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考察之二：唐宋时期

编者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云撰写的《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考察》一文，以时间为线，纵论了不同时期的历史史实，有力证明了在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藏民族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呈现出各民族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典型特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征的鲜明例证。现分编连载，以飨读者。

唐宋时期

藏族的形成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617-650年）统一我国青藏高原地区各部落，建立吐蕃王朝，创立和完善各项制度，繁荣民族文化，并采取开放政策，积极加强与唐朝的关系，通过和亲联姻等方式，大力吸收和借鉴祖国内地的物质、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密切两地人民之间的联系。经过多次请婚，公元641年（唐太宗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和吐蕃使者噶尔东赞的陪同下前往吐蕃。据史书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大批的内地工匠、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还有大量佛经、大批丝绸锦缎与服饰、汉地占卜历算书籍、工艺书籍、治疗疾病的药品与百余种医学诊断书及植物品种、茶叶茶具等。赞普松赞干布在柏海（今青海玛多县扎陵湖）亲自迎接，谒见李道宗，行子婿之礼，唐蕃双方结成“舅甥关系”。松赞干布对能与唐朝联姻感到十分荣耀，他说：“我父祖未有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

此后，唐蕃双方一直保持密切的往来关系。唐中宗景龙四年（710）春，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入藏，中宗亲送至始平（今陕西兴平），命左卫大将军杨矩持节护送至吐蕃，赞普为其另筑城居，双方的舅甥关系更进一步加强。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执政到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被杀为止，也就是从公元634年（唐太宗贞观八年）到公元842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共209年期间，唐蕃使者相互往来一共290余次。其中，吐蕃使者赴唐190余次，唐朝使者前往吐蕃100余次。唐朝通过封授吐蕃赞普名号，“授弄赞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进封賨王”等，在政治上约束吐蕃。赞普则在需要发展双方关系时，强调“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

在吐蕃王朝建立，特别是军事扩张后，象雄、苏毗等部落大多都被征服并成为吐蕃王朝的一部分。正因为这样，才有学者称藏族的先人是古羌，或者是由古羌人演变形成的。不仅如此，藏族在形成初期还吸收了活动在青藏高原的鲜卑、氐、月氏等民族，在吐蕃扩张之后青藏高原及其周边的众多民族都纳入吐蕃治下，可以说吐蕃王朝和中国历史上其他的强大政权一样，都是由各族各部共同组成的。

在藏族形成过程中，还将大批唐朝汉族吸纳其中，也就是说，从血缘上和民族上来看，藏族中包含有汉族的成份。文成公主进藏，随同前往的就有许多长安侍女和工匠，在当地定居下来并融入藏族。《柱间史》记载，随噶尔东赞前往吐蕃的唐朝卫士在吐蕃留下后裔，“据说，吐蕃现在的某些姓氏便是由他们留传下来的。其中四名侍从所传姓氏为曾（vdzing）、王（wa）、司（gze）、乔（khyo）；四名大力护卫所传姓氏为姬（rje）、张（brang）、孟（dmangs）、杜（gdul）。”事实上，在唐蕃交往的200年中，前往吐蕃的各色人等为数不少，其中一部分定居下来结婚生子，繁育后代。吐蕃通过掠夺战争，掳获大批中原地区的汉人到吐蕃，特别是妇女和工匠，其人数约有数十万之多，他们大多成为吐蕃王朝的属民并融合到藏族中。而在公元755年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后，吐蕃更趁机占领河西、陇右地区，并统治这里达半个多世纪，在这里推行吐蕃的各项制度，采取同化措施，有数十万唐朝汉人吐蕃化，成为后来的藏族的重要来源之一。

