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拥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更没有“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学术史。已经出版的一些敦煌学史著作，只是根据已经发表的研究论著来罗列成果，比如说某一年陈寅恪先生写了什么文章，取得了什么看法，如此而已。要撰写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史还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本文只就贯穿整个中国敦煌学学术史的“国际视野”和“爱国主义”问题做一番清理，并谈谈笔者的一些看法。

一、“可恨可喜”与“以德报怨”

由于清朝的腐败，敦煌的偏远，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没有及时为中国学者所知。1907年和1908年，藏经洞的精华先后被斯坦因（A. Stein）和伯希和（P. Pelliot）攫取到手，运送伦敦和巴黎。不论斯坦因还是伯希和，在他们攫取到这些古老写卷的时候，就对其学术价值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因此他们也知道自己虽然付了一点钱，但获取这样巨大的宝藏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定是一种伤害。可是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他们拿去了多少东西，却了然无知。甚至就在1908年8月伯希和经过北京时，缪荃孙听到伯氏说：“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乙千余卷函，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刊板。”或许是伯希和所说对于关注中国四部典籍的清朝学者来说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地方，也可能因为当时没有看到实物，因此，缪荃孙只说了一句“奇闻也”，而没有当回事。

1909秋，伯希和由河内再度来到北京，随身携带着大概是他正在研究而没有随大宗收集品寄回巴黎的敦煌写本四部典籍、古文书等。这次，罗振玉等人得以亲睹敦煌古写本的真貌，大为惊叹。罗振玉当时的心境，可以从八月十九日他给《时务报》主持人汪康年的信中看出：

兹有一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本刻本古书是也。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此可恨也；其小半在都者（皆隋唐《艺文志》所未载），弟与同人醵赀影印八种，传钞一种，并拟与商，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此可喜也；闻石室所藏尚有存者，拟与当道言之，迅电毛实君，余存不知有否，但有，尽力耸动之，前车已失，后来不知戒，此可悲也。弟有《石室书录》数纸，随后印成寄奉，公闻之当亦且喜且悲也。

两天后，恽毓鼎在参加宴请伯希和的聚会后也在日记中说这些珍本“辇归巴黎，岂非至可恨可伤之事”。罗振玉、恽毓鼎的态度应当可以代表当时中国学人的真正态度，即法国人伯希和将敦煌古书捆载而去，是极其可恨的事。罗振玉觉得可喜的一点是，他们可以从伯希和那里影印、传抄其中“小半”部分，殊不知伯希和带到北京的，只是其敦煌所得汉文文献约五千件中的几十件而已，这还不包括当时中国学者不知道、更不了解其学术价值的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等各种语言文献和美术品。如果中国学者真的知道伯希和以及此前已经被斯坦因攫取到手的敦煌宝藏的真实情况的话，想必更是悲恨交加。

还有一个可悲的事情，就是罗振玉等人从伯希和处听说石室尚有存者之后，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自己亲自去一趟敦煌，而是向官府打报告，派甘肃巡抚去搜检。结果官府办理此事者马虎其事，让王道士窝藏了不少，路上还有遗失。可以说，清末中国的学者是书斋中的士大夫，完全没有斯坦因、伯希和那样的学术敏感，也没有任何专业考古学的训练，所以敦煌宝藏的流失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结果。

大概由于端方的介绍，也可能是伯希和本人把这样珍贵的材料出示给要求观看的北京学者，并允许大家拍摄、抄录，还答应把带回巴黎的卷子照相寄来，因此，伯希和这个“可恨”的西洋年轻人，却受到京师一批硕学鸿儒的盛情款待。同年9月4日，京师学者以侍读学士恽毓鼎为首，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出席招待会的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大学堂经科监督柯劭忞、学部参事兼大学堂毛诗教习江瀚、大学堂尔雅说文教习王仁俊、国子丞徐枋、大学堂音韵教习蒋黼（一作斧），还有董康、吴寅臣等，都是当时任职学部，或在京师大学堂教书的一批著名学者。对此，伯希和显然非常感动，他在巴黎做讲演时说：

