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先加：论藏传佛教的“变”与“不变”

一、从三个纵向的历史演变看藏传佛教的“变”

（一）藏传佛教是佛教在西藏的本土化、中国化的产物

公元7世纪中叶，佛教从南亚和祖国内地两个方向传入西藏，从此拉开了佛教在青藏高原的本土化、中国化的历史序幕。经过1300多年的发展，佛教在西藏经历了初传、挫折、复兴等曲折的历史过程，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区域特点、中华文化底色的藏传佛教。这一历史进程证明，佛教在某个时空条件下存续和发展，必须自身作出一定的变革，本土化、中国化是佛教自身存续和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样的改变有：

首先，佛教顺应青藏高原自然地理环境，完成了在西藏社会中对自身的相应改变。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天气寒冷，很多印度佛教所提倡的要求无法照搬到高原，因此佛教传入后因时因地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和适应。如今西藏的佛教建筑，僧侣着装、所用食物等无不是佛教在西藏的本土化适应改造的结果。

其次，佛教融入西藏的人文民俗，完成了与本土文化的融会贯通。研究表明，佛教在西藏的成功传播，离不开在文化上吸收西藏本土人文民俗的诸多元素，使得在尊重和吸纳藏民族原始文化的基础上，两个文化相互融会贯通，形成了具有西藏本土文化特点，又有鲜明佛教文化特质的藏族传统文化。

最后，佛教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顺应世俗政治的要求，对自身作出了相应的改革。纵观西藏历史，我们发现藏传佛教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民族文化交流史、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史，拥护祖国统一的政治史。从公元8世纪的“顿渐之争”，到凉州会盟，再到后来的三法王觐见明朝皇帝、五世达赖进京等，都是藏传佛教界在行动上主动与祖国内地进行友好交往，在文化上自觉与内地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交流，在政治上主动接受中央王朝的册封与管理的鲜活事例。

（二）藏传佛教是不断进行自我变革中逐渐形成的

在1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过程经历了三次较大的改革。可以说，通过这些改革，佛教逐渐适应了西藏社会，促进了佛教在青藏高原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次大的自我变革是佛教初传时期的莲花生改革。也就是佛教传入西藏100年以后，从松赞干布开始传入西藏的佛教，到了赤松德赞时期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和机遇。挑战是来自本土宗教苯教的排挤，包括王室中推崇苯教的大臣的阻扰；机遇是作为吐蕃赞布赤松德赞及其王室成员大力扶植佛教，从南亚和祖国两地迎请佛教大师，协助王室佛教在西藏立足、扎根。这个历史关键时刻，一是莲花生为佛教在西藏社会中立足扎根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二是西藏有了正规意义上的佛教场所和佛教僧人；三是佛教在西藏有了较为系统的密宗经典译本等。

第二次大的自我变革是藏传佛教形成期的阿底峡改革。佛教传入西藏400年之后，随着“后弘期”上、下两路的弘传，藏传佛教已从达玛“禁佛”后的衰败状态中得以恢复，且呈现出兴盛的局面。当时统治西藏阿里地区的益西沃和强曲沃决心延请印度高僧大德来藏对西藏的佛教进行一次拨乱反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阿底峡被迎请到西藏。《菩提道灯论》及其他阿底峡著作的问世以及阿底峡所倡导的三士道、道次第理论体系的形成，理清了显密教义之间的关系，阐释了佛教经论的正确主张和思想，不断丰富了佛教教理教义的思想，为藏传佛教噶当派及其他不同教派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石，逐渐成为一个藏传佛教独具特色的思想和修行体系。

第三次大的自我变革是藏传佛教发展期的宗喀巴改革。佛教传入西藏700年之后，当时西藏情况十分复杂，大体如下：教派林立，争斗激烈。各地封建割据势力的经济实力雄厚，统治地位已经巩固，于是开始相互兼并和争夺。戒律松驰，僧人腐化。许多寺院家庭化，僧侣与戒律渐行渐远。宗喀巴通过强调严守戒律、学经次第，规范寺庙管理等措施，对佛教在西藏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他的改革建立了众多具有一定规模的寺院及其经院，创立了相对规范的寺庙僧人管理和学经体系。切中要害，重塑了西藏宗教的新格局。去粗取精，丰富和发展了宗教文化的内容，藏传佛教本土化更加根深蒂固。

