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综述

2012年8月2日至8月4日，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研讨会共有来自中国、日本、蒙古、印度、英国、法国、意大利、匈牙利、瑞士、德国、挪威、美国、澳大利亚等21个国家和地区的267名藏学学者出席会议，其中中国学者191人（含港台学者10人），国外学者76人。会议共收到论文238篇。

8月2日上午，第五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开幕式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多功能厅隆重举行。开幕式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游洛屏主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中国西藏文化保护协会副会长斯塔、西藏社会科学院院长白玛朗杰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拉巴平措总干事在致辞中说，自2008年第四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以来，藏族社会和藏学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藏学学科建设不断加强，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藏学人才培养不断加强以及学术交流合作不断拓展，中国藏学取得了新的成就和突破。他指出，本届大会明确提出了“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的“八字”理念。藏学研究要以传承文化为基础，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在研究藏文化形成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注重文化的创造性，提出自己的概念、范畴和规律，形成完整成熟的藏学理论体系。藏学研究要以服务社会为目的，以深入落实藏学研究队伍建设的人才战略、深入实施各国藏研同仁合作研究的开放战略、深入推动致力提高藏学研究水平的精品战略为抓手，共同努力推动藏学研究的繁荣兴旺。最后他说，中国藏学界热忱欢迎全世界的藏学专家学者和我们交流合作，共同促进藏学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

斯塔副会长在致辞中说，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化的保护与发展，西藏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保护和发展藏族文化，是中国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2004年6月，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在北京成立，协会充分发挥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等优势，充分争取中国政府的支持，广泛动员理事和社会各界力量，为保护和发展西藏文化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协会的许多理事都是各自领域中的专家，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为保护和发展西藏文化辛勤耕耘，做出了贡献，赢得了赞誉。斯塔副会长最后说，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是国际藏学界的盛会，藏学的故乡在中国，藏学的未来在世界，21世纪的藏学研究任重道远、充满希望。在各位学界朋友的共同努力下，藏学研究必将日益蓬勃发展、枝繁叶茂！

白玛朗杰院长在致辞中说，1991年以来历届藏学会的成功举办，为加深中国藏学界与国际藏学界之间的深入了解、加强中国藏学界与国际藏学界的交流合作、展示交流国际藏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推动国际藏学研究朝着健康方向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架起了中国藏学界和国际藏学界沟通交流的桥梁。现在，西藏正和全国一样，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真诚地欢迎国际藏学界朋友有机会到西藏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一个真实的西藏，一个发展变化的西藏。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是中国藏学研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战略思路，坚持“开放办院、合作办院”的方针，与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藏学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机制，为推动中外藏学界的交流合作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希望各界朋友多关心多支持西藏社科院的工作，共同为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做贡献。

本届藏学研讨会的主题是“西藏社会变迁与国际藏学发展趋势”，主旨为“传承文化、服务社会”。会议以大会交流和分组专题交流的形式召开，围绕历史，文献、考古与艺术，根敦群培研究，宗教，梵文，因明，当代政治，可持续发展与民生保障（社会与经济），藏医药，文化，语言与信息技术等11个学科或专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学术探讨。

一、大会发言

本届藏学研讨会共有14位海内外专家做了大会发言，发言主题涉及历史、宗教、社会经济、文献、考古、文化、因明、学术动态等8个方面。

历史方面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林冠群教授在题为《从〈吐蕃大事纪年〉论唐代吐蕃的史学》发言中，首先较为全面地回顾了国内外的吐蕃史研究成果，特别是关于《吐蕃大事纪年》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吐蕃大事纪年》的写作体例和内容。作者指出，有学者认为《吐蕃大事纪年》是编年体史书，但其特点完全不符编年体史书的体例，似乎更像中土正史中的本纪体例，仅止于每朝皇帝任上所发生事物的载记，只有事件骨架，不载相关人物的对话，不分析前因后果与影响，不对人物作褒贬等等。《吐蕃大事纪年》也反映出了吐蕃的纪事习惯与历史观念，如纪实史观的呈现、王室统治权的彰显、统治阶层活动的纪录、天下唯我独尊的表露等。另外，《吐蕃大事纪年》规范用字遣词，已具国史编纂规格，其缺点是载记太过简约，失去事件原貌。

文献方面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文献研究所的才让教授在大会上介绍了《旁塘宫目录》的编纂时间、结构及分类特点。编写该目录是为了统一佛教经典的名称，确定经文的卷数、偈颂数等。其“前言”中提到的“狗年”，应是编纂完成之年。赤热巴巾在位的时间约在815—838年，期间有土狗年（公元818年）和金狗年（公元830年），才让教授倾向于认为此处的狗年是公元818年。《旁塘宫目录》的结构由两大部分组成，即佛典目录和人物画像。在目录的前后部分绘有众多画像，这种图文并茂的佛典目录形式十分特别，在后弘期所编佛典目录内均未见到。关于《旁塘宫目录》的编目，有三个分类特点：第一，对佛教经典的分类总体上遵照了三藏的分类法，即分经律论三部分。第二，经典的顺序以卷数和偈颂数的多寡为准，部头大的排在前面，部头小的排在后面，而在每一类中的子项，也以卷数或偈颂数分类，将卷数或偈颂数相近的归为一类。第三，密宗经典的分类比较粗略，不似后弘期那样复杂。

2002年，西藏聂拉木县菩日村在农田改造时出土了一批古籍书卷。这批文献是继敦煌文献之后，国内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藏量最庞大的藏文古籍出土文献，共有150多种近12000叶（页），其中相当一部分文献是吐蕃时期的文献，最晚的也是13世纪以前的古籍珍本。《菩日文献》2007年7月被西藏大学图书馆收藏。西藏大学图书馆的西热桑布先生介绍了《菩日文献》的文化价值。据介绍，《菩日文献》包罗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可分为宗教文献和世俗文书两大部分。宗教文献以《般若波罗蜜多二万颂》等佛教典籍为多，也包括密宗仪轨和其他各类佛教经典；世俗文献以诗词赞文、传记等反应地方史料的居多。另外，其中有许多西藏早期密宗的仪轨与符号图案，为我们今天研究宗教文化的起源、变化、发展提供了原始的实物见证。特别是可能属于10世纪左右、被认为是“邪教”的一些宗教遗书，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还翔实地记录和再现了贡唐王朝时期的辉煌，填补了贡唐地区古籍文献的空白。因此，《菩日文献》在古籍真伪鉴定、语言文字、古籍版本鉴定等方面均有较高的文化价值，抢救和保护《菩日文献》对展现藏民族珍贵古籍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弘扬优秀的藏民族传统文化、促进人类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考古方面著名的青海省都兰县吐蕃墓曾经出土了大量的文物，由于这些文物被人珍藏后无人知晓，学界一直未能对此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所以近年来逐渐产生了关于该墓葬群属于哪个民族和哪个文化范畴的争论。恰噶·旦正在题为《青海省都兰县三号吐蕃墓碑之考析》的发言中介绍了其对热水河南岸三号古墓碑文的解读成果，指出三号古墓中发现的四座石碑上分别刻有“བློན”（伦）、“ཁྲི”（赤）、“ཤེའུ”（谢乌）、“ཀ”（嘎），可依次读作“བློན་ཤེའུ་ཁྲི་ཀ”（伦谢乌赤嘎）。由此可知，葬于该墓的人物也是吐蕃赞普时期的谢乌氏族重臣，墓主人是为吐蕃王朝扩张疆域、巩固边防、征收赋税等方面具有突出功勋的大臣，为他建墓立碑是吐蕃王朝对他的一种酬报和纪念。另外，作者还对碑文字体特点评析，认为都兰热水河南岸三号墓出土的藏文第一个元音符号“ི”、第四个元音符号“ོ”和辅音字母的写法具有吐蕃中晚期的特征，由此确认这一陵墓应属赞普赤松德赞父子时期所建。作者最后指出，都兰吐蕃古墓中出土的文物是探讨都兰县热水乡古墓群的族属、文化归属等的研究物证，也是考证葬于古墓群的具体人的姓氏和社会地位等的物证，是研究吐蕃王朝领地扩展的历史事实和当时墓葬文化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对研究青藏高原的古文化演变和各民族相互交往的重要历史，了解吐蕃王朝时期古藏文的字体及其演变规律和吐蕃文献的研究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实物考证价值。

位于西藏阿里地区的东噶石窟寺可以追溯到公元12世纪，里面保存有大量的壁画，而且很多保存的非常完好。库特·贾哈德·托培的《阿里东噶石窟寺现存佛陀故事》对阿里东噶石窟寺其中一个石窟所保存的大量有关佛陀故事的壁画和题词做了记录，并对这一题材进行讨论，同时将其与西部西藏现存的同一类佛陀故事壁画和题词进行了比较。

宗教方面日本大谷大学的康噶·崔臣格桑教授在大会上以《论前弘期藏传佛教的发展历程》为题，通过对大量史料文献的解析，对前弘期藏传佛教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考辩，其中包括松赞干布之前有无藏文、佛教初传吐蕃的年代、桑耶寺建立的年代、吐蕃最初出家的人数和年代、开始翻译佛经的年代、厘定文字的具体年代、《丹噶目录》的编纂年代、拉隆贝多是否弑杀朗达玛等。报告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创制文字和建立佛殿；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的佛教；拉隆贝多弑杀朗达玛及朗达玛灭佛问题的再探讨等三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回顾了佛教在吐蕃的初传、发展、被禁的基本过程。

