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饶尼玛：西藏高僧的抗日活动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各阶级、各阶层团结起来进行的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而值此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时，一大批爱国爱教的藏传佛教僧人也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他们以“大雄大悲大力之佛教精神”，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同仇敌忾，团结合作，“超荐死难的军民，祈求将临的胜利，祷慰伤乱的安定”，捐款捐物，坚持抗战，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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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抗议日寇的侵略

抗战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就训练了一些僧徒，“能说英语，或缅甸语、锡兰语、印度语、暹罗语，散布仰光、加尔各答等处；诬中国已无佛教”。中国佛教人士也到缅甸、印度、锡兰、马来亚、越南、暹罗等地，反复讲明了中国佛教的历史，与缅、锡、暹等基本相同，并有缅、锡、暹佛教所没有的大乘部分，以粉碎日本诬中国已无佛教的恶毒宣传。并说明“日本纯是违反佛教的侵略性，与中国纯为求国家民族自主独立及人类正义和平之抵抗侵略的反侵略性，为国家民族自主独立而抵抗侵略，乃南洋各佛教民族及印度民族的共同要求。中国的抗战，不啻是为各佛教民族的共同要求而抗战。设非中国抗战胜利，则各佛徒民族皆将受日本侵略而无独立自主之日！”不仅如此，早在1931年，佛教界包括藏传佛教僧人便积极投入救亡活动中。

（一）成立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等机构

1931年，蓄谋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此揭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国民政府遵照蒋介石“绝不抵抗”的政策，军队全线撤退。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东北三省全部沦亡。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联合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言。22日，中国共产党号召“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藏族爱国人士，包括一些藏传佛教僧人，立即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以他们在藏族人民心中特殊的地位和有利条件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坚决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

1931年10月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驻京总代表贡觉仲尼、巫明远及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以及西康（今四川藏族地区）诺那活佛、松朋活佛等藏传佛教界人士在南京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大会一致推举罗桑坚赞、诺那活佛等7人为“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的执行委员，成立了文书、宣传、会计、交际四股。诺那活佛、罗桑坚赞、贡觉仲尼等高僧在此国难当头之际，求大同，存小异，不仅积极参与并组织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还与在京藏族僧俗一起参加了康藏同胞抗日大游行，宣传誓死抗日救国，以激励民众抗日热情。此次大会还专门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全国同胞紧急行动起来，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表示：“同仁等籍隶康藏，万里来京，大义所在，不敢后死，爰成立抗日救国会，以与我全国同胞同立一条战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除另电我六百万康藏父老兄弟姐妹，共膺斯义，为政府后盾外，特此电达，尚祈全国同胞以必死之心，救危亡之国，洗五分钟热度之讥，免一盘散沙之诮。”可谓声声震耳，感人肺腑。大会还作出了六项关于抗日的决议：（1）通电全国各族同胞一致抗日；（2）敦促国民政府早日确定抗日作战方针；（3）电粤息争，共同抗日；（4）发布“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宣言；（5）为国难告康藏同胞书；（6）电十三世达赖喇嘛尽快解决康藏纷争，团结御敌。

（诺那活佛）

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对动员、组织及领导在京藏族同胞进行抗日救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的倡导唤起了在京藏族同胞真挚的爱国热情和誓死抗战的决心，一致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西康诺那活佛的一席话最为感人，他在通电中恳切地说：“警耗传来，我等病怆之亟，发指血腾。悲愤之余，唯一希望政府者，即请立下全国总动员令，驱彼倭奴，还我故土，窃日本帝国主义之敢于悍然不顾，迹其居心，缘已垂涎甚久，宿望至殷，事前筹划已详，进攻步骤如此严整，此非抗议交涉，即能璧还失地，处此千钧一发之际，国人无不愿以灼热之血，洗此奇耻，刷此大辱，以我等老耄之力，亦愿与之一击，宁作战死鬼，不为亡国奴。”“尚望全国同胞一致主张，共赴国难，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二）参加“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赴前线

