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综述

2016年8月2—4日，由中国西藏文化保护发展协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西藏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的第六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共计325位学者出席本届研讨会，其中国内学者216人，海外学者109人，会议共收到论文416篇，选定308篇。

本届研讨会继续秉持“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的办会理念，深度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充分展示藏学研究最新成果，进一步探讨藏学发展规律。

一、致辞与大会发言

8月2日上午，第六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开幕式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多功能厅隆重举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郑堆主持开幕式，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裔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游洛屏、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院长白玛朗杰先后作大会致辞。

张裔炯在致辞中指出，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中央政府的关心、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西藏各族人民艰苦奋斗，锐意进取，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西藏传统文化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弘扬。藏语文得到很好的学习使用，西藏文物古迹得到修缮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抢救，群众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得到尊重。西藏的民族文化是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的丰富资源，当前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正面临难得的大好形势。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西藏是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和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强调要“实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程，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支持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要“发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的智库作用”，为保护西藏文化，开展藏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游洛屏在致辞中说，北京（国际）藏学会的创办和举办，为藏学领域开展学术交流、展示最新成果、探讨发展规律、提升研究能力、促进藏学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自2012年第五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以来，中国藏学研究及藏学研究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新成绩，表现在重点学科建设成效显著、科研成果数量质量不断提升、藏学研究整合能力得到提升、学术交流更加活跃丰富、涉藏智库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走出去”“请进来”进一步扩大，这些成就是国内外藏学研究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北京（国际）藏学会架起了中国藏学界和国际藏学界沟通交流的桥梁，已成为国内外藏学界充分展示藏学研究成果的平台。

白玛朗杰在致辞中说，文化的生命在于传承，传承文化的目的在于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十分重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化自信”的重要论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西藏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的发展密不可分，西藏文化是整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十分重视西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西藏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切实保护和弘扬。在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西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一定能够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使西藏各族人民、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民众共享到文化传承的成果。

开幕式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廉湘民、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巴桑旺堆、奥地利科学院教授斯坦因凯勒、联合国经济发展合作项目首席顾问赖尚龙、西北民族大学教授才让等10余位国内外知名学者作大会发言，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对西藏可持续发展问题、西藏社会管理问题、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研究、古藏文文献研究、梵文贝叶经研究、藏族文化保护、藏区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作了交流。

联合国经济发展合作项目首席顾问赖尚龙作了关于“一带一路”战略下对西藏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的发言。他首先对“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背景及重要性作了分析，指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不仅强调的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而且也是当今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国家安全的优先考虑。西藏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对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和喜马拉雅地区的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赖尚龙建议中国应将西藏打造成为保护与发展喜马拉雅文化和艺术的领头羊，应使西藏成为对其他喜马拉雅国家和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核心，将为成功实践“一带一路”战略提供重要保证。此外，通过引领喜马拉雅地区文化与艺术的发展，为周边国家和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中国西藏可以建立稳固的防御措施抵御分裂势力及其对西藏真实人道主义状况和文化保护工作的负面宣传报道，进一步有效地将西藏打造成为中国一个繁荣而和谐的少数民族地区。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当代研究所所长廉湘民研究员的主旨发言围绕“法治原则是创新西藏社会管理的根本准则”。他指出依法治藏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具体体现。2015年8月，中央召开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首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党的治藏方略，明确指出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提出的西藏工作重要原则，为西藏各族人民充分行使管理国家和西藏地方的权利指明了方向。依法治藏在西藏创新社会管理中得到了有效落实，实现了强基础惠民生的目的。中央关心、全国支援、西藏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的工作成果，为解决西藏社会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西藏进一步坚持依法治藏、创新社会管理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廉湘民研究员并就新形势下如何坚持依法治藏、创新社会管理进行了论述。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所长周炜研究员就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进行了发言。他对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过程及金瓶掣签成为历史定制的缘由进行了论述，强调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近700多年时间，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从来没有改变过，各教派对活佛转世宗教仪轨的遵循从来没有动摇过，这是西藏社会的历史选择，也是藏传佛教的历史选择，更是广大僧俗信众的历史选择。在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问题上，各教派不会越界一步，各转世系统更不会越界一步。

古藏文文献研究方面，同时有两位藏族学者关注敦煌藏文文献。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巴桑旺堆就敦煌古藏文佛教写经中一组写经生、校经者名录的研究问题进行了发言。9世纪上半叶，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由官府组织当地僧俗居民用藏文抄写了大量佛经，巴桑旺堆教授对其写经生和校对者的署名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西藏卓卡寺、哲蚌寺保存的《大般若经十万颂》写本中的写经生和校经者与出现在甘肃省图书馆、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藏文写经《大般若经十万颂》的同名校经者实为同一人；此类写经的抄写年代应该不早于9世纪30年代，即不早于法成留居敦煌前；这类写经是在敦煌完成抄经、校对后运回吐蕃本土的，但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即卓卡寺和哲蚌寺《大般若经十万颂》的抄写是在吐蕃本土完成，不过目前还没有有力资料能够佐证这一点。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才让教授就敦煌文献S.5603（唐）圆晖《楞伽经疏》写本中的藏文及相关的《楞伽经疏》藏译本等问题作了发言。他指出S.5603号颇具特色，不少句子旁有藏文译文，汉文墨书，藏文朱书，朱书的藏文和标记应是一兼通汉藏文的人所写。法成所译《楞伽经》的题记明言其参考了圆晖的注释，可知S.5603的藏译文应是法成初译《楞伽经》时的草稿，因此，可进一步认为S.5603中的藏文是已知唯一存世的法成手迹。该写本反映了法成最初翻译《楞伽经》的原貌，对法成的翻译过程及其翻译规律、特点等方面的研究有参考价值。法成后又凭依《楞伽经疏》翻译了《楞伽经疏》全文，即IOL Tib J219。

梵文贝叶经研究方面，有两位学者作了大会发言。奥地利科学院的恩斯特·斯坦因凯勒教授就西藏自治区的贝叶、纸质梵文写本的保存与研究问题进行了发言。他在肯定目前国内对西藏自治区的贝叶和纸质梵文写本保护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对如何开展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学者在开展研究工作时应注意区分轻重缓急，首先要整理那些迄今为止只有藏、汉译本存世的文本以及从未被翻译因而完全不为所知的文本，其次是那些根据尼泊尔和印度所发现的梵文写本编辑的文本。西藏社会科学院贝叶经研究所副研究员欧珠次仁就梵文贝叶经《海龙王所问经》写本与藏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为使学者及读者较全面了解梵文写本内容，欧珠次仁对写本进行了藏文、拉丁文和梵文天城体的转写，对梵文版《圣海龙王所问经》的页数、长度、宽度、重量、字体、墨水颜色、经书中间穿孔、完整情况及经书上前人作的笺注等进行了描述，并以《中华大藏经》（对勘本）为依据，对《圣海龙王所问经》进行梵藏文对勘研究，认为该经的梵文原文与藏文译文间存在诸多差别。

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马克林的发言，围绕西方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存活特别是藏族文化存活的三类主要观点，指出其中所谓的“文化灭绝”说实际是流亡藏人及其支持者的恶意游说，纯属无稽之谈，完全与其在西藏和青海藏区及其它省份的亲身体验相违背。他强调，现代化进程正在中国的各个地区展开，但并不会对少数民族文化造成破坏；政府的积极行为会复苏或拯救少数民族文化，实际上能够帮助和激励少数民族文化复兴。马克林赞赏了中国政府迄今为止对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藏族文化所做出的努力，并支持进一步的振兴工作。

藏区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也有两位藏族学者关注。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陈玮的主旨发言题为“关于藏传佛教生态伦理与藏区生态文明建设”，他论述了藏传佛教生态伦理的三个起源，即大自然崇拜中最朴素的生态意识、图腾崇拜中最原始的生态理念、佛教生态伦理，阐述了宗教信仰对生态伦理的实践作用，并指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和爱护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和观念要建立在群众情感的基础上，应当建立与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相一致的生活方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副总干事洛桑灵智多杰以喜马拉雅与长寿五姊妹为题进行了大会发言。他指出，藏族以传统民俗和宗教的思想理念看待山水，封山水为神山圣湖和护法神，保护生命万物，共生共存。藏族把喜马拉雅山脉的主要山峰称为“长寿五姊妹”，因此要保护喜马拉雅的生态环境必须做到：尊重这个区域的宗教信仰和保护这里民族的传统文化；限制这一地区的城市规模和人口机械增长；遏制在这一地区滥砍乱挖、修建大型的水库和电站；协调立法，共同行动，遵守承诺。

二、小组讨论

本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共设当代政治组、社会转型与变迁组、经济发展与全面小康组、“一带一路”与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组、古代史组、近当代史组、宗教一组、宗教二组、文化组、生态组、藏文文献组、艺术组、语言组、藏医历算组、藏传因明组、文学组、梵文写本与西藏组、印藏佛教中的他空组、藏文信息技术组等19个专题小组。各组的国内外藏学专家学者都进行了精彩的发言和热烈的讨论。现将此次小组讨论会的主要发言内容综述如下：

