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小波：金滴——陈践教授的古藏文语词研究

［摘要］文章举出若干典型例证，对于陈践教授释读古藏文语词的思路和方法以及经验和成就，作了简要的评述和总结，以便于读者了解陈践教授的工作旨趣和学术贡献。

［关键词］陈践；古藏文语词；古藏文文献

古藏文文献（写本、碑铭、简牍）之中，存在众多现已废弃不用或义项转移的古词，蕴涵许多今人已不熟知的古代藏族政治思维、宗教仪轨和民间习俗。通观古藏文世俗文献研究的学术史，托玛斯（F.W.Thomas，1867—1956）和乌瑞（G.Uray，1921—1991）堪称两座璀璨的灯塔。托玛斯数十年沉潜于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编目、整理和释读，通过皓首穷经般的劳动和积累，解开了大量在他之前尚无定论甚至从未得见的语词之谜。乌瑞以其极具原创性和概括力的语文学修养，通过一系列精彩的个案研究，唤起了大量沉寂千年的语词重返学术文化宝库。中国学者较成规模地译释和研究古藏文文献，始于20世纪80年代，盛于90年代。那是一个朝气蓬勃、催人奋进的时代！王尧、陈践教授合作译注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2]以及其他系列论著，对于此后中国的藏学、敦煌学和西域史研究堪称影响深远。

陈践教授以她丰富的藏地（牧区、农区）阅历和出色的藏语（安多方言、卫藏方言）能力，迄今完成了百余件敦煌藏文写本的通译和研究，形成了有效的研究路径和鲜明的学术风格。细心品读她的学术自叙[3]，即可理解她的人生阅历和学术经验，是在西藏、甘肃“熟悉生活、培养感情”的苦乐所得。如磁石般吸引着她的古藏文文献，无疑是她亲近和探索西藏的另一个舞台。对于她的古藏文语词研究思路和方法，我曾简要概括如下：通检某一文献，通摄写本、碑铭、简牍三大文献，自觉运用安多方言和民俗资料，切忌将“古词”全然视作现代藏文的“正字”加以解读，尽量找到同一时代汉文文献之中与其对应的“古译”。言下之意，必须综合平衡地考虑和处理“古词与正字”“文法与语境”“写本学与语文学”3对范畴内部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有分寸地发挥考索之功和独断之思，规避将“古词”作“今词”解的流弊，正是陈践教授学术工作的基本旨趣。

重视安多方言和民俗资料的运用，强调探究词源、藏汉互训的理念，是古藏文语词研究的正途。以下略举数例，说明陈践教授的经验之谈和心得之论：

（1）安多方言之例譬如，对于P.T.1047+IOL Tib J（以下简化为ITJ）763号羊胛骨卜文书中的“སློ”一词，陈践教授基于安多方言中的“ས་ནད、ས་སྐྱོན”等词，参照藏语历史音变规律，将其释作人畜共患的传染疾病“炭疽”（སློꧺས）[4]；对于P.T.1287号《吐蕃赞普传记》第9节中的“རྫི་ལངས”一词，陈践教授基于她在安多牧区的亲耳听闻，将其释作牲畜“发情”[5]。经此巧思妙笔，文本之中令人犯难的细节和隐喻瞬时得以凸显。又如，Or 1812.187号《吐蕃大事纪年》记载，745年吐蕃攻石堡城（ཇིད་པར），“རྒྱའྀ་རམ་འདའ་ཇྀད་པར་དུ། པུན་རྒོན་མཁར་ཕོ་ཅེར་དྲངསྟེ།”，唐军大部被歼。就此中间一句中的“རམ་འདའ”一词，巴考（J.Bacot）等人释作一个地名[6]，多特森（B.Dotson）承续此说[7]。王尧、陈践教授基于安多、康区方言，将其释作“ར་མདའ”（<རམ་འདའ），义为“追兵”“援军”[8]。白桂思（Ch.I.Beckwith）释作“军队”（forces）[9]，似已接近此词本义。依照王、陈二位教授的释读意见，前述中间一句可以译作“唐之援军赴石堡城之པུན་རྒོན大堡”，极其贴合史实和语境。

