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颖：唐代汉藏文化交流 （下）

工艺与美术

藏族很早就有了本民族的建筑、木刻、绘画、制陶、雕刻、纺织、金属冶炼等等，其中有的已具相当水平。如“高至数丈”的平顶房屋，“联毳帐以居”的大拂庐和小拂庐，大拂庐“可容数百人”，有的大拂远送到长安。公元654年，“吐蕃使人献野马百匹，及大拂庐高五丈、广袤各三十七步”[1]。这是唐朝内地首次见到的吐蕃式大拂庐。吐蕃人衣“氈裘”，说明他们已有了制氈、制裘的技术。从阎立本的《步辇图》看，禄东赞的衣着反映了吐蕃纺织技术已有相当水平。由于吐蕃有了冶金技术，所以制造刀剑、弓箭、章饰和金属器物等方面都独具本民族的特色。他们向唐朝献金鹅、金琲和“黄金五千两”，表明吐蕃手工业显然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并已有高超的工艺水平。

从社会发展来说，盛唐时汉地的社会经济已进入当时世界文明的先列，与吐蕃的奴隶制社会经济比较，已前进了一大步。吐蕃大臣仲琮就曾坦率地向唐高宗说过：吐蕃“文物器用，岂当中夏万分之一”[2]。“吐蕃土风寒苦，物产贫薄”的自然条件，自然会影响到吐蕃工艺技术的发展。

学习先进文化以发展自己，是吐蕃一度强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汉藏的文化交流就是这种学习的渠道。

首先是衣着方面的丝织品及其制作技术方面。松赞干布在河源迎文成公主时，就“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以后则“自亦释氈裘，袭纨绮，渐慕华风”。[3]高宗嗣位后，曾赐吐蕃使者“杂彩三千段”。这时松赞干布尚在世，他曾向唐朝“请蚕种”，说明吐蕃想自己发展养蚕业和丝织业，但终因气候地理条件而未成。因此，吐蕃就从“丝绸之国”的唐朝直接输入丝织品；加之河西随心右地处“比绸之路”，后来吐蕃又占领了这一地区，那时吐蕃获取丝绸就更方便了。《吐蕃传》所说“竭力蚕织，西输贿币”[4]就正说明了这种情况。敦煌藏文文书也说：“以唐人岁输之绢缯分赐各地千户长以上官员。”[5]文成公主时吐蕃也带去大量珍贵服饰。史载：“文成公主所带珍贵饰物衣服等两万件。”[6]金城公主进藏，帝“赐锦缯别数万”。相传文成公主曾将内地较先进的纺织技术传入吐蕃，《拉达克王统记》载，文成公主曾传授“以织机织布”的技术。藏史说，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工艺技艺精美、悦意之服饰殊胜超绝，有关此类工艺技巧之书凡六十部”。[7]其中可能包括纺织技术。但根据史料看，吐蕃仍以从唐朝输入丝织品为主。《全唐文》载：“鸿胪寺中吐蕃使人素知物情，慕此处绫锦及弓箭等物，请市。”特别应指出的是，汉地丝织品在唐蕃的政治关系上还起到过友好的作用，因为吐蕃上层人物酷爱珍贵的唐朝丝绸。公元719年，“吐蕃遣使求和”，唐朝皇帝（玄宗）“因赐其束帛，用修前好，以杂彩二千段赐赞普，五百段赐赞普祖母，四百段赐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一百五十段赐坌达延，一百三十段赐论乞力徐，一百段赐尚赞咄及大将军大首领各有差。皇后亦以杂彩一千段赐赞普，七百段赐赞普祖母，五百段赐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8]以如此丰厚的彩缎赠送吐蕃王室及官员，足证吐蕃人喜爱汉地丝织品之深。《册府元龟》说：“其（吐蕃）俗重汉缯”，此说言之极是。

吐蕃对唐朝的其些工艺技术情况相当熟悉，也可能出于吐蕃自己的需要，公元650年，吐蕃向唐朝请求“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9]

