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北京藏学讨论会综述

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承办的“2008北京藏学讨论会”于2008年10月14日至17日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行。这是继1991年、1997年、2001年三次北京藏学讨论会之后，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四次国际性学术会议。来自中国、蒙古、日本、印度、俄罗斯、奥地利、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挪威、瑞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的学者220名（其中藏族学者73人）参加了讨论会。其中，中国学者170名，主要来自北京和西藏、川、青、甘、滇5省区以及港台地区的各藏学机构；国外学者35人，国外藏胞学者2人。参会的人数和会议规模均超过了前三届。列席会议的超过100名。会议收到学术论文近170篇。

本次讨论会的主题是“西藏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以通过学术上的交流，深化对西藏及其他藏区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充分展示当前藏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并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学术合作，从而达到增进了解，密切联系，取长补短，共同商讨，增进友谊，合力推进藏学研究事业深入发展的目的。

本次讨论会研讨内容广泛，涉及藏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历史、文物考古、宗教、语言、文学、文化、教育、艺术、藏医、地理等方面。为便于学者的相互交流，除大会讨论外，还根据不同专题划分为社会经济、古代历史、现当代研究、宗教学、梵文研究、语言文献、博物馆和藏医药等8个学科组，使研究方向相近的学者能就共同感兴趣的论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一、社会经济研究专题 

学者们主要围绕西藏经济发展模式、西藏及其他藏区社会发展、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就西藏社会经济变迁模式、西藏经济发展战略等西藏经济发展模式，青藏铁路的影响、西藏村民搬迁与社区重建、西藏城市化问题、藏区的汉族移民等藏区社会发展问题，西藏西部生态、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等进行了深入讨论。

西藏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方面集中讨论了西藏经济发展模式（如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许建生博士的《1991—2006西藏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的测度和演化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其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张明研究员的《西藏农户收入结构的变迁及其外在因素的影响——基于对西藏三个社区长期研究的成果》）以及发展战略（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岳颂东研究员的《关于西藏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等内容。

西藏社会科学院孙勇研究员的《西藏社会经济变迁模式研究》指出，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藏经济已呈现出非典型二元结构的特征，时至2003年，西藏产业结构“一、二、三”的排序变成“三、二、一”的排序，表明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在另一个层级上开始演进，但其实质性的改变还有待时日。

英国伦敦大学经济研究所安德鲁·菲舍博士的《西藏的极端依赖、两极分化与城市的排他性》认为，西藏自治区的经济尽管有了快速的发展，但在发展中存在着排斥（城乡两极分化，西藏补贴没有有效地用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和依赖（高度依赖政府的投入）的现象，其经济前景令人担忧。并得出结论：西藏经济决定于外来投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理论不适用于西藏，这是拉丁美洲的缺乏平等的模式。其观点引发了与会者的激烈讨论，我们会在后面有专门论述。

西藏及其他藏区社会发展研究方面涉及青藏铁路的影响、西藏城市社区与贫困问题（如华南师范大学王金红教授的《西藏拉萨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以雪、当巴两个社区为例》、西南民族大学王万宏博士的《萨市木如社区贫困人口的职业变迁与家庭经济》）、农村社区重建、游牧文化研究（如云南大学张实教授的《云南迪庆藏区牧文化研究——对布伦村的个案调查》）、藏区的汉族移民等内容。

于2006年开通的青藏铁路对西藏、青海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自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此次讨论会有多篇文章关注到青藏铁路的影响问题。比利时马克思主义学院让·保罗·德西姆普拉雷教授的《关于青藏铁路对格尔木至青海西藏交界处人们生活影响情况的简要调查报告》系其于2007年8月对青海格尔木至唐古拉山之间的24户搬迁牧民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所做的报告，以较为客观的态度评价了青藏铁路对搬迁牧民生活的影响及存在的问题。他认为，任何事情的开始都不是完善的，青藏铁路对西藏文化没有负面影响，对保持西藏文化反而有促进作用。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张永攀博士的《青藏铁路与西藏的稳定和发展》、西南民族大学博士生尼玛扎西的《村落终结与乡土重建——西藏拉萨城市化与柳梧站失地农民市场化转移研究》两文也涉及了这一主题。

至于藏区的汉族移民，西方部分学者与达赖集团一直片面的强调，大量汉族移民导致藏区藏族比例严重下降，不仅冲淡了藏族文化，而且破坏了藏族族群本身。而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远东研究所马克林教授的《藏区的汉族移民——西方想象与现实的对比》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在比较中国政府、各地区1990—2000统计年鉴等资料中的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人口普查数据与达赖集团发布的人口数据后，证实藏区并没有大量汉族移民存在，更没有冲淡藏族文化，破坏藏族族群。