（2）民俗资料之例譬如，ITJ 739号骰卜文书中的“གཡར་དུ་ནི་འཇུག་མ་བཅད་། སྐྱིད་ནས་ནི་ཞིང་རྨོས་པ།”一句，陈践教授释作“དབྱར་དུ་ནི་མཇུག་མ་བཅད། དཔྱིད་ནས་ནི་ཞིང་རྨོས་པ།”，译作“夏季修剪尾毛，春季耕耘田地”[10]；P.T.1047+ITJ 763号中的“འབྲི:སྐམ། གྱི:པོ:མུལ:མཐོ༎ གང:བཆད་ནའ། ཏོ:གང་སྐྱེ༎”一句，陈践教授释作“འབྲི་སྐམ། གྱི་པོ་མུལ་མཐོ༎ གང་བཅད་ན། མཐོ་གང་སྐྱེ༎”，译作“枯奶牝牦腹下之毛，割下一拃复长一拃”[11]。前者蕴涵牧区牛畜年满两岁修剪尾毛一圈的民俗，后者则是牧业生产和生活的生动剪影。若无丰富的藏地阅历，断难理解得如此透彻。又如，对于P.T.1047+ITJ 763号中的“ལྷས་བཙའ”一词，陈践教授基于安多牧区调查经历，参照西康农区民俗资料，将其释作“羊圈生”[12]。这一释读意见，较之“神佑”“天护”之说更为允当。西藏著名译师管·库巴拉则（འགོས་ཁུག་པ་ལྷས་བཙས，11世纪）即诞生于羊圈，故以“ལྷས་བཙས”为名。据称旧时甘青地区的藏族，常有诞生于羊圈者。这一民俗现象，或有以羊为祥的寓意，更有因地制宜的因素。

（3）探究词源之例譬如，对于Or 15000.326号《卯年小罗布分田清册》中的“ཞྀང་འགོད་ཀྱྀ་རིང་ལུགས”（>ཞིང་བགོད་ཀྱི་རིང་ལུགས，译言“分田官”）一词，托玛斯释作“营田旧例”（old usage of the land settlement）[13]，王忠承续此说译作“田作惯例”[14]。将与“དབང་པོ”（府主）并举的“རིང་ལུགས”释作“旧例”“惯例”，显然无法令人信服。基于托玛斯的释读意见，黎吉生（H.E.Richardson）推测此词当有“行政长官”（commissioner）之义[15]。对于吐蕃《江浦寺碑》（815—838）中的“བཅོམ་ལྡན་འདའས་རིང་ལུགས”一词，王尧先生释作“僧统”，指出此处“རིང་ལུགས”可以从俗译作“堪布”（མཁན་པོ）[16]。特就“རིང་ལུགས”（译言“身则”）一词，陈践教授举证不同时期的文本用例指出：作为指人名词，此词义为行政系统的头人、长官或寺院系统的宗师、僧统，这类义项常见诸于古藏文文献；作为抽象名词，此词则可释作“理论”“传规”，这类义项相对晚起[17]。尚可补充的是，羽田62号《酉年沙州纥骨萨部落贷布契》中的“令六”，似即可与“རིང་ལུགས”同定。又如，对于P.T.1288 + ITJ 750号《吐蕃大事纪年》中的“ཞུགས་ལོང་དམར་ཕོ”一词，巴考等人释作“火信军”（fire-tidings［troops］）[18]、多特森释作“烽火台”（red fire-raising ［station］）[19]，止贡·嘉衮切仓（འབྲི་གུང་སྐྱབས་མགོན་ཆེ་ཚང）释作“红臂章”（དཔུང་རྟགས་དམར་པོ）[20]。陈践教授指出此词实与“ཁྲམ་དམར་པོ”同义，将其释作“穿有火洞且以朱笔书写之木牍”（御林军之名籍），简要译作“红册”[21]。较之其他诸家的望文生义，这一释读意见大道至简、最合语境，对于吐蕃简牍形制和功能的研究颇具启发意义。