同伴先归，所得之物大宗随之，余则视印度支那如故乡，暌隔多年，亟欲知彼中人事之变迁、学界之动作，乃往河内，留四月，复来中国，为购书也。……巴黎图书国库支那书籍为十八世纪教士所搜集，甚不敷用……乃于北京、南京、上海三处买印本书约三万册。至是，邦人委托之事一律报命。正欲回国，而敦煌得宝之风声藉藉传播。端制军（端方）闻之扼腕，拟购回一部分；不允，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且曰：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制军人颇殷勤，屡次接见余，礼有加焉。至北京，行箧尚存秘籍数种，索观者络绎不绝。诸君有端制军之风，以德报怨，设盛宴邀余上坐。一客举觞致词，略云：如许遗文失而复得，凡在学界，欣慰同深。已而要求余归后，择精要之本照出，大小一如原式，寄还中国。闻已组织一会，筹集钜资，以供照印之费云。此事余辈必当实心为之，以餍彼都人士之意。

从伯希和的说法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学者一旦知道了敦煌宝藏的秘密，立刻觉察出这是关乎中国考据学的一个生死问题，所以在南京先见到伯希和的端方，先是想把其中的一部分买回来，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中国学者又集钜资，请伯希和代为拍照为精印本寄来。罗振玉、蒋黼、王仁俊等人更是抓紧时间，前往伯希和寓所抄录他所带来的敦煌文献。他们抄录的文本和以跋语的形式所做的研究很快刊布，如同年9月25日罗振玉发表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年底以前王仁俊辑印的《敦煌石室真迹录》、年底或下一年初罗振玉辑印的《敦煌石室遗书》和蒋斧《沙州文录》及曹元忠的《沙州石室文字记》，构成了中国敦煌学，也是世界敦煌学的最初一批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不能不说是伯希和在材料上的恩赐，因此罗振玉说这是可喜的一面。

在招待会上，恽毓鼎代表中国学者的致词，表现了更为宽广的胸怀，即把敦煌遗文的失而复得，看作是整个中外学界“欣慰同深”的事情，所以才对伯希和能够表现出“以德报怨”的高尚态度。伯希和对此显然非常感激，所以对于中国学者提出的影印写本的要求，表示“实心为之”。事情也确实如此，伯希和陆续寄来一些四部要籍的写本照片，端方分交罗振玉和刘师培考释。1910年，罗振玉编成《石室秘宝》，首次刊行敦煌写本照片。1911年初，刘师培撰成《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十九种。以后，罗氏又陆续在《佚籍丛残初编》、《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敦煌石室碎金》等书中，刊布照片或发表录文，大多数是依据伯希和寄来的照片资料。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这些研究的重点在传统的四部古籍，其中既有清儒所未见的六朝唐人经籍写本，也有一些后世已佚的经疏、史籍、佛典、道书。

由于中国学者对伯希和的“以德报怨”，使得中国学者化解了“可恨可喜可悲”的怨愤，也消除了伯希和的顾虑，伯希和由此建立了与中国学者合作的关系，而且一直不忘向中国学者提供敦煌写本照片资料，如1916年7月，伯希和因到北京出任法国使馆武官而经过上海，将陆德明《尚书释文》照片出示给沈曾植和张元济等。张元济后将此卷影印入《涵芬楼秘籍》（1918年出版）。王国维时已从京都回到上海，也见到此真迹。伯希和的这种合作的态度，对以后法国的汉学界影响深远，总的来说，法国的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大多保持比较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

还应当指出的是，罗振玉在看到伯希和敦煌文献后，很快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京都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得到消息后，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十一月十二日东京、大阪两地的《朝日新闻》上，发表《敦煌石室的发现物》，引述罗振玉的来信，对敦煌藏经洞及其发现过程，敦煌文书的价值等都做了介绍，还罗列了罗振玉寄来的书目。1909年11月28—29日，在京都大学的史学研究会上，陈列了罗振玉等寄来的一些四部书、拓本、佛经的照片，并由京大狩野直喜等学者加以讲说，开始了日本的敦煌学研究。