1938年4月7日，蒙古、藏、回等各民族出席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在武汉的各族人士听闻前线战事，遂发起组织“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贡觉仲尼参加了这一活动。该团一方面慰劳前线抗战将士，表示蒙藏回各族对抗战将士之崇敬；另一方面也间接向国际社会说明敌方一向分化中华各民族奸计之失败。诚如《申报》所指：“暴敌此次侵略我国，除了用飞机大炮以外，最毒辣的手段，还是离间我们的民族。过去军阀时代十几年的内战，都是暴日在中间拨弄，‘九·一八’以后，这种阴谋更加紧了。哪里知道卢沟桥的炮声，反而促成了中华民族的精诚团结——蒙藏回族的联合！蒙藏回族，近在（武汉）组织了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代表虽只有十六人，而他们所代表的，包括着王公、军政当局、僧侣、民众，换言之，是各个民族的代表，他们准备着今日出发徐州一带，慰劳抗敌将士。”该团代表中有西藏达赖驻京办事处处长贡觉仲尼、阿汪坚赞，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等。

“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出发之前，“发出通电，昭告全国同胞”曰：

日寇侵凌，国难严重，我蒙藏回诸族，莫不拥护中央，忠诚自矢。······，我边疆人民，无宗教族系之别。咸凛然于国家人民之绝对同其命运，及国内诸民族之绝对不可分，以为惟有一致团结，牺牲奋斗，方可以达卫国保民之目的。

当今长期抗战，需要发动全国一切力量之时，深望中央今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边疆人民更多加指导，尽力扶持；并望全国各界同胞，同加注意。边疆民力之发扬，即中华国力之增厚，我边疆诸族，定能永远后援国军，保卫国土，则可为全国同胞欣告者也。

《告全国同胞书》表达了边疆民族以平等国族之心关注抗战局势，以团结一致的共同责任复兴国家的行动。代表团还就边疆问题和相关政策的缺失进行分析，从边疆民族受到侵略无以回击、备受凌辱问题，谈到采取政策优抚，以之召唤边民一致拥护抗战，从根本上抵制各种分化政策；代表团对东北受到日本侵略而未得到有效军事回击和增援，政府采取按兵不动、放弃武力回应的不抵抗政策，与日寇未撤兵的情况下进行谈和的策略予以回应，指出其政策或可削弱民族抗争的意志。

（1938年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成员合影）

4月8日，代表团“出发到平汉津浦两战区慰劳抗日将士。该团于7日下午4时，假中山路一江春大厅，约请各战区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之驻汉各代表，举行赠献锦旗典礼，同时招待武汉各报社记者，报告该团工作计划。据该团负责人昨晤记者，本团的目的，除出发前线慰劳，表示蒙藏回族对我抗战将士之崇敬外，并可间接向国际间说明敌方一向分化我国各民族奸计之失败”。同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敬告全国抗战将士书》：

“日本帝国主义者素抱‘欲先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的幻想，其处心积虑，便以灭亡我国家，灭亡我民族，为其传统政策······所以我们为保障整个国家民族的生存与自由，为维护世界的正义与和平，必须与日寇拼命到底！........满蒙回藏各民族，同为组成中华民族的份子，与历史地理种种原因存亡与共相依为命实有不可分离之关系，总理曾说‘吾人必须团结汉满蒙回藏四万万人民为一大国族建设三民主义之国家，始足以生存于今日之世界’遗训昭然。在此抗战的过程里面，我们尤应以我们的共同力量，来消灭敌人所给予我们的共同痛苦。日本帝国主义挟其优越的武力，原期速战速决，一举便可使我屈服，降为日本的附庸。殊不知我国军民的抗战意志愈挫折而愈坚强，抗战的情绪愈长久而愈热烈。······可见敌人崩溃的程途已不在远！”

代表团向前线将士献三色缎制旗16面，用汉蒙回藏四种文字绣成。分别献给前线各高级将领。四种文字连在一起，非常别致，同时，表现了各民族间血浓于水。《蒙藏月报》对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赴前线献旗的行动，给予特别关注，连续发表了三篇评论，对他们的行动予以高度赞赏，“并希望各代表，于前线劳军献旗归来，速将所得真实印象，转向边疆民众努力宣传，策励忠爱祖国之蒙藏回族同胞，自动组织起来，加入前线杀敌卫国，或在后方努力生产，捐输财物，实力支撑抗战，以争取我国家民族最神圣最光荣之胜利”。