（4）藏汉互训之例对于P.T.986号《尚书》藏文译文中的“སྟམས་ལས་བཅད་པ”“ངོ་འཕྲལ”二词，陈践教授结合《尚书》汉文原文将其分别释作“残虐”“战功”[22]。这为吐蕃《谐拉康甲碑》（800—810）中的“སྟཾས་ལས་ཆད”、P.T.1283.1号《礼仪问答》中的“ངོ་འཕྲལ”的所指，提供了最为直接且合乎语境的解答。据此看来，托玛斯将“སྟམས་ལས་ཆད”释作“严令”“ངོ་ཕྲལ”（> ངོ་འཕྲལ）释作“现今”的解读方案[23]，仍有必要依据更多的文本用例重新考量。对于《谐拉康甲碑》中的“སྟཾས་ལས་ཆད”（> སྡམས་ལས་ཆད），李方桂和柯蔚南（W.South Coblin）释作“拘禁施刑”（bound up resulting in punishment）[24]，似已接近此词本义。对于P.T.986号中的“ངོ་འཕྲལ”，柯蔚南释作“即刻前进”（forthwith advance）[25]，此说显然难以成立。此外，P.T.1217号、Or 15000.269号吐蕃告身文书之中，亦有“ངོ་འཕྲལ”一词。对于这一非常关键而又颇为陌生的语词，武内绍人误将后者中的“ངོ་འཕྲལ”录作“［སའི］་འཕྲལ”，以致于干扰到他对写本主题和内容的判定[26]。相比而言，陈践教授的释读意见最为允当通透。

较之佛教文献之中相对固定的译例和异写，世俗文献在语词释读上的难度更大、障碍更多。以下略举两例，说明陈践教授“一字之证”的缜密思路和深沉功力：

（1）关于吐蕃驿传制度对于西域藏文写本和简牍中的“སླུངས”一词，托玛斯释作“护卫”（སླུངས，>*སྲུངས），推测其系常任“军警”（military police）之职的一个部族之名[27]。对于敦博0336.10-336/10，074/74号吐蕃驿传文书中的“སླུངས”“སླུང་ཙང”二词，陈庆英和端智嘉（དོན་གྲུབ་རྒྱལ）分别释作“小站”“驿站”[28]。陈践教授基于东噶·洛桑赤列(དུང་དཀར་བློ་བཟང་འཕྲིན་ལས）教授的亲述，参照同一时代汉文文献，则将“སླུངས”（>ཀླུངས，译言“川原”“平坝”）释作“笼区”，认为其系吐蕃驿传里程单位[29]，或可简要译作“驿程”。她将“སླུང་ཚང/སླུང་ཙང”（>སླུངས་ཚང）一词，译作“笼馆”，认为其系管辖驿站（ཚུགས）的上一级军政单位。如此一来，同卷中的“འབྲོག་སླུངས”（牧区驿程）、“ཡུལ་སླུངས”（农区驿程），以及ITN 2285号、ITN 2053号简牍中的“རྒྱ་སླུངས”（汉地驿程）、“སོ་སླུངས”（边地驿程）等词的内涵不言自明。循此思路，通过苏晋仁先生提示，她将P.T.1096号《辰年马匹纠纷诉状》中的“སླུངས་ཕོན”（>སླུངས་དཔོན）一词，自信地同定为《旧唐书·吐蕃传》《册府元龟》中的吐蕃“笼官”。尚可补充的是，P.T.1096号卷内同时出现“སླུངས་གྱི་དཕོན་སྣ”（>སླུངས་དཔོན，笼官）、“ཚུགས་ཕོན”（>ཚུགས་དཔོན，驿丞），亦可证明“སླུངས”不是“ཚུགས”。如上释读意见，对于吐蕃驿传制度的研究极具启发意义。

