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考察之七：结论

编者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云撰写的《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考察》一文，以时间为线，纵论了不同时期的历史史实，有力证明了在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藏民族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呈现出各民族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典型特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征的鲜明例证。现分编连载，以飨读者。

结论

通过考察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实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青藏高原地区辽阔的土地是藏族和其他各兄弟民族人民共同开拓的。

自古以来，世代居住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的各族人民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西南边疆。从元朝开始，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行政管辖之下，中央王朝对西藏的管理逐渐变得系统而完善，元朝在西藏地方清查户口、设立驿站、驻扎军队、实施有效管辖，增强了西藏人民与祖国内地各族人民的联系。明朝恢复内地到西藏的驿站交通，划分行政区划，任命官员，维持对西藏地方的管理。

1642年，漠西蒙古和硕特部的和硕特汗国创立者固始汗(顾实汗，1582-1656年)，应达赖喇嘛系统管家索南群培（1595－1658年）和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年）及其师傅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1567-1662年）的邀请，率领四万蒙古族由新疆攻入青海，又向南扩张至喀木地方(今康区)，征服了当地一些苯教藏族部落，并进一步深入西藏，推翻噶玛噶举派的藏巴汗王国，建立新一代和硕特汗国和格鲁派联合政权。和硕特汗国包括:青海左翼、右翼、康巴和安多(有霍尔三十九族)、西藏，西藏的达木蒙古为军事要地、由汗王直辖。这对西藏的开发和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雍正五年(1727年)，清朝设置驻藏大臣管理西藏事务。雍正十年(1732年)，西藏与青海、四川、云南的边界勘定完成。青海、西藏大致以唐古拉山为界，北路的巴彦、南称等四十族(即玉树等四十族)由西宁办事大臣管辖;南路的三十九族称为“霍尔三十九族”，与达木蒙古同归驻藏大臣管辖。霍尔三十九族因此也被藏人称为“汉管”(嘉代)三十九族。清朝为了规范管理西藏地方体制与制度，曾经三次颁布章程。1793年，在驱逐了廓尔喀入侵之后，清廷颁行《钦定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整顿和完善了西藏地方吏治，驻扎常设军队，巡边守边，大大强化了祖国西南边疆稳定措施。近代以来，西藏和周边省区各族人民积极抵御外来侵略，维护了中国西南地区的领土和边防安全，让“西藏独立”的逆流彻底破产。

第二、青藏高原地区持续发展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谱写的。

青藏高原自古就是多民族共同繁衍生息的地区，藏文史书除了记载吐蕃赞普祖先雅隆悉补野部落之外，还记载了象雄（羊同）、森波、苏毗、工布、娘部、多弥等等。汉文史书则记载了白兰、吐谷浑、党项、“西山八国”。在附国东北“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白兰，叱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依（附）附国。”这些民族和古部落都为青藏高原地区的历史发展、文明进步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从民族交往来看，唐朝时期，除了藏汉之间的频繁交往交流交融之外，吐蕃与其他兄弟民族之间也发生了密切的政治与经济往来，吐蕃与西北各民族，如吐谷浑、党项、突厥、回鹘（回纥）等发生过密切的交流和联系，也与西南地区彝族、白族、纳西等民族建立的南诏政权保持着紧密联系。

元朝、清朝的大一统更是带来了西藏地方政治局势的安定，同时也更加密切了西藏和内地之间的人员往来、经济联系和宗教文化交流，西藏地方的藏族和其他民族与中原地区的汉族、蒙古族、满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的联系空前增强，有力地推动西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物质精神文明进步。各族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相互学习借鉴，共同开发和建设祖国的西南边疆，共同书写了祖国辉煌的历史。

第三，青藏高原地区灿烂的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展开历史长卷，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唐蕃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获得空前发展。由此也开启了从唐朝京师长安通往吐蕃首府拉萨的往来通道，这就是唐蕃古道，或者称为吐蕃丝绸之路，该条通道经过吐蕃还成为唐朝中原地区与南亚尼泊尔和印度之间开展经济文化往来的国际通道。文成公主进藏后，依靠特殊的甥舅关系，松赞干布遣使至唐“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表明唐朝对吐蕃经济上的求助持开放和欢迎态度。此外，吐蕃对唐朝宗教和思想文化上多有借鉴。文成公主进藏带去了大批汉文佛教经典和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并在吐蕃修建佛堂开始礼佛，有藏文史书宣称文成公主还组织翻译了佛经。与此同时，儒家思想传入西藏，唐朝制度文化也为吐蕃王朝所学习。在唐朝和吐蕃之间形成了沟通物质和精神文化联系，沟通人民感情的高原丝绸之路。与之相关联并进一步得到发展的是茶马古道，以及沿着这条道路开展的文化交流。

元代时期，汉、藏、维吾尔各族高僧大德通过佛经对勘，共同完成了《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这一佛教文化工程。作为当时的首都，今天的北京不仅建筑起一座座藏传佛教寺庙，也兴起了具有浓郁高原气息和藏传佛教内涵的民间文化活动。我国现存最早的藏文刻本《大藏经》，是明永乐八年(1410)，由明成祖朱棣为他去世的妃子徐氏追荐冥福，邀请西藏噶玛噶举派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德银协巴任刊本总纂在南京灵谷寺刊刻完成的。清朝内地工匠参与布达拉宫的扩建工程，而北京的雍和宫更有来自西藏的众多高僧为王室从事宗教活动，北京城中所举行的“白塔燃灯”、“雍和宫舍粥”、“绕塔”、“喇嘛打鬼”等，都是具有藏传佛教文化内涵的民俗活动。

自唐朝以来的各朝各代，藏族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及周边兄弟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借鉴、吸收始终未断，并且持续不断地增强，极大地丰富了璀璨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

第四、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是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在历史长河中，中原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边疆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凉州会谈、八思巴与忽必烈晤谈、六世班禅朝觐乾隆皇帝等，呈现出一幅幅报效家国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担当的历史画卷，成为传唱不绝的历史佳话。近代以后，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国难，西藏各族人民两次抗击英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包括藏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支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已深深融进了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分析当前西藏工作面临的形势，明确提出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是关系中国各民族长远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战略，是能否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的关键环节。全国各族人民应该齐心协力，担负使命，为建设好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共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