（一）当代政治组

当代政治组有9位代表发言，涉及藏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涉藏话题的新闻传播、美国涉藏政策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拉加当周博士作了《藏区基层治理中的权威结构——以青海省同仁县为例》的发言，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国家战略、新时期党的治藏方略和藏区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需要，论述研究藏区基层治理对于维护藏区社会稳定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通过中西方政治学对于权威概念的理论界定，重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观，对藏区基层治理中的权威体系进行了论述，指出集官方权威、传统权威和新型权威为一体的当代藏区基层治理中的多重权威体系，并从“权威整合”的逻辑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藏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提出了对策。

西南民族大学邓备副教授在发言《英国、印度主流报纸上的藏区》中认为，英美等国著名主流媒体的报道，对政治家和普通公众都有较大的影响力，甚至会对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极大影响。研究境外主流媒体的涉藏报道，探究其涉藏话语的重点、倾向及规律，有利于为藏区对外传播奠定扎实的学术基础，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除了继续关注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媒体之外，要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中国的邻国，比如印度、日本以及东南亚诸国的主流媒体，同时这些国家新媒体上的涉藏消息也不容忽视。此外，还有必要从受众的角度来展开研究，为改善藏区的国际形象提供更加直接和可靠的证据。

中央党校胡岩教授的发言题为《清末民初中美关系中的涉藏问题》，通过英美两国外交发展史的档案资料，分析美国介入涉藏议题的历史过程和基本目标。认为美国同中国西藏的早期接触和了解，开始于19世纪末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但随着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和中国国内发生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后来又经过冷战及其他利益考量，形成了现在的有关对话涉藏立场，这种立场上的变化完全是出于对美国本国的利益考量。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肖杰博士的发言为《美国国会议员涉藏行为动因研究》，他根据美国国会政治的基本理论，从议员的基本动机出发，分析涉藏议员在面对国会制度安排和各种外部因素时的行为偏好，建议重点关注并积极做好关键性涉藏议员的工作、有针对性地做好对美民间外交和人文交流。

此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王小彬研究员的《〈夏格巴日记〉与“西藏幸福事业会”》一文，通过对第一手资料《夏格巴日记》的研究，进一步梳理了“西藏幸福事业会”的草创和正式成立的经过，结合该组织的主要活动和发展脉络，认为达赖访印等事件，不仅强化了“福利会”在噶厦政府中的半官方地位，也促进了其与印度政府的密切联系，使得该“福利会”更加组织化。以此论证“西藏幸福事业会”是“西藏流亡政府”的组成部分，是其驻印度的秘密办事机构的历史事实。

发言结束后，小组讨论进入了交流互动环节。与会学者们就西藏“藏电外送”工程和西藏发展的区位优势、如何加强藏区基层治理中的权威整合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二）藏文文献组

藏文文献组共有18位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发言。发言题材涉及藏文古籍的搜索与整理、藏文文献编目、敦煌古文献研究、藏文木刻版研究、宗教人物生平著作研究等方面。

藏文古籍的搜索与整理方面，“喜马拉雅文库”总负责人才让多吉的发言《“喜马拉雅文库”藏文古籍的搜集与整理》就2010年以来该文库在藏文古籍的搜集、整理、编校、保护和出版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介绍。辽宁省蒙藏医院博物馆海春生先生围绕《明清以来北京及蒙古族地区涉藏文献研究》，介绍了这类文献的基本情况，提出关于合理利用与整理保护这些文献的建议。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奔嘉教授则以《大数据视野下藏学文献编目系统多功能化研究》为题，结合时下应用最为广泛的大数据概念，提出了文献编目多功能化的理念，倡议调动所有藏学文献相关的资源，形成一个统一、规范、创新、专业、简便的现代藏学文献目录体系平台，推进藏文文献学科的健康发展。

敦煌古文献研究方面，西北民族大学的卓玛才让教授作了题为《简论敦煌古藏文契约文书的主要特点》的发言。他从敦煌古藏文文献中搜集了有关社会契约方面的文书，通过细致地分类、分析其演变过程，指出能够反映当时吐蕃社会经济活动和各民族之间的社会交流的若干特点。西北民族大学的博士生桑杰东知发言题为《敦煌藏译佛典P.T.758号来源及其相关问题探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758号《阿弥陀经》是藏文现存同类佛经中的孤本，对其进行研究，对了解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地区的阿弥陀佛和西方净土的信仰，以及当时各民族间佛典翻译的社会历史等情况具有相当大的价值。

俄罗斯的学者柴迪娜·安娜在发言《关于17—20世纪乌兰巴托印刷藏文木刻版的研究》中，介绍了17世纪起，在蒙古喀尔喀地区使用木刻板印制藏文书籍，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巅峰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西南民族大学藏学院向巴洛绒副教授就《达仓译师之译文及著作研究》进行发言。他介绍了达仓译师喜热仁钦的生平及著作，并加以深入研究，阐释了达仓译师对人类文明进步和促进社会和谐等诸多方面的贡献。

 （三）近当代史组

近当代史组共有10位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发言，涉及国民政府时期藏族青少年赴内地求学问题、藏族近现代知名人士的研究、近代西藏与域外关系研究等方面的内容。

中央民族大学喜饶尼玛教授提交了《国民政府时期在内地求学的藏族青少年评述》。他指出民国伊始，中央政府即试图通过录取藏族学生等到内地求学，以强化中央权威和增强边疆民众的国家认同。这些藏族青少年到内地求学后，的确增强了民族国家认同感，在祖国面临重大转折时，都表现出了一种爱国热情和对正义的追求。他们赴内地入学，促进了汉族等各民族文化与藏族文化相互交流，为缓解民族间的隔阂，形成整体国家意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有关藏族近现代知名人士的研究报告有多篇。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陈又新助理教授对《十三世达赖喇嘛遗诫》四种版本进行了交叉对照，归纳出共90条的差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的3位研究人员关注的均是此类研究。梁俊艳副研究员的《喜饶嘉措大师与藏族新文化建设（1949—1964）》重点探讨了喜饶嘉措大师在藏传佛教从旧时代政教合一制度下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转变成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的精神信仰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班玛更珠助理研究员的《毛尔盖·桑木旦大师与藏族文化研究》重点讨论其在藏族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邱熠华助理研究员则从从任职高校培养藏语文专门人才、开展面向社会的藏语文教育、编撰十万字的藏语文教材、为民族教育事业建言等4个方面探讨了《才旦夏茸对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

近代西藏与域外关系研究方面的文章也有多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张永攀副研究员的《试论清末亚东关税务司与藏哲边界纠纷》就清代藏哲早期界址，1890、1893年条约与勘界纠纷，亚东关税务司戴乐尔与勘界，关于戴乐尔参与藏哲边界纠纷等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俄罗斯科学院的艾瑞纳·加利博士以《帝国列强争斗时期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和西藏（1900—1910）》为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虽然布里亚特人在蒙古人和俄罗斯人中以及佛教世界中是被边缘化的，但他们在亚洲内陆的政治和社会进程中，仍然扮演着十分活跃的媒介作用。西藏大学教授强俄巴·次央则以《近代西藏赴印度女留学生研究》为题，指出西藏女留学生赴印度学习对当时的西藏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彻底改变了藏族妇女的地位，同时也改变了藏族传统教育的发展趋势。

 （四）经济发展与全面小康组

本组有8名与会代表进行了发言，着重研讨了西藏及四省藏区的贫困议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议题。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廖桂蓉围绕《中国藏族聚居区贫困的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进行了发言。她认为，客观上贫困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中国藏区不同地区间全域性的空间相关性与局域性的空间相关紧密相联，增加收入的空间外溢效应对地区减贫工作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增加收入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大程度上是局域性的空间溢出。藏区各地、市、州的收入水平间接影响其他地、市、州，而且这种间接效应并不受到地区间地理距离变化的影响。建议实施以核心城市为依托、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发挥相对发达的城镇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钟海燕围绕《川甘青结合部藏族聚居区民生问题研究》作了发言。川甘青结合部藏族聚居区大致位于横断山—三江源—青海湖以东，具有典型的边界经济特征。研究川甘青结合部藏族聚居区民生问题，有利于保障和改善该区域人民生活，对于我国的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经济稳定、生态安全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她建议在川甘青结合部藏族聚居区应通过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促进当地群众收入提高；提高教育水平、实施更全面的社会保障和加强民生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提高群众对社会公平的认可程度。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郑长德作了题为《西藏和四省藏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展评估与对策研究》的发言。“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西藏和四省藏区全面小康建设存在部门不平衡和地区不平衡的问题。需要坚持“五个发展”，做到“五个结合”，实现西藏和四省藏区脱贫奔康，需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重点关注基础设施、生态和扶贫开发中的金融发展。西藏大学教授久毛措关注的是《城镇化进程中青藏两地农牧民社会融合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涛讨论的是西藏农牧民增收和城镇化发展中《宗教在西藏农牧区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影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默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义务教育体系白朗县为例，关注《西藏农牧区义务教育现状研究》。