关于造酒，《转正医务室》说，吐蕃人“手捧酒浆以饮”，说明吐蕃人喜欢饮酒，吐蕃早有制酒的技术。吐蕃又向唐朝请派制酒匠人，吐蕃人喜欢饮酒，可能出于想进一步提高本族酿酒工艺水平的考虑，后来酿酒种类已有所提高，墀日巴坚就饮过葡萄酒。[10]

所谓碾、硙，均指各种磨而言。据藏史记载，文成公主进吐蕃到康地时，曾教当地吐蕃人“建造水磨”的方法，地点在朗珠堆塘[11]。《吐蕃传》说，吐蕃人“捻麨为椀”，“麨”就是今日之“糌粑面”。这说明吐蕃已有制麨技术，而吐蕃请制碾、硙匠人入吐蕃，会提高粮食加工的速度和精度，水磨更是利用吐蕃丰富的水能而节省劳动力，提高速度的良技，敦煌藏文文献载，噶尔·钦陵曾说：“青稞稻麦长坝上，入于水磨即成粉”，[12]这说明水磨加工方法已推广于吐蕃。后来吐蕃人又不断发展了水磨工艺。现在，藏族已能制造各种类型的复杂的连动水磨，使水磨技术又前进了一大步。

陶器在昌都卡诺村遗址、林芝古人类遗址均有发现，表明制陶技术在吐蕃由来已久。《拉达克王统记》载，文成公主“将陶土制为陶器”，[13]这可能言过其实。数年前西藏建筑勘察设计院在观察大昭寺的修建工程时，发现大昭寺、石墙内原为砖墙，这说明吐蕃时的制砖技术已有较高水平，至于桑耶寺的琉璃塔，更显示其制陶技术之高。目前尚没有更确切的史料，说明吐蕃制陶术的迅速提高与汉地制陶术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不过与陶器相联系的瓷器，当时在唐朝制瓷业已从制陶业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手工业，并有迅速发展，当时的青瓷和白瓷已享盛名。据藏史记载，唐朝的制瓷技术在吐蕃赞普都松芒布杰时传入吐蕃（约公元678—704年）。制瓷之所以为吐蕃所爱，是与汉地茶叶传入吐蕃相关联。当时茶叶从汉地传入吐蕃，饮茶多用瓷器，而吐蕃无瓷碗，赞普又闻唐朝有之，因之派金字使者赴唐求取瓷器，但唐皇只赐予吐蕃医药、历算、工艺和音乐家，而没有赐给瓷杯（碗）。唐皇对吐蕃使者说，吐蕃如果有制瓷原料，可以派给你们一位工匠。于是吐蕃使者将一位制造瓷杯的匠人带到了吐蕃。汉地制瓷匠人问赞普制什么样的瓷器，赞成普说制造汉地没有的那种瓷器，即敝口、轻薄、矮足、浅白而略带青色的瓷器，这种瓷器可命名为“达瓷”（音译）；并且要求在瓷器上绘之以画，最好瓷绘以雀鸟衔枝，中等瓷绘以海鱼，下等瓷绘以草山糜鹿图，其他瓷可任意为之。汉地制瓷匠人便按赞普之命，分原料之优劣，将达瓷制成六种形状的瓷器，基中供赞普用的三种，即“肖瓷”、“兰瓷”、“祥瓷”（以上均为音译），供常人用的三种，即“泰瓷”、“埃瓷”、“朵瓷”（以上亦为音译）。这就是汉地瓷杯制造工艺传入吐蕃的情形。[14]