（1938年6月，“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在重庆成立）

（三）十三世达赖喇嘛率众抗议日寇的暴行

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惨案，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得知日寇在上海的暴行，愤怒之余，立即令西藏各大寺庙数十万僧人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祈诵经文，诅咒侵略者，“冀中央政府取得最后胜利”。在此期间，十三世达赖喇嘛多次派僧俗官员到南京，加强与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系，还“发表了坚决支持中央政府，呼吁全国团结共同抗日的主张”。由此可见，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面前，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汉之心亦确具真诚”。1933年12月2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之后热振活佛依照他的遗愿继续带领西藏僧俗群众，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祈祷法会，“进行唪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之咒，继续忏诵得最后胜利”。可见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虽身属空门，但在国家危亡之后，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亲自率领僧俗群众，为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尽已所能，充分表达了他的抗日救国热忱。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

在此期间，他派出的驻京代表在抗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3年，随着形势的发展，十三世达赖喇嘛试图利用派驻内地的藏传佛教堪布打破僵局，密切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他经过再三权衡，于同年8月，命色拉寺堪布贡觉仲尼赴北京接替雍和宫札萨克喇嘛之职。

（贡觉仲尼）

1924年1月16日，贡觉仲尼到京后，即向蒙藏院呈报，获准任职。1929年2月，贡觉仲尼等人赴南京接洽恢复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1931年2月9日，西藏驻京（南京）、驻平（北平）、驻康（西康）办事处正式成立，贡觉仲尼担任了驻京办事处处长职务。这以后，他的工作更为繁忙，而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则明显得到改善。9月，贡觉仲尼面谒蒋介石，“声明达赖不亲英人，不背中央，愿迎班禅回藏。主席（指蒋介石）谓此事自当实现，中央应本总理宽大之主义，许藏人完成自治”。

1931年9月18日，日寇占我沈阳，全国上下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藏族爱国人士，包括一些藏传佛教僧人，也积极行动起来，以他们在藏族人民心中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坚决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

1931年10月7日，贡觉仲尼以十三世达赖喇嘛驻京总代表的身份，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以及西康诺那活佛、松朋活佛等藏传佛教界人士在南京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

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对动员、组织及领导在京藏族同胞进行抗日救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的倡导唤起了在京藏族同胞真挚的爱国热情和誓死抗战的决心。同时，对进一步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起到了重要影响。

在此期间，贡觉仲尼顾全大局，在维护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当时西藏地方与西康刘文辉部各执己见，战事频起。贡觉仲尼作为西藏驻京总代表，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但他为了抗日大局，尽力从中协调，上传下达，避免西陲燃起战火。一再表明：藏人拥护中央，以抗外力之侵越，不后他人，代表等来京，即因为此项使命。1932年8月，贡觉仲尼转陈达赖喇嘛来函，申述：“康藏纠纷，藏方不能违背中藏和好之旨。”12月17日，他又表示达赖甚望中央以和平方式解决康藏纠纷。他认为“康藏纠纷，原属细故，嗣因当事者各秉意气，遂将事态扩大，如中央能遴选公正大员，径往西藏与达赖商议和平解决办法，极易奏效。此后双方如能为国家前途着想，一秉诚意，坦白相见，不难化干戈为玉帛也。”他还特别指出：“现当日本侵占辽吉情形紧急，我国人精诚团结一致御外之时，爱国热情谁不如我，尤宜亟泯国内一切纠纷，集中全力以赴之”。正是基于这一共识，康藏双方较好地处理了纠纷。