来自西藏山南地区佛教协会会长达瓦次仁先生在大会上介绍了他本人亲自参与的第六辈德珠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过程：第一阶段，遵照宗教仪轨，在札霍尔寺及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地进行祈祷、观湖等宗教仪式，寻找转世灵童诞生地等相关预兆；第二阶段，依照历史定制，向驻锡于北京的十一世班禅大师祈求给予寻找灵童的指示。第三阶段在西藏各地18个县、92个乡镇秘密寻访，经过前辈活佛遗物辨认等环节，最终认定了两名儿童为灵童候选人。最后阶段，在大昭寺举行了三天大法会，由班禅大师在大昭寺的佛祖前进行金瓶掣签，最终认定来自隆子县列麦乡的儿童洛桑多吉为第五世德珠活佛的转世灵童，之后举办坐床仪式，正式成为第六世德珠活佛。

因明方面日本龙谷大学的桂绍隆教授做了题为《你为什么研究佛教逻辑？佛教逻辑在当代世界的重要意义》的报告。在报告中，教授首先讲到自己所理解的佛教哲学的核心即“缘起”理论以及基于随行和相异的推理，认为佛陀教法的核心是缘起理论或者说是因果理论，认为无物无因，因此世间没有奇迹。佛教的思维方式是基于随行和相异的归纳推理，帮助我们探寻世间的因果和其他关系。其次，桂教授以史蒂芬·图勒明的研究为代表，较为系统地回顾了近代国内外学者关于佛教逻辑的研究成果。最后，就自己为什么研究佛教逻辑，他认为研究佛教逻辑是因为它代表“理性的”和“科学的”思维方式的传统，这是佛陀的觉悟的核心，与印度传统吠陀宗教的巫术的和神秘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佛教和印度的论证方式以归纳法或者“基于随行和相异的推理”为特点。毫无疑问，这绝不是那种标志希腊和西方式的思维方式并成功发展出现代工业社会的演绎式和公理式的论证。图勒明严厉地批评了这种演绎式和数学的思维方式，认为它是我们当前面临的许多全球性问题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我相信研究佛教逻辑会帮助我们理性和批判地思考，以此解决各种当代世界的伦理和其他问题。

可持续发展与民生保障（社会与经济）方面美国西部保留地大学的梅·戈尔斯坦教授在其《西部藏区牧民30年发展：适应现代化与保持传统生活》中以自己多年田野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西藏拉萨西部的夏嘎游牧民群体为对象，讨论了1981年非集体化后，游牧民群体的经济发展、分化以及牧场私有化等问题，论述了西藏牧民正在经历的变化与现代化进程。但是，当地的贫困问题仍未消除，政府与游牧民在某些问题上意见存在分歧，包括是否应该实施真正的牧场私有化，以及既然该地区不存在牧场退化和牧场过剩，是否应该实施牲畜数量限制。这些严重的问题仍未解决。尽管如此，夏嘎牧民在过去20年中收获了巨大的好处。这些边远地区的游牧民既适应了现代化，又同时保持了牧民身份及其特有的生活方式。

德国不莱梅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赫尔慕斯·朗格教授在《可持续发展——一个推动区域发展的相关概念》一文中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理念是重新调整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因此，我们应反思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让社会和自然的“新陈代谢”更加可持续，更重要的是维护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以便我们能继续决定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的生活方式。我们总的目标是，通过让整个社会在应对自然和社会经济的压力方面变得更有弹性，进而减少社会的脆弱性。在1993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国际社会已经开始承诺要在全球南北关系的框架内制定关于合作与调节的更可持续的标准。与此同时，随着南方国家数量的增加，我们需要应付一些额外的挑战。这些问题分为两个方面，全都产生于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第一，确定更加注重平衡的城市发展措施，这意味着城市发展并不仅仅是为并不富裕的城市人口提供更加充裕的发展机会。第二，加快农村发展的步伐并调整农村发展的逻辑，使农村与城市的生活条件差异不会进一步扩大。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王代远研究员的《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西藏经济发展的SWOT分析》基于SWOT分析框架，对西藏经济发展的优势、劣势，面临的机遇、挑战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并立足上述分析，提出西藏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应遵循的战略思路。

文化方面海德嘎德·丁伯格的《普彤·确列朗杰与确吉卓玛——藏文出版的两位先锋》一文，对普彤·确列朗杰及其女弟子确吉卓玛，即第一世桑顶多吉帕姆师徒二人在藏文印刷术和出版业方面的业绩进行了探讨。作者通过对与他们师徒相关的西藏印刷术与出版业的形成、发展以及普彤·确列朗杰和他的众弟子，是如何在贡唐芒域（今吉隆）以及拉堆洛（今定日县）开创和发展印刷术和出版业等的状况分析，探讨了诸如当时印刷出版业出资人的情况；元朝以及之后的历史发展进程对西藏印刷出版业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妇女在西藏印刷出版业中所做的贡献；以及西藏印刷所用的纸张、墨汁、色彩等问题。通过以上研究，认为可以看出西藏印刷出版业不仅对西藏的文化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也成为了西藏文化的一种发展动因。由此可以得出，西藏的“印刷出版革命”与欧洲的“印刷出版革命”可有一比的结论。

四川大学藏学研究中心的石硕教授在大会上做了题为《康区的地域及人文特点》的发言，认为由于地域辽阔分散、自然环境复杂多样、社会类型及文化多元等因素，学术界对康区的研究仍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作者指出康区地域与人文有以下10个特点：1.地域的跨区域特点；2.是农牧过渡与混合区；3.藏族与西南民族广泛交接与互动的地区；4.是藏、汉交融互动及西藏与历代中央政权的连接枢纽与通道；5.是民族走廊地带和连接西北与西南的通道；6.是藏之边地与汉之边地；7.人群支系众多、文化多样性显著；8.宗教上为多教并存格局，民间苯教土壤深厚；9.历史上为政治多元地区；10.为居住分散、偏僻之地。发言围绕上述康区地域与人文的十个特点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对康区的历史传统、社会特点、文化面貌等作了新的剖析与透视。

学术动态方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郑堆研究员借大会发言的机会，向与会的国内外学者介绍了1985—2010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所开展的各项重大科研项目及其成果。报告首先介绍了研究类、文献整理类及工具书等三种类型的科研成果。研究类成果方面：1.通过研究西藏地方史和藏族历史，阐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揭示藏族和中国其他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联系，如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历代达赖喇嘛研究》《西藏通史》为代表的系列研究成果；2.通过研究西藏社会制度的发展变迁，探寻西藏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经验，如以《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研究》《西藏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中国藏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西藏构建和谐社会前沿问题研究》为代表的系列研究成果；3.通过研究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和教义教规，阐明宗教事务管理的历史与现状，探索藏传佛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规律，如以《藏传佛教高级佛学院学位授予办法》《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藏传佛教史研究》为代表的系列研究成果。文献整理类成果方面，主要介绍了历史类、宗教类、藏医药类文献的翻译出版，以及梵文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成果。在工具书类成果中，重点介绍了《东嘎藏学大辞典》《藏文总称释义》等成果。此外，还对藏研中心在藏文信息化方面的成果进行了简要介绍。随后，郑堆副总干事介绍了将在近期开展的两项主要工作，一是《中华大典》（藏文卷）的编辑出版；二是调研和论证藏文大藏经汉译工作。

二、历史组

本届大会历史组共收到34篇论文，内容包括史前、吐蕃、宋、元、明、清、民国藏族史以及考古、地理、方志编纂等方面，涉及到藏族历史的各个时期。

1.史前史研究

史前史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考古成就方面，本组有两篇报告涉及到这一方面。

中国藏学出版社马丽华编审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李永宪教授的《青藏高原第四纪环境与史前人类活动》一文以跨学科的视野，利用青藏高原科学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提出：1、在没有确切论据能说明“寒冷”是从猿到人转化的环境条件，以及青藏高原尚未发现早期人类(直立人)化石材料的前提下，论证青藏地区是人类最早起源地的证据尚不充分。2、在距今5—3万年前的晚更新世大暖期中，古人类可能从北方黄土地区、印度河上游地区、东部横断山区等三个方向进入高原。3、提出青藏高原在新石器时代出现了“文化大发展”。4、全新世3500年以来，麦类作物的引进和普及确保了社会的发展，也促进了牧业文化的广泛分布，以及与周边相邻地区的交流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亚洲中部高原文化的相似性。这也奠定了青藏高原传统农牧业经济区的基本格局，藏民族及其文化从此参与到共组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西藏自治区民族艺术研究所扎拉·达娃桑布先生在《松赞干布故里甲玛沟首次发现的岩画考》中，对甲玛沟通向桑耶寺的第一关口“修吧呐卡”山坞发现的面积约30平方米的一组岩画进行实地考察，认为从画面中能辨认出反映最多、最清晰的画面是有关人类生活（狩猎）和繁衍（生殖）、畜牧、战争与演武以及自然崇拜等内容。文章同时从西藏岩画最基本、最有典型性的图像分析入手，对富有西藏特色的动物、雍仲、树木、塔等图像的演变轨迹进行了深入剖析。

