中国的西藏政策、丑化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等为主要内容,西方主流媒体很大程度上设置了自媒体领域的涉藏舆情。该文提出,为在国际自媒体涉藏舆论斗争中赢得主动,应致力于加强自媒体涉藏对外传播能力建设、改变互联网管制思维、放开国际自媒体平台、涉藏外宣职能部门开设国际自媒体账号并引导自媒体涉藏舆论、加强多语种多平台涉藏信息发布、加强媒体融合传播、发挥网民作用、加强对媒介事件的危机预案。

赵光锐《西方的西藏形象:以传统词汇为中心的考察》(《中国藏学》第 2期)对西方的西藏观及其根源进行了研究。该文认为,当代西方人对西藏和达赖喇嘛的热情和关注,不仅有现实政治的因素,也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和心理根源,与他们看待和理解西藏的方式密不可分。西方人表述和想象西藏的典型词汇包括封闭和孤立、神秘、原始、智慧、纯洁、和平、快乐、幸福、香格里拉等。西方人对西藏神话式的想象是在东方主义、殖民主义和西方人自身心理渴望的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该文对推进西方人西藏形象的相关研究提出三点建议,即进行历史文本研究、解析当代西方涉藏话语权的基本结构、核心概念、价值诉求、支撑基础,以及评估西藏形象对西方国家政府、政治人物、民间组织、普通民众涉藏活动的具体影响和作用方式。

牛治富《论西藏在南亚通道建设中的历史渊源与现实路径选择》(《西藏发展论坛》第 6期)研究了将西藏建设成为我国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的现实基础与发展路径。该文认为,高原丝绸之路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当前建设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的现实基础。该文指出,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建设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应充分认识和理解“一带一路”的精神内涵,认识“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家整体战略格局,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新发展理念统筹谋划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以周边外交战略和整体安全观引领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以“五通”和自贸区建设为抓手和突破口,以“三个共同体”建设为灵魂和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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