四川大学教授杨明洪等的《西藏村民搬迁与社区重建:大型社会工程命运的“反斯科特逻辑”——西藏自治区扎囊县拉其乡德吉新村的案例调查》关注的是西藏农村社区重建问题。文章指出，对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德吉新村的调查显示，安居工程改善了当地居民贫困状况，符合当地居民的期望，促进了新村居民向现代化观念和生活方式转变。但德吉新村安居工程也存在一定问题，这与该安居工程没有完全实现参与式发展道路有直接关系。

此外，来自西藏自治区法制委员会的巴桑罗布教授论述了雅鲁藏布江上游的日喀则地区3个县和阿里地区7个县的草原生态状况、保护、建设情况及对策思考（《现代化语境下西藏西部生态亦悲亦喜》）；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华研究员则以对西藏墨脱县的多年跟踪调查为基础，探讨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

二、历史研究专题  

历史研究历来是藏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因与会者提交的有关历史研究的论文达34篇，基本涵盖了史前（如四川大学石硕教授的《西藏新石器时代人群面貌及其与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吐蕃、宋（西夏）、元（如西藏大学强俄巴·次央教授的《元代西藏贡塘王国杰出女性拉·仁钦措事迹考》）、明（如民族文化宫索文清教授的《明初哈立麻晋京朝觐与“荐明福图”的诞生》）、清、民国以及当代（如台湾铭传大学杨开煌教授的《论中共应对藏独动乱的新策略》）等藏族历史研究的各个时期，故本次讨论会分设了古代历史、现当代研究两个学科组。本次讨论会依然延续了吐蕃史、清代藏族史在历史研究中的强势地位，但史前和宋（西夏）时期藏族史这类传统意义上的研究“盲点”各有1篇论文提交，使得本次讨论会历史研究专题实现了难得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与此同时，一批最新的历史文献资料在会上得以展示，有助于促进历史研究的新发展。以下重点介绍吐蕃、清代藏族、文献研究等几个专题。

吐蕃方面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林冠群教授的《吐蕃“zhang gsum blon bzhi”考释—吐蕃众相制度探微》一文通过对《贤者喜宴》等藏文文献与《吐蕃大事纪年》以及P.T.1071《狩猎伤人赔偿律》等敦煌古藏文文书的对比研究，从吐蕃宰相制度的角度论证“三尚一论”制不仅没有在赤松德赞时期实行，而且在整个吐蕃时期也没有实行，吐蕃一直实行的是众相制。

中国藏学出版社社长周华的《关于藏文史书中的“松巴”相关历史探讨》根据藏文历史文献和敦煌古藏文以及汉文资料，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对“松巴”“孙波”以及“苏毗”“东女国”等有关历史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与此同时，对“松巴”与“朗氏家族”（11世纪在康区兴起的朗氏家族原本是松巴的大臣）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对《朗氏家族族谱》的内容与松巴历史作了对比研究。

中国藏学杂志社黄维忠博士的《关于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的几个问题》讨论了mdo gams（朵甘思）和“中节度”的关系以及雅莫塘节度使和河州节度使的关系问题。并据此认为，雅莫塘节度使即河州节度使，吐蕃极盛时期的疆域仅由吐蕃本土和bde blon khams chen po两部分构成，mdo khams地区乃bde blon khams chen po五道之一的“中道”（dbus kyikhams chen po）。该文引起了大家对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中的“中节度”是否指“多康”这个藏族传统地理概念、雅莫塘的具体地理位置在今何处等问题的积极讨论。

此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张云研究员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宏观把握与微观解剖的结合分析了《吐蕃与唐朝之间的对话与沟通》问题，西北民族大学扎西才让教授则认为敦煌藏文文献P.T.849中的一段记载应为莲花生大师传记文献（《敦煌文献中首次发现莲花生大师传记文献研究》），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艾瑞克博士探讨了吐蕃文化与于阗文化的互动关系。

清代藏族方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邓锐龄先生的《清乾隆朝廓尔喀第二次侵藏战争（1791—1792）史上的几个问题》依据原始的汉文档案及当事人记述，缜密地研究乾隆朝第二次廓尔喀战役史上3个重要问题：一是乾隆帝是否在这次廓尔喀入侵前已经知道藏人于1789年曾经同廓尔喀秘密缔约以付银赎回失地；二是在战争期间（1791—1792）乾隆帝对西藏达赖喇嘛的看法为何；三是清军与廓尔喀在何种情况下结束战争。经过对文件的正确的诠释与缜密的考证，邓先生在给出答案的同时，也对战争的起因、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的责任、战争最后阶段清军面临的困难、皇帝的认识过程与决策过程等做出详细的说明，还原了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云田研究员的《清代西藏封爵考述》以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相关记载为底本，按《清史稿》所记的清代西藏5个爵位为序，对照档案和《清实录》的有关记述，对清代西藏的封爵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同时还指出了《清史稿》等典籍中有关西藏封爵记载的错漏。