（五）社会转型与变迁组

本组共有12位学者发言，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各自在西藏社会转型与发展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就《内地西藏班的现状与今后发展》为题做了精彩发言，他在介绍中国历史上的语言学习和内地办学、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内地办学与人才培养、国外的“异地办学”模式、中国以西藏和新疆学生为对象的“内地办学”、中国以少数民族学生为对象的多种办学模式基础上，就当前西藏内地班及相关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首先，除增加对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体的财政投入和福利项目外，要从根本上提高少数民族年轻一代掌握的知识结构和竞争实力，加强汉语教学是一条必然的途径；第二，必须保护和继承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第三，为了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学习，不仅少数民族需要学习汉语文，居住在边疆地区的汉族民众也需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延中就《西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与创新》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论证。特别就西藏的寺庙管理创新、城镇网格化管理创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干部队伍治理能力提升等一系列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容进行了分析，认为西藏自治区在上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丁赛研究员就《藏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发言。该研究根据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完成的上千份抽样调查问卷所收集的定量数据，对西藏和四省藏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比较研究，他发现，西藏自治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就地转移为主，与内地形成鲜明反差，引起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格桑卓玛副研究员以《新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在西藏牧区的实施效应》为题，根据自己的田野调查，就西藏那曲牧区新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实践及其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存在的问题作了剖析。

美国西储大学王静博士的发言题为《分居婚姻：西藏林周县村民在养老压力下的婚姻新对策》，根据其在西藏农村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结果，总结和分析了“分居婚姻”这一农村婚姻模式中的新现象，并就其产生的原因，将会带来的影响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并与与会学者进行了交流。

中央民族大学苏发祥教授就《清代拉萨城市格局的形成及其特点》进行了发言，利用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将拉萨城市格局演变的轨迹清晰地展示出来。

北京大学王娟博士就《民国时期的康巴精英及其政治参与》作了阐述，她运用历史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民国时期的民族与边疆问题、少数民族精英研究、康巴藏区等脉络进行了梳理和介绍，指出民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形成的关键时期，并将民国时期康巴藏区的精英分为4类，重点对其中的新式土著精英格桑泽仁的生命历程进行了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扎洛研究员的发言《中国西藏与不丹之间的三种传统贸易模式》，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包括不丹人与西藏帕里藏族人建立的固定式的商贸关系。他特别指出，“一带一路”是当前非常重要的国家战略，在西藏建设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以及“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考察民间传统的贸易模式与特定经验。这些经验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六）“一带一路”与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组

本小组讨论共有8名学者发言，多人参与讨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刘宗义副研究员的发言《西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战略与安全问题及应对》，指出：西藏在一带一路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内是战略，对外是倡议；西藏融入一带一路的两个方向，对内形成陕甘青藏经济带，对外可直接连接，也可间接连接；西藏面临的国际战略和安全挑战；西藏应以对内融入为主，扎实推进；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一带一路”在印度的宣传，推进与印度地方政府的联系；加强西藏自身产业的发展，促进金融业发展，提高人民币在南亚的地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岳颂东研究员的发言《关于建设南亚开放大通道的思考——兼论建设喜马拉雅大陆桥的建设》，指出西藏必须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西藏的崛起不仅关系到国家利益，也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建设喜马拉雅大陆桥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印度在沿线国中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应争取早日实现中印战略对接；寻找中印铁路对接的捷径，实现中印铁路联运；实施八纵八横的中长期铁路规划，其中第四横和第七横与喜马拉雅大陆桥接轨，为喜马拉雅提供广阔的经济腹地；大力补短板，恢复中断的口岸功能。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战略研究中心马加力研究员的发言题为《关于跨喜马拉雅通道建设的若干问题》，跨喜马拉雅通道建设具有相当大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意义，是西藏对南亚开放的需求；是连接亚洲第一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和印度的需要；是促进西藏神山圣湖旅游目的地的需要。他分析了建立跨喜马拉雅通道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提出了建立跨喜马拉雅通道的基本思路：明确概念；加强中央和地方沟通；推动中印政治互信；避开极为敏感的中印边界争端等问题；抓住香客的心理开拓客源等。

西藏民族大学南亚研究所牛治富教授的发言《论西藏在南亚通道建设中的历史渊源与现实路径选择》，首先介绍了南亚通道的重要历史渊源，指出高原丝路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南亚大通道从古代至今既是西藏的政治经济发展之道，也是西藏文化、文明民族形成的腾飞之道。他阐述了南亚及南亚通道建设的内涵，明确界定了西藏南亚通道建设的主要方位与任务，从七个方面阐释了西藏南亚通道建设的现实路径选择，他强调西藏在南亚大通道建设“六个共同体”方面都大有可为，其中文化与价值共同体更具特色和基础性。

西藏民族大学南亚研究所的狄方耀教授做了题为《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西藏与南亚相邻国家进行边境贸易过程中的作用》的发言，主要包括：充分发挥西藏非公有制经济作用的必要性；“一带一路”背景下西藏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非公经济在西藏与南亚国家边贸中存在的问题。他指出政府应当提供更加科学的制度和周全的软环境、完善硬条件、为非公经济走出国门创造条件以及发挥非公经济微观层面的经营机制创新作用。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作用，是西藏更好地完成国家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所赋予的神圣使命的必然选择，也是西藏边境地带安全稳定、边民致富奔小康的重要途径。

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宗刚教授在《西藏铁路建设新格局：地缘政治选择与地缘经济需求》发言中指出，近十年来西藏交通体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铁路在西藏综合交通体系发展完善中具有骨架性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战略中隐含的“海陆和合”思想，为西藏自治区铁路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西藏自治区实际上是国际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学意义上的亚洲中心，在政治与经济上战略意义极为重要。打造以青藏铁路为主联络线，连接青藏地区与南亚大陆的对外运输通道——南亚大陆桥的条件业已成熟。宗刚教授阐述了“两纵两横”西藏自治区铁路网络的长期规划，分别从近期和远期对西藏自治区需要考虑规划建设的线路提出了建议。

（七）印藏佛教中的他空组

本小组共有8位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发言。

维也纳大学的马尔提娜·德拉齐克博士的发言为《工珠·洛追他耶（1813—1899）眼中的他空见》。她指出工珠·洛追他耶笃信并倡导不分教派的思想，对藏传佛教中各种他空思潮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认为“他空中观见因产生的环境不同而略有差异”，正是这一观点使他能够将让迥多吉、朵波巴、隆钦巴、确扎嘉措、释迦确登、多罗那他和司徒·丹贝宁协一视同仁地称许为持他空见者。

四川壤塘藏哇寺住持嘉阳乐住在《略论他空大中观：嘉言雷音》中，引用了大量印度和藏地的经典，阐释了觉囊派对于佛性、法性、自性三性等概念的理解。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的罗鸿博士的发言为《从多罗那他的角度来辨析宝藏寂是否持有他空见》。在征引各类信实可靠的著述的基础上，审视了当代学人Brunnhölzl提出的命题——宝藏寂是藏地他空见在印度的先驱。并得出结论认为，宝藏寂的确是他空见的印度先驱，但Brunnhölzl的论证体系存在缺陷，其中存在对宝藏寂著作的片面理解。

维也纳大学南亚藏学佛学系戴维·西吉斯博士就《后古典时期噶举大手印注释中的自空、他空及“所余”》作了发言。他诠解了肯定式的他空和否定式的自空这两条佛学理路，重点考察第八世噶玛巴弥觉多吉提到的印藏佛教中众多关于“所余”的观点，并阐明他是如何陈述自身传统与这些观点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对这些观点的回应来维护自身的传统。

维也纳大学南亚藏学佛学系博士候选人菲力浦·勃拉姆比拉围绕《弘扬觉囊他空见的近代宗师阿旺·聪宁嘉措（1880—1940）》进行了发言，集中讨论了曼木达哇·土登格勒嘉措最主要的弟子阿旺·聪宁嘉措关于他空的作品《摧破边执忧恼》《显明总义》和《祛除偏见暗昧》，阐明代表其哲学立场的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沈卫荣教授以《略论摄啰坚灿班藏布造〈总释教门祷祝〉》为题，就《大乘要道密集》中的《总释教门祷祝》汉译本做了介绍。他指出该文献译成于1393年，其存在表明了汉地当时接受藏传佛教并非只是热衷于其中的密教成分。

美国天普大学道格拉斯·达克斯（得道隔）教授以《论藏传佛教中佛性的本体》为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作为世间万法离越之性的空性和作为世间佛陀的内在本质的佛性之间的互动正是藏传佛教演进的轴心，并比较了西藏中观派和瑜伽行派对于佛性的不同理解。

维也纳大学克劳斯—迪特·马特斯教授就《瑜伽行派诠释学：藏地他空建构的印度原型》进行了探讨，他指出月称特别批判了瑜伽行派所作的关于虚无的遍计和实在的依他之间的区分，多罗那他在《他空心髓》中得出了与月称相同的结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持他空见者接受月称的中观思想并为其辩护，他们认为月称的中观思想支持自己的诠释学。这两个事实提醒我们要重新评估月称的思想体系：通过超越对世间的彻底否定，它实际上导向了对佛智的肯定，而这无有对境的佛智才是上述否定的终极目的。

（八）宗教一组

宗教一组共有16人围绕藏传佛教经论、高僧大德及苯教研究方面进行了小组发言。

1.藏传佛教经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尕藏加研究员作了题为《〈俱舍论〉在藏传承及其义理略述》的发言。他指出《俱舍论》的理论建构建立在八品（gnasbrgyad）之上，其内涵思想在于阐述“四圣谛”的理论体系，“四圣谛”分别是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得出结论认为，《俱舍论》是一部从小乘佛教过渡到大乘佛教阶段并在其中发挥桥梁作用的经论。

