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辉:学习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一点体会

发布时间:2020-09-20 19:00:00 | 来源: | 作者:张亚辉 | 责任编辑:李昭

按照中国学界的老礼儿,我刚刚四十有二,是断没有什么资格去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的,一来自己确实学业述无可述,愧对众师长的教诲和栽培,二来也行不足范,怕是误导了更加年轻的学者和学生,就罪无可恕了。但剑波兄和同辈人类学的学人已经将学术自述的事提上出版计划,暗自忖度很久,我还是舍不得放过这个说话的机会,权且当作是我这十四年来学无所成的一次辩解和遁词吧,学术自述,恐怕与我而言说是“自恕”才文题相符。

我学习人类学是年近三十才半路出家,我的导师王铭铭教授一次生气的时候说:“你的人类学训练应该叫做空前的不完整!”我深以为然,并且常常以此自勉,希望能从这先天的不完整中多少长出些新鲜的血肉,使自己不要总是让人看起来破绽百出。我学习人类学的时间可能比所有的同辈学者都要短,所幸有师长的批评鼓励和同学的宽容,才勉强算是撑得住脸面。为了对得起这些厚爱,我也写过些习作,其实大部分的想法都已经在文章和书本中向大家汇报过。无奈我为人疏懒,总有些问题是想过、讲过,却终于没有心力写成的内容,不妨借剑波兄的抬爱,一吐为快。

2004年我开始学习人类学的时候,整个中国人类学的目光都集中在中国东南研究,三年半的求学时光都在努力理解弗里德曼和他的弟子们的想法,但毕业之后我到中央民大做教员,那里不流行弗里德曼,我博士论文做的汉人水利社会研究也少有人问津,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学术方向。这段时间正好是我的师妹杨清媚在做费孝通的学术史研究,偶尔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费先生在“禄村农田”中有一段界定传统经济心态的话似乎是从马克斯·韦伯的书中来的,虽然那时还没有看到任何费老引用韦伯的证据,但我和杨老师就大胆猜测费先生的《云南三村》和《乡土中国》的关系可以相当于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的关系,这个猜测在只有间接证据的情况下居然无往不利,让我自己也觉得有点惊诧。不论如何,这个设想后来成为了杨老师的《最后的绅士》一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种脑洞大开的荒诞之举招来了很多非议,我自觉理亏,便埋头不做声,杨老师却只好挺胸抬头接受各种批评。直到有一天潘乃谷先生在吴文藻先生的遗物中发现了费老的遗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这段在中央民大的No.5咖啡厅产生的悬案才算了结。

关于费先生和韦伯之间的学术关联的发现对我个人意义重大,我开始持续关注对费老的学术思想的研究。众所周知,费先生给田汝康先生的《芒市边民的摆》写的序言是他一生中少见的宗教人类学的总体性综述,其中提到的知识社会学问题则直接与韦伯学派的社会理论有关。而在同一时期更加系统地利用知识社会学从事民族志研究的人则是李安宅先生。我和我的学生毛雪彦对这个问题做了比较长时间的讨论,也各自都写成了文章。后来,毛雪彦就一直沿着李安宅与韦伯的路径继续研究安多地区的寺院庄园问题,她的硕士论文处理了藏传佛教知识的卡里斯玛,博士论文则转向了寺院庄园与区域市场的研究。

大约四五年以前,在重庆大学开会的时候,我和西南民大的张原老师散步时偶尔讨论到了费先生对藏彝走廊的研究,那次讨论使我关注到费老对西南边疆的基本研究单位的界定是“政体”,而不是民族。这直接导致我在过去几年当中都在考虑将林耀华先生、陈永龄先生、张之毅先生关心的传统中国晚期边疆封建的问题与费老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相互结合的可能性。过去几年,由苏发祥老师、刘志扬老师、彭文斌老师和我一起推动的藏边社会研究的系列学术研讨会大概都是着眼于此。重庆的那次讨论也让张原老师开始系统关注人类学的神圣王权研究,我们办了几次读书会,也出版了一批学生的书评作品。

2016年,是我为生活动荡所迫要离开中央民大前的最后一年,秋季学期的时候,我决定开设一门课,内容就叫做“费孝通的1940年代”,之所以要开这门课,是由于在费先生和韦伯的关系已经得到充分承认和讨论的时候,我和杨清媚老师花了些时间去整理费先生的思想和英国经济史学家托尼之间关联性。托尼在中国的声望大多来自他在英国推广韦伯的社会理论,以及关于中国的研究作品《中国的土地与劳动》,而我们的着眼点则首先来自华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对托尼的经济史研究的重视,一旦将费老的思想基点放在比较经济史研究当中,他所有在解放前的作品,以及第三次学术生命的作品就都联络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序列,而且费先生和他的英国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斯之间的关系也豁然开朗。这种美感让我欲罢不能,在中央民大任教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从托尼的著作开始,一直讲到了费先生在1940年代末期的系列作品,相对比较充分地展开了费先生的土地制度、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和士绅等各个研究主题,这些主题总体勾勒出了费先生的现代化方案的轮廓,尤其是他在中英经济史的比较研究基础上与托尼之间的对话和争论。在授课的过程中,我和杨清媚老师一直就这些问题有所讨论,尤其是托尼对十六世纪英国土地制度的研究,期间,杨老师也在不同的场合就这个问题做了几次学术讲座,而社科院民族所的舒瑜老师已经在德昂族的田野调查和康定的藏茶研究中推进了相关的经验研究。在对《乡土中国》的研读中我和我的学生黄子逸还注意到了费先生的乡土中国概念其实和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对差序格局概念的分析中,我们发现潘光旦先生对孟子的“五伦”说法的批评,从而确定了费先生的乡土伦理概念的民俗基础,而不是儒家基础。同样是在这门课上,我们也重新分析了林耀华先生的东南宗族研究,尤其注意到了《金翼》一书中对东南汉人现代精神变革的分析,这些内容都已经由黄子逸同学撰写并发表了相应的论文。

费先生和托尼当时就中国的现代化方案存在过十分严重的分歧,托尼坚持认为中国应该重走尼德兰和英国的园艺改革之路,而费先生则强调村落手工业的重要性。这一争论其实直到今天仍旧没有结束,园艺改革和小工业的竞相发展直到今天也是理解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伴随着中美贸易争端的表面化,至少就我接触到的田野状况来说,园艺改革将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国家战略,带着费老的思想下田野,仍旧是我唯一能够想到的治学之路。

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正逢母校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我当记者的时候曾经采访过北大的老校长物理学家陈佳洱先生,他当年筹办北大百年校庆,说起来百感交集。那以后我就大概知道,这种看起来喜庆祥和的庆典,总是会带来些意料之中的变化,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越变越不完整。能保持对这种不完整的反思,也算是有了继续努力的希望。

张亚辉,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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