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考察之三：元朝时期

编者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云撰写的《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考察》一文，以时间为线，纵论了不同时期的历史史实，有力证明了在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藏民族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呈现出各民族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典型特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征的鲜明例证。现分编连载，以飨读者。

元朝时期

元朝时期为藏族和其他各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搭建了广阔平台。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一统和民族大融合时期，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行政管辖之下，西藏地方的历史发展继吐蕃王朝之后出现了第二次高潮。元朝的大一统带来了西藏地方政治局势的安定，驿站的建立提供了交通便利，更加密切了西藏和内地之间的人员往来、经济联系和宗教文化交流，西藏地方的藏族和其他民族与中原地区的汉族、蒙古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联系空前增强，也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提供巨大的动力、注入充足的活力。北京相继兴建的藏传佛教寺院，如至今保存完好的白塔寺和居庸关过街塔，西藏地方不断增多的汉式风格建筑，以及各族高僧大德共同完成《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八思巴字的创制和应用，都是元代各民族交往交流的结果，也是元代西藏地方文化繁荣的象征。

（居庸关云台）

元朝和大蒙古国一脉相承，是同一个朝代。正如中国元史学家陈得芝先生所指出的，“事实上成吉思汗原为金朝属部蒙古部的首领，因出兵帮助金朝平定叛部有功，被封为‘属部统领’（Ja’ut-quri），十年后统一蒙古高原，称帝（当时汉人称他‘成吉思皇帝’）建国（1206年），但仍向金朝进贡。不久，他看到金朝已经腐败不堪，就以金朝杀害其先祖为由，告天复仇，举兵反金，1215年就占领了金朝的都城中都（燕京），黄河以北大片地区不久也被占领，金朝皇帝被迫南迁汴京（开封）。到他去世的1227年，西北地区的畏兀儿、哈喇鲁和西辽、西夏先后归附或被灭亡。他儿子窝阔台在位时灭金朝（1234年），孙子贵由、蒙哥在位时先后收服吐蕃和大理（云南），孙子忽必烈在位时灭南宋，于是中国（按近代意义）境内各个政权尽被统一。成吉思汗建国后称‘大蒙古国’（Yeke Mongγol Ulus），当时汉文文献里称为‘大朝’。1271年忽必烈在位时又建‘大元’国号，这是按中原传统取的美名（‘元’的意思是‘最大’，源自《易经》‘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于是在汉文文书里只称‘大元’，蒙古文书里则合称‘大元大蒙古国’。”

在西藏地方，以八思巴为首的上层领袖人物对元朝大一统的构建和实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八思巴（1235-1280）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吐蕃萨斯迦（今西藏萨迦）人。本名罗古罗思监藏（bLo-gros-rgyal-mtshan，即vPhags-pa），八思巴（又译八合思巴、发思巴，意为“圣者”）是尊称。1253年，在六盘山谒见忽必烈（见元世祖忽必烈），备受崇敬。1258年，八思巴等在忽必烈面前与道教首领辩论《老子化胡经》真伪，驳倒了对方。中统元年（1260年），世祖即位，尊为国师，使统天下佛教徒。至元元年（1264年），使领总制院事，统辖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事务。1265年八思巴返回西藏，仿照大蒙古国的千户、万户制度建立了西藏地区行政区划，并受命创制文字。元朝建立后，皇帝忽必烈为了统一帝国政令畅通和各族交流上的方便，同时也为了国家的尊严，遂命八思巴创制文字。八思巴依照藏文30个字母创制了41个字母构成的一种新文字。忽必烈得到八思巴呈献“蒙古新字”后极为高兴，颁布诏书，命令凡是一切诏书和各地方公文等均必须使用蒙古新字，并试图用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1269年，因创制蒙古新字之功，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蒙古新字”也被称作“八思巴字”。

1280年，八思巴卒于萨迦，元世祖忽必烈册封他为“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后来又在全国设立帝师殿予以纪念。八思巴是西藏地方萨迦派的领袖，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对祖国的统一、“国书”蒙古新字的创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以及密切西藏与内地的文化联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随从弟子等曾将西藏的造型艺术传到内地，又将内地的雕版印刷术传入西藏，同样为元朝中国各民族文化交流与繁荣发挥了促进作用。

1274年，八思巴在第二次返回西藏的路上，与忽必烈儿子真金皇太子同行并应邀为其讲授佛法，形成《彰所知论》一书。在该书“情世界第二品”中，他将佛教在印度的兴起和发展、印度王统与佛法在吐蕃的发展、吐蕃王统与佛教在内地、西域、云南，特别是元朝统治者接受佛教的历史，成吉思汗以来的蒙古王统，尤其是忽必烈皇帝及诸子的历史关联起来，事实上就包含着为元朝的统治者从宗教上建立合法统治制造理论依据的用意，也就是说，在八思巴的眼里和笔下，元朝是符合佛教法统的政权，忽必烈家族是符合法统的统治者。藏学家王森先生指出：“看起来，八思巴首先是继承了他伯父萨班贡噶坚赞的内向政策，进一步巩固了西藏地区和祖国中央的关系，而且还带动了汉藏、蒙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虽然实际上他们只是蒙藏两族统治者之间的结合，但是在客观上他也起了密切祖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的作用。”

在当时的西藏民间，对元朝的多民族大一统形成认同观念。当时的西藏知识界和民间出现“兄弟族源”的说法。《汉藏史集》即记载了这样一种说法，该说谓：“……内部四族系是格向汉人、金尚蒙古人、卡勒巴蒙古人、悉补野吐蕃人等四种。其中汉人又分为两系，即穆氏和格拉氏；蒙古人也分为两系，即森察和拉察；门巴人生出三支，一支是门巴本身的族系，另有汉藏交界处的木雅人和工布人。吐蕃人的族系分为六支的说法是：最初，在玛卡秀雅许的上部，有斯巴的王子亭格（ting gi），生有三子，即汉、藏、蒙古（霍尔）三者。吐蕃人叫赤托钦波，他生有六子，即查、祝、董、三者，加上噶为四兄弟，及韦、达二弟，共六人。”后者形成了吐蕃六人种。元朝的政治统一在吐蕃人眼里，就是藏、汉、蒙和门巴等民族的一家亲，它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一种理念：元朝中国是各族人民的中国，而各族人民是亲如一家的兄弟。这充分说明元王朝对西藏的统治得到了西藏僧俗的普遍认可，而元朝的大一统也赢得了藏族人民的一致认同，并在西藏出现了新一轮的民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