2.吐蕃史研究

吐蕃史研究历来是藏族史研究的重点，这次的研究重点在文献方面。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张云研究员在《史书〈柱间史〉有关西藏社会史的若干记载及辨正》一文中，对《柱间史》中有关西藏古代社会史的若干记载，如对文成公主与噶尔东赞关系的纠谬，拉萨地区汉人姓氏的来源，吐蕃人的猜谜娱乐，吉地人的兄妹通婚，李域僧人入吐蕃，松赞干布与王妃们的墓葬等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和辨证，认为《柱间史》是一部展现佛教史观，并用佛教理论改造吐蕃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对后代藏文史书体例的形成，特别是佛教思想主导史观的确定具有重要的作用。从史学角度，难免存在改造，乃至篡改历史的成分，给人们认识这部书的价值带来巨大的困难。但是，根据该书所具有的巨大影响，该书所产生的大致年代，以及所包含的重要信息来看，价值依然巨大。

中国藏学出版社周华编审的《藏文史料中的“སྒ་འ་ཞ”与“སེ་འ་ཞ”研究》一文利用藏文古籍文献、历代赞普传及宗教源流等著作，辨析了“噶阿夏（སྒ་འ་ཞ）”、“赛阿夏（སེ་འ་ཞ）”、“阿夏杰（འ་ཞ་རྗེ）”、“温阿夏（དབོན་འ་ཞ）”和“阿夏地（འ་ཞའི་ཡུལ）”等词的不同含义。文章对藏文文献中出现的“噶阿夏”究竟是何方姓氏，与汉文历史文献中的“吐谷浑”有何关系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3.宋代吐蕃史研究

以往关于宋代吐蕃的研究较少，本次大会来自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比安卡·霍尔曼博士的论文涉及到这个时期。在《10—12世纪史料中的“西蕃”、“吐蕃”、“小番”和“大番”是西藏和藏人的普通称呼》一文中详细梳理了《宋史》《宋会要辑稿》等汉文史料中使用的“西蕃”（Xifan）、“大番”（Dafan）、“小蕃”（Xiaofan）、“吐蕃”（Tufan/Tubo）和“铁不得”（Tiebude）等名称的指称，重点分析了这些术语出现的时间、地点及其历史背景，并探讨了可能与这些词对应的藏文、阿拉伯—波斯文词汇。

4.元、明、清藏族史研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格桑达尔基副研究员在《藏文史料记载中几位蒙古汗王名称的译法问题探讨》一文，较为详细地梳理了成吉思汗到妥懽帖睦尔汗的十五位蒙古汗王的藏文译名，发现这些蒙古汗王的藏文译名在十多本重要的藏文史籍中存在各种异写。文章分析了各汗王译名杂乱的原因，提出在今后的翻译中应重视音译法的重要作用，并遵循一定的原则，避免重蹈当前使用音译法出现的诸多问题。

河南大学副教授朱丽霞的《元代帝师对汉地佛教的扶持与管理》一文，在充分挖掘汉文史料的基础上，梳理了元代的帝师作为朝廷掌管全国佛教及吐蕃事务的最高僧职，实际参与汉地佛教发展的诸多方面，如支持汉地寺院的修复工作，颁布法旨保护汉地佛教寺产，推荐汉地优秀僧人，支持汉地佛教的发展。这些反映出元代藏汉佛教共荣共存的良好发展态势。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史伯岭教授的《卓尼土司的来源及其与明廷的关系》一文，叙述了明朝晚期有关姜地及其后裔的事迹，探讨了位于明代边疆地区的卓尼的地位，以及明代的茶马贸易如何开启等问题。

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乌斯宾斯基·弗拉基米尔教授在《有关康熙帝与第一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间关系的一些重要事实（1635—1723年）》一文中，以丰富的史料，简要勾勒了第一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罗桑丹贝坚赞的生平，探讨了他与康熙帝之间交往的史事。

西藏大学罗布教授的《清初甘丹颇章政权权威象征体系的建构》，探讨了格鲁派寺院集团在确立和巩固自己对西藏的统治过程中，从宫堡的建筑、官服的确定、座次的规定以及钤印制度的制定等方面着手，努力创设一套封建等级序列和权威象征体系，以确保达赖喇嘛及其所领导的格鲁派寺院集团在西藏的特权地位，确保甘丹颇章政权在格鲁派寺院集团领导下有序运行和稳固发展。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冯智研究员的《藏文〈司徒活佛确吉穷奈传〉与丽江藏文化研究》一文，研究了该传记记载的珍贵资料及其历史价值，并认为八世司徒活佛不仅是噶举派当时盛有名气的一位宗教人物，而且因其通晓汉语，在汉藏民族往来和促进中华地域文化的交流方面曾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资料馆的仁青卓玛的《第七世达赖喇嘛赐予三世察罕诺门汗之文告考》一文，通过分析一份现存于青海省博物馆的第七世达赖喇嘛赐予三世察罕诺门汗的藏文文告，探讨了清朝解决达赖喇嘛辈次问题过程中的态度转变过程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扎洛研究员的《布鲁克巴德布王希达尔流亡西藏事迹考述》一文，利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藏噶厦档案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军机处满文档案，复原了1773年布鲁克巴第十六任德布王希达尔在库赤比哈尔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交战失败后，流亡西藏期间的经过情形。

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张永攀副研究员在《1895年奎焕藏哲勘界与中英交涉》一文，梳理了1895年藏哲勘界及中英有关这一问题的交涉过程中许多不为人知的史事。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李若虹博士在《英国大众媒体对荣赫鹏远征西藏的报道》中，以英国媒体《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为例，用视觉图片描述荣赫鹏拉萨之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梁俊艳副研究员的《清代西藏亚东关署理税务司巴尔若干问题研究》介绍了西藏亚东关署理税务司巴尔任职期间的史事以及他与在藏重要人物的关系。

5.民国时期藏族史研究

本次大会涉及民国藏族史的研究较多。中央民族大学喜饶尼玛教授的《藏族僧人抗日救亡团体评述》一文，着重介绍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等藏族僧人抗日救亡群体采取各种形式，积极参与抗日救国的史实。来自台湾私立龙华科技大学的徐桂香女士的《欧阳无畏对国民政府时期西藏边务之见》，简要介绍了台湾藏学之父欧阳无畏先生的生平，随后以其《藏尼游记》《达旺调查记》等游记、著作，梳理了欧阳无畏先生对当时西藏局势的见解以及对国民政府时期西藏边务的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孙宏年研究员以《达赖、班禅关系与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研究（1912—1927）》为题，讨论了历届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系统的关系采取的政策及其影响。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川教授在《民国中期刘朴忱驻藏事迹拾遗》一文中，梳理了1934—1935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赴藏专使黃慕松行辕专署总参议刘朴忱驻藏的主要事迹，指出刘朴忱驻藏虽然只有数月，但是亦有其不容忽视的历史贡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邱熠华博士的《1912—1914年民国政府派出的第一批入藏代表》，回溯了1912—1914年间，西藏驻京僧人罗桑班爵等受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派遣赴藏，顺利到藏办事的史事。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丁小文研究馆员的《民国政府对西藏教育发展的实施：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办学个案研究》一文，探讨了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在1930年—1940年间办学个案情况。

另外，来自法国远东学院的特拉弗斯·爱丽丝在《欢乐的世界：西藏贵族的社交活动（1895—1959）》一文中，通过勾勒出20世纪上半叶西藏贵族群体社交生活的图景，列举了西藏贵族群体和政府官员出于互惠互利、社会威望、经济与政治竞争等因素举办的各种社交活动，分析了这些社交活动的政治功用。

6.历史考古研究

印度加瓦尔大学的维诺德·诺提耶教授在《印度喜马偕尔邦金努尔的跨喜马拉雅地区考古探索》一文中，根据作者在2011年对该地区进行的考古发掘与后期研究证明，印度喜马偕尔邦东北部的金努尔地区拥有广泛的文化资源，它西接北阿坎德，东部与西藏接壤。发源于西藏的萨特累季河，在穿过什布奇山口后流入金努尔。该地区文化发达，拥有许多佛教寺庙和民间传统，这里的高海拔地区在过去与西藏有广泛的文化联系。

7.历史地理研究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乌尔都语部陆水林译审以《叶尔羌河上游通巴尔蒂斯坦的道路》为题，做了图文并茂的演讲。他报告结合文献及实地调查资料，探讨了由叶尔羌河上游通巴尔蒂斯坦的两条主要道路：一是经穆斯塔格山口（Muztagh Pass）通希格尔（Shigar）河谷之道；二是经锡亚琴（Siachen）冰川通哈伯罗（Khaplu）之道。

8.方志编纂研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曹彪林研究员以《西藏地方志编修及编纂新方志的现实意义》为题，对藏文传统方志的编修历史和主要特点做了回顾和分析，指出20世纪80年代起编修的新方志采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结构上突破条目式，基本采用篇章节形式，内容涵盖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一方之“百科全书”。认为新方志的编修开创了西藏地方编史修志的新纪元，在西藏地方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三、文献、考古与艺术组