此外，台湾中华技术学院罗中展博士的《乾隆皇帝之藏传佛教信仰研究》和中央民族大学周润年教授的《从“喇嘛说”碑文看乾隆对藏区的施政》两文引起了与会学者关于藏传佛教之于乾隆皇帝到底是一种信仰还是政治工具的激烈辩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扎洛博士则探讨了清代中国西藏与不丹的关系问题（《论1792年之后中国西藏与不丹的关系——对1811年不丹贡使在帕里漏税斗殴事件的研究》）。

文献研究方面西藏社会科学院巴桑旺堆研究员的《关于藏文古写本科学研究方法和西藏新发现的古苯教写本》一文在介绍一批西藏新发现的古苯教写本的基础上，从16个方面总结归纳了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方法。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古苯教写本是西藏本土第一次发现与敦煌吐蕃文书属于完全同一类型的非佛教文献写本，其遣词用句、书写形式全然具备敦煌吐蕃文献的特点，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吐蕃宗教、医学的权威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史金波研究员也首次对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的70多种藏文文献进行了介绍（《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藏文文献简介》）。这些文献刻本多保留有古藏文书写特征，应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藏文刻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这些藏文文献绝大多数是西夏时期的藏文佛教经典，不仅有利于研究藏传佛教在西夏的流传和译经活动，对利用梵、藏、西夏、汉等多文种校勘藏传佛教经典也有重要价值。

西藏大学图书馆藏文文献信息中心西热桑布副研究馆员的《藏文“元版”之考》指出，长期以来在元代是否有藏文雕版印刷，在后世的不同研究论著中提法不一。他以新发现的收藏于拉萨哲蚌寺、江孜白居寺等地的刊刻于1284—1351年间的《量里宝藏》《时轮摄略经》《甘露要义八支秘密诀窍续（四部医典）》等元代藏文木刻本为根据，指出确实存在“元版”藏文典籍。他还根据这些文献的题款及发愿文的记载，对主持编修、资助印施、刻印、校对人员的名字、地位、社会关系等均做出了相应考证。

除外，历史研究专题还涉及其他一些论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陈庆英研究员的《关于元代西藏的驿站》注重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的结合，他在《汉藏史集》等文献记载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考察对元代西藏各驿站的地理位置、相互之间的距离、驿站在不同地区经过的路线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周源研究员对《民国期间西藏为何没有独立》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内因在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观念早已植根于中国各族人民的内心深处；外因在于：英国政府是从其对华战略，乃至亚洲战略、全球战略出发制定涉藏政策，趋利避害，谋求其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它对藏独势力并不是予取予求，而是多有掣肘。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新建研究员的《木雅热冈——“藏彝走廊”的轴心》根据其亲自对“木雅热冈”地区（为藏族传统地理概念“多康六冈”中之一冈，指的是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大渡河与雅砻江之间的一片地区）多次的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着重从民族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这一地理区域的族群及其历史渊源，现存文化的多样性与复合性特点和形成背景。

此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两位学者对西方学者关于西藏历史著述的评述颇有见地（当代所王小彬博士的《关于西藏当代史第一部〈1951——1955年暴风雨前的宁静〉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所梁俊艳博士的《西藏地方历史地位辨析——兼评托马斯·莱尔德〈西藏简史——十四世达赖喇嘛访谈录〉清代部分》），值得一读。

三、文物考古研究专题

青藏高原考古已愈来愈引起藏学研究者们的关注，因此本次讨论会涉及文物考古和调查方面的文章有5篇之多，涉及地区不仅有研究者所瞩目的西藏西部，也有西藏中部，乃至甘青地区。这些文章均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反应。

青藏高原最近的考古发现主要集中在西藏西部地区。西藏社会科学院次仁加布研究员的《阿里扎达县喀泽石窟壁画艺术》介绍了西藏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达县喀泽石窟群的艺术遗迹。这一石窟群包括聂石窟壁画、扎宗石窟壁画、咯宗石窟壁画、巴宗石窟壁画及江乐金石窟壁画等。这些11—19世纪间的壁画均保存完整，内容多涉及藏传佛教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笔法古朴细腻，多采用俯瞰式透视法，以几何结构描绘人物和风景，画面别具一格，在历史、艺术及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四川大学霍巍教授与张长虹、吕红亮合著的《雪山与大河之间：中印边境佛教考古新发现》主要介绍了2007年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深入到西藏西部与印度接壤地区所进行的考古调查，及其取得的一些重要考古发现。这次考古调查所涉及的区域均集中在阿里地区札达县的波林乡、底雅乡境边境区域内，包括波林、卡孜、什布奇、马阳、底雅、古让等村庄，他们所涉及的调查地点和所获资料多与古格王国初期著名的大译师仁钦桑布有关。其中，聂拉康、卡孜村十三座佛教建筑遗址以及热尼拉康遗址等的发现和确认，均可证明史载仁钦桑布时期曾在这一带大兴建寺修塔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

在报告之后的讨论中，与会学者也注意到了西藏西部寺院分布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有石窟的地方附近必建有寺院。这些重要发现填补了我国考古学界以及藏学界对于西藏西部田野调查和研究的空白。