由伯希和的北京之行，中国学者的“以德抱怨”，罗振玉的东国送书，我们不难认为，在清末中国备受西方列强欺辱之际，中国学者以比较宽广的胸怀对待敦煌藏经洞宝藏的流失问题，开拓出敦煌学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舞台，可以说，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的敦煌学。

二、《劫余录》与“伤心史”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发展突飞猛进的时代，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如刘复（刘半农）的《敦煌掇琐》、胡适的《荷泽大师神会遗集》、陈万里的敦煌考察，都具有开拓的意义。然而，对中国敦煌学发展影响最大的，应当是陈垣的《敦煌劫余录》一书和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一文。

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是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敦煌经籍辑存会之约，在俞泽箴的帮助下，编成的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8679件的目录，分类编排，体制极佳，是第一部大型的敦煌写本分类目录。

在当时编成这样一部分类目录，从学术上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引起议论的是这本书的名称，因为它表现出强烈的批评意识，这里面包括对与中国学术界一直比较友好的伯希和的批评，因为陈垣的序中明确地说：“（光绪）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据说当时有友人劝陈垣在序中不要直接提名，陈垣回答说：“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这虽然是后人追忆之词，并不一定那么准确，但确实反映了陈垣先生所代表的一些中国学者的观点，即反对西方列强掠夺中国文物。

这部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出版的目录在出版之前，在史语所内部是有一番议论的。据当时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李济讲，《敦煌劫余录》的扉页第二面有个英文名称，作“An Analytical List of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回译成中文，应为《北平图书馆藏敦煌手抄卷的分析目录表》，“英文的名称，没有直接把中文的意思译出来，显然是义宁陈先生（寅恪）的主意，而不是新会陈先生（垣）的原意”。

当时任史语所历史组组长的陈寅恪先生，在为《敦煌劫余录》作的序中称：

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

李济在引述这段话以后接着说：“所以‘劫余录’的书名，只是‘寄愤慨之思’的意思。但陈寅恪实在并不以此说为然。”我们知道，在1980年代以来的大陆学界，“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句话被当作陈寅恪的名言，鼓动起许多学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学子们，抱着爱国主义的热忱，去改写敦煌学的伤心史。对陈寅恪序的误读，于大陆的敦煌学界来说，并非一件坏事，它确实推动了敦煌学在大陆的突飞猛进。但正如李济所言，这并非是陈寅恪的本意。

由此看来，陈寅恪不仅不同意陈垣的“劫余”的说法，而且这篇序言恐怕实际就是针对这个说法而写的。“或曰”者，应当就是陈垣和他所代表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北平图书馆所藏的“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只是一些糟粕而已，所以这个目录，也只不过是“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对此，陈寅恪举出一系列北图所藏有价值的写本，来反驳上述意见：

摩尼教经之外，如《八婆罗夷经》所载吐蕃乞里提足赞普之诏书，《姓氏录》所载贞观时诸郡著姓等，有关于唐代史事者也。《佛说禅门经》、马鸣菩萨《圆明论》等，有关于佛教教义者也。《佛本行集经演义》、《维摩诘经菩萨品演义》、《八相成道变》、《地狱变》等，有关于小说文学史者也。《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等，有关于佛教故事者也。《维摩诘经颂》、《唐睿宗玄宗赞文》等，有关于唐代诗歌之佚文者也。其它如《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中弥勒之对音，可与中亚发见之古文互证，六朝旧译之原名，藉此推知。《破昏怠法》所引《龙树论》，不见于日本石山寺写本《龙树五明论》中，当是旧译别本之佚文。唐蕃翻经大德法成辛酉年（当是唐武宗会昌元年）出麦与人抄录经典，及周广顺八年道宗往西天取经，诸纸背题记等，皆有关于学术之考证者也。但此仅就寅恪所曾读者而言，其为数尚不及全部写本百分之一，而世所未见之奇书佚籍已若是之众，傥综合并世所存敦煌写本，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有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