1936年4月，贡觉仲尼正式卸职后，仍然留在内地，继续为加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而努力，实属卸职而未卸任。这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毫无人性地“除了用飞机、大炮以外，最毒辣的手段还是离间我们的民族”。一方面中国在经济上已经相当脆弱，军事上处境艰难；但另一方面，这场战争却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大为提高，享有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未享有的国际威望。外国侵略者“······哪里知道卢沟桥的炮声反而促成了中华民族的蒙藏回族的联合”。1938年4月，贡觉仲尼带领的西藏驻内地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积极主动地参加了“蒙回藏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开赴前线。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难当头之际，贡觉仲尼以一名西藏地方政府的僧侣官员身份再次站了出来。他在即将开赴徐州前线的献礼仪式上，用藏语作了形象生动的演讲。他发自内心的演讲打动了到场的所有人，充分表达了他和西藏人民对祖国的赤诚之心。演讲中，他首先说明了自己是代表西藏地方政府的，表明他的行为不是代表个人。他格外理直气壮地指出，拉萨是佛教的圣地，自从抗战发生以后，有20万以上的喇嘛念经，在历史上是最伟大的表现。又说宗教是本于公理正义的，日本人从前有不少人到拉萨来学密宗，现在他们根本违背了教义。就宗教方面说，也应该制裁。他的演讲从许多方面充分说明了汉满蒙回藏本是一体，尤其是外患严重的时候。

演讲中他还谈到了“西藏民间的两个寓意深刻的俗语，一个是说‘中国各民族是五个兄弟，汉族是大哥，有人打大哥，小弟是应该帮助大哥’；另一个是说‘中国比如一个人，中原是头，其他是手脚，头有了病，手足也是不健康的。’”这番发自肺腑的话，令人感动不已。因为，远在我国西陲的藏族人也积极行动起来了，这对极大地鼓舞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促进团结御敌进一步推动抗日高潮向前发展，无疑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的演讲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此，国民政府对其在内地工作期间的表现给予较高的评价。

他的抗日义举在西藏等地颇有影响。如1938年12月，西藏哲蚌寺僧人考虑到“国家军事急需兵力甚殷”，主动上呈中央，建议应于康藏各地早日施行政令，征集兵员。只要国家需要，寺僧亦愿拿起枪杆。

1939年，贡觉仲尼“因年老请假返藏”，国民政府从优发给其返藏旅费及补助金。此后，他仍致力于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如1940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赴藏时，他便多方给予帮助，尤其是他受中央大员之命奔走于噶厦与行辕之间，为粉碎英国人的阴谋做出了贡献。1940年1月，贡觉仲尼在色拉寺供养僧众5000余人，诵经念佛，祈祷祖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1941年，中央政府颁赐他五等采玉勋章一枚，以表彰他的勋绩。次年，他被西藏地方政府任命为非法的“外交局”负责人，做了一些他并不一定情愿的事。1944年3月8日，贡觉仲尼因病去世，终年61岁。治丧期间，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曾代表中央政府前往致祭。

贡觉仲尼被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誉为“藏人中最接近中央者”，为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著名藏学家拉巴平措所说：“贡觉仲尼，是民国时期西藏反帝爱国力量的重要代表。1923年，他奉达赖喇嘛之命赴北京接任雍和宫堪布之职。此后的十五年间，他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辗转拉萨、南京、北京等地，为维护和增进西藏地方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为维护中国主权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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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日，九世班禅辗转内蒙等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九世班禅想到内蒙古邻近东北，日寇早已垂涎，必然从中捣鬼，侵我国土，岂容大好河山惨遭蹂躏，即向国民政府提出赴内蒙古各地宣传抗日救国。许多人担心此去凶多吉少，劝其勿往。但他恐改变行期“贻敌人以离间之机，引起蒙地民众之疑惑”。于是不顾自己的安危，毅然前往，当即从海拉尔赴锡林郭勒盟，沿途向僧俗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日军的暴行，号召内蒙古的广大僧俗群众奋起抗战，保卫家园。

（九世班禅）

1932年3月23日，九世班禅在内蒙古百灵庙向全国发出了抗日通电，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号召全国官兵“前赴后继，为自卫而抵抗，为正义而舍生”。他召集了千名僧人诵经。在巡视期间，适逢日寇企图染指我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他闻讯立即致电国民政府，严正声讨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罪行：