（2）关于敦煌寺院经济查检一般藏文辞书，“ཁྭ”一词仅有“乌鸦”一个义项。对于吐蕃《江浦寺碑》中的与寺院“资具”（ཆད་ཀ，>ཆས་ཀ）并举的“ཁྭ”，黎吉生释作“租税”（ཁྭ་བ，=*དཔྱ་བ）[30]。陈践教授研究指出，“ཁྭ”系汉语“馈”的借词，可与S.10647+P.T.1111号《申年沙州汉人所缴军粮、寺粮账册》（828）中的“ཁྭ་སྩང”（>ཁྭ་རྩང）一词通用，实为“向寺院缴纳的供养粮”，亦即“寺粮”[31]。同卷之中，常以“军粮”（རྒོད་སྩང་ཚོགས་པའྀ་སྩང，译言“军户粮仓之粮”）、“寺粮”对举，亦颇合乎情理和语境。如此一来，敦煌藏文寺院经济文书中的“ཁྭ་ཟངས”（寺院铜釜）、“ཁྭ་མངན”（寺院粮官）、“ཁྭ་ཁྲིན”（>ཁྭ་ཁྲིམས，寺院粮法）等词的内涵迎刃而解。岩尾一史基于“租税”之说解释“ཁྭ་སྩང”[32]，显然落入了旧说的窠臼。此外，陈践教授关于“རྐྱེན་རིས”（顺缘）、“ལྷ་རིས”（寺产）二词的释读[33]，进一步确证了王尧先生《江浦寺碑》译文中的译法。尚可补充的是，S.7133号《榆林寺贷粮契》（820年以后）之中，即有“ལྷ་རིས་གྱི་སྩང”（寺粮）、“ལྷ་རིས་གྱི་བང”（寺仓）二词。根据语境推论，此处“ལྷ་རིས་གྱི་སྩང”正是“ཁྭ་སྩང”，证明陈践教授的释读意见深中肯綮。

有了细致严谨的语词释读，方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本翻译和历史研究。以下再举两例，说明陈践教授释读相关语词的优胜之处：

（1）关于吐蕃历史文书 P.T.1288+ITJ+750号《吐蕃大事纪年》记载，692年朵麦冬会（མདོ་སྨད་གྱྀ་དགུན་འདུན）以后，སུམ་པའྀ་ཤོ་ཚིགས:བཟུང་བ---།。就此最末一句中的“ཤོ་ཚིགས”一词，巴考等人释作一个地名[34]，白桂思释作一个部族之名[35]，憾于并无切实依据。王尧、陈践教授则将“ཤོ་ཚིགས་བཟུང་བ”释作“收税”[36]，当时似为一种推测之论。与此相关，对于ITJ 740.2号《寅年税例告牒》中的“ཤོ་ཚིགས”（>ཤོ་ཚིག）一词，多特森释作“枭辞”（dice statutes）[37]，陈践教授释作“税例”[38]。前者认为“ཤོ”即“骰子”之义，诉讼两造的辩词存在争议或真伪难辨之时，法官即可通过神判的方式“以枭为断”；后者认为“ཤོ”即“赋税”之义，在此卷中别无他解。通览全卷，ITJ 740.1号骰卜文书与ITJ 740.2号法律文书虽系一人所抄，然其内容之间实在无法建立关联，况且民政、军政事务处处“以枭为断”，着实令人费解。因此，“ཤོ་ཚིགས”仍应释作“税例”为妥。依照王、陈二位教授的释读思路，前述最末一句可以译作“核定苏毗之税例”，或许最合此句本义。

（2）关于河西官府文书 P.T.1189号《肃州府主致河西节度书状》（967）记载，达怛（ད་ཏར）、仲云（ཇུ་ངུལ）、回鹘（ཧོར）诸部，于肃州大云寺之大殿内，“གནམ་མཐོ་མཐའ་ཚིགས་བགོས༎”。就此最末一句，乌瑞释作“瓜分 （བགོས，=*བགོས་པ）上天有限之地”（les zones limites de haut ciel furent partagées）[39]，山口瑞凤释作“共设（བགོས，>*བསྒོས་པ）永久之誓”[40]，赤木崇敏释作“领会（བགོས，>*གོ་བ）天空境界”[41]。囿于语词和语境上的疑窦，如上三家均未达成确诂。此处“མཐའ་ཚིགས”（>ཐ་ཚིག，译言“誓词”）一词，古藏文文献又常写作“ཐ་ཚིགས”。王尧、陈践教授释作“以多闻子神起誓”[42]，虽未给出任何注释，然其最合史实背景。依照译文思路，前述最末一句可以释作“རྣམ་ཐོས་ཐ་ཚིག་བསྒོས༎”，译作“以多闻子证盟”。此处“གནམ་མཐོ”（>རྣམ་ཐོས་［སྲས］，译言“多闻子”）一词，梵音“毗沙门”，亦即北方多闻天王。浙敦114号《肃州府主致沙州令公书状》（928—930），亦于盟誓语境之下，将其称作“北方之主”（བྱང་ཕྱོ［གས་བདག］་པོ），径直写作“毗沙门”（བྱི་ཤ་ར་མ་ནེ，<Vaiśramaȵa），进一步支撑了王、陈二位教授的观点。