陈寅恪早年曾长期游学欧美，回国后的1926—1930年一段时间里，主要就是从佛经翻译文学的角度，写了一些敦煌写本的跋文，其中也包括一些北图的藏卷。因为他除了通晓西方现代语言外，又遍习与中国相关的各种东方语文，加上他对中国古籍和佛典的深厚功底，使他在敦煌学的领域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陈寅恪所数的这些家珍，如果我们一一予以笺释，即可深知其所提示文献的价值。但应当承认，陈寅恪当时还无法知道英、法所藏敦煌写本的真正内涵，相比而言，北图所藏虽然不能说是糟粕，但也无法与英、法所藏同日而语。陈寅恪序的价值，更在于他不认同围绕敦煌写本的外流而产生的狭隘的“爱国主义”的情绪，而认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是世界性的学术，是“诸国学者”可以“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的领域。他的序言最后说：

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借，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斯则寅恪受命缀词所不胜大愿者也。

这里虽然套用编者的话把国内的国宝称为“历劫仅存”，但更重要的是他继续强调了序言开始时所说的敦煌学是世界性的学术，需要国人努力推进。

陈寅恪的序文，可能是获得史语所的主要人物，如傅斯年、李济辈的赞同，所以这篇序文在原书作为史语所专刊出版之前，就在《史语所集刊》上先期发表了。

对于这个书名，伯希和当然是明白其意的，并且曾在他主编的《通报》上表示了不满。但这件事并没有过多地影响伯希和与中国学术界已经建立的紧密联系，甚至也没有伤害他和陈垣的关系，从1933年伯希和到北京后两人的交往来看，好像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一样。这里面也可能是陈寅恪、傅斯年等人斡旋的结果。

伯希和确实在沟通中法学术界的交流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攫取敦煌宝藏的事情，始终是中国学者不能忘怀的。所以，当他在1935年来北平选择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的古物时，又一次遭到一批中国学者的联名反对。

傅斯年出面代为辩解，声称：“论伯希和与敦煌卷子之关系，应详察当时之经过与责任，未便与斯坦因氏混为一谈，此为事实与公道之问题。”其实，仅敦煌写本一项，斯坦因用二百两银子买去一万多件，伯希和用五百两银子买去五千多件，虽多少不等，但手法相同，都是极其不等价的骗取，所以傅斯年的这一说法并不能服人。伯希和与斯坦因的不同，更多地在于和中国学者的合作方面，伯希和是积极的，而斯坦因对于斯文赫定（Sven Hedin）与中国学术界共同组织中瑞科学考察团一事曾大为不满，直到1930年时，他还想单独一人再次进行中亚考古探险，攫取新疆宝藏，结果以失败告终。

对于自己国家的古代文献和文物，每一个有文化托命感的学者都会具有保护的意识，这就是陈垣等学者把敦煌写本的流散称之为劫掠的出发点。而一个学者，特别是那些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又把中国的学术看作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希望不要因为“爱国主义”的意气，影响了学术的正常发展，这恐怕就是陈寅恪等学者不同意“劫余”之说，而强调敦煌学是世界之学术的原因吧。

三、伦敦留难与巴黎协作

在中国学者初步了解伯希和所获敦煌写本的时候，对于斯坦因的收获却不甚了然。1910年10月30日，张元济自巴黎到伦敦，曾与斯坦因晤面，并参观英国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所获敦煌秘籍，商议影印其中的四部书，可能是想模仿罗振玉与伯希和之间的做法，结果没有得到要领。张元济致汪康年信中也谈到此事，唯未提晤斯坦因事。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张元济1910年11月4日给斯坦因的信，显然与其参观敦煌写本及影印秘籍事有关，惜尚未公布。从斯坦因本人的态度来看，这样的事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

