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岩：从“西藏问题”到“涉藏问题”的转变——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一例

本文选自《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作者胡岩系中央党校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问题理论、中国民族史。

202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的一件大事。纪念中国现代历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革命、改革、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走过的艰辛道路和取得的光辉成就，对于我们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很有意义。70年来，就涉藏舆论宣传而言，我们的话语体系也在发展变化和进步。其中一个突出的事例，就是“涉藏问题”取代“西藏问题”。

“西藏问题”的产生与实质

“涉藏问题”一词，或者说这个术语，使用的时间不长，大约是在2008-2009年间在国内学术界和主流媒体逐渐取代“西藏问题”的。过渡阶段，一度在“西藏问题”四个字上加注引号，或称之为“所谓的'西藏问题'”。亦有学者撰文论述不加引号的西藏问题与加引号的“西藏问题”概念含义的区别，并有学者探讨英文“西藏问题”一词的准确表达。目前，在国内主流媒体的时事报道和评论文章中，已经基本上不再使用“西藏问题”——无论加或不加引号，而是改成了“涉藏问题”。但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西藏问题”实实在在地产生并且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谓“西藏问题”的内涵是不一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从清朝末年到中华民国时期，“西藏问题”的要害是“西藏独立”问题。其实质，是在近代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同时也侵入了中国西南边疆西藏和相邻各省藏族聚居地区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由部分西藏僧俗上层领导的分裂国家的活动，是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产物。

在清末民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半个世纪中，“西藏问题”一直困扰着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清朝后期，清光绪帝在殿试中曾以“西藏问题”策问应试士子；民国初年，有大学毕业生撰写毕业论文，从事学术研究。民国期间，以《西藏问题》为书名的著述就有多本。这些著述、论文多为小册子或短篇，意在简明扼要地回答“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唤醒国人关注藏事，进行“边政研究”，保卫国家主权，抗击帝国主义主要是英帝国主义侵略和分裂西藏的图谋。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国22年间，在20世纪40年代初于拉萨设置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致力于抗击英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阴谋，努力恢复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当局的正常领属关系，非不欲解决“西藏问题”，然而却一兵一卒无法派进西藏。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的状态，致使亲帝分裂势力在西藏逐渐坐大。反帝爱国的藏族上层人士或被迫逃离西藏，托庇中央，如九世班禅大师；或竟在藏被害，冤死狱中，如曾经在1934—1941年间出任西藏地方政府摄政的热振活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西藏问题”内涵的变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在旧中国存在了半个多世纪长期不得解决的“西藏问题”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增加了新的内容。如果说在旧中国“西藏问题”的实质是国家主权问题，那么，在新中国，除了国家主权问题，还增加了社会制度问题。这两个问题，集中反映在1951年5月在京签字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第1、第3、第4和第11等条款之中。

随着西藏的和平解放，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问题”中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革命反帝的任务，在西藏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西藏问题”中涉及社会制度的问题、民主改革问题才刚刚提出；中国革命在西藏要完成的反封建的任务，在西藏才刚刚有了完成的基础。旧中国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曾经长期努力，多方筹措，始终未能解决“西藏问题”中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它没有这个能力。它统治中国22年不曾做到的事，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短短两年间就做到了。至于“西藏问题”中涉及社会制度改革的问题，亦即民主改革问题，旧中国的中央政府根本不曾提出。这是由旧中国政府的性质决定的。不只是历史条件和国家能力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政权性质的问题。

西藏的和平解放，让西藏的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有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民主改革是必要的、确定不移的。然而，考虑到西藏的实际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采取一个时期内不改革，等待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之后再进行改革的办法。《十七条协议》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关于西藏地方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中央遵守了这一规定，一直耐心等待。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贵族当中的一部分亲帝分裂分子却反对改革，不满足于“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他们不肯“自动进行改革”，而是要“永远不改”，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他们从与西藏相邻甘、青、川、滇各省藏族聚居区已经陆续开展的民主改革中，从西藏百万农奴的不断觉醒中，看到了自己阶级统治和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的末日，当然要拼死一搏。从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开始，年轻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就摇摆于西藏的反帝爱国力量与亲帝分裂势力之间。后来接受《十七条协议》，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是不情愿的。1954年与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联袂进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经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统战工作，有所转变。但是返藏之后，很快被反动分裂势力拉过去。他1956年访问印度，在国外羁留数月不归，就是明证。那时毛泽东主席就指示要准备应对西藏可能发生的叛乱。

西藏格鲁派寺院集团的上层僧人是西藏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在旧西藏，他们曾经主张进行武装抗击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斗争，有反帝爱国的一面。然而，他们在西藏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下长期享受特权。西藏和平解放后，他们又有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坚决反对改革的一面，并不惜为此投靠帝国主义。在其中一部分人的参与和煽惑下，1959年西藏发生全面武装叛乱，半数以上的格鲁派寺院僧人参叛，原因即在于此。西藏的反动僧俗农奴主进行“西藏独立”的分裂活动，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摆脱丧失特权的命运。独立了，就可以“永远不改”了。这股反动分裂势力明知自己势孤力单，要想干成这件事，只有依靠西方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势力主要是美国的支持帮助。而冷战中的美国为了遏制中国，也愿意支持和利用西藏的反动分裂势力，制造事端以遏制中国。