“近闻暴日不顾公理，藐视盟约，仗其武力，攻我热榆，视彼用心，无非欲实现其大陆政策之阴谋。现我军民时至忍无可忍，官兵义师前赴后继，为自卫而抵抗，为正义而舍生，救国热忱中外皆钦，班等宣讲国难中应尽之天职，化彼惶恐观望之心理，实行团结，共赴国难。离辕较远者，或派人游说；或分函告诫，令饬各地蒙军加意防范，严守疆地，······幸各王公深感大义，先后复函，誓愿执戈报国，共驱倭奴。班禅目击时艰，忧愤无已，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之道，何敢后人，除召集当地藏传佛教僧人千余，自三月一日起，在百灵庙虔诵藏经，广施供养，建立法坛，祈祷和平，并追荐前方阵亡将士，藉佛力之加被，弥战祸于无形”。

此电充分表达了九世班禅的抗日救国热忱。

此外，九世班禅还通电全国，呼吁中央安抚蒙民：

“沈阳事变，正班禅拟南来之际，乃倭寇猖獗，得寸进尺，甚至多主离间，播散流言，以期逞其野心。班禅蒙政府待遇优容，自愧涓埃之报，当此国难，凡属人民，亦宜奋起，况班禅受国家尊重，岂敢稍存坐视。故绕道西行，由东蒙至西蒙，将及五月，沿途经过，王公百姓，遮道欢迎。班禅即于此时，宣传中央意旨，喻以大义。咸谓东省沦陷，深盼国家决计恢复，誓共图存，以固疆土。等情。足征民心未死。抚绥蒙民，望政府及时注意，速筹良法，免失指臂之效。国防幸焉。至班禅朝夕与蒙古各寺喇嘛诵经祈祷，祝邦家之永奠，弭祸患于无形，区区苦衷，谨电奉闻”。

正如班禅所说，这期间他“不敢辞却劳苦，即由北路经过外蒙边地，以至内蒙各盟旗藉宗教以广为宣传中央之意旨，及帮办蒙民之一切设施，并力说五族应坚固意志，切实联络。故蒙民各王公民众，悉为感动，力行团结，乃派代表来京。”

他每到一地，便带领当地藏传佛教僧人念经祈祷抗战胜利。同时，召集当地王公贵族，揭露日寇侵略暴行，号召人们拿起枪杆团结御侮，爱护国家。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爱国行为给予日寇“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的侵略阴谋以有力的打击，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赏。

1933年10月18日，国民政府颁布了表彰九世班禅令：

“护国宣化广慧大师、西陲宣化使班禅额尔德尼，矢忠党国，愿力恢宏。前膺宣化使命，寒暑央征，勿辞劳瘁。上以阐扬中央之意志，下以激发蒙族之忠忱。德音广被，轸域胥融。顷者国难未已，疆隅多故，该使力镇危疑，维系边局。眷念勋勤，尤深嘉慰。特予崇褒，以彰殊绩。此令。”

当时，德王等受日本人的诱惑，提出要进行“蒙古自治”，九世班禅闻讯后，陈述利弊，一再开导，力劝德王取消自治之念。并派罗桑坚赞、刘家驹前往庐山，向蒋介石汇报内蒙形势。蒋介石立即派遣黄绍竑赴内蒙了解情况。

由于九世班禅在内蒙僧俗群众中颇有声望，日本人“屡次前往煽惑，冀其合作，以造成内蒙与中央分离之局面”，但是，他深明大义，严词拒绝了日本侵略者的拉拢，并致电中央政府，斥责日本侵略者的阴谋。据可靠情报，当时日本人听说“班禅将前往锡林郭勒盟诵经消息，有拟乘隙挟持班禅，利用宗教手段，使当地脱离中央”。可见班禅之重，形势之险。有人说：“九·一八国难后，日本用种种方法，勾煽其间，而内蒙古官民，屹然不为所动者，大师宣化之功也”。事实证明，这种评价毫不为过。