对于这一大批敦煌藏经洞所获的汉文文献，斯坦因原本是请伯希和来整理的，但伯希和先是答应，后来因为实在没有时间，于1913年表示难以着手。所以从1914年起，英国博物馆的汉籍保管员翟林奈（Lionel Giles）开始负责整理这些文献。翟林奈出自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之家，汉文水平有限。1914年，他发表的第一篇敦煌学文章《〈敦煌录〉译注》，就遭到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的激烈批评。翟林奈完全接受，并做了重新的翻译。大概正是有这样一段学术因缘，所以当1926年胡适到英国博物馆查找敦煌禅宗文献时，反而得到了翟氏的特别关照，使得胡适在很短的时间里，有很大的收获。

但翟林奈并非对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向达、于道泉等先后访书英伦，都受到翟氏刁难。1936年2月，向达在致中华书局舒新城、武佛航的信中，说到他当时遇到的困难：

弟来英目的在看British Museum之敦煌卷子，管理人为Dr. Lionel Giles，前后见到两次，俱甚冷淡，且对人表示拒绝。弟助其工作，有一次曾以可否允人对于敦煌卷子作一通盘研究相询，彼亦表示拒绝。此种情形大有陷弟于进退两难之势。然既已至此，不能不极力想法，庶不致如入宝山，空手而反。现在拟托其它英国人代为转圜，将来研究一层或可有万一之望也。

向达是作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交换馆员到英国看敦煌卷子的，由于翟林奈的刁难，他只看了五百卷左右，就不得不结束他的工作，更何谈他原本打算的“作一通盘研究”了。以向达的学术功底和相关知识的准备，他的英伦之行本来可以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可惜由于翟林奈的拒绝，他只写了《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和《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向达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四十年代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万里孤征，开拓了石窟考古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新路，他在敦煌学方面的更大成就，奠基于他的两次西北考察。

与伦敦的向达相比，同样是由北图派出的王重民，在巴黎的工作却一帆风顺。1934－1939年王重民逗留巴黎期间，得以通览全部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一边编纂敦煌写本目录，一边做自己感兴趣的四部书、诗词、变文等方面的研究。他以后出版了《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两卷、《敦煌曲子词集》、《敦煌古籍叙录》，与向达等合编《敦煌变文集》，与刘铭恕等合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可以说这些成果的取得，主要是饱览巴黎藏卷的结果。而且，王重民还得到许可，为北京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拍摄了大量敦煌写本照片，清华的一份在日军侵华时被炸毁，北图的一份，总数有上万件之多，这实际上是伯希和收集品的精华所在。照片中还有王重民和向达在英国和德国拍摄的敦煌吐鲁番文献，这些照片为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准备了丰富的素材，可惜因为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50年代以来的政治运动，这些资料被打入冷宫，迄今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王重民在巴黎的成功，不能不说其中有伯希和等法国学者的大力帮助。伯希和还将自己私藏的敦煌石窟笔记出示给王重民，而且允许他全部拍摄，带回中国。这种帮助也是互利的。王重民逗留巴黎期间，与戴密微（P.Demiéville）每周三聚在一起，共同研讨敦煌卷子中有关汉地和印度僧人在吐蕃争论顿渐问题的材料，这些材料基本上是王重民发现并提供给戴密微的。1952年，戴密微出版《拉萨僧诤记》（后改名《吐蕃僧诤记》）时，首先就是感谢王重民的贡献，这本书翻译并详细注释了有关禅僧入藏与印度僧人斗法的敦煌文献，在汉藏佛教史、汉藏关系史等许多方面都有贡献。此后，戴密微在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中，主要讲授禅宗典籍和俗文学作品，并不时发表一些相关的论文，这些研究方向与他和王重民的学术交往不无关联。

