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家】柳陞祺：情系藏学

柳陞祺（1909-2003）,著名藏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会会员。1930年毕业于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本科。1931年进入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属盐务管理局，1940年到光华大学成都分校执教英文。1944年进藏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英文秘书。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受聘于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名誉研究员，研究藏学。1952年底离印回国，至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继续从事藏学研究，1958年转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工作。

情系藏学

文 /李晨升

柳陞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藏学家。先生1909年3月27日生于浙江兰溪，4岁时随家人迁居杭州。1925年，柳先生从杭州私立宗文中学毕业。当时正值五卅惨案，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蓬勃高涨。圣约翰大学中国师生因为校方不允许悬挂半旗致哀，愤而离校成立了光华大学。柳先生慕名考取了该校的预科，随后在英国文学系攻读本科学位，于1930年毕业。

大学毕业后柳先生考入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属的盐务管理局，在松江盐务管理局担任助理英文秘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自请调至四川自流井川康盐务管理局。两年后，他请长假赴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担任英语教习，从讲师升至副教授。

柳先生在其青年时期就深受反帝爱国思想的影响，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早在上海学习期间，柳先生就发表了一系列中英文的文章，其中不乏针贬时弊之作，比如在ChinaCritic《中国评论周报》发表了题为Complaint of a College Graduate《一个大学毕业生的诉苦》,揭露了当时在腐败的政治统治下大学生就业艰难和学非所用的困境。

柳先生很早就对新闻记者职业发生了兴趣，他曾经从事多年的业余撰稿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柳先生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中国幅员辽阔的西部地区十分向往，决心作一名自由记者。

1944年在拉萨留影

1944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加强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遏制英国在西藏的分裂活动，任命蒋介石侍从室官员沈宗镰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兼驻藏办事处处长。柳先生在别人的推荐下受聘为驻藏办事处英文秘书，于同年进藏，开始其长达五年的在藏工作。从此，柳先生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藏工作期间，柳先生利用其英文功底扎实的优势，为防止英国和西藏地方上层中的亲英势力的分裂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内地对西藏的了解还很少。在赴藏之初，柳先生就计划写一部关于西藏的书，对当地的情况进行客观、忠实的报道。他的想法恰好与沈宗镰不谋而合。在藏工作期间，柳先生阅读了大量关于西藏的中英文书籍，同时努力学习藏语文。柳先生的特殊身份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西藏地方的上层势力，对当时西藏内部的政治和社会状况产生了相当深刻的认识。

1946年在拉萨驻藏办事处林卡内的留影

1946年初，沈宗濂调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希望柳先生能完成书稿的写作。后来两人合撰了Tibet and Tibetans（西藏和西藏人）。该书是第一部中国人用英文撰写的介绍西藏历史和社会情况的著作，详细地阐述了西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过程。当时外界对西藏的了解还非常少，特别是西方人往往以一种优越感来看待藏族及其文化，对藏传佛教存在较大的偏见。该书的整体框架由沈宗镰确定，是柳先生一人执笔完成的。与当时其他关于西藏的中外作品比较，这本书是比较全面、真实和客观的。特别是其中《黄教寺庙组织》和《西藏地方政权组织》两章，为当时国内外仅见之作。

《西藏与西藏人》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在藏工作期间，柳先生注意搜集西藏地方政府上层的情况，撰写过一系列报道和评论。1947年，他在亲身见闻的基础上撰写了一篇关于热振事件的长篇报道《西藏政变实录》（热振是西藏的大活佛之一，长期担任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王。因为其倾向中央政府，在1947年被西藏地方的分裂势力囚禁，不久死于狱中），发表在《上海新闻报》上。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对外封锁消息，柳先生的这篇报道是内地了解西藏这一重大变局的主要途径之一。该文后经多方转载广为流传。根据柳先生的回忆，西藏地方分裂势力得知此事后，反应非常强烈，迫于形势，柳先生不得不自请辞职离藏。

此外，柳先生还用英文撰写了关于西藏的三篇文章，刊于1948年的China Weekly Review《上海密勒氏评论周报》，主要介绍了内地、西藏地方上层和英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不同看法，并且进行了评论。

柳先生在西藏五年的工作经历，使他成为许多西藏现代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也让他深深感到西藏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从此走上了藏学研究之路。

1949年柳先生辞职赴印度，受聘于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担任名誉研究员，继续他的研究工作。

身在异乡的柳先生一直在关注国内的局势发展。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扬眉吐气成为国家的主人。柳先生欣喜地看到新中国一改往昔积贫积弱的面貌，把在西藏的外国殖民分裂势力驱逐出去，加强了内地和西藏的关系。怀着对新中国的景仰，柳先生毅然放弃了在国外的优厚物质条件，回到了祖国。

