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卓玛：数据变化看西藏发展

2019年底，西藏自治区宣布74个贫困县全部脱贫，绝对贫困问题已经得到根本解决。从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下的极度贫困到和平解放以来不断的减贫实践下西藏最终摆脱绝对贫困不过短短70年。这里通过几个经济指标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看西藏长期减贫实践中脱贫目标达到的相关因素。

1959年、1980年、1995年、2012年和2019年是西藏减贫历程中的几个关键时间节点，从民生的不同维度勾勒西藏减贫的历史图卷。1959年是西藏旧制度的结束，民主改革的开启之年。从此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西藏建立起来。这一年的数据可以作为西藏广大人民新生活的起点。1980年，全国已经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也是西藏历史上重要的社会变革之年。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将西藏工作转到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上来，并明确了西藏脱贫致富的发展方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西藏的推进，“两个长期不变”的政策落地，加速了西藏农牧区经济的发展，为贫困人口的急剧减少提供了强劲动力。1995年，历经15年改革开放的西藏农牧区实施“两个长期不变”等政策，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构成了此阶段农村减少贫困人口的主要推动力，农牧区整体性贫困状况有所改善。从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17年间，全国进入综合性开发和加强低保兜底作用的扶贫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新时代的脱贫攻坚拉开序幕。脱贫攻坚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最终目标是消除绝对贫困。2019年是西藏宣布取得脱贫攻坚决定性胜利的一年，是西藏人民迈进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关键一年。

1.地区生产总值，综合发展能力的提升是西藏减贫的重要环境基础。  

西藏经过70年经济建设，发展实力日益增强，为当地农牧区减贫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9年西藏实施民主改革之际，除了传统农牧业，西藏几乎没有其他产业，当时的地区生产总值很低，人均GDP仅为142元。民主改革改变了西藏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下劳动者掌握了生产资料，生产力也得到极大解放。改革开放伊始，西藏地区生产总值比1959年增长了近4倍。改革开放进一步在西藏解放思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发展生产。一系列因地制宜的政策激发了西藏的发展活力。1980~2012年在西藏32年的发展历程中，西藏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近80倍。确立了发展经济这件大事作为西藏工作的重要方针。1992年以来，西藏经济常年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十八大以来，西藏经济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速。短短8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4倍。

2.投资与就业带动脱贫

加大投资力度，集中建成了一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项目，为西藏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劲支持，也增强了西藏减贫的支撑力量。图二所示的这几个年份分别代表着西藏几个历史时期固定资产投资情况。1959年，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刚刚开始进行民主改革的西藏得到国家的资金支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此后，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西藏获得的投入依然主要用于补充基础设施包括农田水利方面的短板，西藏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到1980年，西藏固定资产投资额比1959年增长了5.24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地兴起改革开放之风。党中央为了西藏的发展与稳定，开始召开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的投资力度一再加强。1995年，西藏固定资产投资额比1980年增长了19.41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固定资产投资改善了西藏基础设施，帮助农牧区和农牧民改善生产条件，也改变了当地公共服务的总体水平，为减贫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2012年西藏固定资产投资依然保持高位增长，是1995年的19.21倍。进入新时代，西藏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放缓，2019年数值是2012年的3.1倍。固定资产投入更多向基层建设和民生项目倾斜，其中许多项目直接用于扶贫项目，如增加产业扶贫资金数量，加强偏远农牧区公共设施投入，重在提升贫困地区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在中央和全国各对口援助单位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各产业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三大产业就业人口比例随之发生变化。如图三所示，更多农村劳动力在西藏实现转移就业，促进了农村人口就业的多元化，短期内增强了贫困人口的就业增收机会，长期以来更是有利于增强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实现“扶智、扶志”双目标。

3.收入指标变化是脱贫攻坚成效的直观体现

“两不愁、三保障”是我国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其中，衡量“不愁吃不愁穿”标准的最直接的指标为收入水平。这一指标也是国际上衡量贫困状况的一个最基本的测定标准。西藏农牧民的生活变化最直观的体现也在收入的变化上。

从不同时期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出，西藏农牧民摆脱贫困是通过多种渠道实现的。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中央政策引导和地方系列政策的具体部署下，西藏农牧民转移就业规模增加和参与领域扩宽，推动了农牧民的收入结构多样化（见图五）。