叛乱发生后，中央人民政府责成西藏军区平息叛乱。1959年4月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此后，西藏全区一边平叛一边改革，百万农奴获得了彻底的翻身解放，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美国是制造并意欲保持当代中国

“西藏问题”的主角

从清朝末年至中华民国时期，美国在历史上一直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美国没有办法马上否认这一点。但是美国政府也不愿意放弃在中国捣乱、遏制中国的努力。

1949年之后，出于历史事实和现实利益的考虑，美国政府只是支持“西藏独立”的活动，并不支持、也不承认“西藏独立”，但是要让“西藏问题”保持鲜活。西藏武装叛乱发生之前，美国帮助训练康巴“游击队员”；叛乱发生之后，帮助达赖集团逃亡印度。国务卿艾伦·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在1959年9月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告诉代表达赖前来向美国政府求援的嘉乐顿珠：“美国觉得，（达赖）不应当在联合国强调侵略，因为许多年来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的观点是，基于人权的申诉将会更加有力。”对应的英文文本表述为“Mr.Dulles then took up Tibet.He said...The U.S. has felt that he should not, in his presentation to the U.N. emphasize aggression,since Tibet was for many years a part of China. In our view, his case is stronger on a human rights basis.”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十分清楚，西藏的主权归属根本就不存在问题。

同年11月3日，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帕森斯当着台湾“驻美大使”叶公超的面，告诉嘉乐顿珠，“美国政府准备将民族自决原则适用于西藏人民（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as prepared to apply the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to the people of Tibet）”。而作出这一决定，乃是为了“保持西藏问题在世人面前的鲜活（We had taken this decision as a step toward keeping the Tibetan issue alive before the world）”。1960年10月27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脱（Christian Herter）建议达赖喇嘛，为了“保持西藏问题在世人面前的鲜活，他或许最好作为一个伟大的宗教领袖而不是国家首脑周游各国。”对应的英文文本表述为：“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blem of keeping the Tibetan issue alive before the world,the Secretary suggested that perhaps travel to various countries by the Dalai Lama, in his capacity as a great religious leader rather than as head of state,would be the most effective way of accomplishing this aim.”刻意制造和保持西藏问题，已经成了美国政府对藏政策的组成部分。

美国是乐见“西藏问题”一直存在下去并不惜为此而付出一些代价的。于是，由中央情报局这一美国国家的情报机构负责，出钱出枪出设备出教员，资助培训西藏叛乱分子武装袭扰活动的工作，就在1959年之后多年延续下来。达赖集团以为，有了美国的支持总可以成事。直到若干年后才有所醒悟——“他们（美国）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环，而不是真心要恢复西藏的独立”。但是为时已晚。

既然敌对势力千方百计意欲保持“西藏问题”的鲜活，我们当然不可入其彀中，仍然使用这一表述。“涉藏问题”之取代“西藏问题”，其历史背景、其必要性和重要原因即在于此，因而是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结果。回顾历史，1959年4月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毛泽东主席在西藏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时期曾经多次提及“西藏问题”，尤其是对外国朋友提及“西藏问题”。当时我国的知名出版机构还曾以《关于西藏问题（1959年3月—5月的文件、资料）》为名出版书籍向世人介绍“西藏问题”。此后，我国的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直到21世纪初年仍然使用这一提法。英文的China Daily则使用与“西藏问题”相对应的Tibet issues或Tibetan problem。至于此前“西藏问题”的英译，1994年，《毛泽东外交文选》出版，1998年，同名文选的英文版出版。文选编入了毛泽东1937年7月至1974年5月期间关于外交方面的文章、讲话、谈话、批示、电报等160篇，其中几次提到“西藏问题”。在英文版中，根据上下文语境的不同，分别译作“a question concerning Tibet”“the question of Tibet”“an issue out of Tibet”“the Tibetan question”，等等，可供参考。

西方反华反共敌对势力支持下的达赖集团，长期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他们要把“西藏问题”国际化，在冷战中拿“西藏问题”做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美国政府采取了敌视和遏制中国的政策，把“西藏问题”与冷战进一步联系起来。美国官方立场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却频繁插手西藏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政府曾经企图否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鼓动英国和印度与其合作，阻止西藏的和平解放。1959年前后，美国支持甘、青、川、滇和西藏的叛乱，支持达赖的分裂国家的活动，鼓动达赖流亡国外。尤其是中央情报局出钱出枪出人，在美国本土训练叛乱分子，把他们空投回西藏，袭击我在藏干部和驻藏部队，实施了很多今天看来就是恐怖主义性质的活动。中央情报局不是NGO。后来解密的文件和当事人的著述证明，在鼓动达赖出逃、制造所谓“西藏问题”的过程中，美国扮演了卑劣的角色。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阴谋活动已成铁案，是否认不了的。正是当时的美国政府，由于仇视中国新生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为了遏制中国，才炮制了“台湾问题”“西藏问题”。

“涉藏问题”取代“西藏问题”