日本龙谷大学龟山隆彦博士的发言题为《〈真实摄经〉所载释迦牟尼成道考》，对《真实摄经》所载的释迦牟尼成道的密宗说法进行了详细阐释。他指出这种说法在日本密宗和西藏密宗中经常被引用，以此为基础建构其独特的密宗观，这是日本密宗和西藏密宗的相似处之一。并对比了安然和空海两位高僧对释迦牟尼成道的理解，指出二者间具有相似之处。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郑堆研究员在其发言《〈宝云经〉版本之研究》中，论述了《宝云经》的基本内容，其藏译本、汉译本和梵文本的基本状况。此经在大乘佛教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藏译本《宝云经》也常被大量引用。发言者指出，汉译本比其他两个版本多出一段，应是译者达摩流支为迎合当时的唐朝女皇武则天而伪造的经文。

西藏大学文学院索朗旺杰博士的发言《试论莲花戒〈次第三卷〉对藏传佛教中观的影响》，主要从历史背景、主要观点、弘传的影响等方面讲述了中观自续派代表人物莲花戒所著的《次第三卷》的意义和影响。他认为《次第三卷》是藏传佛教前后弘期中观传承的关键衔接点，为后期藏传佛教中观应成派思想奠定了基础。

荷兰莱顿大学博士候选人李婵娜的发言题为《敦煌文书中的〈贤愚经〉摘要》。她结合大藏经对勘并整理了ITJ.217和ITJ.218的文本内容，认为其中包含着藏汉佛教交流的线索。

2.藏传佛教高僧方面的研究美国哈佛大学范德康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与外国人和外国信仰交往的一些藏文记录》。他就西藏知识分子记录的在几个世纪中除了印度佛教以外遇见的其他宗教传统，以及他们各种反应进行了研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文围绕《滂汀巴昆仲与上乐教法在西夏地区的早期宏传》进行了发言，他阐述了滂汀巴昆仲在印藏佛教上乐教法传承中的重要核心地位，其在后弘期初期无上瑜伽密续从东印度及尼泊尔传入西藏乃至西夏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

西藏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金雷副研究员的发言题为《多罗那他与哲布尊丹巴关系研究》。她从哲布尊丹巴是否去过蒙古、是否被两大活佛认定为多罗那他的转世、是谁对其进行转世认定这三个方面考证了哲布尊丹巴是多罗那他转世的这种说法，指出其不合理的疑点。

西藏佛学院次旺顿珠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荣译师·法贤生平事迹考述》。他简单介绍了荣译师的生平，以其在闻思修的入行为起点，梳理了其学习密宗经典的过程，分析了荣译师在密宗方面的译著，以文献记载和布顿所作的丹珠尔目录来证明荣译师所译的《集经》、《幻化》、《心品》等内容并非伪经。

内蒙古师范大学佛学文化研究院根泉讲师以《试论五世达赖喇嘛的一部蒙译传记——〈密印授记请问经〉》为题进行了发言，《密印授记请问经》是收录在清朝果亲王允礼的藏书中的一部五世达赖喇嘛的著作，发言人对其翻译和结构加以分析，并对照《五世达赖喇嘛传》进行了内容上的研究。

台北政治大学张昆晟博士的发言《丹巴泽仁时期的德格王系与萨迦派哦系支派》，从萨迦昆氏家族的转变、哦巴支派的兴起、德格王丹巴泽仁即位前后的德格家族，以及与德格家族联系密切的哦巴高僧这四个方面论述了宗教的神圣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协调方式。

3.苯教研究兰州大学苯教文化研究中心阿旺嘉措研究员的发言《盘曲和迭部地区“莱坞”文献对比与初步研究》。“莱坞”是白龙江上游地区对苯教祭祀者的称呼。莱坞类民间苯教文献的“四典”包括《罗曾经》《夏子玛》《解秽经》《鸟祭经》；对莱坞经书进行的研究包括：对莱坞四典的搜集、版本调查、提炼内容和译注；对四典进行分类；从内外两个角度深入，理清其版本特点、年代与地域、在苯教中的地位和意义等。这对藏族民间宗教文化、原始苯教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大谷大学三宅申一郎副教授在《论苯教瑜伽师降珠南喀坚赞的佛苯无别》的发言中，从降珠南喀坚赞的《苯教大事年纪》入手，推及其他著作。他提出了经典的依据和词汇学上的证据，表明降珠南喀坚赞认为佛苯在本质上是无差别的，这一观点的来历仍需进一步研究。

俄罗斯国际研究基金会的莉娜·菲特洛娃（Lena Fedorova）博士从太阳舞这一三种宗教共有的舞蹈原型的分析入手，讨论了《苯教、腾格里教和密特拉教的关系》。

（九）宗教二组

宗教二组共有19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藏传佛教思想、藏传佛教中的女性、当代藏传佛教、汉藏蒙佛教交流及其他宗教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发言。

1．藏传佛教思想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班班多杰的发言题为《略论藏传佛教史上的如来藏佛性思想》。他介绍了如来藏佛性论，分别讨论了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希解派、觉囊派、格鲁派的如来藏思想及其特色，并提出藏传佛教各宗派所承许之如来藏义基本内容及其特色表现在如来藏我与如来藏无我的关系，三转法轮与了义不了义的关系，如来藏与阿赖耶识的关系，如来藏与性空的关系，如来藏与常乐我净“涅槃四德”的关系等几个方面。

德国汉堡大学多吉旺久教授以《绒宋巴的本体论深渊》（Sarvadharmāpraticmhānavāda哲学的显著特征）为题进行了发言。他提到，11世纪的藏传佛教学者和思想家绒宋·曲吉桑波曾不止一次谈论过“特殊大乘佛教教法”，对绒宋巴不同作品的比较研究揭示出他所谈论的“特殊大乘佛教教法”指的是任何事物都没有形而上基础的理论。

2.藏传佛教中的女性研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海德嘎德·丁伯格在发言《藏族女性：佛教行为的支持者》中介绍了关于女性佛教支持者所承担的角色研究的最新发现。主要讨论15—16世纪，在中西方，尤其是西藏，部分女性佛教支持者在佛教建筑、写本制作和印刷，以及宗教仪式和庆典资金筹集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通览历史文献资料后，丁伯格教授说明了为什么一些女性在后代中作为重要人物留下芳名，而更多的女性却被人遗忘。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宗教学系博士候选人梁珏的发言题为《女性身体的譬喻与现实——以藏族女成就者传记为例》。她对佛教历史上的不同语境中，人们对于女性身体一直持矛盾态度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比较藏族史上最著名的女成就者益西措嘉和两位佛教大师的母亲拉增央金卓玛传记中对女性身体的不同描述，对一些学者所提出的藏族历史上“女性之基”提出了质疑，并提出我们应对日常、平凡、次级的女体和神性、非凡、超越的母体加以区分。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益西卓玛的发言为《热贡地区宁玛派女密咒师历史渊源及当代传承》，从热贡地区女密咒师的历史渊源、现存状态、发展走向等方面展开。她指出热贡地区的女密咒师产生于16世纪，活动场所产生于18世纪。女密咒师一直生活在民间并传播教法，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另外，女密咒师既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又不脱离农牧生产活动，比出家僧侣更倾向于世俗。

3.当代藏传佛教研究喇嘛刚坚世界和平基金会的岗坚活佛以《我们的精神遗产对和平文化发展的贡献》为题，他认为藏族文化流传到现在，是因为其根植于佛教的教义和深刻的灵性。当今人们需要学习古老智慧，创造物质和精神并驾齐驱的平衡社会。所有传统文化，特别是藏族传统文化都能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贡献。要保持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包括保护知识和历史遗迹，更重要的是继承鲜活的智慧。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杜永彬研究员作了题为《世俗化与现代化——当代藏传佛教的新态势和新趋势》的发言。他在对当代藏传佛教的传播、变化和影响，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当代藏传佛教发展态势的三大特点，并探讨了当代藏传佛教世俗化、现代化及本地化的发展趋势，得出当代藏传佛教的新态势和新趋势就是在适应世俗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大背景中走向世俗化和现代化的结论。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谢热的发言题为《宗教信仰与身份归属——我国藏区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问题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藏区信教群众宗教认同的诸种成因、新中国藏传佛教的制度变迁与信教群众的身份重构、当代藏区信教群众的宗教认同及其公民身份认同现状、藏区信教群众的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的整合路径、培育藏传佛教信教群众的现代公民素养与现代公民身份等几部分。

4.汉藏蒙佛教交流研究台湾中华科技大学通识研究中心罗中展教授在发言《从唐卡图像中读到的度母》中指出，在藏族的宗教艺术中，唐卡是最引人入胜的作品。唐卡中常见的度母并不见于汉传佛教中，但是和汉传佛教的三十三观音像形象却有若干相似之处。罗中展教授通过直观的图像途径，探讨了藏族的度母崇拜，进而讨论了汉藏两族对于观音菩萨化身的不同诠释及其所延伸的民族交流现象。

台湾佛教大光慈航中学博士林锦江在《罗布嘛呢括罗——汉藏观音崇拜文化比较研究》中，透过国内外对于汉地和藏地各自观音崇拜的宗教或学术研究的比较，探讨了汉藏两地的崇拜文化，从中认识中华民族在文化发展中的特色。他以汉藏历史和社会文化为背景，以本土化为主线，探讨及比较了观音崇拜传入后的发展过程。