纸张之传入吐蕃。当与吐蕃文字的普遍使用和译经相伴而行。世界造纸术均源于中国汉地。吐蕃使用纸大约始于文成公主进吐蕃之后，松赞干布向唐朝请婚同时求造纸匠人就说明这点。从目前所见出土文物看，吐蕃已由“刻木结绳”记事逐渐发展为使用木简。早期，纸传入吐蕃数量有限，供不应求，许多地方仍以木简记事。大大限制了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出土藏文古代木简很少有长文。而今存之敦煌吐蕃文书和佛经多已是纸卷文献，并且可以说是“长篇累牍”了。据潘吉星先生对敦煌纸写文献分析，文献用纸，多是唐纸，而且多为河西汉地所造。[15]又据瞿霭堂同志自阿里古格王朝残存宫室中所得佛经，经北大陈铁梅、原思训二同志用碳十四测定，均为唐代纸张（公元755年±90年）。[16]可见唐纸是吐蕃时期的主要用纸。这些纸很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汉地直接供应的，另一部分是吐蕃自制的。敦煌寺院就有附属造纸部门，藏经洞所出《敦煌诸寺丁壮车牛役簿》，[17]中就有纸匠记载，这些纸匠为吐蕃统治下的十三座寺院和吐蕃政府机构制造用纸。当然，各族纸匠间也自然交流制纸技术。又据潘吉星先生调查，藏区手工造纸方法与汉地相比大同小异，[18]推想唐代吐蕃时期，汉藏造纸技术当更接近。吐蕃有了造纸技术和使用纸张书写（当然也有了制墨技术），因则得以记录下丰富而珍贵的史料。

建筑技术方面。汉藏间相互也有影响。以大昭寺为例，该寺殿堂之多层出昂斗拱、转角斗拱、贴墙斗拱、栏杆式样、托木（雀替），都明显受到汉地早期斗拱和雀替的影响。其翘角飞檐，无疑源自汉式技法。而小昭寺的汉式大屋顶（即歇山式），更与汉地寺宇形制无异。据《西藏王统记》载，“文成公主自汉地召来许多木匠及神像之塑匠，随建成小昭寺”。[19]又据《松赞干布遗训》载，“（文成公主的）五百仆役人等，自汉地运来四根柱子”，用于建造小昭寺。[20]据此看来，汉人参与大小昭寺的建筑当属可信。汉式建筑的影响，再从建于宋代的夏鲁寺看，几乎无异于汉地佛寺。

冶炼及铸造业在吐蕃已相当发达，松赞干布向唐朝献高二尺的金鹅及金琲，均体现其水平。吐蕃金器制品很发达，传到唐朝长安，引起震动，皇帝令展视群臣：“吐蕃遣使贡方物，金银器玩数百事，皆形制手异”。“诏置提象门示群臣。”这对汉地奇工艺的提高也是有益的。但吐蕃造钟技术似与汉地有关。如昌珠寺的铜钟就是“汉人比丘大宝所铸”[21]。

敦煌石窟的开凿，应在汉藏文化交流史上大书一笔，然而本文限于篇幅，只能简略言之。它与吐蕃有密切关系。敦煌石窟艺术，从前秦起至吐蕃占领沙洲之前，不断发展。占领沙州的吐蕃赞普均崇信佛教，因此沙州寺院经济得以空前发展，佛教也渗入沙州地区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敦煌石窟艺术不仅幸免于战祸，而且有了新的重大发展。正是在吐蕃占领沙州期间，敦煌又开凿了46个洞窟，而在艺术成就上，其壁画像在精致细腻方面是盛唐艺术的继承和发展，笔墨精湛、线描造型的准确生动，应是唐代艺术的深化。许多石窟艺术还反映了民族的特色，既有唐风，又有藏族特色，许多吐蕃装束的供养人物形象出现在壁画之中，有的壁画直接以吐蕃赞普为中心，如《吐蕃赞普礼佛图》。另外，159窟的《文殊变》、《普贤变》及《维摩诘变》等壁画，帐下听法的诸王子是以吐蕃赞普领先的。总之，在吐蕃近百年统治下的敦煌石窟艺术得以保存并有重大发展，这不能不归功于吐蕃人民。敦煌石窟艺术是无数汉藏劳动人民和艺匠的合作结晶，其间也有其它民族的心血。当然，不难想像，如此繁重浩大的艺术工程给汉藏人民所带来的沉重负担。[22]