近年以来，陈践教授年事渐高，仍旧手不停披、笔不停译，尤其专致敦煌藏文占卜文书的全面整理和研究。她总结道，敦煌藏文文献之中释读难度最大，自己印象最深、用力最勤的两件写本，皆是占卜文书：ITJ 739号骰卜文书，P.T.1047+ITJ 763号羊胛骨卜文书。值得重视的是，二者均系吐蕃王室卜辞：前者涉及囊日论赞（གནམ་རི་སློན་མཚན）与岩波（ངས་པོ）邦主森波杰（ཟིང་པོ་རྗེ）的战争，后者涉及松赞干布（སྲོང་བཙན་སྒམ་པོ）与象雄（ཞང་ཞུང）邦主李迷夏（ལྀག་མྱི་རྷྱ）的战争。前者中的诗体繇辞，极富文学色彩和美学意趣。其中频繁跃入眼帘的难解语词，曾令托玛斯望洋兴叹、知难而退[43]。陈践教授运用安多方言和民俗资料之钥，成功地打开了这组令人称奇“诗歌之锁”[44]。后者中的卦象问题，麦克唐纳（A.Macdonald）未能真正破解，留下诸多疑窦[45]。陈践教授借鉴纳西族《东巴经》中的类似文本，准确地释读了曾被疑为所谓“象雄语”的卦象的所指（纹路、方向）[46]，疑云一朝涣然冰释。这项研究，可为重构或印证藏汉走廊地带藏缅语人群的文化生态关系提供文本依据。

目前在国际范围内，仍无一部比较理想的《古藏文辞典》。学界虽有两种“音节索引”（syllable index）可用，一是托玛斯的敦煌西域藏文文献语词索引[47]，一是李方桂和柯蔚南的吐蕃碑铭语词索引[48]，然其毕竟不能通摄写本、碑铭、简牍三大文献，且从词目到义项均有待扩充或修订。2005年，陈践教授将长期积累的千余张古藏文语词卡片，慷慨地转让给西北民族大学，怀着“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愿心，热情支持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事业。近年以来，她对古藏文语词和文献研究中的重复劳动和二次误译深感忧虑，多次呼吁推进《古藏文辞典》的编纂工作。中国学者释读古藏文语词的不少缜密见解，由于研究方法和撰述体例的局限，多被无形地湮没于汉文译文乃至个别注释之中。这些思考和积淀，常常出自一种无法复制或移植的经验，更难见诸任何一部通行的藏文辞书。真诚希望凝聚陈践教授心血的这批卡片能够尽快得到整理出版，早日以藏汉双解的科学面貌奉献学界！

陈践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前辈学者。2008年以来，我协助她做一些敦煌藏文文献的电脑录文和转写工作，她手写的“颜体藏文”令我印象深刻，她娴熟地在安多方言、卫藏方言间切换的语言能力令我惊叹不已。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直接地接触、阅读和翻译敦煌藏文写本，逐渐旁及碑铭、简牍文献。很多时候，她是我的“一字之师”。正是在她那里，在做写本录文和语词校订的非刻意状态之下，我学到了释读古藏文语词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于我而言，这是一生值得珍视的学术因缘和受用无穷的知识财富。此后，我协助她编辑、校订《敦煌吐蕃文献选辑》[49]两种，以及《吐蕃卜辞新探》[50]一书，又就不少细节问题尤其语词方面与她多有讨论。深感她的思路和方法，正可对治一般学院式的训练和研究的弊病。我常常想，若就藏地阅历和藏语能力而言，恐怕没有比她更具优势的古藏文学者了。她的古藏文语词研究，虽不讲求现代学术体例和规范的“包装”，但较之国际范围内为数不多的几位最优秀的古藏文学者亦毫不逊色。