本组的讨论可分为3个方面，其中文献方面的报告9份，考古与艺术报告各1份。

1.文献研究

文献研究方面的发言可以分为金石文献、敦煌文献、历史文献、文献保护和利用等几个方面。

金石文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陈庆英研究员在《拉萨大昭寺门楼顶上经幢铭文之考察》一文中指出，拉萨大昭寺门楼顶上的一对胜利幢上刻有藏文，但至今还没有人对此进行过解释。按照铭文所示，大昭寺门楼顶部的祥麟法轮及其两侧竖立的胜利幢是蒙古达尔汉亲王那木济勒色楞捐资建造的。作者通过对历史材料的梳理，发现此达尔汉亲王曾赴西藏拉萨并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接见，他的捐资决定应当是在这一时间做出的；而由于时局动荡，法轮和经幢的竖立应当是在1933年底至1936年底之间完成，这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人在拉萨拍的照片可以得到证实。

敦煌文献中央民族大学陈践教授的《敦煌藏文P.T.1047号羊胛骨卜卦象名称和内容解析》详细解析了敦煌藏文P.T.1047号羊胛骨卜的卦象名称和卦卜内容，并分析了其中存在的民族文化交流痕迹。据分析，P.T.1047号文书的卦象名称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骨卜灸灼后出现的“裂纹名称”，一部分为裂纹出现的“方位名称”。

历史文献中央民族大学周润年教授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藏文典籍〈贤者喜宴—噶玛噶仓〉的内容及其价值》。《噶玛噶仓》是《贤者喜宴》中篇幅最大、历史价值可与其中的吐蕃史相媲美的重要部分，共475页，内容极为丰富，大致可以分为元、明中央王朝的治藏政策；民族关系史；西藏地方史；噶举教派史；西夏史等5个方面，其中有许多记载可以弥补明代史料不足的缺陷。

文献保护和利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馆长阿华馆员的《藏族历代高僧贤者文集及其学术价值》一文，分别从藏文文献的整理编目及其文献特点、藏文文献的作者及版本、文献的整理编目及翻译出版、文献的学术价值及其意义等几个方面，对藏族历代高僧贤者文集及其学术价值进行了系统的探讨。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的奔嘉研究馆员在《藏文古籍文献传承体系的活态保护研究》一文中，提出保护文献除了对文本的抢救和保护外，更要加强对文献活态的抢救与保护，只有这样才能抢救保护文献的灵魂和命脉，才能使文献传承生生不息，继承人类的文明和智慧。

中央民族大学索文清教授主要探讨了藏文文献利用的重要性，重点讲述了档案馆、满文资料及文物上的铭文资料等对藏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目前这部分资料的获取比较困难，影响了我国学者对这部分资料的运用。同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桑德研究员的《简论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地位》也认为在藏学研究工作中，能否充分利用藏文原始文献资源是个重要问题，让世人了解其文献资源的价值，是体现研究实力综合水平的关键。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资料馆周卫红副研究馆员的《关于建设藏文数字图书馆的思考》，从构建藏文数字图书馆的重要意义、国内有关藏文数字图书馆的研究现状、国外相关项目、对构建藏文数字图书馆的建设等4个方面，对建设藏文数字图书馆提出了建议和思考。

英国剑桥大学的布鲁斯·亨特教授在题为《英国藏学的先驱》的报告中，对19—20世纪几位英国藏学家，特别是在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位女学者卡罗琳·玛丽·雷丁，以及她是如何进行英藏藏文书籍的编目等工作进行了介绍。

2.考古研究

成都见地传统文化传习研究所的龚剑在其《从藏族冷兵器武备看汉藏关系》一文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藏出土的盔甲、长矛和藏刀的种类和特点，并将其与我国内地的盔甲、矛和刀进行了对比，认为现有的藏区的壁画、雕塑和保存的藏族冷兵器足以证明藏族的武备受到中原以及中亚和西亚的影响。

3.艺术研究

内蒙古包头博物馆的王磊义先生在《内蒙古美岱召明代壁画研究》一文中，主要介绍了美岱召这座曾作为蒙古土默特部的政治中心和藏传佛教格鲁派传人所建第一座寺院的壁画。美岱召壁画内容十分广泛，不同时期的壁画都有其历史背景、绘画风格和内容题材。美岱召壁画中出现了西藏佛教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五派祖师领袖同绘一室的情况，一些壁画被覆盖以及重绘反映出西藏佛教不同派别在这里留下的印记。

四、根敦群培研究组

为了纪念著名的西藏人文主义先驱、现代藏学的一代宗师根敦群培大师，本届研讨会还专设根敦群培研究组，收到论文9篇。讨论主要围绕根敦群培的生平、思想和学术研究三个方面展开。

1.生平研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杜永彬研究员的《根敦群培与罗睺罗的关系》一文，在梳理罗睺罗的生平、学术和政治活动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根敦群培与罗睺罗在学术上的合作和相互影响以及罗睺罗对根敦群培的政治影响，这不仅有助于深化根敦群培研究，而且有助于推进印度的藏学研究、梵学史研究及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

2.思想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班班多杰教授在其《根敦群培〈中观甚深精要论〉一文的现代阐释》中，用现代哲学思想来阐释、解读、探究根敦群培《中观甚深精要论》的思想蕴涵和哲学意义，认为根敦群培在该著作中表达了他对大乘中观思想的独特感受和与众不同的诠释。根敦群培从意见与真理的关系出发，从根本上否认了人类在经验世界范围内认识绝对真理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便从理论上否认了在世间范围内有无所不知的观察者存在，因而在藏传佛教理论中倡导了多元主义方法论。四川民族出版社的阿旺·泽仁扎西在《浅论根敦群培中观哲学思想》一文中，从中观派立与不立“常规真理”、中观派立与不立“主张”、中观派对“二谛”中何以为重、对“空性”是以“无遮”还是“非遮”等几个核心概念，解读根敦群培的中观哲学思想，试图以此澄清当今个别年轻学者对《龙树中观精要》拘泥于其字面意思而无法深入到哲学层面所导致的误读，及对根敦群培哲学思想的曲解。

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吴钰教授的《爱国藏学家根敦群培学术思想研究》一文认为，根敦群培对现代藏学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他的学术思想上，他首次明确提出要写“印在地球上的人类足迹”，“赤裸可怖的真理”等人文主义历史观。在研究方法上，将朴素唯物论的人文史观运用于学术实践。在政治倾向上，旗帜鲜明地抨击殖民主义，呼唤民族觉醒，全力寻求变革西藏政治制度的途径。青海师范大学才项多杰教授的《浅谈西藏奇僧根敦群培文化思想的根源及相关的学术研究》一文，探讨了根敦群培学术思想的渊源。

另外，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吴祺先生的《藏新思想家挑战传统：为西藏引进新的价值观》一文，探讨与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藏族社区中出现“藏族新思想群体”的社会背景及其所引领的新思潮和所倡导的新观点，以及它们对藏民族传统思维或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分析藏族传统学者们对新思想群体观点的回应。

3.学术研究

美国纽约拉孜图书馆馆长白玛奔先生的《藏文行书（乌麦）或由楷书（乌金）速写而来》一文，对根敦群培提出的楷书被速写之后便形成行书的论点进行了质疑，认为从目前的调查看，把楷书速写之后就变为行书的情况，在实际中很难得到支持。一些安多人去学校专门练习楷书字体，许多人都能像写行书那样速写楷书，但是，速写出来的结果并不是行书而仍然是楷书。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道帏·才让加博士的《〈根敦群培就噶迥多吉央祖拉康石碑事宜呈噶厦的报告〉之研究》一文，通过对根敦群培呈噶厦的这份重要报告的详细解读，认为可以由此确定当时所称的《王统世系》（即《白史》）是由噶厦专门组织编写人员编写而成，当时根敦群培被噶厦任命为编写主管，从而可以推断《王统世系》的编写源自于西藏地方政府的一种行为，而不是出于根敦群培的个人行为；第二，噶迥多吉央祖拉康的石碑在研究吐蕃时期的西藏历史、宗教、语言文字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和凭证作用；第三，根敦群培对于研究吐蕃史所采用的实地调查和历史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吐蕃史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五、宗教组

宗教组是本届研讨会人数最多的小组，共收到论文39篇，与会学者围绕藏传佛教和苯教两个主题，从文献、思想、传承、历史与现状、苯教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1.文献研究

首先是佛经翻译和汉藏译本对比研究。日本龙谷大学的能仁正显教授在《西藏净土宗的特征及同日本净土宗相比较》中指出，译于8世纪或9世纪的藏文《大无量寿经》与梵文文本高度相似，而译于8世纪初的汉译本从内容和翻译时间看与藏文译本非常相似。但汉藏译本之间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汉文译本在开始处列有参加佛祖法会的诸菩萨名单，其中普贤菩萨居于名单首位，并阐述了追随普贤菩萨者应反复降生到这个世界为众有情修习慈悲的思想，这种观点对日本净土宗有很深的影响。而藏文译本中并没有这样的内容，相反却阐述了喇嘛是菩萨化身的观点。这表明净土宗基于不同的经典传统，在一个广泛的空间内逐渐演进的事实。