不论是在伦敦受到刁难的向达，还是在巴黎受到善待的王重民，他们作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敦煌学的领军人物是抱着世界主义的胸怀来从事敦煌学研究的。这可以从他们两人在1948年12月举办的敦煌考古工作展览陈列品中看出。根据同时印行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中的《敦煌考古工作展览概要》，这个展览中关于敦煌学学术史的部分，包含中外学者所撰敦煌学论著的稿本、抽印本、原著，中外文兼备，其中也包括斯坦因、伯希和考古探险和研究著作，表明向、王二位把他们敦煌考察的记录也看作是敦煌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20世纪50年代以后，直到“文革”期间，包括向达、王重民在内的中国大多数学者，在反帝爱国的政治背景下，继续从事着艰苦的研究工作。这段时间里他们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如《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的《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是时代的产物，未必是当时学者的本意。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的非学术层面的问题，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因为即使这些学者把自己的著作打上“爱国主义”的符号，最后也无法抗拒更强烈的政治热潮。向达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王重民在“文革”期间含冤自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中国敦煌学的终止。“文革”中间，因为中国学者基本上被迫停止了他们的研究工作，所以那时只有世界的敦煌学，而没有中国的敦煌学了。

四、“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1977年，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开始复苏。二十多年来，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中国语言、文学、历史、考古、艺术、音乐、舞蹈等许多方面，都从比较低水平的起点，越升到世界同行的领先地位，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为国际敦煌学界所认可的事实。这些成就近年来有不少论著专门加以总结，不必在此费词，我这里主要想谈谈爱国主义在这二十年来敦煌学研究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虽然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陆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但从50年代以来爱国主义的宣传已经根深蒂固，一些学者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动力，正是爱国主义。比如有的敦煌学研究者就这样认为：敦煌文书出自我国，绝大多数是用我国文字书写的，所记载的是我国古代的史事，何以我们的研究反而落后于外国学者，因此，我们一定要赶上以至超过外国学者的研究水平。这样的爱国主义热情，必然迸发出极大的热量，鼓励着那一代的学者努力地赶超日、法、英等国的汉学家，也感染着他们的下一代敦煌学子，满怀爱国主义热情地去努力学习。

正好就在大陆敦煌学刚刚重新起步的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的藤枝晃教授应天津南开大学之邀，来南开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并油印发行了《敦煌学导论》。从全国各地来的不少学者和学生，包括现在已经在敦煌学中卓有建树的朱雷教授等，当时都到南开来听讲，可以说藤枝晃的这个讲座，对于中国大陆敦煌学的复兴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敦煌学界流传着一种说法，说藤枝晃在南开讲演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一说在京都）。”这话一经传开，就使得许多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中国学者十分不满。笔者曾经向几位当时听课的中国学者询问这话的来历，他们都说这话其实是请藤枝晃来讲演的南开的某位先生说的，意在请大家重视这位一般学子还比较陌生的敦煌学家。在今天看来，这话无疑是个误传。可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放在1981年的特定时代，那时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也确实还不如日本，所以即使是这样说，也并不过分。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象，把这句话放到1981年那个极具爱国主义热情的时代，它必然反过来激励中国学者在敦煌学方面加倍努力，目的是要赶超日本，这在客观上无疑对中国敦煌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现在回想起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大的敦煌学课堂上，我们听到的是老师的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夺回敦煌学研究中心的慷慨陈词，看到的却是老师手里经常捧着的那本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因为这是当时有关社会经济文献的最佳录文集。我们跟着老师按照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一字一句的释读，可是当我们要真正研究一件文书时，我们却要去读那波利贞、仁井田陞、藤枝晃、池田温、戴密微、贝利等外国学者的文章。无论如何，新一代年轻的敦煌学研究者，是在这种强劲的爱国主义热情鼓舞下，奋起直追，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确实在敦煌学研究的某些方面取得了成绩，中国已经可以说是世界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的中心了。

如上所述，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误读，就和“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误读一样，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敦煌学界影响深远，并非坏事，它促进了中国敦煌学的迅猛发展。但是，它也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日两国敦煌学界某些领域的交往，也阻碍中国学者吸取他人的长处。1988年，在听说藤枝晃要来北京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后，会长季羡林先生特别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来打消中日两国学者之间的隔阂。季先生提出的这深具学术胸怀和眼光的口号，值得今天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深思。

