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汉文部分）——民国及当代

（四）民国及当代

民国时期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央政府施政和汉藏文化交流。清末民国初期，蒙古人罗布桑车珠尔曾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有过二十多年的交往，是近代蒙藏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邱熠华的《罗布桑车珠尔与清末民国藏事》（《中国藏学》第 2期）一文在简单梳理罗布桑车珠尔生平经历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其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关系，以及派代表入藏和参与国会议员选举等事迹。

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驻锡五台山及晋京期间，罗布桑车珠尔作为随员参与经办事务。1912年民国初立，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授命罗布桑车珠尔，选派西藏驻京僧人罗桑班爵等秘密入藏联络，历经曲折，避开英印封锁，成为第一批成功入藏的中央政府代表。1913年，罗布桑车珠尔会同西藏驻京僧人江赞桑布等办理国会西藏代表选举事宜，为恢复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发挥了特殊作用。

国民政府时期的“堪准洛松”，作为西藏驻京代表，为沟通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和西藏地方间实现有效沟通的最主要纽带。张子新、喜饶尼玛的《国民政府时期的西藏驻京代表“堪准洛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 4期）一文通过“堪准洛松”的概念、清朝时期“堪准洛松”制度的形成、国民政府时期的“堪准洛松”在拣派程序、管理、职能等方面的变化，以及这种职能转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与清代“堪准洛松”的主要职责是宗教性的不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堪准洛松”已经是作为西藏驻京代表派遣，其职能主要是政治性的。“堪准洛松”驻京期间接受蒙藏委员会的管理，领取国民政府发放的薪俸，充任中央政府机构职员，参加国民政府举办的各类全国性政治会议，表明了其对国民政府中央地位的认可，不仅反映了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间是中央和地方间的关系，也体现出古老中国走向现代过程中传统政治制度向现代政治制度转变的特点。

梁俊艳的《20世纪初英国官员路易斯·金及其涉藏活动》（《中国藏学》第2期）一文涉及民国初期帝国主义涉藏史。文中就两次任职打箭炉特别助理，并任英国驻成都领事的路易斯·玛格拉斯·金的涉藏活动进行了梳理。路易斯·金在 1913年 10月至 1916年 1月、1919年 10月至 1922年 11月两度任川西打箭炉特别助理时，充分发挥自己身为外交官、精通汉藏语等优势，处处竭力维护大英帝国利益，比如卷入乡城士兵暴动事件，试图阻挠甘肃代表团朱绣、李仲莲入藏、主动请缨进藏未果，试图调停边界争端等。但由于路易斯·金的观点与英印政府的主流观点相左，并未像贝尔等一样受到重用。

另外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本年度是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为了纪念这次伟大的征程及其在藏族地区留下的深远影响，有一批成果就此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现。1935年 5月至 1936年 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先后转战并通过云南、四川、西康、青海和甘肃等５省藏族聚居区，停留时间达１年以上，驻扎面积超过 20万平方公里。在长征过程中，党和红军在广大藏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得到了藏区以藏族为主的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持。藏区各族人民在长征中首次接触和认识了党和红军，接受了党和红军，从此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决心，积极投身到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洪流中。黄维忠、格桑卓玛、王文长主编的《红色记忆——红军长征在藏族地区及其当代启示》（中国藏学出版社）一书分为红军长征经过藏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藏区的探索与实践、藏族各界人士对红军长征胜利的贡献、红军长征对藏区的深远影响、红军长征对当代的启示等5个部分，用近 70万字的篇幅在介绍红军长征经过藏区历史的基础上，就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藏区的探索与实践、藏族各阶层人士对红军长征胜利的贡献、红军长征对藏区的深远影响进行了全方位的讨论，并重点阐述了长征精神、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当代启示。全书图文并茂，附有大量珍贵的档案文件和口述实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2016年 10月 10日，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办，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师范大学协办，中国藏学杂志社、金川县委县政府承办的“红军长征在藏区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召开。来自国内 15所高校和科研机构、文博机构的 5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红军长征在藏区的历史特征和现实意义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比如李茂的《认识长征，弘扬精神》、格桑卓玛的《藏区群众对红军长征胜利的贡献》、隋立新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红军长征过藏区文物研究》、宋键的《长征中毛泽东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及历史启示》、陈东的《从民族视角看红军长征》、田利军的《从民国川西北土司头人的几件控状看蒋介石对“剿赤军”军纪问题的处置》和《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成功原因再探讨》、王睿的《探究国民政府在川围剿红军策略的渐变——以红军强渡大渡河为分界点》等，分别从长征的意义、长征在藏区的基本经过、长征途中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秦和平的《论红军在甘孜藏区的革命活动及其深远影响》（《民族研究》第5期）一文在梳理红军在甘孜藏区革命活动的基础上讨论了其积极影响。文章指出，红军长征在留驻甘孜藏区的四个月之内，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团结民族宗教上层；协助建立“博巴政府”，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下；宣传抗日救国，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这些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部分藏族群众认识和拥护共产党，期盼红军返回，消灭国民党；部分民族宗教上层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变为革命力量，为藏区解放作出贡献；红军帮助创建博巴政府、实行民族自治，为新中国创建民族自治区提供了经验；因红军在甘孜藏区的经历，毛泽东主席做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决策，解放军赢得支持，顺利进军并经营西藏。这反映出长征的作用及影响，证实了毛泽东长征会“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