日本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辛岛静志先生在题为《关于和田出土〈法华经〉古藏译与甘珠尔中的藏译本语言对比》一文中，通过研究利用瑞典斯德哥尔摩民俗学国家博物馆馆藏的一部新疆和田出土的《法华经》藏译本写本，认为其不仅对于研究《法华经》文本不可缺，而且对于研究藏文翻译史及藏语史也非常重要。

来自西藏大学文学院的旺多教授在《汉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译文比较》一文中，通过《心经》译文比较，对汉藏佛教的语言、词汇、译风进行研究，认为追溯汉藏佛教界的历史，对于促进汉藏文化交流，挖掘汉藏佛教教义中符合进步思想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日本信州大学杨晓华的《藏文〈方广大庄严经〉研究——以〈梦品〉藏、梵、蒙、汉对勘为例》，以《方广大庄严经》第l4品——《梦品》作为研究对象，从梵文原典出发，论述藏文翻译的异同，参照蒙译文和汉译文，对藏文翻译得失作出评论。并从民俗视角，谈梦的形式和内容以及模式对藏族高僧传的影响。

其次是佛教文献和写本研究。日本筑波大学根本裕史的《藏族高僧大德对弥勒菩萨和〈现观庄严论〉的藏文注解：从布敦大师到嘉木样协巴》基于嘉木样阿旺尊追的评论，以此说明藏族大德对弥勒及其所造论著的看法。

匈牙利罗兰大学郝清新先生的《藏文版的〈华严经〉》一文认为，《华严经》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大乘佛教经典，也是汉传佛教华严宗的基本文献。《华严经》在西藏虽未被广泛引用，但在藏文《甘珠尔》里却有一部完整的《华严经》译本。这部藏文经典对于重构《华严经》的历史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俄罗斯东方研究所的亚历山大·佐林研究员在《IOM RAS藏古代西藏大黑天礼赞写卷》中，对在IOM RAS收藏的关于大黑天和毗湿奴那罗辛哈信仰的仪轨经典写卷的内容和特点进行概述，同时对贝嘉罗撰写的大黑天礼赞进行了翻译，并对其文风和宗教含义进行了分析。

匈牙利科学院盖佐·贝兰佛威教授在《四魔崇拜之研究》中，详细分析藏文写本，对天子魔（ལྷའི་བུའི་བདུད）、死魔（འཆི་བདག་གི་བདུད）、烦恼魔（ཉོན་མོངས་པའི་བདུད）、蕴魔（ཕུང་པོའི་བདུད）等四魔及与其相关的祭典仪式做了描述。另外，甘肃省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室的苏得华在《凉州藏朱砂版藏文〈大藏经〉初探》中，结合藏汉历史文献记载和实物，对凉州（今甘肃武威地区）藏朱砂版藏文《大藏经》进行了介绍。

2.思想研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郑堆研究员在会上做了题为《〈道灯论〉与〈三要道〉之道》的报告，报告探讨了菩提道次第理论概念提出的渊源、三士道理论的根源和宗喀巴大师理论思想的形成之基础，认为道次第理论来源于印度，三士道理论为藏传佛教所独创。

台湾文化大学的陈又新教授在《藏传佛教在业果关系思想的发展：以已坏实有为中心》中指出，业与因果轮回是佛教的基本教理，佛教的各宗派在阐述业是否存在、本质为何、如何生成与消灭等结果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都有自己一套主张。无论各家的主张根本分歧点在于对一切法是无自性或有自性，而根据这两个不同的见解出发，所得到的结论截然不同。

日本大谷大学的渡边敦子在《冈布巴文集里的米拉热巴佛教哲学思想》一文中，主要提及藏传佛教噶举派的米拉日巴和弟子冈波巴之间传承等方面的关系等内容，主要介绍了米拉日巴的佛学思想。

西藏佛学院的土多申格教授在《佛教在环境保护中的积极因素研究》中，根据自己多年研修佛法的切身体会，从世间构成和人类目前面临的各种自然灾害的由来等方面，阐释了佛教教义思想对保护人类免遭各种灾害中的积极作用。

3.传承研究

台湾佛光大学的刘国威教授以《阿底峡（982—1052）对贡巴瓦所开示的“大印”之分析》为题，通过阿底峡对贡巴瓦开示“大印”，探讨了早期该修行传承在西藏不同教派间的流传及相互影响，认为2006年新刊《阿底峡全集》中的《至尊向贡巴瓦所示大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早期此修行传承于噶举派以外在西藏的流传状况，藉此可进一步探讨“大印”传承在西藏不同教派间的相互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尕藏加研究员在《格鲁派密宗法脉的源流与建构》一文中，首先对格鲁派密宗传承的起源、成因和流布等进行考证；其次对格鲁派密宗法脉的源与流进行了梳理；最后对格鲁派密宗教法的内涵、形式和功能等建构体系进行了诠释。

巴黎大学尼古拉·施耐德教授在《西藏女性活佛世系的特点和作用评析》中指出，在西藏社会中，男性活佛世系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和社会角色已广为人知，然而有关女性活佛世系却大多不为人知。并提出当代空行母世系，尤其是几位历史上重要的女性转世活佛，导致其承认转世为空行母的环境和条件，并分析其世系，将其与其他女活佛世系进行比较。同时，根据最近顿珠仁波切的分类，将其与男性活佛世系进行对比。

4.历史和现状研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李德成研究员在《〈元史·释老传〉所载北京藏传佛教佛事活动考释》中，对元代北京藏传佛教佛事活动的内容、种类、形式等进行了介绍，并根据目前藏传佛教界较为规范的提法，对《元史·释老传》记载的北京藏传佛教佛事活动中若干不当提法和错误内容提出了相应解释与更改建议。

西藏大学次旦扎西教授的《再论觉域派创始人——玛〖BFQ〗吉拉准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对玛吉拉准的生平及其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进行了阐述和解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王维强在《甘丹赤巴的地位和作用及研究状况综述》中阐述了甘丹赤巴在西藏地方政权以及在内地寺院中担任的职务及所起的作用，并介绍了甘丹赤巴系统的著名人物，对近年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合分析。

俄罗斯圣彼得堡州立大学的玛利亚·索罗谢娃的《1642年至1735年宁玛派在西藏宗教和世俗生活中的地位》，对公元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宁玛派在西藏宗教和世俗生活中的地位进行了详细介绍。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豆格才让研究员的《简论十三世达赖喇嘛整顿寺院秩序的动因和历史影响》一文，介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整顿寺院秩序的动因和历史影响，认为其创新了藏传佛教寺院的管理制度，对现在寺院民主管理和学经教育制度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西藏民族学院孙林教授在《汉藏区域民间社团组织的类型及特点的比较研究》中，通过近几年在西藏及青海、甘肃等地的实地田野调查，认为藏区民间宗教有久远的历史，存在固有的地方传统，同时还有相应的社团组织，这种宗教及其活动与藏传佛教与苯教等结合紧密，形成彼此相关、互相连带、互相影响的关系，是藏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支流，需要认真细致的考察和研究。

5.苯教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院长才让太教授在《公元8世纪佛苯关系中的詹巴南喀及其历史地位》中，提出佛教传入吐蕃的年代极有可能在公元4世纪，而不是公元7世纪，但此前的传播因为与本土文化的冲突几经中断，到了公元7世纪才在吐蕃王室的大力扶持下，开始正式传入。到了公元8世纪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两种宗教传统的矛盾和冲突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最后导致了强力扶持佛教的赞普赤松德赞的灭苯，宣告了佛教在吐蕃的第一次胜利。

日本大谷大学的三宅伸一郎先生在《降珠南喀坚赞生平及其苯教大事年表》中指出，研究降珠南喀坚赞生平最重要的史料就是他的传记《银镜》，该传记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他的生平和著作的细节。降珠南喀坚赞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一位重要的苯教大师。他主要活跃在安多东部地区，修建了达钦寺和噶莫日崔寺等寺院。通过对比降珠的年表与其他年表，如堪尼玛丹增等人的年表，对19世纪苯教大事年表中有争议的部分作出了新的解释。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苯教研究中心同美教授的《西藏苯教文献及其价值的再认识——以苯教大藏经〈甘珠尔〉与〈丹珠尔〉为例》对本教大藏经的价值进行了介绍。

六、梵文组

梵文组共有25人参会，来自国内外的学者在会上发表了各自对梵文文献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展示了当代国际梵文研究的最高水平。

日本龙谷大学的桂绍隆教授重点介绍了对陈那《集量论颂》的重构以及处理文本转写的问题。奥地利科学院的霍斯特·拉斯科博士在其《关于陈那〈集量论〉的写本我们能知道多少》中，对重构陈那《集量论》的进展情况做了介绍，指出资料的不足以及相互矛盾的信息给重构带来一定的困难。但一定数量的彼此相左的证据也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集量论》文本传承的认识。

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的弗兰西斯科·斯非拉教授在其《白莲尊者的〈胜义近事论〉和它在早期时轮文献中的地位》一文中，讨论了密教典籍《胜义近事论》在早期时轮文献中的地位，认为它是时轮体系发展初期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因为它总结了时轮体系的主要内容，同时提到了一些在其他早期时轮文献中未曾涉及的问题。