在西藏中部萨迦寺开展的田野考古工作也取得了丰硕收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建林研究员的《西藏萨迦寺考古发掘与调查》系统介绍了2005—200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对西藏萨迦寺北寺遗址进行全面考古调查和局部发掘的相关情况。他们主要对萨迦南寺羊马城城墙及护城河遗迹、北寺的得确颇章遗址、乌孜大殿遗址以及塔林的部分塔基进行了发掘清理；同时还对萨迦北寺的桑阿德吉林、东热布拉康、雄阿巴雄努拉康、冈嘎查巴祖拉康、杰尊拉康等其他建筑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古调查，并对其中的4处进行了局部清理；此外他们还调查了现存的卓玛拉康、顿觉拉康、夏丹拉康、察姆钦拉康等寺院建筑基址。在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包括佛教造像、法器、经书残页、各类擦擦等千余件文物和标本。此外还发现了卓玛拉康的萨迦法王夫妇供养图、度母救八难图，次巴麦拉康的萨迦法王世系图等壁画作品，这些壁画绘制得相当精美且十分罕见，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新资料。

甘青地区时代较晚的藏传佛教美术遗迹的新发现也令人为之一振。故宫博物院罗文华研究员的《四川阿坝州苯教壁画的发现与初步整理报告》主要介绍了2007年在四川金川县和小金县的嘉绒地区发现的两处苯教壁画。一处是位于小金县两河乡的大寨村洞窟。现壁画主体尚在，描绘了苯教主佛敦巴辛绕和苯教主尊贡桑嘉哇杜巴。绘制时代在17世纪以前。另一处为金川县马尔邦乡独却沟村嘎达山的布隆湾古寺群，目前存有两个石窟。一号窟有丰富的苯教尊神图像，东壁有著名的四佛像，年代在17世纪中期以前。二号窟东壁和南壁保存尚佳，绘有众多苯教上师形象，其中东壁主尊为一位苯教上师，下有藏文题记表明身份，十分重要。作者指出，这两处的苯教图像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熊文彬研究员的《感恩寺——明代汉藏艺术融合的又一完美典范》则介绍了近年来在甘青汉藏交界地带发现的一处重要的明代寺院——感恩寺。这座寺院由当地巨族鲁土司家族兴修于明弘治八年（1495），现存多处汉藏并存与交融的重要遗迹，如碑亭殿的汉藏对照碑文、天王殿内汉藏风格浓厚的六道轮回图壁画以及纯藏式风格的大雄宝殿天顶彩绘等。作者从建筑、壁画和雕塑等多方面系统阐述了感恩寺汉藏艺术文化相互融合的风格特点以及珍贵价值。

四、宗教研究专题

涉及主题比较广泛，藏传佛教、苯教、民间宗教乃至基督教均纳入了学者们关注的视野。

藏传佛教研究方面在宗教研究中，藏传佛教自然是藏学研究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但藏传佛教包含的内容较为广泛，既涉及佛教传播史、寺院、高僧大德，也包括教派、教义、佛教典籍的研究，乃至涉及藏传佛教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因此尽管研究藏传佛教者不在少数，而他们的关注点却不尽相同。这同样反映在本次讨论会的研讨中。在与会学者提交的相关论文中，既有对藏传佛教的寺院（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豆格才让的《简论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制度的产生及发展演变的四个阶段》）、高僧大德（如中国藏学出版社副社长王维强的《从甘丹赤巴转世出的活佛系统研究》）、教派、教义（如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教授莱斯利·河村澄雄的《杰热托美桑布培对唯识宗所作的贡献》）、活佛转世制度（如故宫博物院王家鹏研究员的《代言神巫拉穆吹中与乾隆宫廷》）、佛典及其版本目录（如西南民族大学赞拉·阿旺赤称教授的《论藏文大藏经对勘本的价值及其特点》）的研究，也有关于藏传佛教现状（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郑堆研究员的《藏传佛教与和谐社会》、达哇才仁副研究员的《论活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侧重不一，各有所长。

国家图书馆黄明信先生的《“松绷”不是藏文大藏经的第三部分》澄清了“松绷”并非《藏文大藏经》的组成部分。“松绷”系藏文gsung vbum的音译，意为“文集”，蒙藏高僧大德文集的篇幅总共在1000秩(包或函)以上，超过《甘珠尔》《丹珠尔》总和的数倍。由于《汉文大藏经》里有“本土撰述”一类，有些学者想当然的认为《藏文大藏经》也应该有“本土撰述”，并把“松绷”归入此类。其实，《藏文大藏经》中原则上不收“本土撰述”，因此藏族没有以“松绷”作为《藏文大藏经》的第三类之说。