这期间，九世班禅还多次在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庙的喇嘛修建坛城，虔诵靖国消灾大经，公祈和平，超荐抗日阵亡将士，自己亦晨夕默诵，未曾稍懈。如1934年5月13日至18日，他在杭州灵隐寺主持了宗旨为祈祷世界和平，超度阵亡抗日将士的“时轮金刚大法会”。

“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重病中的九世班禅还想到康定召集全康高僧，启建大威德金刚降魔定乱大经，以仁慈之心求全国人民共免劫难。他在圆寂的前几天，得知上海、山西、内蒙古等地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忧国忧民，夜不能寐，不顾病重，在弥留之际，仍不忘积极宣传抗日，发布汉藏合璧的《告西陲民众书》演讲词，呼吁“大家要认清，这回是我们中华民族与日本大和民族争生存的战争，谁战败了，谁就是战胜者的奴隶呀！······在整个民族争取最后生存的今日，我们内部任何种族苟存一点观望漠视的态度，而不全国一致敌忾同仇的作前方将士精神上的援助，和物资上的后盾，那就要影响全局牵动前锋，尤其是在焦土抗战决胜于最后的我们，不发动全体动员，全面抗战，是不会成功的”。演讲最后他还特别指示“至宣化使署枪枝，除卫士队及员役自卫者外，其余献给中央，共济国难”以助抗战。积极倡议西陲所有蒙藏僧俗民众出钱出力，支援抗战。

在九世班禅的带头作用下，藏族其他僧俗著名人士也纷纷发声，表达自己的抗日主张。总之，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尼玛始终坚持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并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一位杰出的反帝爱国领袖人物，值得我国各族人民永远缅怀。

九世班禅大师圆寂后，班禅行辕继续完成班禅大师的爱国意愿，组织慰问团前往抗日前线。1939年3月，班禅行辕为公举丁杰呼图克图等赴渝晋谒献旗之事致电国民政府主席：“倭寇犯华，极尽残暴，幸赖钧座福威济世，人天共惩，敌锋屡挫，大义早张。民等远在西陲，一致同仇，誓竭所能，以利抗建。兹特公举丁杰佛、拉敏等十五人，代表行辕及西藏僧俗民众专诚来渝晋谒元首，敬献锦旗，用贡丹忱。”同时，致电行政院院长，再次表达抗战必胜之信念。同日，他们在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的电文中称：“暴日侵陵，举国同仇，正义感召，胜利必操。同人护灵边陲，愧乏驰报，惟遵先大师遗志，拥护中央，团结边民，奠安后方，以抒西顾，誓竭所能，以利抗战·····谨向最高领袖及我公献旗致敬，并往前方慰劳抗战将士，抚问伤兵难胞。随奉医药费五千元，慰劳费各定，艳日由甘首途，商恳钧会派员指导，以资遵循。此间亦即遣人分赴三藏各寺供养，虞诵大经，追荐忠烈，祈祷胜利，聊尽愚忱。”

班禅行辕返回西藏沿途，虽在途经地区也与当地政府产生了摩擦和误解，但是仍然继承了九世班禅大师的抗日遗志。在呈报中央政府的信函中表示，班禅大师行辕秘书长、蒙藏委员会委员刘家驹继续宣传抗战，行辕“所属员兵、夫役及各地眷属，敢恳俯念追随大师多年，寄居内地，努力宣化，拥护党国之诚心，敬请中央随时保护，以示怀柔而慰远人”，续写了班禅大师为抗日救亡而奔走的华章。