来自日本佛教大学松田和信教授的《安慧〈俱舍论注释〉梵文写本》，介绍了保存在西藏的《俱舍论注释》梵文写本的相关信息，认为这部写本是西藏最为古老的梵文写本之一，年代最迟不晚于9世纪。认为它对研究阿毗达磨佛教教理具有难于估量的价值，同时讨论了这部写本的外部特征和内容特点。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罗鸿博士的《关于〈中观花蕾〉的初步报告》，第一次对《中观花蕾》写本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不仅介绍了写本的外部特征和字体特点，还讨论了开篇诗和结尾诗以及有关引文的一些问题。

英国牛津大学的乌利克·罗斯勒教授的《佛经如是说：早期噶当派文献引用佛教手稿时的自由与变化》一文，介绍了后弘期藏文佛教典籍中引用了不少来自印度的佛教手稿，这些被引用的内容往往与现行的藏文大藏经的内容有所不同。她列举了不少实际例子，并指出不同的原因。最后，她强调通过对这些不同文本的探讨，对理解早期佛教经典如何被研究和翻译的情况具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来自牛津大学的尤维塔克莱默博士是校勘《五蕴论广注》的作者，所以她就此论中有阿赖耶识的论证进行了讨论，并与《瑜伽师地论》和《摄大乘论》中相关的论证进行了比较。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的李学竹副研究员在其《关于〈阿毗达磨集论〉劈头颂—Uddāna的考察》中，首先介绍了新发现的《阿毗达磨集论》残卷情况，然后讨论了其中劈头颂的梵藏汉三种文本的异同，最后指出玄奘的汉译虽然与梵文原文稍有出入，但他更准确地把颂文的意思表达了出来，反映出玄奘对论文义理的完全把握和对梵文的正确理解。上海复旦大学的刘震博士介绍了新出现的《法界颂》梵文写本，并与藏汉译本进行对照，探讨了该写本的作者问题以及相关的内容。

德国莱比锡大学印度学和中亚学研究所的艾利·弗兰克教授的《进一步理解佛教哲学家吉达利》一文，重点介绍了10世纪著名佛教哲学家吉达利的有关作品以及对西藏佛教的影响，同时指出他的许多作品主要是为了反驳外道教义而作的，但也有一些是表达自己的佛教观，即为树立佛教的理论思想而写的。

来自日本信州大学的护山真也博士的《宝藏寂对伪中观论敌的批驳》一文，讨论了阿底峡老师宝藏寂对伪中观论者的批判，指出宝藏寂从瑜伽唯识派的立场把那些否定阿赖耶存在的论师称为“伪中观论者”或“一切皆妄者”，并引用了龙树、无著、法称的作品对他们进行尖锐的批判。

七、因明组

本届讨论会，由于因明方面的论文较多且水平较高，所以从宗教组分离出来单独设立因明组，与会学者的讨论主要从因明理论、文献研究和因明学科发展几个方面展开。 

1、理论研究

西藏大学加央平措副教授做了题为《试析巴达哇·摄类学点》的报告，指出19世纪，宗教无偏见运动兴起之时，觉囊派出现了倡导宗教无偏见的著名学者巴达娃·土丹格列嘉措（1844—1904）。巴达娃时期觉囊派不仅恢复了中断已久的因明学讲学体制，而且在觉囊派因明学讲学方式、方法、方向上产生了新的特点，尤其是他开创了觉囊派摄类学的讲学体制。

西北民族大学更登三木旦副教授在《相违可得因新探》中讲到“相违可得因”亦即缘起性空因，是佛教中观正见五大因之一，其基本观点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皆由缘起，不存在非缘起之法，诸法皆缘起，因其缘起而性空，故而一切缘起皆性空，世间一切事物无一不是因缘所生。缘起性空论之思想博大精深，是佛教哲学的重要理论之一。

2、文献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汤铭钧副教授的《陈那前因明时期的理论探索——以〈掌中论〉、〈取因假设论〉和〈观总相论颂〉为中心》，将佛教因明—量论学派的实际开创者陈那的思想发展分为因明时期与前因明时期，聚焦陈那前因明时期的理论探索阶段，以《掌中论》《取因假设论》为线索考察陈那有关认知对象思想的发展。

杭州佛学院刚晓法师在《韩镜清翻译〈集量论·现量品〉手稿整理》中提到,《集量论》是由古印度陈那论师所著，唐代义净法师曾将梵文译成汉文，但不久即遗佚了。现在所见的汉本皆由藏文转译。现在通行的由藏译汉的《集量论》有两个，一个是吕澂先生的《集量论略抄》，另外一个是法尊法师的《集量论略解》。而今韩镜清先生的译稿，是依藏文德格版并参考北京版而直译过来的，并且内容完整，若能读到此份译本，对了解《集量论》的内容以及陈那论师的思想大有裨益。

西南民族大学万么项杰副教授在《试论〈奥义书〉与印度古因明的关系》中，通过《奥义书》的介绍，主要阐释了该书中所表现的宗教、哲学思想以及印度古因明的关系。同样来自西南民族大学的夏吾李加先生在《藏传因明学名著〈塞氏·摄类学〉的学术传承及其特色综论》中，对《塞氏·摄类学》的学术传承及其特色进行了介绍。

3、因明学科发展

贵州大学的顺真教授题为《佛教量论—知识论研究的近代转向以及藏传量论的学术价值》的报告，通过对佛教量论—知识论的哲学与宗教关系的阐释、近代这一研究的学理转换、藏传量论独特价值的高度概括等三个方面，展示了切入这一研究领域的一种新视角，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借鉴。

浙江工商大学肖平研究员在《因明术语汉藏梵对译举要及相关问题》中提到，由于传播路径和译者的不同，造成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在术语上的殊异，进而导致理解上的偏差。认为通过剖析和比对梵、汉、藏名称之所指，应确立其间的对应关系。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吉美桑珠副研究员做了题为《因明学传入西藏后其内容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的报告，指出因明学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分为两支，即汉传因明学和藏传因明学，印度的因明学在西藏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青海贵南县鲁仓寺喜饶丹代尔先生在《探讨格鲁因明江冬法会“江更却”》一文中，阐述了该法会的发展历史，指出该法会不仅对藏文化和藏传因明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对因明学发展做出了贡献。临沂大学助理研究员张晓翔在《藏传因明方法论初探》中指出，藏传因明是因明在藏地的传承，是藏语文中作为取得真理、验证真理的尺度和传播真理的方法的“量论”部分，以知识论为主。藏传因明与量论在内涵和外延上是一致的，藏传因明的方法论也即是量论方法论，是对其研究方法和探求真理方式、方法的探讨。

八、当代政治组

当代政治组共有10人发言，发言内容涉及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理论和政策、反分裂与民族团结、当代政治制度和涉藏外事研究等方面。

1、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理论和政策

藏学研究中心朱晓明研究员的《谈西藏的改革开放》将西藏的改革开放纳入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和全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中，从而理解和把握西藏社会变迁发展的规律和走向，文章详细探讨了西藏的改革开放。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出版社总编辑毕华的《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内涵与决策模式研究》一文，从西藏工作政策的性质、内在结构、制定和落实、西藏政策的载体、适用范围、制定过程、政策和策略角度、政策的议定、组合、走向、效果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的内涵、特点及决策模式，同时探讨了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的及政策实施的历史进程和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关于西藏工作的基本思想。

2、反分裂与民族团结

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赵军副教授的《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理论依据》一文认为，该理论有六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即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谭其骧的“疆域理论”、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白寿彝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理论”、方国瑜的“中国历史的发展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趋向与主体选择理论”。

西藏自治区党校牛治富教授的《试论封建农奴制残余思想的表现及其影响》一文，通过对封建农奴制残余思想的形成，其残余意识和思维的表现，指出封建农奴制残余思想在当今西藏及藏区各个阶层中的表现。并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对应原则。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王小彬副研究员的《关于〈十七条协议〉“附件”之研究》认为，国内外对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之“附件”的描述与实情很不相符，作者基于这个问题，提出“十七条协议”共有两个“附件”。并详细说明这两个“附件”的亮相时间和所录文本及附件内容，明确指明了“附件”的历史意义和对“十七条协议”签订的促进作用。

3、当代政治制度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廉湘民研究员的《论当代政治制度的建立》一文，从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分析了中国政府的制度和其制度的特色，在此基础上分1951—1959、1959—1965、1966—1976、1977—2012等四个时期，逐一分析了当代西藏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改革的过程。

4、涉藏外事研究

在中美关系长达62的历史中，西藏问题是最为敏感的话题之一。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谭·戈伦夫教授在《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中，回顾了中美关系中“西藏问题”的历史发展变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员马加力先生的《中印关系中的“西藏问题”》一文，把中印关系分成建交、蜜月、反目、深化、冻结、解冻等六个阶段，探讨了中印关系不同阶段中的西藏问题。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肖杰在《印度流亡藏人的政策》一文中，从历史和国内政治、国际关系的角度对印度的流亡藏人政策进行了描述和分析，重点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际背景下印度政府对流亡藏人政策的阶段性及其特点，介绍了印度政府在对待流亡藏人不同群体上的“双重立场”和“矛盾政策”。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安东尼·瑞恩教授在其《认识西藏》一文中，基于该国媒体有关中国西藏政策方面的歪曲报道，分析了这些普遍误传现象的案例，认为有必要让更多的人认识一个真实的西藏。

