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汉文部分）——吐蕃、宋

（二）吐蕃、宋

本年度吐蕃历史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唐蕃关系、制度文化、社会经济三个方面。唐蕃关系方面，林冠群的《唐蕃舅甥关系释义》（《中国藏学》第 2期）一文对唐蕃“舅甥”关系的意义及双方对此的理解做了分析。文章认为，在文成公主进藏的历史阶段，唐为岳父居于尊位，吐蕃为女婿居于卑位，二者尊卑位序相对清楚。到金城公主进藏，“舅甥”（dbon zhang）关系的提法才逐渐形成。但是在使用中，吐蕃将“甥”置于前方，“舅”置于后方，而为“甥舅”关系，与唐方所使用之“舅甥”顺序相反，充分体现了唐蕃处于各自解读的情境。作者指出，对吐蕃来讲，“舅甥关系”只是用来作为对唐的外交辞令，需要之时挂于使者嘴边或写入国书，不需要时则弃如敝屣，是为操控对唐朝和战之工具。同作者的《唐代吐蕃建构天下秩序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 4期）一文就吐蕃的天下秩序观进行了探讨。公元 7世纪中叶吐蕃崛起以后，于历朝对外扩张过程中逐步建构了“以吐蕃赞普系天子下凡，入主人间”概念为中心的吐蕃型天下秩序，作者认为，这种观念恰是唐朝天下秩序观的体现，吐蕃仿造唐朝之天下秩序观并用以与唐王朝相抗衡。在《武则天时期李唐反击吐蕃之探讨》（《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第 3期）一文中，林冠群指出，唐蕃二百余年交手互动的过程中，除却唐太宗贞观年间与唐玄宗开元年间以外，均败多胜少，而武则天当政时期是少数能与吐蕃相抗衡的时期。究其原因，主要除了武则天本身的果决能断以外，知人善任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例如重用郭元振。另一方面，促成武则天能挡住吐蕃予取予求的能耐，也是因吐蕃内部发生重大矛盾。

石越在《论唐蕃经济交往》（《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 6期）一文中指出，与唐的经济交往是吐蕃得以持续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样，唐朝也不能离开吐蕃而获得足够的战马和牛羊牲畜，双方之间合作和互补性逐渐增强，逐渐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局面，汉藏之间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生活”，不仅表现为因经济互补性所带来的共同经济利益，还表现为经济生活共同因素增多、相似性增加，这正是吐蕃部族合类性和唐朝民族合类性逐渐增长的体现。

吐蕃制度方面，本年度有好几篇论文涉及吐蕃的告身制度，比如上述王东《吐蕃王朝政治生态环境考述——以告身为中心》，以及陆离《关于吐蕃告身和大虫皮制度的再探讨——英藏新疆米兰出土古藏文文书 0r.15000 ／ 268号研究》（《藏学学刊》第十四辑）等。关于吐蕃的告身制度，以往的研究大多认为是对唐代官阶章饰的借鉴模仿，而王启龙和牛海洋的《吐蕃告身名称流变考》（《民族研究》第 4期）一文对此提出了质疑。文章梳理了吐蕃告身的发展脉络，通过对名称流变的分析，认为吐蕃告身并不是松赞干布时期学习唐朝仿制的产物，其起源要更早；吐蕃告身与中原历代王朝表示官员身份等级尊卑的告身有本质的不同，它不是严格的官之章饰，而只是一种褒奖制度。藏文告身史料中，几乎所有的告身都是赏赐的，而不是任命的。

张旭的《吐蕃的王族葬礼——兼论松赞干布卒年》（《敦煌学辑刊》第 4期）一文涉及吐蕃的丧葬制度，文章以敦煌古藏文文献《吐蕃大事纪年》为基本材料，通过分析吐蕃王室成员的葬礼过程，介绍了王室成员去世、停厝、剖殓、发丧、入土等仪轨，认为可以与 PT1042丧葬仪轨文书的记载相互佐证，基本展现出了吐蕃王室成员葬仪习俗的概貌。文章进一步通过对比汉文正史史料与《吐蕃大事纪年》，纠正了汉文史料中有关吐蕃赞普逝世时间的记载，藏文写卷仅记载永徽元年（650）吐蕃隐匿赞普祖父的遗骸，但是没有逝世时间的明确记载。依据当时吐蕃王室丧葬礼仪，永徽元年隐匿遗骸，那么，前一年即贞观二十三年（649），应该是松赞干布逝世时间。

吐蕃社会经济方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总干事多杰才旦先生的《吐蕃研究二三题》（《中国藏学》第 S1期）一文就吐蕃史研究中几个“具有典型性的问题”，分别阐述了个人意见和看法，比如吐蕃兴衰的内外原因，作者从地缘文化环境、领袖人物的个人因素、文化吸收和融合中的拉动和牵制效应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关于吐蕃的社会性质问题，作者认为是封建农奴制，而不是奴隶制。另外，文章还从文献记载中的丝路吐蕃道，青藏高原民间通道的特点，内地入蕃诸通道，吐蕃与西亚、南亚与东南亚的通道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丝路吐蕃道的交通路线问题。

陈晓伟在《论吐蕃王朝的行国政治——兼论“国都逻些说”》（《中国藏学》第 3期）一文中依据文献中吐蕃赞普牙帐的季节性移牧，敦煌藏文文书“大事纪年”所见赞普巡历制度，赞普驻夏、驻冬、政令决策、接见外邦使节等“逐水草无常所”的特点，指出吐蕃王朝实际上具有鲜明的“行国政治”特色，政府官员扈从赞普及其大拂庐，组成一个移动迁徙的中央政府，常年在夏季草场和冬季草场之间迁徙游牧。因此，学界通常所说的吐蕃“国都逻些说”应该是受到其佛教文化中心地位及藏汉文记载传统的影响，其真实性值得怀疑。

本年度关于宋代吐蕃史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马旭俊和杨军在《唃厮啰政权的兴起与青唐道贸易》（《西藏大学学报》第 3期）一文中就唃厮啰政权的兴起原因做了探讨，认为其中的经济因素是根本原因。文章梳理了吐蕃王朝灭亡后河湟地区藏族部落的生存状况，认为长时期的政治无序与物资相对匮乏状态，唤醒了河湟吐蕃诸部关于一统秩序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向往（吐蕃政权），并意图以“赞普苗裔”为历史共鸣凝聚吐蕃旧部，遂有了唃厮啰的出现。随着党项的崛起，河西吐蕃、回鹘诸部投奔唃厮啰，青唐地区商贸开始繁荣兴盛以及宋朝出于“以夷攻夷”的目的赏赐册封等，使得唃厮啰有了充足的人力、物力构建政治阶序，唃厮啰政权也由此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