西南民族大学讲师旦知肖的发言题目为《成都市藏传密宗传承历史及现状研究》。藏传佛教在成都的传播由来已久，旦知肖通过梳理藏传密宗在成都市的传承历史，用实地调研、人员专访、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成都市藏传密宗传承的现状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汉藏佛教在成都市相互交流，相互渗透，推动了藏传密宗在成都的立足与传播，加强了汉藏佛教人士的相互了解，增进了汉藏民族的友谊。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实习研究员靳艳娥以《甘青汉藏边区的“汉式藏传佛教寺院”与“藏式汉传佛教寺院”——以“噶曲”（临夏回族自治州）地区为中心》为题，以长期的实地调查及文献资料为基础，围绕宗教组织传承的超稳定性、目前藏传佛教在此地所发挥的影响以及存在的一些管理失调等问题展开论述。以临夏回族自治州为地域范围，此地现存155处以上的藏传佛教寺院，被称为“汉式藏传佛教寺院”。一些本地的汉传佛教寺院表现出了藏式风格，两者出现了互相改宗的情况。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教授乌斯宾斯基·弗拉基米尔作了发言《守护成吉思汗的后代佛教的天神》。随着佛教在蒙古人中的传播，成吉思汗被认为是金刚手菩萨的化身，佛教神སྤྲི被视作“黄金家族”的保护者。他分析了有关这个主题的两个文本，一是章嘉呼图克图阿旺罗桑乔丹所著，认为护法神是白海螺护法；二是转世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所著，但他无法确定什么神灵是白海螺护法，因此根据对地方神灵崇拜的描述来撰写。发言者得出可能性结论，成吉思汗家族的护法神是三种神སྤྲི的不同特点的聚合。截至目前，乌斯宾斯基教授并未找到这位神祇的图像，更多研究尚待进行。

5.其他宗教研究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次旦顿珠教授的发言《西藏流动穆斯林研究》，通过调查西藏流动穆斯林人口数量与结构、来源和去向，流动心理和动机，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和其社会生活状况，以及与藏族文化融洽程度等内容，掌握西藏穆斯林的第一手资料并进行归纳分析，为科学管理、民族融合和和谐共处提供了建设性、理论性的建议。

西藏大学藏文古籍研究所西热桑布研究员就《西藏分治时期“邪教”考述》进行了发言。他指出，西藏分治时期是一个宗教盛行的时代，后来被佛教认定的“邪教”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在对记载有许多西藏早期密宗仪轨与符号图案的古籍的分析基础上，西热桑布研究员认为这些文献记载了西藏分治时期由于宗教派别之争，有些教派被认为是邪教、其文献甚至被焚烧等历史事件。这些记载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这一特殊时期的宗教文化起源、变化和发展提供了原始的实物见证。

 （十）古代史组

古代史组共有7位专家学者进行了发言。

日本大谷大学康噶·楚称格桑教授以《赞普松赞干布与佛教》为题进行发言。他指出一些古代文献常常把松赞干布与赤松德赞混为一谈，将赤松德赞的在佛教上的功绩归于松赞干布。康噶教授依据敦煌文献细分了两位赞普，指出松赞干布并没有把发扬佛教作为重点。

西藏大学图书馆阿贵副研究馆员以《试解洛扎吐蕃摩崖石刻及古墓历史之谜》为题，就德邦历史背景及杰堆古墓主人身份等问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石刻中的历史人物即德麦第乌迥，是吐蕃牟尼赞普（797—798在位）时期的三大家臣之一。石刻内容主要讲述德麦第乌迥因协助次邦氏毒杀赞普（牟尼），辅佐幼子赤德松赞（798—815 ）上位有功，故死后赞普加以厚葬，并命洛扎东岱（千户组织）负责守护、修缮其家族墓地。

西藏社会科学院达琼副研究员的发言为《吐蕃噶氏家族发源地考证》。达琼副研究员指出，经考证噶氏家族发源地位于堆龙县加姆乡让巴沟里，这只是初步研究结论。

台北市立大学历史与地理学系耿振华教授作了《唐初边疆政策对吐蕃及吐谷浑王朝兴衰的影响》的发言。他指出唐初的对外政策受到传统政治、国际情势及大臣御边思想的影响，但主要仍出于帝王人格特质的判断与个人意志的抉择，而最终目的在于实践以唐为最高统治者的对外关系。

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次旦扎西教授的发言《恰洛译师曲杰贝的历史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介绍了恰洛译师的生卒年代、赴印度留学期间的学习情况及回藏后弘扬佛法等事迹。

美国鲁宾博物馆杜凯鹤博士在发言《德衮布玛哈嘎拉寺庙与元朝中央政府的介入问题》中指出，元代胆巴帝师（追认）生前奉帝师八思巴之命参与修建供奉玛哈嘎拉的寺院，这些寺院由忽必烈及其子孙资助，均已不存。位于川西甘孜的德衮布寺（存世）是在蒙元皇室资助的胆巴负责修建，同样供奉玛哈嘎拉，作者并就该寺的修建年代及修建者问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格桑达尔基研究员就《18世纪蒙古高僧松巴益西班觉的生平事迹述评》作了发言，讲述了益西班觉的出生及家世，包括他赴藏学习的情况，获得“林色噶居”学位。松巴堪布前后三次进京，四赴五台山，期间担任过雍和宫堪布，觐见了乾隆皇帝、章嘉活佛、七世达赖喇嘛等政教首领，1788年于青海佑宁寺圆寂。对他的著作也作了介绍。

 （十一）文化组

本组共有24位学者发言，内容涉及藏族文化的诸多方面。

德国汉堡大学的安吉尼斯卡·赫拉曼—瓦兹尼（Agnieszka Helman—Ważny）博士在发言《西藏造纸传统——基于对木斯塘档案文件的纤维分析结果》中，通过对我国西藏和尼泊尔现存造纸作坊的案例分析，以及对尼泊尔木斯塘发现的写本和中部、西部西藏制作且保存在欧洲博物馆、图书馆中的藏文图书的纤维分析结果，探讨藏族造纸技术的主要特点和尼泊尔木斯塘地区使用的藏纸的特性。

英国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所的布鲁斯·亨特（Bruce Huett）博士在《藏文化中造纸的传统的复兴》中，特别肯定了中国政府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做出的贡献，提到在1987年政府授予西藏造纸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西藏传统造纸术在市场经济中得以继承发展的积极作用。

青海民族大学旦正教授在《关于如何传承藏族传统文化的思考》对如何传承藏族传统文化方面提出了以下观点：有研究地传承传统文化、有选择性地传承传统文化、运用现代手段传承传统文化、以结合实用的方式传承传统文化、有创新地传承传统文化。

西藏大学文学院旺多教授的发言题为《略述西藏分裂割据时期藏族文化成就》，他阐述了在西藏分裂割据时期，对藏传佛教做出重大贡献的部分外籍高僧与本地学者的成就，包括卓弥译师（འབྲོག་མི་ལོ་ཙཱ་བ། 993-1075）、朱托·噶亚达日大师（གྲུབ་ཐོབ་ག་ཡ་དྷ་ར།）、觉单·日白热持（བཅོམ་ལྡན་རིག་པའི་རལ་གྲི།）、俄·洛丹西绕（རྔོག་བློ་ལྡན་ཤེས་རབ།）及其弟子恰巴·却吉僧格（ཕྱྭ་པ་ཆོས་ཀྱི་སེང་གེ）。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拉先加助理研究员在发言《青海格鲁派主属寺系统的历史文化研究》中，在探析青海格鲁派主属寺系统的历史时，对主属寺的传统称谓、主属寺关系形成的诸因素，即内在的“教”与“人”的因素和外在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方面，以及青海格鲁派主属寺格局的变化及其原因等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在探析青海格鲁派主属寺关系中的文化时，对其中的宗教文化和政治文化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毅的《跨文化语境下的知识生产——〈世界广说〉（vDzam gling rgyas bshad）与〈职方外纪〉文本关系再探》，通过对《世界广说》与《职方外纪》文本的对比，得出香巴拉在欧洲，首都在马德里的结论。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博士戴安娜·考森斯（Diana Cousens）在《火与石—焰面（Jawalamukhi）与三届主（Triloknath）的自生像》中以文本研究和当代领域研究为基础，探讨了焰面（Jawalamukhi）与三届主（Triloknath）的自生像对于那些前往圣地的朝圣者们的不同意义，以及它们在藏族文学中的地位。

其他学者讨论的内容包括藏族神话、服饰、民俗等方面，如俄罗斯蒙古、佛教和西藏研究所的柳博芙·亚巴叶娃（Liubov Lubsanovna Abaeva）博士的《前佛教（prebuddhistic）时期藏人的神话想象和概念》、台湾中华科技大学研究生洪宜君的《藏族服饰中渐渐消逝的红》、挪威奥斯陆大学的吉先才让博士的《热贡林甲村的藏式临终仪式：交换礼物和社会关系》、《中国西藏》杂志社加洋加编辑的《论头发和口水在藏族社会中的象征意义》、西藏大学文学院拉巴次旦教授的《再考藏族文化中的日月符号及其文化象征——由“香格里拉”一名谈起》、日本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乔旦加布博士的《试论安多热贡卧科村民间仪式的变迁——以六月会和红康祭为中心》、四川省松潘县小西天尕咪总寺的格西次中邓真的《论多麦松潘地区民俗》等。