回国之后，柳先生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民族政策，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对藏族历史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1957年他与王静如先生合作编写了《西藏历史概要》（内部发行），这是我国第一部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藏族历史进行科学评价的著作。除了吐蕃时期外，该著作的其他部分由柳先生一人撰写。1956年到1961年柳先生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先后两次赴西藏进行调查，搜集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和社会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柳先生和王辅仁、常凤玄诸先生合作编写了《藏族简史》初稿。柳先生负责该书中从吐蕃王朝衰亡到宗喀巴开创藏传佛教格鲁派，以及从1840年到1919年的近代西藏历史部分。由于该书是第一次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历史资料编写的，内容较以前的类似著作要丰富全面得多，为我国的藏族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该书最初是以铅印本的形式印行的，“文革”后，柳先生又参与了该书的修订工作，负责其中从帝国主义入侵开始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西藏人民反分裂斗争过程等五个章节的撰写工作。该书于1989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被高校作为藏族史课程的教科书。该书出版已15年，虽然这期间藏族史研究在深度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该书的总体框架和观点现在来看仍然是比较成熟的。该书于1992年获得中国社科院1987一1991年优秀科学成果一等奖。

1964年至1965年，柳先生接受上级任务，撰写了《西藏喇嘛教的寺庙和僧侣组织》和《西藏喇嘛教寺庙与国外关系述略》两本材料（铅印本），向有关部门提供了这方面比较具体和全面的情况。

1959年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后，国际分裂势力利用所谓的“西藏问题”混淆视听，欺骗世人。国外某些学者因为立场的偏颇或者认识错误，在藏族史研究上发表了种种谬论或者错误的看法。对此，柳先生十分担优，提出藏族史研究的重点要放在西藏近三百年的历史上。为此，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现更名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立了以他为首的“西藏三百年政治史”课题组。该项课题是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业已完成。

1985年柳陞祺先生（左三）在墨西哥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时与外国学者的合影

除此之外，柳先生还撰写了许多与这个课题有关的专题论文，驳斥了国外流行的某些错误观点和偏见，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分裂西藏的阴谋活动。如1982年发表的《清代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的经过》，后来又译成英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该文驳斥了国外某些人对挑选达赖喇嘛转世灵童问题的歪曲。

柳先生的另外两篇文章《英人乔治·布格尔（G•Bogle）入藏的使命内容及其执行结果》（与邓锐龄合写，刊载于《藏学讨论会文选》1987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和《汤姆斯·马吝（TManning）——第一个到拉萨的英国人》（刊载于《西藏研究》1986年第2期），用翔实的中英文史料充分揭露了英国早期对西藏的侵略图谋，证明了中国对西藏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另外，柳先生还与人合撰了《评第六辈班禅额尔德尼贝丹意希（1738—1780）》（与邓锐龄合作，刊载于《民族史论丛》，中华书局），正确分析了第六辈班禅在调解不丹与印度比哈尔纠纷的立场和进京觐见乾隆皇帝的问题，用史实证明他并不是如国外某些学者所说的亲英，而是心系祖国的。

范·普拉赫的《西藏的法律地位》一书标榜的所谓“西藏独立论”在国际上具有较大的影响。为了批判他的观点，柳先生专门撰写了《评范·普拉赫先生的西藏历史观及其他》（《中国藏学》,1992年第1期）。此外，他还与人合作撰写了《西藏名辨析》（载《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该文从分析西藏政治地理范围入手，指出有些人故意混淆“Tibet"的民族含义和政权含义的区别以达到鼓吹“西藏独立”的目的。

特别要提到的是，柳先生逾古稀之年，还亲自奔赴伦敦查阅和复制英国档案，在1990年写成《192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第XIV卷何以有两种不同版本——兼评西姆拉会议（1913-1914）》一文载于《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该文以《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何以有真伪两种版本为突破口，揭露了英属印度政府用伪造1929年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的卑劣手法窜改历史事实，从而使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合法化。柳先生利用充分证据指出，西姆拉会议是无效的，而“麦克马洪线”则是非法的。同时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外某些知名学者对这个问题明知而不言的原因。

2001年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汤姆格伦菲尔德教授、民族大学王晓义教授一起探讨西藏近代史的有关问题

柳先生的上述专题论文，从各种角度有力地驳斥和批判了国外流行的所谓“西藏独立”的谬论，对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除了撰文著书之外，柳先生还积极参加了国内外许多学术讨论会。在国内方面，他曾多次参加由中央统战部等机关组织的藏学座谈会或者学术讨论会，在会议上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和有益的建议。1985年，他赴四川温江参加全国藏学讨论会，提交了论文《马吝——第一个到拉萨的英国人》。1991年，他参加并主持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召开的“国际藏学讨论会”。柳先生还参加了许多国际会议。1979年，他赴尼泊尔加德满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亚洲口头传统文化研究专家”会议，被推选为大会副主席。1983年柳先生随中国社科院访问团出访印度和尼泊尔等十余个国家。在印度访问期间，柳先生应邀介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情况，受到有关人士的欢迎和好评。1985年，他前往墨西哥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第三世界食物问题讨论会，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食物问题的发言，会后撰写了《从社会和经济观点论中国的食物问题》一文，于1987年发表在该组织编写的论文集中。

柳先生对学术人才的培养也十分重视。他多次鼓励青年学者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出发来研究历史，掌握民族语言和文字。同时要提高英文写作水平，争取能直接用英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作品，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这样才能有力地驳斥国外西藏分裂势力对历史的肆意歪曲。

纵观柳先生的一生，是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而不懈奋斗的一生，是对真、善、美执着追求的一生。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他对现实问题和国家利益的关注，在学术研究上的严谨态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本文选自2003年《中国民族研究年鉴》，原标题《柳陞祺先生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