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考察之五：中华民国时期

编者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云撰写的《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考察》一文，以时间为线，纵论了不同时期的历史史实，有力证明了在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藏民族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呈现出各民族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典型特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征的鲜明例证。现分编连载，以飨读者。

中华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时期的五族共和政策着力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并没有改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腐朽的清政府被推翻，新建立的中华民国继承了元、明、清三朝以来对西藏的政策。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组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中提出五个统一，其中在提到民族和领土的统一时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提出的五个统一，表明中华民国是一个包括藏族在内的统一多民族的国家，藏族是这个多民族国家的一员。1912年3月6日，孙中山先生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总纲第3条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22个行省之一。

1912年，中央政府设蒙藏事务局（1914年改称蒙藏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9年即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1940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西藏地方政府多次选派官员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中华民国期间，军阀混战，内乱频仍，外国列强不断插手西藏地方事务，民国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受到一定的冲击，但是民国政府在西藏的主权并未受到影响，一度喧嚣的“西藏独立”逆流以失败而告终。世界各国均承认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当时官方和民间出版机构出版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均将西藏列为中国领土。西藏地方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也正是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而获得政治、宗教上的合法地位的。

在清末民初政权鼎革之际，尽管受到英国、俄国和其他列强的拉拢与诱惑，尽管西藏地方政教首领曾与驻藏大臣和驻藏川军发生冲突，西藏地方不少人依然保持着清醒的认识。英国人贝尔就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深入了解，在自己的书中写道：“西藏人民仍有倾向中国者，以为若不加入中国联邦，为五大民族之一，则恐有遭印度人蹂躏之时。”

针对中华民族面临的生死存亡危机，很多学者提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的呼唤，近代中国思想家梁启超就指出，中国应当“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1919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与甘肃督军张广建所派朱绣、李仲莲和红教喇嘛古浪仓等人晤谈时表示，“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在内地活动的九世班禅，不断奔走呼号，“五族人民同心合力如兄弟、如手足”“贯彻五族共和，共同抵御强邻之侵略”“促成五族共和，共保国运昌隆”“实现藏族与中国各民族的团结”。

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是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解放就是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获得解放，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口号的提出，明确了民族主义的奋斗目标，成为团结各族、凝聚民心的旗帜。

民国时期的知识界也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论述各民族是一家的历史。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谈到各族是一家的历史时，号召年轻知识分子担负起历史责任，他说：“我们所以要抗战是要建国，而团结国内各种各族，使他们贯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实为建国的先决条件。你们应当不怕艰苦学会了边地的言语和生活方式，到边地去埋头服务，务使一方面杜绝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把野心家及其流毒一概肃清出去；一方面可以提高边地同胞的知识，发展他们的交通，改进他们的生产，传达内地的消息，搜集了他们的历史材料而放到全国公有的历史书里去，使得中原和边疆可以融为一体，使得将来的边疆只是一条国土的界线而不再是一片广大的土地。青年们应当和边民通婚，使得种族的界限一代比一代的淡下去而民族的意识一代比一代高起来。”顾颉刚先生的观点是：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只有民族的伟大胸怀而没有种族的狭隘观念！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我们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但我们仍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和各地原有的风俗习惯！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用以对抗外来挑拨离间和分裂阴谋。

宗教界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推进汉藏民族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九世班禅—曲吉尼玛）

（喜饶嘉措）

九世班禅(1883-1937年)来到内地弘法宣化,举行法会,筹建蒙藏学院,组织翻译佛教经典,介绍藏传佛教的教理和修习方法,从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政治的层面来弥合汉藏宗教文化认识上的隔阂。喜饶嘉措(1884-1968年)曾应聘为北京、清华、中央、武汉和中山等国立五大学开设西藏文化、历史和佛学理论讲座，推动汉藏文化交流。并抗日战争爆发后，共同发声，抗击日寇暴行，呼吁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一起救亡图存，共御外辱，对于唤醒民众起到积极作用。此外，诺那呼图克图(1865-1936年)、多杰觉拔格西(1874-？年)等藏地高僧在内地弘法；有法尊法师(1902-1980年)、能海法师(1887-1967年)、欧阳无畏(欧阳鸷、君庇亟美，1914-1991年)、邢肃芝(碧松法师、洛桑珍珠，1916- )等汉僧游学西藏，增进了两地宗教界和民间的联系与交流。这一时期内地还兴建了诸多与藏传佛教相关的机构，如重庆汉藏教理院、上海菩提学会、北京佛教藏文学院等，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下发挥了联系两地人民感情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更在民国期间就开始了民族理论和政策在藏民族聚居区的早期实践。红军长征过程中经过了壮、瑶、苗、土家、侗、布依、彝、白、纳西、傣、羌、藏、回等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的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青海、甘肃、宁夏等省（区），这也是红军长征途中环境最艰苦、斗争最激烈、战斗最频繁的地区。红军长征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时间超过了全程的1/3。根据相关史料记载，红一方面军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时间是125天，占整个长征时间的33.7%。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行程是5669里，占全部行程的近1/3。红四方面军近4/5的长征时间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度过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队伍第一次频繁而广泛地接触少数民族。

长征期间，红军三大主力全部经过藏族聚居区，自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经过今四川甘孜、阿坝，云南中甸，青海果洛，甘肃甘南、天祝等藏族聚居区。红军在藏族聚居区停留的时间最长，在两年时间里，长达18个月的时间都是在藏族聚居区度过的，且驻扎面积超过20万平方公里。红军在藏族聚居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多，党中央在长征中召开的多次影响中国前途命运的重要会议，如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尔盖会议、巴西会议等都是在藏族聚居区举行的。尤其是党在藏族聚居区实现了三个转变：一是通过在藏族聚居区的长征，完成了战略思想的转变，确定了北上抗日的方针；二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藏族聚居区的初步实践，开始独立自主制定民族政策；三是通过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巴西会议遗址）

长征期间，红军队伍从各级领导到普通士兵都身体力行、模范执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由此赢得了各族人民的信任和拥护。藏族聚居区各阶层人士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积极支持援助红军，通过踊跃参军壮大革命武装力量，提供粮食物资给养，掩护救治伤病等多种方式，为红军顺利翻雪山、过草地、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北上抗日，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为保存中国工农红军这颗革命的火种，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红军长征过藏族聚居区，充分体现了党和藏族聚居区各族群众的血肉联系，体现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的鱼水关系，体现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出祖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一新时期民族工作主题的历史渊源。

（红军在甘孜与藏族群众开展联欢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