 （十二）艺术组

本组有6位代表围绕绘画、音乐、戏曲及手工艺等领域展开讨论。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熊文彬教授以《阿里地区千佛壁画调查记》为题，讲述了他在阿里地区札达县的调查发现，指出札达县的贤劫千佛近年来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值得引起重视，加强保护。熊文彬教授还介绍了在阿里地区另外一处米拉日巴译师殿千佛壁画的情况，通过将两处壁画进行比较，认为千佛题材在佛教后弘期的阿里地区比较流行。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的杨鸿蛟博士在其发言《文殊与弥勒菩萨对坐图像研究》中，对文殊与弥勒菩萨对坐的图像进行了介绍，引证出处，认为文殊与弥勒菩萨对坐在《菩提道灯论》和《法华经》都有相应的体现。指出瑜伽行派与中观派为大乘佛学的两大分支，二者贯穿大乘佛学发展的始终，从早期分裂到晚期趋向统一，最后复归于般若，即大乘佛学的最后阶段。

蒙古国科学院语言与文学研究所的巴特尔（Batbayar Nyammyagmar）博士发言题为《米拉日巴唐卡画传》，他首先用对比的方式介绍了米拉日巴作为巫师的前半生和成为圣者的后半生，指出米拉日巴在蒙古国具有深厚的影响。他以米拉日巴唐卡画为比较对象，比较了蒙古唐卡和藏族唐卡的异同，指出蒙古佛教和蒙古唐卡并不是藏传佛教和藏族唐卡的复制，而是自具特色。

西藏大学的博士生银珠桑毛在《论萨班〈乐论〉所体现的音乐知识体系和审美特征》中，首先对萨班《乐论》进行了介绍，指出其成书于13世纪，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系统论述藏族音乐的著作，对于研究藏族音乐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银珠桑毛重点就《乐论》中所包含的音乐知识体系和所体现的审美特征进行了讲述，认为其清楚地表明藏族音乐在当时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

西藏大学觉噶教授的发言题为《论阿吉拉姆戏剧艺术的象征手法与类型技法》。阿吉拉姆戏剧是藏族传统表演艺术最具代表性体裁之一，特指表演成套剧目的“蓝面具”戏剧。觉噶教授对阿吉拉姆戏剧艺术中戏剧角色、服饰道具、表演程式的象征手法作了介绍，并讲述了阿吉拉姆戏剧艺术在表演动作、歌舞节目和音乐织体的类型化特征。他指出，在西藏乃至整个藏区不同戏班的同类剧种表演中，存在着一种极其特殊的音乐现象：许多特定的唱腔音调在不同地区间的传播是完全一致的，这可能是口口相传的结果。

美国特拉华大学的芮迪秦卓（Chandra L. Reedy）教授以《德格藏族陶瓷工的技术成果》为题，讲述了她在四川甘孜州德格县关于藏族陶瓷工艺的最新发现。介绍了德格藏族的制陶工艺，包括选取黏土、研磨黏土并掺加一定比例的“黄金土”、制作粗胚、晾晒粗胚、烧制成品、对成品进行筛选淘汰不合适产品，并对德格制陶技术进行了分析。她特别提到当地一个名为“玉妥云丹贡波医疗中心”的NGO组织在德格本地制陶工艺的传承和改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三）文学组

本组共有4名学者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降边嘉措研究员在《论《格萨尔》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中，从地缘因素分析了《格萨尔》对中印关系的长远影响，从促进中国与中亚地区文化交流等角度进行深入剖析，认为《格萨尔》的文化交流作用将助力一带一路通道在中亚、印度通道的贯通。

西藏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郑龙吟在《〈格萨尔王传〉人物唱段音乐的开放型特征及其技法研究——以西藏那曲地区部分艺人的演唱为例》中，从艺术专业角度分析了《格萨尔》曲谱，分段研究《格萨尔王传》的人物唱段，用现代五线谱对当中的精彩片段进行分割演奏，解析其演奏特征。

日本大谷大学李曼宁博士的发言题为《追溯诗集原形——浅谈仓央嘉措的“道”与“情”——以版本学角度重新解读仓央嘉措情歌》。发言回顾了前人的研究，同时根据作者新收集到的资料和版本学的研究方法对仓央嘉措“情歌”中有争议的内容进行新的解读，使内容更佳符合常理和实际。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树林研究员的发言为《蒙古族藏文诗学理论体系简论》，蒙古地区存有大量的藏文文献，涉及宗教、历史、藏医药等内容，一些甚至在藏区已经失传，但在蒙古地区还保存完好，成为藏学研究资料的宝贵补充。发言人利用现代统计方法，对部分藏文文献进行了整理汇总。

与会学者认为《格萨尔》、《仓央嘉措文集》等藏文文学作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通过多年的整理、保护、发掘，应该大力弘扬和广泛传播，将文化和实体产品结合，促进藏区经济发展，促进包括藏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助力“一带一路”发展。

（十四）梵文写本与西藏组

梵文写本与西藏组共有16名海内外学者作小组发言，吸引多名参会学者参与热烈讨论。研究的宗教写本包括《释量论庄严》《入中论》《俱舍论》《定量论》《集量论》《弥勒授经记》《十地经》《律经》等。

德国莱比锡大学的褚俊杰、艾利·弗兰科(Eli Franco)教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李学竹研究员的发言题为《阎摩敌〈释量论庄严〉清净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保存有《〈释量论庄严〉清净疏》现存唯一的梵文写本，研究计划将首先出版《清净疏》的梵文本，通过翻译和研究若干选段来首次尝试还原智藏护的思想，为理解佛教哲学传统中的《释量论庄严》这一重要文本提供工具。

德国海德堡大学派特里克·麦克阿利斯特（Patrick McAllister）博士在发言《从梵藏资料编辑〈释量论庄严〉》中谈到，《〈释量论〉庄严》这部佛教逻辑—认识论传统的文献约成书于9世纪，他探讨了自己对其中一段文本进行编辑时所遵循的原则及理由，并重点讨论了利用多种语言资料时所遇到的方法论上的问题。

奥地利科学院的安妮·麦克唐纳（Anne MacDonald）博士以月称（600—650？）的《〈入中论疏〉探析》为讨论对象，《〈入中论〉疏》是月称唯一一部独立的中观著作，当中的第六章是其对所列举的敌论观点的回应和详尽批评，以及对自己若干观点的澄清，对于了解月称的中观思想特质和对中观派自我阐释的解读有重要意义，在其梵文写本得以发现之前，大部分内容只有藏译本可以利用。发言者简要叙述了在编辑《〈入中论〉疏》梵文本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并试图以文本的第六章为主来揭示此梵文本对于理解《〈入中论〉疏》、分析月称对龙树关于本体论的立场和他自己的独特观点所作的贡献。

日本佛教大学松田和信教授的发言题为《一件布达拉宫所藏世亲〈俱舍论〉梵文写本：一部带有简注的节略本》，指出发现于布达拉宫的一份带有未知短注的节略本《〈俱舍论〉注》梵文写本，由一种11世纪至12世纪的尼泊尔字体写成，且不同于另一部由陈那所著的《〈俱舍论〉注》节略本。松田和野教授主要阐述了该文献的内容和结构。

德国慕尼黑大学尤维塔·克莱默（Jowita Kramer）博士、日本高野山大学加纳和雄博士在发言《〈《俱舍论》真实义疏〉第四章》中指出，安慧所著的《〈俱舍论〉真实义疏》此前仅有藏译本可以利用，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所藏的微缩胶卷中发现了其梵文写本，对于《真实义疏》的梳理，不仅能更深入地了解安慧对于毗昙论题的理解，还能更好地了解晚期藏译的特点。发言者主要讨论了与该文献梵文精校本有关的若干问题，并提供了第四章的内容梗概。

奥地利科学院渡辺俊和博士的发言以《关于法上〈定量论疏〉写本》为题。他指出，断代不明的《〈定量论〉疏》唯一写本仅保留了该文献第二章和第三章的部分内容，第二章可能是由一个抄写者抄写完毕的，第三章可能由四个抄写者抄写，写本的叶边有很多更正处，在某些贝叶上有不同人所添加的更正。发言者讨论了抄写者和更正者的特点，并考察了该写本的抄写过程。

日本龙谷大学桂绍隆教授的发言为《重现陈那〈因明正理门论〉的梵本》，他在过去十年中致力于编辑胜主慧的《〈集量论〉疏》第三章、第四章和第六章，并对陈那的《集量论》和《自注》进行重构，如今已成功再现陈那早期作品中若干部分的梵文原文，桂绍隆教授以胜主慧《〈集量论〉疏》中的材料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可能的《因明正理门论》的梵文本。

日本筑波大学小野基教授的发言为《论〈集量论疏〉第六章梵文写本对于佛教辩论传统研究的意义》，他所在的研究小组在对《〈集量论〉疏》第六章梵文本的研究过程中搜集到的信息，可以重构出《〈集量论〉注》第六章的梵文并较以往更为准确地阐释陈那关于“过类”的论述，还能澄清《集量论》第六章和《正理门论》中提及的过类的关系，理清佛教过类理论从《论轨》到陈那的发展历程，并揭示出《论轨》和《如实论》第二章中过类论述的相似之处。