在本次讨论会上，学者们对藏传佛教经典进行文本研究的重要性有了共鸣。中央民族大学班班多杰教授的《藏汉佛经论译文异同之比较研究——以觉囊派根本经典〈山法了义海论〉为个案》以《山法了义海论》为语料，就汉藏佛经翻译中出现的内容与形式上的异同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根据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1767—1835）的翻译理论指出，历史上汉藏佛经的翻译堪称世界翻译史上的典范，并已成为翻译史上语言符号可译性的典型例证。中国人民大学沈卫荣教授的《北京图书馆藏元代汉译藏传佛教文献初探》简要介绍了俄藏黑水城文献、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品、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有关元代汉译藏传佛教文献的收藏情况，并对这些汉译藏传佛教文献的翻译作了评议。

藏传佛教在藏区之外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一大主题。有多位学者关注历史上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情况。甘肃省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梁继红副研究员的《西夏时期藏传佛教在凉州传播的原因及其影响》指出，凉州藏传佛教是西夏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吐蕃佛教的延续和发展。中央民族大学苏发祥教授的《允礼与藏传佛教》则以允礼为例，从一个侧面讲述了雍正年间藏传佛教在朝廷上层人物中的传播情况。介绍藏传佛教在海外发展状况的文章也有多篇。其中，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蒙佛藏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安德瑞·巴扎罗夫《俄罗斯科学院藏文、蒙文与佛教文化研究所（西伯利亚分支）在外蒙古所收集的西藏法坛手刻画》简要介绍了佛教藏文手稿在布里亚特人及其他使用蒙古语的人群里的使用情况，并介绍了藏传佛教传播到该地区的历史渊源和寺院、寺院图书馆里的相关佛学藏书的情况。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助教巴蒂尔·基蒂诺夫的《卡斯皮安（Caspian）地区的国家和宗教：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则对卡尔梅克人信仰藏传佛教的历史渊源和现状进行了分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所研究员杜永彬的《藏传佛教的西化——以美国的藏传佛教为例》和美国学者玛丽·菲利普斯的《西藏知识的西行之旅》均关注的是藏传佛教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传播、适应和发展问题。

苯教研究方面有两位学者对新出版的《当许噶塘丰巴奇塔本古苯教文书汇编》中的苯教文书进行了研究。青海民族学院教授恰嘎·旦正的《古苯教文书〈清除污秽之气法〉探析》分析了该文书的书写时间、内容、表现形式、思想内容等方面的内容。作者通过与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比较研究，指出该文书所记述的主要内容是吐蕃时期前的部分小邦和氏族部落如何邀请苯教徒清除各种污秽的事件，而且该记述已受到佛教的影响。认为古苯教徒将清除各种污秽之气法以故事形式传播和宏扬，是一种藏族古有的文化传播方式，曾对传播苯教文化，辅助政治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西藏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顿珠拉杰的《略谈古苯教书中提到的“辛绕弥沃”一词的相关问题》则对《当许噶塘丰巴奇塔本古苯教文书汇编》一书中所载的“辛绕弥沃”与其他苯教历史文献中的“辛绕弥沃”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辛绕弥沃”最初可能就是普通苯教祭司人员的统称，随着苯教的发展，“辛绕弥沃”被提升为苯教祖师并加以宣扬，成为广大苯教信徒心目中不可替代的祖师。

此外，甘肃省合作民族师专讲师阿旺加措的《川北苯教（香派）源流考略内容提要》将苯教分成世续苯教、雍仲苯教、局苯3类。中国社会科学院尕藏加研究员的《藏区多元宗教文化之融合与和谐》、西藏民族学院孙林教授的《寺院法会与乡村信仰：西藏传统社会中的宗教与民间文化》等文章则从不同的角度对苯教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与藏传佛教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研究。

基督教研究方面来自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博物馆的张骏逸馆长作了题为《宗教冲突的解析——以盐井教案为例的探讨》的发言，对清末民初藏传佛教与天主教在澜沧江与怒江区域的冲突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个中缘由。民族出版社编审普日科的《最早藏文译本〈约翰福音〉和〈马太福音〉初探》则关注了基督教经典——《圣经》的藏译问题。

五、梵文写本研究专题  

本次讨论会专门设立了梵文写本研究专题，由国际知名梵文研究专家、奥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思想史研究所前所长厄恩斯特·斯坦因凯勒教授主持。来自海内外的代表就梵文写本的整理和保护、因明研究、密教研究、中观研究、新写本报告等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共提交了15篇研究文章或报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创下了3个第一次：第一次在中国举办国际一流水准的梵文写本讨论会，该专题集中了国际上几乎所有的知名梵文写本专家；第一次集中展示了国内梵文写本研究力量；第一次就中国梵文写本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展开坦率的交流和深入的讨论，并勾画了未来发展的建议性的蓝本。因此，本次梵文写本研究专题讨论会不仅是整合国内梵学界研究力量的一个契机，而且对于整个国际梵学界而言，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梵文写本的整理和保护写本的整理与保护是梵文专题的中心议题，与会代表各抒己见，提出了很多建议和值得思考的问题。

