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社会

二、政治、经济、社会

朱丽双《民国政府的西藏专使》（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书，从北京政府到南京政府，民国时期的中央政权不断试图派人越过重重地理和人事上的障碍前往西藏，这些遣派人员包括高官大员、普通文吏、商人、特工、僧侣等各界人士，身份不同、入藏原因各异，书中称之为“民国政府的西藏专使”，主要选取了 15位民国政府的西藏专使，通过翔实的史料考察这些“专使”前往西藏的历史背景、在西藏的活动及其体察藏族社会的独特视角。作者指出其赴藏的主要目的是调查西藏社会、增进汉藏情感，以重建中央对西藏的主权。以黄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吴忠信办理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为例，由于这些专使的努力，民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是因为西藏专使在联络并增进汉藏情感方面的失败，他们在整体上并未与西藏地方当局建立起一种较亲善的关系，没能消除清末以来长期形成的汉藏隔阂，民国时期的西藏进一步离心于内地，从而为 1949年后复杂的汉藏关系埋下了伏笔。

孟鸿在《1947—1959年西藏情势分析兼驳夏格巴〈藏区政治史〉》（《中国边政》208期）中认为，自逊清季世以来，俄英为竞逐中亚，先后派出间谍入藏，蛊惑、煽动十三世达赖喇嘛及藏地僧俗高层，而清廷所派驻藏大臣类多尸位而已，致讥为熬茶大臣，于是藏事日隳，以致难以收拾，及至民国时代，北洋政府忙于处理外蒙古问题，对藏事似已力绌，及至北伐完成始着手藏事，西藏与中央稍有接触。文章就 1947年藏地原摄政热振呼图克图被毒害而死，至 1959年“四水六岗卫教军”向十四世达赖喇嘛献“金宝座”之十三年间所发生的颇多事件进行了分析。

孟鸿在《2015年媒体对新疆、西藏报导之分析》（《中国边政》205期）中总结 2015年（台湾）媒体对新疆、西藏情势的报导，发现前者明显多于后者，新疆问题尤为严峻，其中若干极端分子，已有与国际恐怖主义挂钩的迹象；至于西藏情势，仍以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重心，不过一年来达赖喇嘛因年事已高，而大陆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日趋壮大，欧、美、日等国家想利用达赖“骚扰”中共的边际效应，已呈日见递减现象，达赖似乎已不再是国际媒体宠儿，一年来见报频率已不如往年之多，大有秋扇见捐之势，文章就 2015年一年媒体对有关新疆、西藏之报导，进行了分析评论。

吴楚克、马瑞雪《社会分工视角下河湟回藏民族关系》（《中国边政》208期）一文强调，民族关系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和历史的沉淀，又是对现实环境和条件的反映。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及民族关系始终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它与国家的安定团结、政治稳定和进步繁荣息息相关。文章以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为研究方法，探讨回、藏民族之间关系为什么从“共生互补”转变为“竞争自利”，通过分析这种典型的民族关系变迁，证明社会分工才是民族关系发展的根本原因。

王廷宇的《自西而东：从 Sherpa人与嘉绒人的比较来反思喜马拉雅藏区的社会组织与亲属研究》（《台湾人类学刊》14卷 2期）一文，把讨论焦点放在社会组织与亲属的层面，通过比较喜马拉雅藏区最东缘的卓克基嘉绒藏族与西部的夏尔巴（Sherpa）人，试图呼应并进一步突显此区域东部的异质性，其在历史观、社会组织与亲属婚姻等方面，与中心地区或西部有着极为不同的面貌。作者发现在东亚、南亚与内亚交界的藏区东部，除了藏传佛教以一种由上而下，由文明和宗教中心向边缘扩散所产生的同质性之外，另外一种产生藏文化同质性的重要机制则是社会结群的策略，以一种由下而上，由边缘往中心的方向扩散。文章透过初步的比较研究，让东部不再是只反映出中心或西部的特色，而是能开始重视东部的文化、社会、语言与历史的特色。

刘堉珊在《印度流亡藏人苯教信仰者的边缘化处境与生存策略》（《考古人类学刊》84期）一文中分析，流亡藏人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后，原本仅存于僧侣阶层间对苯、佛关系的教义争论，进一步发展成为双方信仰者争取社会资源的主要凭借。“流亡政府”将藏传佛教视为文化与历史正统的论述，以及依照“官方认定”的宗教教派分配各种社会资源的政策，使苯教信仰者开始意识到，唯有让苯教取得“正当”且“核心”的位置，才得以争取其生存所需的各种援助资源。文章检视了近五十年来，流亡印度的苯教信仰者如何在这样的处境中运用不同权力主体（包括“流亡政府”、印度政府以及国际人权组织等）间的矛盾或冲突，发展新的社会关系并重新诠释其社群认同，以争取最多选项的政治、经济、宗教等资源。

王守斌的《藏传佛教对藏区学生人际交往的影响》（《万能商学学报》21期）一文，针对藏区学生的交往心理、交往倾向、藏传佛教中关于人际交往的禁忌内容，以及藏传佛教对藏区学生人际交往的影响等各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借以了解藏传佛教对藏区学生人际交往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