奥地利科学院人文思想史研究所霍斯特·拉塞齐（Horst Lasic）博士以《陈那及其〈集量论〉第二章中关于对论观点的处理》为题作了发言。学界至今尚未发现陈那《集量论》的梵文本，近年在西藏自治区发现了一部由胜主慧为《集量论》所作注释的梵文写本，这部注释不仅有助于了解陈那的论述背景，也提供了相当数量的《集量论》引文，发言者在重构《集量论》第二章时更加清晰地描述了陈那关于对论观点的处理，并更好地阐述了陈那在推理方面的贡献。

日本高野山大学加纳和雄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李学竹研究员在发言《〈牟尼意庄严论〉中所引珍稀文献——以瑜伽行派文献为重点》中提到，《牟尼意庄严论》是由无畏藏护作于1113年的一部关于所有非密教体系的佛教理论和实践的百科全书。两位发言者此前发表了该文本若干段落的梵文精校本，阐述了该写本的若干特点，本次会议发言尤其关注该文本中所引用的珍稀文献，聚焦于瑜伽行派的文献。

奥地利科学院室屋安孝博士以《法称〈诤理论〉和寂护〈《诤理论》疏〉的写本传承》为题，他认为从文献学的角度对《诤理论》和《〈诤理论〉疏》中的引文加以考察，对于理清法称和寂护作品的写本传承有重要意义，从来自贾沙梅尔的三个《〈正理经〉释》写本中搜集到的关于平行文本的文献证据表明，有必要对《诤理论》和《〈诤理论〉疏》之间矛盾的个案进行全新的考察，本次发言即讨论了若干精选的个案，并从文本批评的角度进行分析。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刘震教授的发言题为《〈弥勒授记经〉的藏文译本》，西藏自治区新近发现了一部《弥勒授记经》的梵文校勘写本，该文献另有汉译本、藏译本、波斯文/阿拉伯文译本，皆依梵文本译出。各文本的文句并不统一，各有自己的文献传承路径。发言者将通过校勘本证实同一传承分枝内的文本联系，并展示不同传承分枝之间的交互作用。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萨尔吉副教授的发言题为《〈十地经〉梵藏文本的初步研究》，他提到，《十地经》有两个传本，两个藏译本基本反映了两个梵文传本，1996年影印出版的两部《十地经》尼泊尔古写本残卷仍未经校勘利用，且缺失重颂部分，与之前的校勘本不同。发言者利用此写本及藏译本，对《十地经》缺少重颂的传本进行了初步校勘。

日本大正大学米泽嘉康博士作了发言《〈《律经》自注〉梵文写本》，保留至今的《〈律经〉自注》有两个梵文写本（写本A和写本B），均为残本，发言者所在的大正大学研究组在写本B的基础上重新校勘《〈律经〉自注》的出家事一章，写本B提供了写本A中所没有的梵文原文。米泽嘉康博士以对于《律经》第一章第九十八句经文的注释为例进行了说明，这句经文中提到了根本说一切有部律部文献的架构。

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教授弗兰西斯科·斯菲拉（Francesco Sferra）在发言《喜力巴努〈甘露持〉：一部保存在西藏自治区的〈金刚甘露续〉注释》中提到，《金刚甘露续》目前仅存于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个并不完整的写本中。藏文译本和古代注释对于研读与诠释这部文献有重要意义，其中，喜力巴努的注释是篇幅大且重要的注释之一，在很多情况下有助于重构原文。

奥地利科学院亚洲人文思想史研究所比尔格特·凯乐（Birgit Kellner）教授在发言《关于梵文文本的数字化编辑——工具、方法和启示》中，探讨了梵文文献数字化的工具和方法，以及数字化对于文献研究的学理和实践意义，特别关注了如何利用及如何在数字文本中呈现藏文译本。

（十五）语言组

语言组讨论有8位国内外学者围绕藏文字体、藏语方言、当代藏语的运用等方面进行讨论。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安才旦研究员以《关于八思巴字与藏文篆体的鉴别》为题，提到在历史文献中，对元世祖忽必烈命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主持创建八思巴字（蒙古新字）一事的记述线索清晰，八思巴字的基本功能、基本字符、添加规则、应用范围等基本清楚。从藏文书法史的角度看，藏文篆体也同时形成并沿用至今。藏文篆体的特点及其与八思巴字的异同，主要体现在篆体风格、连缀规则、字符系统、应用范围、源流关系、文字学属性、字体命名等方面。

美国拉孜图书馆白玛奔先生的发言《藏文字体“直擦”是从“乌金”到“乌梅”的过渡字体》，意在凭借直擦字体从出现到形成的演变规律，形成处理藏文古籍的一个根本依据。他通过对敦煌文书、哲蚌十地神庙的古籍字体，及藏笔演变过程的分析，说明直擦体出现在从乌金字体到乌梅字体的过渡阶段，且出现于乌金字体之后。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多尔吉研究员发言题为《嘉绒藏区语言研究》，嘉绒地区是“藏彝走廊”核心区，是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地带。这一地区的语言系属问题争议大，语言接触关系错综，文化历史背景复杂。在语音结构、词汇关系和形态变化等方面非常有特色，对于促进藏语、藏缅语族乃至汉藏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丰富和发展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都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语言和方言、同源词和借词的划分标准、描写语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等问题是导致系属分歧的主要原因，并指出这一地区的语言与藏语其他方言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奥斯陆大学的铃木博之博士《康定塔公镇塔格村的藏族语言初探》，他提到从藏族传统的地理概念来讲，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一带为“木雅热岗”的中心位置，此地部分保留一种语言学上属于羌语支的语言——“古木雅语”，即康定木雅语。通过近期的田野调查发现，康定市塔公镇塔格村还有人会说非藏语、非木雅语的另一种语言，暂称“塔公却域语”。进一步分析可知，塔公却域语已失其传承，现今使用者的母语都非塔公却域语。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周炜研究员对《西藏藏语术语规范化工作研究》作了简短发言，谈到藏语术语规范化工作是西藏自治区语言管理工作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在政策层面和语言层面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断和深入地加强西藏自治区藏语术语规范化工作的研究，对于了解当前西藏的藏语新词术语规范化工作具有很高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对于藏语文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西藏大学藏学研究所的利格吉副研究员对《当前藏语社会用字的现状调查探析》做了发言，以拉萨市的藏语用字为调查对象，对当前西藏藏语社会用字的现状开展较为系统的典型性研究，梳理和归纳藏语城市社会中的用字不规范现象以及翻译应遵循的原则等。以期促进藏语社会用字的全面规范运用，维护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与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

 （十六）生态组

生态组小组讨论有3位专家学者发言。

西藏大学政法学院的次仁片多教授在《西藏地方历代法律制度与环境保护研究》中指出，环境的恶化是人类面临的挑战。经过调查研究，目前西藏地方遭受污染较小与西藏地方的历代法律制度及传统文化密切相关。报告从四方面论述了西藏历代法律制度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同时，分析了传统环境保护思想的局限性，从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思想、多渠道防止环境污染等多个方面为建设良好生态的西藏建言献策。

青藏高原民族文化与特色产业发展专业委员会高级工程师冀晓玲以《关于青藏高原冬虫夏草资源统一管理开发的构想》为题作了报告，简要介绍了虫草资源的价值和稀缺性，重点围绕虫草资源的现状与问题展开论述。她指出，由于目前尚未制定相关的国家标准，再加上利益驱动等原因，造成了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因虫草资源问题引发的经济、民族、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急需对虫草资源进行系统的保护、拯救、开发和管理，最终达到有效保护、合理开发，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民族团结、政治价值的目的。

北京交通大学周渝慧教授的发言《青藏铁路电气化牵引能源替代的环境价值》，从改善青藏地区贫困、基础设施滞后、民族关系等方面指出了青藏铁路的重要意义，采用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方法，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对比，指出青藏铁路电气化替代的重要意义和环保价值。根据研究结论从高原植被涵养、传承先进环保经验、建立中央财政基金、建立生态文明示范区、实施利用铁路可达性以西藏各县铁路为中心“高原植被恢复工程”等方面提出了青藏铁路电气化对环境贡献的相关建议。