挪威奥斯陆大学古文书学及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颜子伯教授作了题名为《在网上刊布佛教经典——佛教文献资源库》的报告。他系统地介绍了其创建的以发表梵、藏、汉、英四文对照并且可以支持句句检索的网站——http://folk.uio.no/braarvig/tlb.html，免费使用，并提出拟将网站发展成为一个可供学者出版梵文精校本的网上空间。与会学者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西藏社会科学院次旺俊美研究员的《西藏自治区梵文贝叶经保护工作概述》简要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先后4次开展梵文贝叶经普查登录及整理编目的历史，介绍了当前西藏贝叶经保护工作的情况，并以普查登录工作中遇到的若干梵文不同字体、成书年代等疑难问题确定办法为例，阐述学术观点，最后他还介绍了一份编目卡片，并就分项设计及填写内容等听取国内外与会梵学专家的意见。其报告同样引起了与会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此外，北京大学段晴教授《关于开展梵文贝叶经整理以及编目工作的几点思考》就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和佛教文献研究室对一度收藏在民族文化宫的贝叶藏品的缩微胶片的编目情况作了介绍，并展示了其正在编写的梵文教材。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亚洲研究系的弗朗西斯科·塞拉副教授则介绍了图齐生前在西藏和尼泊尔搜寻梵文写本的情况以及他的藏品的编目整理情况。

因明研究共有3位学者提交了报告。日本龙谷大学桂绍隆教授的《通过吉年因陀罗菩提重新认识陈那》介绍了他和研究组正在编辑吉年因陀罗菩提的《集量论注释》的进展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还原陈那的《集量论》及其注释。奥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思想史研究所所长卡桑霍麦特教授的《关于〈因一滴论〉的写本中的新发现》指出了他在整理《因一滴论》写本过程中发现的一个藏译和现存梵文写本之间的差异。作者根据梵文写本对藏译以及还原本作了校订，并给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解读。同样来自奥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思想史研究所的帕斯卡尔·胡刚博士提交了《恰巴却吉僧格的〈定量论〉摄类纲要》报告，主要介绍了恰巴却吉僧格的《定量论》摄类纲要和印度传统解析的不同，并分析了其纲要在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的功能和地位。这3篇文章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利用第一手的写本资料比对藏译，进而探讨术语，释读原典进而追寻它们的流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密教研究密教研究是梵文写本研究的一个新增长点，这次与会的多位专家对此都有所论及。奥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思想史研究所苫米地等流博士的《略论〈一百五十颂般若经〉的藏译》主要探讨了他在不同甘珠尔版本和敦煌写本中发现的该文献的异读，其中phug brag在甘珠尔写本中的读法和汉文译本的读法与梵文文本更为接近；北京大学萨尔吉博士的《湖南衡山文管所藏藏文写本陀罗尼》系对衡山文管所所藏几尊佛像内的《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佛说一切如来乌瑟腻沙最胜总持经》《佛说智炬陀罗尼经》等陀罗尼经文的释读；而同样来自北京大学的范慕尤博士的《原民族宫藏76号〈佛说无二平等最上瑜伽大教王经〉的编辑方法》则主要讨论了这部密教经典中偈颂的编辑方法，并认为应保留原文中一些不规则的形式。

中观研究中观派在西藏有重要的影响，也有大量珍贵的梵文写本保留在西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李学竹博士的《月称关于二乘通达法无我的论证——以梵文本〈入中论〉为考察中心》对月称小乘也能够断法执、不断法无我就不能真正证得人无我的观点作了阐述。北京大学叶少勇博士的《西藏中观写本概观》则介绍了《罗炤目录》《王森目录》中提及的《中论颂》《宝行王正论》《中论佛护释》《中观心论颂》《明句论》《入中论》等重要中观派的写本及其研究现状。

此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罗鸿博士的《一件来自西藏的〈律经〉新写本的初步报告》介绍了《律经》新写本的情况，并指出该写本的发现对于《律经》研究乃至律部文献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斯坦因凯勒教授则发表了名为《关于西藏自治区的梵文写本——一名学者对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见解》的演讲，以作为梵文写本研究专题讨论会的一个总结。

六、文化、艺术研究专题  

文化研究方面学者们从宏观到微观等多层次、多方位研究藏族文化。宏观方面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降边嘉措研究员的《藏族文化的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指出藏族文化中有很多是藏传佛教不能涵盖的传统文化，要科学地看待藏族丰富的传统文化，并加以合理开发，以促进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微观方面如民族出版社当增扎西博士的《藏族久棋的文化特征》指出，久棋是一种棋类游戏，主要流传在我国川滇甘青藏5省区藏区以及不丹等喜马拉雅南麓国家，是藏族文化的组成部分，通过研究藏棋文化可以把握藏族文化的发展规律，了解藏族的价值观念、情感形式、思维模式等精神文化。