综上所述，“西藏问题”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确实存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了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而造成的在旧中国属于“国家主权”范畴的“西藏问题”，并且提出和解决了由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长期统治而属于“社会制度”范畴的“西藏问题”。西藏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完成之后，百万农奴彻底翻身解放，上述两方面内容的“西藏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由于达赖集团流亡国外，长期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反共势力的支持帮助，“西藏问题”被敌对势力人为地“国际化”，达赖集团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鼓动下一再要求与中央政府谈判“西藏问题”，致使其性质和内容已经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经有关部门决定，大约从2008年开始，中国主流媒体在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开始用“涉藏问题”取代“西藏问题”。换言之，西藏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之后虽然存在“涉藏问题”，但是“西藏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

1960年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很少使用“西藏问题”表述。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达赖私人代表接谈的官员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2012年，益多撰写了《到底有没有“西藏问题”》一文，其中说道：“2006年，中央统战部领导在与达赖私人代表接谈中明确指出：西藏形势很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西藏问题'。达赖私人代表听后脸色大变，沮丧地说：谈了老半天，连'西藏问题'都谈没了，回去后没法子向达赖喇嘛交待。我们说现在已经没有'西藏问题'了，打中了达赖集团和西方敌对势力的要害。”

益多的文章正确分析了毛泽东主席是在何种语境下论述西藏问题的。文章得出三点结论：“其一，毛泽东使用'西藏问题'一词不是指西藏的一般问题，而是特指一定历史条件下涉及整个西藏的重大政治问题，即：解放西藏和废除封建农奴制度问题。其二，'西藏问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在1950年前是西藏还没有解放的问题，1959年是平叛和民主改革问题。现在这两个问题早已解决。其三，'西藏问题'所指西藏是今天西藏自治区范围，不包括四川、青海、甘肃、云南诸省辖下的藏区。”这一分析是中肯的。从事涉藏外宣工作和研究西藏历史及涉藏问题的官员、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有学者撰文探讨“西藏问题”英文对译。

《人民日报》是中国的主流媒体。从2008年开始采用“涉藏问题”的表述。如2008年5月29日第4版（要闻）刊文，“就英国议会组织涉藏问题听证会，全国人大外委会负责人发表谈话”，同年7月20日第3版（国际要闻）刊文“我驻纽约总领馆举行涉藏问题记者会”，2009年3月15日第4版（要闻）刊文“我驻洛杉矶总领馆举行涉藏问题座谈会”，等等。此后，《人民日报》基本上不再使用“西藏问题”的表述。境外主流媒体如香港《文汇报》也作出了相应改变，改用加引号的“西藏问题”。与此同时，＂China Daily”（中国日报）英文版一般也会将原来使用的“Tibet issues”改为“Issues Concerning Tibet”或“Tibet-related issues”。在国际文件中最后一次提及“西藏问题”，可能是在中法两国外交部2009年4月1日同时发表的“中法联合新闻公报（Press Communiqué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1April,2009)”中。公报中文文本的表述为“法国充分认识到西藏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应的英文文本表述为：“France fully recognizes the importance and sensitivity of the Tibet issue and reaffirms its adherence to the one-China policy and the position that Tibet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hinese territory.”

需要指出的是，中文的“问题”通常可以被视为一个中性词。我们的主流媒体至今还在使用“中国问题”这一表述。作为一个习惯用法，这一表述的含义大体上相当于“中国事务”或“涉及中国的研究”。例如，不久前刊载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新华社通稿，仍在使用“中国问题专家”的提法。因此，我们今天不再使用“西藏问题”，而代之以“涉藏问题”。只是因为涉及西藏事务的“问题”，亦即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而造成的“西藏独立”问题、西藏反动上层僧俗农奴主反对改革进行叛乱的问题，均已不复存在，历史和现实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国外有些人、有些势力长期制造“西藏问题”，并借此来做文章。正如1959年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回应尼赫鲁时所说：“现在西藏反动分子的叛乱既然基本平息，所谓西藏问题也就基本结束。但少数外国干涉者在企图利用所谓西藏问题在世界上兴风作浪。”为了回击他们，揭露他们的阴谋，我们才作出弃用“西藏问题”的选择和决定。从“西藏问题”到“涉藏问题”的转变，也是一个事关构建我们的话语体系的问题。而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试再举一例：我们使用多年的“（四省）藏区”一词，已经改为“涉藏州县”。这对于理解从“西藏问题”到“涉藏问题”的转变也有启示意义。

几点思考和建议

今天，我们面临着构建中国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讲好中国故事的任务。我们既然已经明白了继续使用“西藏问题”这一提法的弊端，自当弃之不用，而改用“涉藏问题”。对此，益多的建议是有道理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做法不可上推而及于历史问题的研究之中。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完成西藏的平叛和民主改革之前，“西藏问题”是的的确确客观存在的，而且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之久。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领导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专家学者，报纸杂志、档案文件、论文著作等，曾经长期使用这一提法。因而，在进行西藏近现代史的研究，尤其是征引各类史书文献、档案资料的原文时，自不宜不加区别地把“西藏问题”改变为“涉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