3

积极以财力、物力支援抗战

在抗日战争期间，全中国各族人民都行动起来，演出了一场可歌可泣的悲壮组曲。那些不能亲自上战场杀敌的民众便积极以财力、物力支援抗战，藏传佛教高僧也不例外。正如一位佛教大师所说：“我后方的群众，尤应以外财施及法施慰劳之。此次出钱劳军的竞赛，虽着重在有钱出钱者的大有钱，能大量出钱以实践有钱出钱的原则；而在家佛徒中，亦正多大官、巨绅、富商、贵妇，可视为菩萨获行布施的最良机会，尽量地大修布施功德，从竞修中为一般的有钱人倡导。唯是有钱的佛教徒，大抵已分属党政、金融、工商、侨胞、妇女等总的动员单位，所余佛教寺庵僧尼，则向唯清贫苦修是重，故不能以佛教为一竞赛单位；但慰劳抗战军人及家属，确为全国任何一界，任何个人所无不热心。凡我贫苦的寺庵僧尼，亦应各人从少吃一碗饭，少嚼一茎菜之节储，不论两角三角、一元二元的，每个人多少要有些供献，勿失却中国佛教徒竞修布施功德的最良机会，并表示我们僧徒较一般人加倍的爱国热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在西藏地区，广大藏族僧俗群众，由于与前线遥隔千山万水，不能亲自赶赴。但是，他们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安危，密切地注视着抗日战争的进展，通过特殊的方式支援抗战。1937年10月28日，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尼玛慷慨捐助前线抗日将士医药费三万元，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两万元。抗战前夕，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还曾数次捐赠政府及军委会战马数百匹。同年11月8日，他为赈济前线伤员及难民，再次捐款两千元。为了祈祷抗战胜利，诅咒日本侵略者，他还捐款数千元，修建坛城。在西藏地区，广大僧俗群众时刻怀念、崇敬着班禅大师。当他们听说大师为国无私捐款一事，为其爱国精神所感动，无形中起到了动员和鼓舞他们为反侵略战争尽自己微薄之力的作用。

1944年10月，“拉萨各界为庆祝国庆及捐献飞机运动，分六日，十日，十一日三通举行，······首由沈处长宗濂致词阐明庆祝之意义，略谓：国父致力革命，推翻满清专制政府，缔造民有民治民享之中华民国，因之全国人民，不分宗族，皆得享自由平等之幸福。蒋主席率领全国对外洗涤不平等条约制之颣耻，对内倡导建立民主复兴之基础，······继由拉萨小学生唱国歌，至傍晚始散。十日上午举行庆祝会，沈处长主持，各界代表相继演说后，致通过向蒋主席致敬电，并报告献机运动结果，计募得国币五百万元共献机二十五架，按拉萨市民仅有五万人，内地拉萨者不足千人，而有其成绩，其爱国热忱，诚堪奖励”。拉萨各界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组织和影响下，积极捐款献机，从拉萨的人口情况和募捐的款项上看，拉萨各界对拥护抗战建国政策，对物资援助和为提高空军装备所作的贡献是明显的。

这期间，西藏的广大僧俗群众纷纷自愿前往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了解战况，并托办事处向中央政府转达西藏民众坚决支持抗战的决心。他们对日本侵略者践踏我大好河山，屠杀中华民族同胞的罪行无不愤慨；为自己不能亲赴前线深感惭愧和不安。他们时刻惦记着抗日前线的将士，尽自己的全力捐献款物，来支援抗日战争。

捐献钱财对抗战是急需的，但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对于推动和促进前线军民团结抗战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这一切又与当时藏传佛教中的有识之士率先垂范、奔走呼吁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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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藏族人民有着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在近代历史上，他们多次抗击过帝国主义的侵略：1842年对克什米尔道格拉军的反击，1888年抵御英帝国主义的侵略，1904年英勇的江孜保卫战，特别是1841年，奉调前往东南沿海抗击英军入侵的那支近两千人的川西藏族屯兵队伍以身赴国难，和各民族兄弟一道与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爱国壮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藏传佛教高僧的活动，突出地表现了藏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积极投身抗日活动的事迹，在藏族人民反帝爱国的斗争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在中国现代史上也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战时，藏传佛教僧人坚决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向日寇投降。这是长期以来，蕴藏在他们心中那炽热的爱国精神的迸发。他们的这种爱国行为，对于鼓舞蒙藏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抗日高潮进一步向前发展，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藏传佛教高僧的参与带动鼓舞了广大民众，进一步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团结，藏传佛教高僧们在抗战活动中也加强了自己的内部团结。

（作者喜饶尼玛，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