九、可持续发展与民生保障组（社会与经济）

可持续发展与民生保障组共有20位学者发言，大家就西藏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民生保障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内容涉及农牧业经济、环境保护、社会变迁和民生保障等方面。

1.农牧业经济

德国莱比锡东方大学安德瑞斯·格鲁斯克博士以《藏区的发展：可持续性和民生保障》为题，通过对青海囊谦县和玉树结古镇的调研，提出了可持续性发展的三边理论，认为尽可能提供多的工作机会，注重环境保护和社会包容，要考虑到保护与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尊重当地居民和文化，并且利用旅游业提供工作机会给当地居民，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使他们对旅游发展更少批评，也确保他们的生计。

美国西部保留地大学的梅·戈尔斯坦教授在《建立一个羊银行》中指出，看待牧民的问题要以新的方向看待，当一个牧民是很难的，比如雪灾来了他们的羊群就变少了。现在主要是给羊，给了以后他们没有办法扩展起来，比如买了之后就不能积累，所以，如何积累羊群脱贫致富是关键所在。

四川大学的李锦教授在《产权变革与青藏高原草原可持续管理》一文中，以四川藏区红原县为个案，论述了草场产权变革与青藏高原可持续的管理，认为在草原家庭承包经营制对放牧系统重构的过程中，社区一方面必须应对人口增加和内部成员分化的压力，另一方面必须协调政府政策和措施，既利用政府保护自然资源和社区利益的举措，又避免政策简单化可能带来的损害。

德国莱比锡大学东方学院的詹克·林克教授题为《作为权力领域的市场——以冬虫夏草为例》的报告认为，近些年来冬虫夏草市场经历了急剧的变化，特别是在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类似2010年那样的虫草丰收年，仅在位于西宁的中国最大的药用菌市场上，虫草交易额就超过了200亿元人民币，许多虫草采集者和交易人因此致富。美国的自由学者丹尼尔·温克勒在《虫草可持续管理的措施》中指出，大多数虫草采摘者没有对这种真菌生命循环和孢子在再生长中的关键作用的知识，教育采摘者进行可持续性采集的做法是一个先决条件，这将有助于在地面保留真菌的孢子。

青海师范大学师范学院冷智多杰教授的《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模式变迁个案研究——以青海化隆县支扎寺为例》一文，指出经过多年的调查，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以寺养寺这一政策在目前对像支扎寺这样的寺院是一项可行的宗教政策，各地藏传佛教寺院也可借鉴支扎寺的以寺养寺的经济模式和经验，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

2.环境保护

来自德国布莱梅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赫尔姆斯·朗格教授在《反沙漠化和panda标准》中围绕Winrock国际的亚洲PES项目，对提高可持续发展和城乡藏族居民的生计进行了分析阐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杜春发副研究员的《气候变化下藏族牧民贫困问题研究：以长江源头青海省治多县拉日村为例》，分析了气候变化对藏族游牧社区脆弱性和适应性影响，探讨导致长江源地区高寒草地退化和藏族牧民贫困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因素，研究了生态脆弱地区如何实现环境保护和牧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认为牧民是三江源地区的真正保护者，政府主导的各种扶贫发展和生态保护项目工程，应充分征求牧民的意见和建议，发挥牧民在生态方面的主体作用。

西藏社会科学院达瓦次仁副研究员的《西藏羌塘地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一文认为，通过近20年的努力，西藏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现有的野生动物资源不仅在种类上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而且每个种群的数量也相当庞大。依据这种情况，目前在羌塘等地已经完全具备了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以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合理利用不仅会更有效地保护资源，并能在生态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之间达到一种科学化的平衡与协调。

3.社会变迁和民生保障

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南希·列维尼教授的《新的社会环境下的家庭经济》，基于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进行田野调查，对当地已定居和未定居的藏族牧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包括在转变后家庭成员间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大家族及社会关系网变化的影响。西藏大学次仁央宗副教授的《旅游开发对牧区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研究——以纳木错乡为例》，则对纳木错地区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妇女地位的变化进行了论述。

北京大学马戎教授的《西藏三地流动务工人员调查报告》以1999、2002、2005、2008年持续的调查数据，详细地分析了西藏在巨大的投资背景下带来的大量人口流动及其影响，分析了流动人口的地域结构、性别结构、人口年龄结构、民族结构、学历结构，城乡结构、婚姻结构等多个方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格桑卓玛的《西藏农村离土不离乡就业模式的个案研究——以达村为例》，通过研究认为非农产业已成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牧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其形式主要是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就业模式。

医疗体系的建立和运行不仅是民生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中央民族大学苏发祥教授在《论当代西藏乡村社会的医疗体系及其特点——以堆龙德庆县那嘎村为个案》中认为，目前西藏乡村社会有三个层次的医疗体系，即现代医疗体系、藏医医疗体系和民间信仰层面上的医疗体系。藏医和民间医疗，尤其是后者，在西藏农村具有很深的影响。而西医和中医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逐渐被认识和接收。基于对不同医疗知识的认知，西藏乡民们对疾病病因、病理、治疗手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陈默博士在《西藏农村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水平现状研究》一文中，就西藏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资金筹集方式和幅度、农牧民医疗报销幅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四川大学杨明洪教授的《农牧区公共服务农牧民满意度评价分析——以西藏昂仁县秋窝乡三村为例》一文表明，在政府公共服务中，就业社会保障类和基础设施与环境建设类公共服务最为薄弱，虽然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管护不到位或者其他原因，没有有效满足农牧民的需求。由于西藏农村很多地区属于集中贫困区，社会保障的力度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保障力度和覆盖范围。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周炜研究员的《拉萨六所小学的藏语文教育》，以拉萨六所小学的调研为例，详细介绍了西藏小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课程设置、学生择校的现状等问题。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所杨晓纯博士在《拉萨清真大寺开斋节调查报告》一文中，对西藏世居穆斯林具有的藏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双重特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十、藏医药组

藏医药组的小组讨论围绕医学理论、文献研究、临床实践、药物研究和藏医药事业等方面展开。

1.医学理论

刚坚喇嘛在《精神医学》一文中指出，根据佛学和藏医药学，认为疾病是由于人的心理状态不平衡与不和谐引起的，为了达到平衡，我们应该更多地从我们自身的身体——精神功能中寻找答案，同时也要重新认识自身潜在的、深层次的人体自身健康修复能力。

北京藏医院副院长仁旺次仁的《依据藏医“隆”理论探讨脑萎缩的治疗》一文，通过对藏医“三因学说”中“隆”的生理病理、七大物质中的血液、五脏等的分析，结合现代医学的相关提法对脑萎缩的治疗进行了探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看召本的《浅谈藏医睡眠养生保健方法》一文，从睡眠的本性、嗜睡带来的症状、少睡或熬夜带来的不利、脏器的排毒时间、正常的睡眠时间、补觉的方法等方面阐述了睡眠与脏腑的相生相克以及与美容、健康之间的关系。北京藏医院彭毛多杰医师在《对藏医尿诊的认识》一文中，详细介绍和探讨了尿诊的来源及诊疗特点。

2.文献研究

法国远东学院的萨尔玛教授通过对比《圣典真髓集成》和《准备行真髓》两部关于宗教仪式和不同医疗方法的文献，介绍了印度传统医学的一些治疗手段。西北民族大学藏学院傅千吉教授的《敦煌藏文文献中的天文历算文化研究》，从敦煌文献中发掘整理出现在藏族天文历算的三个源头：源于藏区本地、印度、内地，提出现在藏医天文历算由以上三种融合而成，并从天文历算的角度探讨了人体健康问题。北京藏医院的李宏红医师在《药师佛手中的诃子》中，较为系统地综述了中医、藏医对诃子的不同认识和相关文献，并对中医藏医用诃子的异同进行了对比。印度卡利卡特大学里那.B.K研究员在《梵文阿育吠陀文献中的儿科概念》中讲到，儿科是八支医学的一支，其主要讲授从怀孕开始到出生后的护理等一系列知识。

3.临床实践

北京藏医院蔡秀清副主任医师在《藏医治疗绝经期综合症60例临床观察》中，从临床实际出发，对比中医、西医、藏医对更年期综合症的理论认识和治疗效果的异同，重点探讨了藏医的原理和治疗手段。北京藏医院李冠磊医师在《藏医对口腔溃疡的认识》中，分述西医、中医、藏医对口腔溃疡发病机理的认识，重点讨论了藏医对其病因的认识和治疗手段及特点。

4.药物研究和藏医药事业

北京藏医院切军加的《浅谈藏药锻制技术》一文，以《药王月诊》《医学人体诠释》《四部医典》等藏医经典中描述的藏药煅制技术为依据，讨论藏药锻制技术的特点、发展历史、现在的应用状态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等