发展特色产业脱贫和引导劳务输出脱贫是我国长期减贫实践的经验，也是精准扶贫方略的重要举措。西藏高原特色农畜产业提升了农村家庭经营的质量。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转移，从第二、三产业中寻找到就业机会，工资性收入比例明显上升。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为西藏安排了60多万个生态岗位。以西藏农牧区为主的广阔区域内，大量农牧民在务农同时，承担护林、护草等环境保护任务，也获得一份固定的劳动报酬。而且，各地在安排生态岗位时倾向于当地有管护能力的贫困人口就业。目前，生态岗位人均年收入达到3500元，成为农村贫困人口重要的工资性收入来源。为了更好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国家对生态脆弱地区实施严格的保护政策。为了实现草畜平衡等生态目标，西藏实施生态补偿政策，以达到禁伐森林、控制草场载畜量的环保目标。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在内的农牧民保护环境的行动可以得到国家的补贴。这些补贴也在西藏农牧民转移性收入中占到较高的比重。西藏农村耕地、草场等生产资料的租赁、收入余款的存款利息等财产性收入比例也日益增加。针对丧失劳动力的高龄或者残障贫困人口，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通过转移性收入的形式实现了特困群体的兜底脱贫。总体来看，西藏农牧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并不仅在占比上，也在于各类收入来源变化和收入分配的质量上，还需要保持收入结构的优化。

4.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变化体现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之路

消费支出也是国际上衡量贫困的普遍方式，如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主要基于消费基础上，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随着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消费水平而变动。2015年10月4日，根据调查结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银行将国际贫困线上调至人均消费1.9美元/天。而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党的纲领来看，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也体现在消费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上，即全社会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如图六所示，西藏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其中食品消费的比例持续降低。改革开放初期，西藏的恩格尔系数为68.3%。随着改革的深入，1995年，西藏恩格尔系数达到53.2％。根据调研，西藏农村居民食品消费越来越多元化和精细化。例如，过去不太食用果蔬的藏北牧民现在也会购买当地无法种植而从外地运来的蔬菜、瓜果等。仅从消费金额的占比看，2012年，西藏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与17年前差别不大。到2019年，西藏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28%。

长期的减贫行动增强了西藏农牧民获得转移就业的能力，促进了他们的收入持续稳定增长。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购买力和消费力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也出现了新的变化，食品消费在农牧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中的占比有明显下降趋势，西藏农村居民消费模式从以往的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

5.脱贫攻坚中教育、医疗“保障”目标的现实程度

脱贫攻坚核心指标是“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有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住房安全有保障”。“义务教育有保障”主要是指除身体原因不具备学习条件外，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不失学辍学，保障有学上、上得起学。据此，这里将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和初中入学率作为一个衡量指标，以考察相关年份里西藏实行义务教育的情况。如图七所示，义务教育在西藏的普及率逐年提高，在地广人稀的西藏达到这样的目标是非常难的，为此，在教育“三包”政策和助学金制度等政策安排下，西藏农牧民子女享受到15年的公费教育。让子女接受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不会给西藏这些农牧区家庭造成经济负担。长期对人力资本投资也让西藏农牧区青年通过教育获得更高的工资预期、更多的就业选择，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

每千人医疗机构病床数量和医务人员数量是普遍认可的衡量一个地区医疗卫生水平的重要指标。如图八所示，和平解放70年来，西藏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从和平解放前的35.5岁提高到70.6岁。医疗卫生水平提升极大缓解了因病致贫的风险。

和平解放70年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作用下，针对物质资本的匮乏和人力资本的薄弱，中央制定的特殊优惠政策的实施和持续增加的资金投入不仅增强了西藏经济的总体实力，更触及西藏深层次贫困的诱因，在实现农村贫困人口持续增收的同时，增强了西藏农牧民的自我发展能力。随着不同发展阶段的扶贫标准动态调整，西藏也采取相应政策、举措，减贫成效日益显著。特别是2012年国家贫困标准比2009年提高92%，西藏农牧区83.3万人口低于新贫困标准。面对巨大的贫困存量和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的时间表，2012年以来，西藏采取精准扶贫方略，实施“五个一批”，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金融扶贫、援藏扶贫“五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最终在2019年底达到摆脱绝对贫困的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也就跨过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门槛。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西藏发展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当然还有更高的目标需要实现。

（来源：《中国西藏》2021年第1期，作者：格桑卓玛，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