风俗艺术

吐蕃马球盛行，唐太宗时已传入长安，由是成为深受欢迎的体育运动。

《封氏闻见记》记载过汉藏球手在长安比赛马球的经过。当时唐朝皇帝及文武大臣均临现场观看，尚未继位的唐玄宗也亲自驰马参赛，场景极为热烈壮观。据该书载，早自唐太宗时吐蕃马球已传入长安，“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指吐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曾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胡（指吐蕃）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胡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球以自诫。”这说明吐蕃人常在长安街内打马球，而唐太宗已经令人学会，观看过吐蕃赛球。还曾受到吐蕃人邀请打球。只因身居皇位，不宜沉溺于马球之戏。既然皇帝已悉马球之技，其群臣岂能不学，从中宗公开提倡赛球看，并已有汉人组成的马球队，而技术也身手不凡，可知马球已遍及长安。

《封氏闻见记》详载了中宗观汉藏马球寒的情况：“景龙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附马杨慎交、武延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其都满赞咄，犹此仆射也。中宗甚悦，赐强明绢数百段。学士沈全期、武平一等皆献诗。”[23]唐诗记此事：“侧身转臂看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又说：“击鞠（即球）由来岂作禧，不忘鞍马是神机，牵缰绝尾施新巧，背打星球一点飞”。蔡孚亦为诗云：“金键玉凿千金地，宝仗雕文七宝球”。（按：马球手乘马，手持球仗（即宝仗），驰击用革或木所做之球，球上涂色雕纹，谓之“七宝球”）。马球之球藏语谓之“波罗”，唐代所谓之“金颇罗”当即指此而言。马球在汉地直传到明代，同是也传至国外。欧美及阿拉伯语称“球”为“颇罗”，均源自藏语。对此，阴法鲁教授已于20世纪50年代著文做过详考。[24]马球后来被唐朝做为训练骑兵的“军中常戏”，因而“虽不能废”。1972年在乾陵发现的唐章怀子李贤的墓，其墓道西壁上即绘有完好的彩色马球比赛图，可知吐蕃马球戏在汉地影响之深。遗憾的是，不知何因，西藏的马球术后来竟失传了，国内仅蒙古族尚存此技。

吐蕃另有“骑马之戏”，在长安也受到皇室官员的赞赏，此“骑马之戏”似即马术。桑耶寺落成时举行过盛典，期间即有精彩马术表演。据《全唐诗》载：“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正月五日，移仗蓬莱宫大明殿，会吐蕃骑马之戏，因重为柏梁体联句”，当时吐蕃重臣名悉腊也赋诗联句。[25]

吐蕃人“以赭涂面为好”，即藏文之“赤面”。这是吐蕃人用以防寒护肤的方法，同时也是一种美容手段。但这种方法却在唐朝演变成为唐朝汉人流行一时的时装，谓之：“元和装”。白居易的《时世妆》云：“元和妆梳君记起，髻椎面赭非华风”。吐蕃所穿之长袖服装似由来已久，这从敦煌壁画《吐蕃赞普礼佛图》中可以看出。但对照晚唐敦煌壁画营伎图（第156窟）的汉族男女营伎长袖服装看，当时汉藏服装颇多相似之处。这可能是互为影响的表现，但清以后汉人已改此种服制，而藏人却依然延袭至今。[26]

音乐舞蹈等艺术，在唐代汉藏之间亦有异同之处。相互借鉴而同步发展。前述工艺部分，已提及唐朝曾派音乐家进吐蕃，墀楹德赞年幼时的汉人伙伴贾珠嘎勘就是一位舞蹈家。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从藏史记载看，也都是精于音律者。金城公主进藏，皇帝特赐龟兹乐。他们的进入吐蕃，有助于汉藏音乐舞蹈等艺术的交流和了解。