进入21世纪，我们一方面应当肯定爱国主义对于中国敦煌学研究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应当警惕一种过激的所谓“爱国主义”情绪，因为它对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并没有益处。这种过激的看法的立脚点，是认为敦煌文书绝大多数是用汉文书写的，所记载的是中国古代的史事。其实，敦煌文书中同样有极具重要学术价值的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文献，它们虽然不是用汉文写成，但绝大多数也是中国古代各边疆少数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我们不应当把它们排斥在外。同时也应当看到，敦煌宝藏中还有历史文献之外的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和中国民间宗教等方面的文献，而在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以前不如欧美、日本学者，而且至今也没有超过他们，需要虚心向国外同行学习。如果只是把眼界放在一个狭窄的汉文文献的圈子里去争夺研究中心，其实却失去了另外的研究中心，而且会越来越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局限起来。如果我们翻阅一下近年来的《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和不断出版的国内会议论文集或纪念文集，我们不难感受到，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题目越做越窄，而且往往只注重新材料的追求，而不去思考新的问题。这样一来，所谓的“爱国主义”就会捆住我们的手脚，限制我们吸取国外同行的优秀研究成果，阻碍了中国敦煌学向更深更广的方面发展。

这一点在外人看来是很清楚的。2000年，日本东方学会为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将其西文刊物《亚洲学刊》（Acta Asiatica）第78号定为“敦煌吐鲁番研究”专辑，由资深的敦煌学家池田温主编。其中所收四篇论文分别讨论莫高窟早期洞窟、沙州回鹘与西回鹘王国的关系、敦煌的多语言使用、吐鲁番出土伊朗语写本等问题，在有限的篇幅里展现了日本新一代敦煌学者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一向与中国敦煌学界非常友好的池田温教授在序言中说：“尽管四篇论文所涉及的范围有限，但读者将能看到现在专门从事敦煌吐鲁番研究的日本学者，对于敦煌当地的事情甚至比中国本土的学者更富有广博的知识，同时他们对相关的西文论著也了如指掌。”这段话说出了一定的道理，它足以警示中国敦煌学界的同人，让我们开拓国际视野，积累超出敦煌本身的知识，并且对西文、日文的研究著作也能了如指掌。

尽管学术可以是没有国界的，但任何一个学者却都是有国籍的。所以，一个学者的学术成就，必然地会被自己或者他人看作是为国争光的事。一个中国学者怀着对“文化中国”的热爱，当然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换个角度来讲，各个国家自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当然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对于这种文化的优劣固然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优秀的中国学者总是希望保持发扬传统文化中优良的部分，而不希望中国文化走向灭绝。陈寅恪虽然反对学术上狭隘的“爱国主义”，主张“世界的学术”这样一种理念，但同时他也希望国家能够尊礼像杨树达这样的学者，“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这正是强调要保持“文化中国”的“中国文化”。陈寅恪之不离开大陆和他晚年治学方向的转变，也和这种想法相关。

学术上的爱国主义是个很难讲清的问题，在一个时期，它可能会对于某一方面的学术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在另外一个时期，它可能会起相反的作用。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的学者，对于另一个国家的学者的爱国主义可能不完全能够理解，而对于消极的“爱国主义”的批判有时却又会招来批评。就敦煌学来讲，因为它本来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资料纷繁多样，内容涉及许多学术领域，就语言资料一项，就有不同语系的文献，而且属于非常难解的古代语言，甚至是死语言，不是一个国家的学者可以承包下来的。所以，我坚持认为敦煌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术，敦煌学需要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中国的敦煌学需要具有一种胸怀宽广的国际视野，而不应抱有一种狭隘的所谓“爱国主义”情绪。对于当前的中国的敦煌学界来讲，只有拓展领域，思考问题，沟通中外，才能既不负华夏之国宝，又能襄进世界之学术。

来源： 荣新江，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