 （十七）藏医历算组

藏医历算组有会议代表13人围绕藏族历算、藏医历史文献、藏医药临床实践等内容展开讨论。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仲格嘉研究员的《对藏医药科研工作的几点思考》阐述了现代医学科研方法在藏医药领域中的运用，其起到了积极与推动作用，但仍存在一些实际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重现代医学诊断名称而轻藏医传统病名；2、藏医基础研究缺乏原创藏医思维；3、藏药研究仅简单沿用化学药物的研究方法，忽略藏药的特性与药性等。仲格嘉研究员建议，藏医药科研应基于整体观，以藏医传统理论为指导，采用现代医学公认的研究方法，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拉毛吉的发言题为《〈敦煌藏医火灸疗法〉》与《四部医典》《月王药诊》《火灸明镜》中的灸法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得出结论：P.t.0127、P.t.1044《敦煌藏医火灸疗法》，和P.t.1058《火灸图谱》中共有100多个火灸穴位，但尚无固定的穴位名称。《月王药诊》中的火灸内容虽有所完善，但仍缺乏系统理论；在《四部医典》及之后的《火灸明镜》中，大多数穴位已有固定名称，并分部位叙述，对火灸疗法的适应症、禁忌症都有涉及，详尽地论述了火灸的具体步骤，方法及注意事项等，已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罗布扎西在《掌握和运用藏医十八种临床实践技术是藏医药事业发扬光大的关键所在》中认为，目前传承十八种治疗技术方面存在着相当多的漏洞。另外，藏医十八种治疗技术在他国或别的民族身上实施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其国情、法律、文化背景、社会习惯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看召本副研究员的《藏族传统贵重配饰品天珠的药用价值考证》介绍了藏药天珠的起源、天珠在藏药中的应用，以及对天珠药性和药效的鉴别、化学成分、炮制方法、性味功效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力毛措助理研究员的《藏药“迦帝”译名考析》通过对比藏药伽帝和茵陈的形态特征、性味、功效等，以及与疾病“三因素”间的调节作用差异。证明了伽帝不具有茵陈的任一特性，因此将其译为藏茵陈是不正确的。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资料馆助理研究馆员索南多杰的《西藏经济类档案文献中“迪孜”初探》介绍了藏族传统算术的历史起源、发展、目前现状等。通过与该领域两位专家的学习、调研，对藏族传统算术的发展历史演变、单位换算方法、旧公文档案中统计学数字的认读及相关文献作了论述。

英国的科学教育家、综合医生康斯坦丁·帕里迪斯（Konstantin Pavlidis）在发言《藏医冥想和其他冥想对人体精神心理、情感和生理参数的影响》中，介绍了他的研究项目——冥想研究，剖析了冥想的概念和内涵，及其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的四个重要领域，并通过临床的冥想治疗实例指出冥想治疗的效果。

挪威奥斯陆大学宁格加的《在热贡地区保持民间意识、内心和谐及身心健康的方式》，介绍了多元化的社会需要多元化的医疗保健手段与方法，从藏医学学科的角度，诠释对健康的本质和内涵的理解。

北京藏医院副主任医师德荣·角加才仁的发言题目是《藏医对恶性肿瘤的认识及其治疗要点》，指出，他认为数千年前的藏医经典理论已就提出恶性肿瘤是一种综合性的慢性疾病，属藏医经典里诠释的“翟乃”的范畴。要以“调理、和谐、整体”的思想来进行长期的、复杂的治疗，禁止使用破坏、对抗、掠夺性的治疗举措。藏医在治疗恶性肿瘤方面具有独特的治疗措施及方式方法。

三、本次会议特点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郑堆于8月4日下午对本届藏学会研讨会的特点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本次会议呈现出许多新亮点：

一是与会专家学者多，影响大。

本届研讨会共有325位国内外专家学者莅临，超过了历届研讨会。10余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对西藏可持续发展问题、梵文贝叶经研究、藏传佛教经典研究、活佛转世制度研究、依法治藏研究、藏区生态文明建设等藏学研究与服务社会、藏学发展等重大关切作大会发言。研讨会按“一带一路”与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组、社会转型与变迁组等19个专题进行小组研讨，由各学科领域资深专家或具有较高造诣的学者做小组召集人，提升了办会水准及会议品位。研讨会期间，亲眼目睹了充满潮气的藏学界新力量，分享了中青年学者对藏学研究领域的新思想新见解。

二是研讨会内容丰富，涉猎广。

本届研讨会涉及的内容涵盖了藏学研究的各个方面，是对近年来藏学研究成果的大检阅。专家学者提交的论文和研讨充分展现了近几年藏学研究最新成果，展现了国内外藏学研究者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本届研讨会提交的研究成果整体水平高，创新特色浓，对今后藏学事业发展富有开拓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高度关注贯彻落实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和青藏高原融入一带一路战略问题。专家们指出，要落实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加快对外开放的西南大通道建设，西藏自治区必须充分利用好中央给予西藏的特殊优惠政策，加大投资加快边境基础设施建设，制定切合实际和刺激作用的边贸政策，为边民提供良好的边贸市场环境。要开放发展，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政策金融，“新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等。

2.专家学者们对藏区民生、脱贫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探讨。研究民族经济，特别是关注和研究西藏经济的专家学者指出，西藏和四省藏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着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下功夫，因地施策、因人施策下大力气打好扶贫攻坚战，多渠道扩大就业；加快补上教育这个“短板”，加快摘掉缺医少药的“帽子”，筑牢社会保障“安全网”；要绿色发展，推动绿色金融，完善商业金融；要共享发展，推进精准脱贫和普惠金融，在灾后重建时推进开发金融与公益金融，并重点关注基础设施、生态和扶贫开发中的金融发展。专家们提出，通过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和交通、通讯、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改善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理环境导致的贫困效应，削减地区间长期自然形成的“空间壁垒”，实施以核心城市为依托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发挥相对发达的城镇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

3.藏文藏语应用、藏文化保护发展问题成为本届研讨会重点讨论的话题。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就当前西藏内地班及相关问题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要从根本上提高少数民族年轻一代掌握的知识结构和竞争实力；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是人类的宝贵文化财富，必须保护和继承；在基层学校体制中继续长期保留部分中小学“民族学校”的性质，这些学校可以继续充任当地民族传统语言文化传承者的角色，民族地区的大学设有相关民族语言文化的院系和专业，中央和各省区建有专门研究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机构。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马克林认为，达赖喇嘛提出的所谓“文化灭绝”一说纯属无稽之谈；藏族的传统文化比汉族的传统文化得到了更好地延续；中国政府可以采取行动支持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复兴。部分学者提出，要重视喜饶嘉措大师等近现代“爱国老人”、“藏族学者”和藏族新文化建设的研究和宣传，以增强“四个认同”，为西藏和四省藏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语言文字专家结合大数据概念，提出了文献编目多功能化的理念，倡议调动所有藏学文献相关的资源，形成一个统一、规范、创新、专业、简便的现代藏学文献目录体系平台，全方位树立汇总优秀文献，避免重复劳动，推进藏文文献学科的健康发展。

4.就藏传佛教经典研究、教义阐释、管理及梵文贝叶经研究等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奥地利科学院教授恩斯特·斯坦因凯勒指出，中国政府投入巨大人力和资金对西藏自治区的贝叶、纸质和桦树皮梵文写本进行了整理保护，下一步应加大研究力度，提出了合作的愿望。当代研究专家们指出，五台山藏传佛教对汉传佛教及周围地区和藏族地区、蒙古族地区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历代中央政府的治理和引导下，汉藏佛教在共同的佛教文化背景中和谐相处，对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起到积极作用。五台山佛教发展及管理模式对当今社会宗教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当代藏传佛教具有传播广、发展快、挑战多等特点，提出当代藏传佛教的新态势和新趋势就是在适应世俗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大背景中走向世俗化和现代化。

本届研讨会除安排专家学者作大会发言、小组研讨外，还安排了参观活佛转世专题展览、明清时期北京及蒙古族地区藏文文献经函展览、藏学图书展览、“匝嘎利”展览及讲座、民族志纪实专题电影《凡尘净土》观摩会、实地考察等活动。研讨会内容丰富，多元多彩。8月5日至7日，会议主办方还组织部分海外学者赴五台山考察。

三是研讨会严谨和谐，氛围好。

本届研讨会会期3天。与会专家学者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论点严谨，讨论热烈，交流和谐，气氛良好，既有基础研究成果的探讨，也有现实问题研究的思考，有的专家不止一次发言，还有的专家希望增加小组讨论时间。普遍反映本届研讨会氛围好，既提升了水平，又增进了友谊。

本次会议，中央各大媒体给予广泛深度报道，增加了北京藏学会的社会知情度，扩大了影响，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和政治效益。

四、本次会议的宣传

8月2日研讨会开幕，共有来自30家媒体的近50名记者参加了开幕式报道，其中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北京青年报、经济时报、今日中国等社会媒体，也有人民网、澎湃新闻、统战新语等多家新媒体。众多媒体对会议开幕情况和藏学发展情况等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报道，各大网络媒体纷纷进行了转载。

人民网作为本次会议主要发布窗口，设立了“第六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专题，既综合了各家媒体的报道，又有独家专访，如恩斯特·斯坦因凯勒、马克林等6位海外学者代表接受了人民网会客室专访，并以“外国专家眼中的中国藏学研究”专题视频的形式在“第六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专题中播出，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微信公众平台对本届会议也进行了微信推送。这是中心微信平台开办后的第一次大型会议即时推送。从2016年7月25日开始，即对北京（国际）藏学会的由来、历届北京（国际）藏学会召开的情况、第六届北京（国际）藏学会媒体吹风会等进行了推送报道。8月2日会议正式召开后，中心的微信工众平台坚持及时、准确的原则，第一时间对于北京（国际）藏学会召开的盛况、领导同志的精彩讲话进行了推送。同时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开幕式上各位藏学专家的主旨发言，微信公众平台在专家主旨发言结束的当天用汉、藏、英三种文字对10位专家的主旨发言摘要进行了推送。仅此一个内容的阅读量就达到了近两千人次，并被多家网站转载。8月4日闭幕式召开的当天，中心微信公众平台对此次闭幕式的盛况及领导人的闭幕式致辞进行了推送。当天微信公众平台的阅读量突破了四千人次。此次会议的总阅读量突破了万次。很多网站和学者都转发了中心微信平台的报道内容，从而使中心的微信平台在业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