中央民族大学王尧教授的《文化的认同和融合——汉藏文献互译浅见》、中央民族大学喜饶尼玛教授与其学生央珍合著的《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述评》则同样关注了汉藏文化交流这一话题。前者通过追述大量的汉藏互译文献，希望引起与会者关注几代藏族学者在藏译汉文文献工作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他们对汉藏文化交流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同时也对今后在汉藏文献互译方面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后者则从佛教、教育以及各类人员往来等角度阐述了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并概括了这一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三大特点和两大功能。

艺术研究方面多数学者关注的是藏传佛教艺术，而且主要涉及藏传佛教艺术史个案研究、图像学（如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克里斯蒂安·巴巴卡兰达里研究员的《西喜马拉雅佛教寺庙藻井的早期曼荼罗主题（1000—1200）》）的多重探讨和解释以及佛教艺术市场的展望等主题。

美国特拉华大学古代建筑设计中心钱德拉·瑞狄教授的《安多藏族手工艺品传统的保护与变化：以松潘区为例》在实地调查四川省松潘县苯教寺庙色灵寺及其周边村庄的手工艺品制作情况的基础上，阐述了安多藏族聚居区手工艺品传统的保护程度与变化类型。作者指出，寺庙所制作的擦擦和朵玛等手工艺品在原料、技术、制造过程中仍保持传统，体现了其对藏族传统手工艺品的保护；而非僧人制造的锻造、编织以及银饰品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表明，面对全球化的冲击，藏族地区更激烈的变化可能才刚刚开始。作者指出，这不仅对更充分地理解当前及过去安多藏族的物质文化极为重要，而且对于帮助藏族在更广阔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保留其某些传统至关重要。

首都师范大学谢继胜教授的《敦煌莫高窟第76窟〈八塔变〉与西夏八塔变分析》中以敦煌76窟八塔变为切入点，探讨和分析了11世纪初到12世纪末，从印度而来的“八塔变”图像在敦煌和榆林、西夏边陲和腹地以及卫藏和藏西地区的传播与流变情况。

中央民族大学张亚莎教授的《神鸟琼（khyung）图形及文化内涵的嬗变》根据有关琼的岩画、绘画、造像等图像资料，将其按照年代和类型划分为鸟崇拜起源（新石器时代晚期5600—4600年以前）、部落鸟图腾时代（2500—1500年以前）、复杂化身时代（格萨尔史诗年代，吐蕃王朝之间）、佛苯融合时代（公元7—9世纪）、佛鹏时代（10世纪以后）等5个阶段。张教授认为神鸟琼最早源于藏北群族的图腾神，后发展为格萨尔的战神，在吐蕃时期又降为职能神，在后宏期则演变成了护法神进入佛教的尊神系统。

此外还有学者发表了关于擦擦（如收藏家李逸之先生的《古格早期擦擦特征考述》）和印章（如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道帏·才让加博士的《甘丹颇章政权时期西藏印章的种类及用途》）的研究报告。俄罗斯雅库特共和国的阿纳托里·萨文诺夫先生则对藏族与俄罗斯少数民族传统服饰进行了比较研究。

七、语言文字研究专题

与会学者分别探讨了藏语发展史、藏语方言（如中央民族大学陈践教授的《安多口语中古藏文语词的保留》、日本学术振兴会铃木博之的《探索语言地理学的方法——四川西部民族走廊地区的一个案例研究》）、汉藏语同族词、藏文信息化（如青海师范大学才让加教授的《基于藏语语料库的词类分类体系研究》）等问题。

西北民族大学华侃教授的《藏语语言学史研究刍议》是一篇从宏观角度论述藏语发展史的文章。该文在论述藏语言学史的研究对象、目的之后，指出藏语分期的依据应着眼于影响重大的语言学家及其代表著作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所体现出来的共同性。据此，作者将藏语言学划分为3个阶段：吐蕃时期为兴起阶段（或称古代时期），13—19世纪为发展阶段（11—12世纪为过渡时期），20世纪为兴盛阶段，并探讨了各个时期藏语言研究的异同点。

青海省民委副译审完玛冷智的《原始安多藏语辅音系统的初步构拟》综合运用了语音学、音系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观察以青海同仁（热贡）话为代表的20个方言点的方言语音体系，结合现代安多方言和书面藏语的语音对应形式，初步构拟了原始安多藏语的辅音系统，认为该系统有30个辅音音位。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胡坦研究员的《藏语同族词研究》通过大量列举汉藏语言中的同族词汇，阐述了同族词的族源问题和研究价值。并指出现在汉藏语研究已经开始互相借鉴双方的研究成果以推进在各自领域的研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资料馆扎西次仁副研究员的报告《“藏研体”系列藏文字体和通用藏文转码软件简介》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普遍关注。这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为推进藏文信息化建设，于2008年新开发完成的。其中，“藏研体”是第一个基于Unicode国际编码标准的规范的字体，较好地解决了藏文缺字的问题。目前“藏研体”有4种字体，已经运用于中国藏学网藏文版。