那些令人困惑不解而又深深着迷的古藏文语词，恰是能够真切映照早期西藏历史的“灵异宝镜”（ITN 1954号简牍：འཔྲུལ་གྱྀ་མྱེ་ལོང，>འཕྲུལ་གྱི་མེ་ལོང）。陈践教授释读古藏文语词的大量真知灼见，有的早已发表，有的运思虽成但却多年弃捐案头，有的直至近年方才形成定谳。这些古藏文文献探索之路上的“金滴”（གསེར་ཐིགས），亟应得到系统的整理和会心的传承！热诚期待陈践教授的古藏文语词论著早日结集出版，对于时下的古藏文语词研究起到匡正、示范之功，对于年轻一辈的古藏文学者起到鼓励、促动之效。她曾写道，希望听到相关批评意见，希望能与年轻同行相互切磋，共同浇灌这朵古老的“敦煌之花”，使其开得更加灿烂。借此机会，向陈老师的“语词之爱”致敬！

注释

[1]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吐蕃时期藏译汉传佛典研究”（批准号：14YJCZH121）成果之一。

[2]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

[3]陈践：《我与古藏文文献研究》［J］，《中国藏学》2013年第4期，第65—74页。

[4]陈践：《P.T.1047号和ITJ 763号羊胛骨卜新探》［J］，《中国藏学》2013年第S1期，第37页。

[5]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61、89、170页；陈践：《若干典型古藏文语词疏译之一——重读〈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之体会》［J］，《中国藏学》2015年第S0期，第66—67页。

[6] J.Bacot，F.W.Thomas & Ch.Toussaint，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à l’histoire du Tibet，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1940，p.62.

[7] B.Dotson，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with an Annotated Cartographical Documentation by G.Hazod，Wien: Verlag der ö 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2009，pp.126—127.

[8]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29、78、154页；陈践：《安多口语中古藏文语词的保留与变化》［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33页。

[9] Ch.I.Beckwith，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s，Turks，Arabs，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p.128—129.

[10]陈践：《敦煌藏文ITJ 739号骰卜文书译释》［J］，《中国藏学》2014年第S1期，第86、94、97页。

[11]陈践：《P.T.1047号和ITJ 763号羊胛骨卜新探》，《中国藏学》2013年第S1期，第18、30页；《若干典型古藏文语词疏译之三》［J］，《中国藏学》2016年第4期，第26页。

[12]陈践：《P.T.1047号和ITJ 763号羊胛骨卜新探》，第34页。

[13] F.W.Thomas，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Vol.2，London: Luzac & Co.Ltd.，1951，p.139.

[14]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Z］，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37页。译文收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M］第3编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457—458页。

[15] H.E.Richardson，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Hertford: Royal Asiatic Society，1985，p.53.

[16]王尧：《吐蕃金石录》［Z］，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80—181页。

[17]陈践：《藏语རིང་ལུགས一词演变考——敦煌藏文古词研究之一》［J］，《中国藏学》1991年第3期，第134—140页。

[18] J.Bacot，F.W.Thomas & Ch.Toussaint，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àl’histoire du Tibet，p.34.

[19] B.Dotson，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with an Annotated Cartographical Documentation by G.Hazod，pp.56—57，90—91，106.

[20]止贡·嘉衮切仓：《敦煌藏文文献所见吐蕃历史》（ཏུན་ཧོང་བོད་ཀྱི་ཡིག་རྙིང་ལས་བྱུང་བ། བོད་བཙན་པོའི་རྒྱལ་རབས།），第270、387页。

[21]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146、150页；陈践：《敦煌古藏文ཞུགས་ལོང་དམར་ཕོ疏译》［J］，《民族翻译》2018年第2期，第32—33页。

[22]陈践：《敦煌古藏文PT 986号文书〈尚书〉四古词译释》［J］，《民族翻译》2014年第1期，第25—28页。

[23] F.W.Thomas，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Vol.2，pp.79，339—340.