藏医药有着时代传承不断发扬的学术体系，但与中医的传承不同，为此建立了有针对性的抢救性保护。青海大学藏医学院的切羊让忠在其《藏医药教育的考试制度》一文中，梳理了藏医药和藏医考试制度的发展历史，指出不同的发展时期有其时代特点。

十一、文化组

文化组共有18人参会讨论，小组讨论的内容主要涉及《格萨尔》研究、文化研究、文学与艺术研究、民族教育研究等方面。

1.《格萨尔》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降边嘉措在其《中国格萨尔学的形成与发展》报告中，回顾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现在《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历程，又结合自己多年的学术生涯和研究经历详细介绍了《格萨尔》学科建设的过程。青海省文联副主席角巴东主先生的《新发现的西藏阿里〈格萨尔〉说唱艺人多杰旺堆现象评析》一文，重点介绍了西藏阿里日土县著名《格萨尔》说唱艺人多杰旺堆及其说唱特点和内容。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诺布旺丹的《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不同文明形态语境下的格萨尔艺人及其身份的嬗变》一文认为，建国以后国家大力开展格萨尔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先后有一大批艺人相继进入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工作。他们从半职业化艺人正式成为了职业化艺人，但职业艺人身份的出现使当下格萨尔艺人正在从职业艺人身份向多重身份转变，并且在都市化生活和后现代语境下，正在面临集体性“失忆”的困境。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坚赞才让研究员的《〈格萨尔〉史诗中“霍尔”之新考》指出，史诗中出现的所有族名确有其指，大都是曾经在历史长河中出现过的氏族，如“松巴”即苏毗、“大食”即波斯、“象雄”即羊同等，而这些氏族的细微研究，对了解古代青藏高原上的民族起源、民族迁移以及融合过程等问题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2.文化研究 

当全球化成为当今的主题，人们将会关注全球化过程中区域化的作用，即人类轨迹中的普遍方面必须在局部区域中适应以便和谐发展。巴中学术交流中心主任西蒙娜·德拉图尔女士和执行主任凯文·德拉图尔的《民族的哲学》一文，提议“普遍性的种族”作为所有和谐的跨文化间交往的方式，认为尽管人类本性上是普遍的，但强调坚持个体性非常重要。其实差异就是整个进化过程中本质的部分，这一差异拓展了世界观，而且不具有自我中心和偏见的意向。

台湾中华科技大学的罗中展教授在其《情感营销与符码意象——看藏族服饰文化今日之转变》一文，探讨了民族服饰如何在文化产业中保持其位置与传承，指出眼下为观光客所制造的一些民族服饰事实上已偏离民族传统甚远，它根本不再是藏族的文化传统作品，但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用理智的观点来看待为什么某些商品会这么畅销，尤其它只不过是运用民族传统符号，这样对民族文化的认识是扭曲的。中国藏学出版社编辑南加才让在《饮食文化传承与流变——青海热贡地区农牧区饮食文化浅析》一文中，探讨了在多元文化互动和现代化进程中藏区农牧区中所显现出来的传统饮食文化的衍变与现代社会生活中如何传承本民族的饮食文化问题。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资料馆桑丁才让研究馆员的《嘉那·道丹松曲帕旺及嘉那嘛呢文化研究》一文，指出嘉那嘛呢石的真正创建人是生于昌都昂同藏区的嘉那·道丹松曲帕旺道丹，而非有些学者认为的“文成公主”或“汉活佛”。俄罗斯州立大学的柴迪娜·安娜女士在《关于蒙古杰尊·多罗那它的传说》一文中，介绍了公元17世纪蒙古杰尊·多罗那它转世的传说。

西北民族大学巴顿·万玛项欠教授在其《安多藏族民间叙事长诗的内容及其分类研究》一文中，把安多地区流传的民间口头叙事长诗分为伦理教诲类、男女爱情类、世间争端类、人生哀歌类、强盗歌类，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阐述。民族出版社普日科编审的《动听的交响曲，思辨的唐卡画——论中国第一部四语剧本〈四僧戏说正行道〉的文学地位》一文，认为贡唐丹贝仲美大师用藏、汉、蒙、梵4种文字（记音）创作的藏戏剧本《四僧戏说正行道》是中国第一部使用多语种编写、翻译的文学剧本和佛学理论争鸣剧本，填补了我国无多语剧本的空白。美国伯克利大学的温迪·克罗恩在《从藏族文化、历史、理论和当代功能来看安多牧民的鲁体民歌》一文中，对藏族的鲁体民歌的起源、影响、类别、特性及其艺术价值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资料馆馆员卓玛的《藏文期刊发展折射出的藏族文化问题一二》一文认为，目前我国公开出版的藏文期刊中文艺类刊物的比重相当大，而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今天，像经济开发、市场竞争等经济方面的期刊几乎没有。究其原因，是受到了传统观念和人才方面的制约。

3.民族教育研究

台湾东海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的王本正先生和台湾中国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王胜民报告的《以学校教育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之关系——探讨台湾经验与西藏发展高等教育之现况》一文，通过台湾的教育经验探讨了西藏高等教育发展之现况，就现今所见中央对西藏之高等教育投入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台湾教育经验有提供西藏教育发展借鉴之处。香港中文大学学者李惠玲女士的《在香港教授与学习藏语文的困难与前景》一文，介绍了香港的藏语教育现状及其前景。

十二、语言与信息技术组

语言与信息技术组先后共有10人宣读论文，介绍了该领域内的语言与信息技术发展情况。

1.语言研究

西北民族大学藏学院卡岗·扎西才让教授的《敦煌吐蕃文书P.T.849早期梵文五个韵文的分段形式研究》一文，就敦煌吐蕃文书P.T.849早期梵文五个韵文的分段形式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藏族历史上关于藏文有几个元音字母有“五种说”和“四种说”两种主流观点，该文章认为，敦煌文献中出现的“五个元音”这一记载是藏文只有四种元音字母的可靠佐证。

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吉太加教授的《藏语句法研究》一文，对传统和现代的大量藏文句子进行了分析、梳理、归纳，力求建立较为系统而具有较高使用价值的藏语句法理论体系。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桑吉克研究员在《能因动词的性质与用法详解》一文中，对能因动词做了详细而细致的阐述和解释。

法国普罗旺斯大学铃木博之先生以《云南迪庆·巴拉格宗藏语语音及词汇的历史层次》为题，从巴拉藏语的语音及词汇特点的角度来讨论其藏话的特征，并通过藏文与各种周边（含川滇两地）的藏语土话的比较，对巴拉藏语进行了分析。

2.信息技术研究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大卫·吉玛诺教授在《面向公众的藏文信息服务问题》一文中，介绍了他们12年来不断使用最新技术，将多媒体与西藏相关的各种信息进行整合，后上传至服务器端并分为不同主题，并使其数据不断累积、不断优化，使其更加易用的过程。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道周教授就《藏族历代文献精选电子资料库建设内容及其意义和价值》问题进行发言，认为建设电子资料库是保存文献、传承、发扬文化的重要手段，是一项藏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但是，电子资料库的建设，无法单靠某一个机构的力量来完成，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协调龙头和更加广泛的合作平台。

青海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才藏太副教授在《藏文句子边界自动识别方法研究》一文中提出，楔形符研究的重要性与虚词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藏文句子的边界识别是藏文文本分析的基础性研究，是藏文与其他语种之间建立句子级平行语料库的必要工作，也是进一步进行藏汉机器翻译的基础。另外，青海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的索南才让在《完善藏语不自由虚词的语法功能在信息处理中的应用研究》一文中提出：在计算机背景下，由于虚词在藏语表达中具有独特的语言特征和应用的广泛性，藏语虚词研究相对迫切和重要。认为从功能入手、从计算机思维方式的角度考虑藏语虚词的划分是当务之急。

西藏大学尼玛扎西教授就《移动电话本地化关键技术研究》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编码标准、键盘标准、字库加载和核心算法是移动电话本地化的关键所在。由于不同厂商对藏文字库的支持程度不同，所以应该通过市场准入机制，要求在特定区域内销售的基于Andorid的终端必须全面支持藏文OpenType字库。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馆员扎西次仁介绍了珠穆朗玛藏文字体、珠穆朗玛藏文转写输入法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通过两年多研发推出的基于国际标准Unicode的藏文应用软件“珠穆朗玛藏文智能输入法”及其特点。

西北民族大学机器翻译研究所教授卢亚军对藏语语料库建设进行了详细介绍。西藏大学高定国副教授介绍了藏文计算机字库的设计方法。西藏大学讲师扎西加分析了基于FUG的藏语句子结构。

8月4日，第五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胜利闭幕。大会闭幕式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柳应华主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郑堆在闭幕式上做了大会总结。

闭幕式结束后，举行了特邀研究员颁证仪式。日本龙谷大学桂绍隆教授、中国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林冠群教授、日本大谷大学康噶·崔臣格桑教授被聘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8月5日至7日，会议主办方组织部分海外学者赴承德考察。

北京（国际）藏学讨论会是中国藏学界定期举办的大型国际性学术会议。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已成功举办过4届。这项大型国际学术交流盛会，将每4年召开一次，既是国内外藏学界展示最新研究成果的平台，也是藏学专家学者们加强学术交流，不断增进交流与合作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