据藏史载，都松芒波杰时（公元676—704年），自汉地得到乐器。《拉达克王统记》载：“自汉地获得多达曼、笛子、布桂、唢呐等”。[27]吐蕃君臣上下均善歌舞，敦煌文献中的吐蕃君臣对歌就说明这点。公元822年，唐大理卿刘元鼎出使吐蕃，吐蕃赞普招待刘元鼎，“大享于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28]据载，唐朝汉地的某些乐器今日仍存西藏，大昭寺内就保存有相传为文成公主带去的多种乐器，例如箜篌等等。又据劳费尔考证，汉语“琴”字，在《贤愚经》中就有相对的藏文音译词，[29]说明汉地的琴已在唐代传入吐蕃，据藏史载，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均会操琴。

饮茶是汉藏族共同的爱好。茶叶及饮茶在汉地早已有之，据藏史载，吐蕃初无茶，后都松芒波杰赞普久病不愈，闻茶叶可以治病，随遣人赴内地寻取，后在一座浓密的汉地森林中找到茶叶，此人自背一部分茶叶，又让鹿驮了一驮茶，返回吐蕃献给赞普，赞普饮罢茶水，随即病愈，于是吐蕃乃有饮茶之俗。[30]吐蕃赞普颇喜饮茶。藏史载，墀松德赞平时身边常放有汉地茶叶和泥婆罗的槟榔。汉籍《唐国史补》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手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31]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唐代是汉藏文化交流相当频繁的时代。吐蕃王朝时期只不过是藏族历史长卷中的一页，但这一时期却是藏族为缔造祖国大家庭而做出伟大贡献的时刻，不仅在政治上吐蕃与唐朝结成了“甥舅”“宿亲”的“社稷如一”的关系，在文化上通过交流的多种渠道也使汉藏文化密切交融，从而使汉藏两族结成了密切的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为后来汉藏两族继续携手并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又《旧唐书》卷5，高宗本记。

[2] 《册府元龟》卷962，外臣部，才智。

[3] 《旧唐书·吐蕃传》。

[4]同上。陆贽上疏。

[5]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王尧、陈践汉译本，121页。

[6] 《贤者喜宴》第七卷，28至33页。

[7] 《西藏王统记》，木版50页下。又见《拉达克王统记》，弗朗克本31页。按金城公主进藏时，“杂伎诸工悉从”，其中可能有纺织匠人。

[8] 《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

[9] 《旧唐书·吐蕃传》。

[10] 《贤者喜宴》第七卷，133页。

[11] 《松赞干布遗训》，157页下。藏语称水磨为“丘郭”，直译为“水轮”。

[12]伯字1287号卷子。

[13]弗朗克本，31页。

[14]见《汉藏文书》上册，123页上至126页上。

[15]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

[16]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碳一14实验室1981年10月测定报告。

[17] 《敦煌资料》，斯0542号卷子。

[18]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按敦煌经纸多系桑麻纸。

[19]见该书63页下。

[20]见该书228页上。

[21]见该钟钟铭。载王尧《吐蕃金石录》。又，吐蕃桑耶寺亦有铜钟一口，铭文系藏文，称“钟”为“迥”（音译），当为汉文“钟”之音译借词，“迥”音正合中古汉音之“钟”读。乾隆时所造之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普陀宗乘钟，其藏文铭则以“中”音音译汉文“钟”字，与今之汉语读音合。从这种借音看，亦说明藏区铸钟之技应源于汉地，据敦煌文献看，敦煌亦有铸钟场所。

[22]见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载《敦煌研究文集》，74至79页。

[23] 《封氏闻见记》，唐封演著，卷六，2至5页，打球。

[24]阴法鲁：《唐代西藏马球戏传入长安》，载《历史研究》1959年6月号，41至43页。又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图册内有马球图。

[25] 《全唐诗》卷2。

[26]见《敦煌研究文集》附图。又《西藏艺术论文集》巴黎1977年版。73，75页附图。

[27]该书第2册，32页，弗朗克本。

[28] 《新唐书·吐蕃传》。

[29]劳弗尔著，赵衍译：《藏语中的借词》50页。

[30] 《汉藏文书》上册，123页至126页下。

[31]李肇：《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