[24] Fang Kuei Li & W.South Coblin，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Taipei: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Academia Sinica，1987，pp.278，288.

[25] W.South Coblin，“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Shangshu Paraphrase” (Part I)，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111，No.2，1991，p.312.

[26] Tsuguhito Takeuchi，Old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Vol.2，Tokyo: Toyo Bunko，London: British Library，1998，p.121.

[27] F.W.Thomas，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Vol.2，p.423.

[28]陈庆英、端智嘉：《一份敦煌吐蕃驿递文书》［J］，《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第79、81页。译文收入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兼论敦煌行人部落》［A］，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C］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7—178页；此处参见《张广达文集：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0—221页。

[29]陈践：《笼馆与笼官初探》［A］，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编：《藏学研究》［C］，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71—182页。

[30] H.E.Richardson，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pp.99，161.

[31]陈践：《敦煌古藏文ཁྭ字考》［J］，《民族翻译》2014年第2期，第20—24页。

[32]岩尾一史：《古代チベット帝国支配下の敦煌における:物倉会計—S.10647 + Pelliot tibéain 1111の検討を中心に—》，《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第26号，2011年，第60—61页。

[33]陈践：《若干典型古藏文语词疏译之三》，第32—33页。

[34] J.Bacot，F.W.Thomas & Ch.Toussaint，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à l’histoire du Tibet，p.37.

[35] Ch.I.Beckwith，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s，Turks，Arabs，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pp.53—54.

[36]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76、148页。

[37] B.Dotson，“Divination and Law in the Tibetan Empire:The Role of Dice in the Legislation of Loans，Interest，Marital Law and Troop Conscription”，M.T.Kapstein & B.Dotson eds.，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Early Tibet，Leiden-Boston: E.J.Brill，2007，pp.26—30.

[38]陈践译编：《敦煌吐蕃文献选辑》（社会经济卷）［Z］，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72—74页。

[39] G.Uray，“L’emploi du tibétain dans les chancelleries des Ètats du Kan-sou et de Khotan postérieurs à la domination tibétaine”，Journal Asiatique，Vol.269，Nos.1—2，1981，p.83.

[40]山口瑞凤：《吐蕃支配期以後の诸文書》，山口瑞凤編：《讲座敦煌6：敦煌胡语文献》，东京：大东出版社，1985年，第519页。

[41]赤木崇敏：《帰བྷྭ軍時代チベット文手紙文書P.T.1189註訳稿》，荒川正晴編：《东トルキスタン出土〈胡漢文書〉の総合调査》，大阪：平成15—17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2006年，第79页。

[42]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C］，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92页。

[43] F.W.Thomas，Ancient Folk-Literature from North-Eastern Tibet，Berlin: Academia-Verlag，1957，Chap.6，pp.140—152.

[44]陈践：《敦煌藏文ITJ 739号骰卜文书译释》，第81—99页。

[45] A.Macdonald，“Une lecture des Pelliot Tibétain 1286，1287，1038，1047 et 1290: Essai sur la formation et l’emploi des mythes politiques dan la religion royale de Sro ṅ -bcan sgam-po”，A.Macdonald ed.，Études Tibétaines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M.Lalou，Paris: Librairie d’Améique et d’Orient，1971，pp.190—391.此处参见耿昇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8、141页。

[46]陈践：《P.T.1047号和ITJ 763号羊胛骨卜新探》，第3—9页。

[47] F.W.Thomas，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Vols.3—4，London: Luzac & Co.Ltd.，1955，1963.

[48] Fang Kuei Li & W.South Coblin，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pp.367—472.

[49]陈践译编：《敦煌吐蕃文献选辑》（文化卷、文学卷）［Z］，民族出版社，2011年。

[50]陈践：《吐蕃卜辞新探：敦煌PT 1047 + ITJ 763号羊胛骨卜研究》［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

［作者简介］任小波，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上海 200433）

来源《中国藏学》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