（三）藏传佛教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健康发展的

制度上的“变”。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古老的藏传佛教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和有利条件。同时，藏传佛教主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成为藏传佛教在新时代条件下存续发展的基本原因和主线。 

其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宗教界开展民主改革，除旧立新，结束了长期以来束缚藏传佛教健康发展的政教合一制度，使宗教与世俗政治分离，正本清源，实行了既符合佛教教义，又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管理制度。

教育理念上的“变”。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达赖集团和反华势力不断利用宗教问题对我进行分裂破坏活动，党和政府适时在藏传佛教界展开了爱国主义教育，保证宗教的健康发展。

2008年“3·14”事件发生的发生，说明了在宗教界开展公民教育法治教育的紧迫性，党和政府及时在藏传佛教界开展了法治教育。

管理方式上的“变”。自2011年加强和创新藏传佛教寺庙管理方式、建立健全藏传佛教寺庙管理长效机制以来，进一步打牢了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工作基础；为了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相适应，近几年党和政府对藏传佛教界提出了对教义教规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阐述，挖掘藏传佛教教义中的积极因素，使藏传佛教在更深的层面与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二、从三个横向的继承与传承看藏传佛教的“不变”

千百年来，佛教在青藏高原实现了本土化、中国化，作为宗教要素的活动场所、教职人员、宗教活动等均发生了相应的变革，体现出了一切事物均处在运动变化中的规律。然而，宗教作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产物，它也有它不变的一面，千百年来，人们坚持宗教的一些核心要素，非常坚决地传承和继承，形成了宗教自身的生命本质。从这一点看，藏传佛教对佛教的传承发展中坚持了“不变”。

（一）藏传佛教全面继承了佛教终极理念和核心教义

作为一个佛教追随者，其终极目标是脱离苦海，追求出世境界。围绕这个目标，佛教对世界和生命的本质做了解释，提出了缘起性空、因果不虚、慈悲与智慧等方面的终极理念，并提出了六道轮回等方面的核心教义。这些理念和教义构成了整个佛教的中轴线，对此千百年来从未发生过动摇。藏传佛教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也全面继承了这一终极理念和核心教义，没有做任何改变。这一点，充分说明了藏传佛教在佛教的理念和教义层面的坚持与不变。

（二）藏传佛教严格遵守了佛教显密结合的修行原则

佛教在实践层面一开始就提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也就是显密相结合的原则。佛教一方面重视讲经说理，一方面修行实证，这是佛教得以发展的最关键的因素，虽然传播到不同的时空之下，这两个方面的原则一直得以继承发展，始终没有改变。藏传佛教也一样，对佛教的这一原则进行了系统地继承，尤其是到了宗喀巴时代，更加地规整和强调了这两个方面的原则。这一点，充分说明了藏传佛教在佛教的实践方面的坚持与不变。

（三）藏传佛教完整保存了佛教经典文献的翻译原著

围绕显密教义，佛教构建了教证两个方面的理论框架，其中教的载体是经典文献。佛教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经论著作体系，后人集结成册，形成了大藏经。佛教的传播，主要是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对这些经典文献进行翻译、阐释、学习、实践。藏传佛教而言，基本上完整地翻译了梵文的大藏经，并保存至今，沿用至今。虽然围绕大藏经形成了不同的镌刻版，形成了大量的阐释性著作，但这些经典文献的内容基本上不会做修改与调整，尽可能地保持其原貌。这一点，充分说明了藏传佛教在佛教的经典文献方面的学习的坚持与不变。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藏传佛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有了新的时代命题，那就是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七次会”提出来的这一精神的理解认识和贯彻执行，需要从上面的藏传佛教的“变”与“不变”的角度可以去做讨论，从而使我们在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上知道哪些需要去进一步引导，哪些需要去帮助宗教界坚持继承和传承，以便能够更加准确地做好这一工作。

作者：拉先加，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