除了藏汉之间的频繁交往交流交融之外，吐蕃与其他兄弟民族之间也发生了密切的政治与经济往来，如吐谷浑、党项、突厥、回纥等。吐蕃与云南彝族、白族、纳西等民族建立的南诏政权发生紧密联系，吐蕃将其称为姜域（ljang yul）。在公元750-793年左右，吐蕃还与南诏结成同盟，并对唐朝的西南边疆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吐蕃与吐谷浑和党项都有联姻关系。在吐蕃崛起以后，除了一部分人迁徙到今宁夏、甘肃、陕西交界地区之外，大批吐谷浑人、党项人被纳入吐蕃王朝治下，后来逐渐融合到藏族之中。吐蕃与今新疆地区的突厥诸部、维吾尔族祖先回纥人的联系也十分密切，藏文史书宣称吐蕃曾经借鉴突厥的法律制度。有研究者认为，吐蕃王朝设立的行政建制如（ru），职官奎本、如本和贡论、囊论、喻寒波等都借鉴了突厥的相关制度。吐蕃强盛时期还占领今新疆南部地区，并在那里推行各项政策，实施军政管辖，因此之故，迁徙到西域的吐蕃部落百姓与当地各族开展全面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并发生民族融合，最后迁居西域的吐蕃人基本都融入到西域各族之中。因此，有学者认为唐蕃关系的发展为奠定中国多元一体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基础做出了贡献。

吐蕃王朝时期，被吐蕃吞并的各邦国和民族成为王朝治下的一部分；吐蕃王朝瓦解后，西藏腹心地区的奴隶起义和青藏高原周边地区各部的反抗，导致局势大乱，各民族迁徙频繁、交错杂居增多，而藏传佛教的发展则对藏族的形成产生了推动和凝聚的作用。

宋朝时期，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传重要人物喇钦•贡巴饶赛的受戒，是汉藏僧人共同完成的。唃厮啰政权（唃厮啰政权的创建者为唃厮啰[997—1065年]，原名欺南凌温，是吐蕃王朝赞普后裔，宋代青唐吐蕃首领）继续和宋朝保持甥舅关系，采用中原历法，获得宋朝赐姓（赵氏），遭遇疫情，宋朝赠送药物，并与宋朝开展朝贡贸易。在宋代，“茶马古道”开始真正繁荣起来。在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茶叶开始从奢侈品普及为日常生活必需品，僧俗百姓对茶叶的需求量增加、依赖性增强。从内地来看，宋神宗改革对辽和西夏的纳银输绢求和政策，发展军事并在西北地区频繁用兵，特别是对西夏、辽的战争此起彼伏，而这两个分治政权都以骑兵作战为特色，为了应对，宋朝必须组建更强大的骑兵队伍，从西藏等地获得战马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对战马的需求量迅猛增加。加之使用铜钱铸造兵器，铜钱买马的贸易被禁止，官方鼓励以茶叶、布帛等易马，刺激了茶叶的种植和茶产量的增加，从而推动了茶马交换贸易的快速发展。同时，朝廷通过征收茶马税筹集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军费，可谓一举多得。

宋朝从西藏等地的茶马贸易中所得之马，大致有两类，一是通过茶马贸易得自甘青和西藏那曲等地良马，主要用来充作军马；一是通过贡市羁縻获得的马匹，大多通过川藏道或者来自西南诸部，除了一部分属于良马而外，有不少是普通马，只可作为耕马。

（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既是一条内地和西藏联系的经济之路，也是政治之路和宗教文化之路，即使在宋朝及明清时期，茶马贸易兴盛并成为内地和西藏地方主要贸易活动之后，茶马古道上的商业活动都不限于茶马贸易一项内容，丝绸始终是重要贸易物品之一。从内地源源不断运往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的物品还有布帛、马具等物品，而从西藏运往内地的物品则主要包括马匹、羊毛羊皮、牛尾、毛毯、氆氇、麝香、药材等。两地的精神文明交流也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沿着茶马古道前来内地传法的西藏高僧和担负使命前往西藏的内地大德同样络绎不绝。藏族民间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引用古代谚语说：“汉地的货物运到西藏（bod），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要把汉藏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这些语句形象地反映出茶马贸易对人们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加深藏汉民族友谊、促进民族团结所发挥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