在讨论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还再次提出重新修订再版《藏汉大辞典》的必要性。学者建议，《藏汉大辞典》的再版工作刻不容缓，应该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牵头完成。

八、藏医药研究专题

藏医药学研究愈来愈成为藏学研究者所关注的热点，本届讨论会藏医药研究专题有近30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就此主题发表了报告，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与会者围绕藏医药文献与基础理论、藏医特色医疗、藏医药发展、藏药现代化、藏医与中西医关系等主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

藏医药文献与基础理论方面藏医药古籍整理是本次研讨会关注的一个热点。北京藏医院科教处冯岭处长的《藏医药古籍整理现状》汇报了目前中国北京、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省市藏医古籍的整理现状，介绍了由北京藏医院承担的科技部基础性科研课题——《藏医古籍整理与信息化平台建设》的情况。北京林业大学李明博士的《从藏文化保护和发展的角度看藏医古籍整理》根据中华大典·林业典编撰过程中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教训和取得的经验，指出藏医古籍整理及信息化平台建设的信息采集阶段应当注意在组织、论证、规范、倒查等方面预先作好充分准备。与会专家就此也纷纷提出藏医药古籍文献整理应注重协调合作、编纂多语言对照的藏医药辞典等建议。

藏医药巨著《四部医典》历来是研究者讨论的重点，本次会议也不例外，既有讨论《四部医典》来源问题的文章（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登巴达吉研究员的《略探藏医药巨著〈四部医典〉之来源》），也有分析《四部医典》曼唐的论述（如青海省藏文化博物馆研究员多杰的《试述古老藏医学〈四部医典〉中教学挂图的内容价值》），还有学者注意到了《四部医典》中的疗养概念、环保理念与和谐思想。北京藏医院科教处仲格嘉主任的《〈四部医典〉中环保理念与和谐思想的探析》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疾病的内因与外缘，药物的性味、功效与环境的关系，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意义等角度，指出藏医药学是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为核心的，并将“和谐”思想与“环保”意识渗透在人的生、老、病、死；疾病的形成、发展、治疗、预防；药物的生长、加工、炮制、储藏；人类的生活、生产等各个方面。

此外，中央民族大学罗秉芬教授与中国中医科学院甄艳博士的《古代藏医传统教育初探》与《佛教对藏医医德的影响》，在分析藏医古籍的基础上对藏医教育与佛教和藏医医德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藏医特色医疗方面藏医作为与中医、西医并行的几大医疗系统之一，不仅在胚胎学（中央民族大学土登彭措教授的《论藏医胚胎学》）、尿诊学（方面有其独特建树，在传统医技医法方面也有其自身特点。中国中医科学院王春雷博士等所作的《藏医传统医技医法整理与研究》详细介绍了藏医传统医技医法分布及应用现状调查、藏医传统医技医法经验抢救与整理以及临床规范化研究等方面的内容。

藏医在临床方面同样有其特色，本次讨论会上学者们就藏医对脑血管、高血压、痛风等疾病的临床治疗经验进行了探讨。其中，北京藏医院副院长仁旺次仁的《藏医脑血管病（沙志布）诊断与疗效评价研究》指出，在当前我国传统医药迅猛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藏医药学只有通过标准化学科建设和专科单病种准化学科建设才能提高疗效，文章结合藏医脑卒中的固有标准，讨论了藏医脑卒中标准化制定的步骤及其标准化的原则等问题。

藏医药发展方面在藏医药发展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方面，青海大学教授香多·李先加和英国的特瑞莎博士关注的是藏医药发展的历史情况。前者的《宇妥·云丹贡布与藏医药》从教学育人、学术交流、著书立说方面阐述了宇妥·云丹贡布对藏医学所发展做出的伟大贡献；后者则介绍了她在西藏所做的田野调查和西藏文献中所记载的1959年以前藏族妇女在医学中的行为。

相对而言，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到藏医药发展的现状，如西藏藏医药研究所次旦久美研究员的《名老藏医强巴赤列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的继承研究》、云南迪庆州藏医院姚小武副院长的《云南迪庆州藏医药发展概况》、甘肃省藏医药研究院楞本嘉研究员的《突出藏医药特色优势，实现甘肃藏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均报告了各地藏医名老专家经验抢救研究课题及藏医药发展建设情况。

藏医药在海外的发展也同样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来自意大利的刚坚喇嘛与蒙古国的齐·齐米德拉格查博士等介绍了藏医药在意大利、蒙古国等海外国家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北京藏医院科研办副主任刘英华也向与会者介绍了其实地考察的印度藏医的状况，他们均表示，中国藏医学界应该加强与海外的学术合作，并就此提出了具体建议和意见。

藏药现代化研究方面在藏药现代化研究方面，清华大学罗国安教授所作的《藏医药现代化研究探索与实践》的学术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罗教授除了通过现代中药化学分析基本讲清了藏医药药效的物质基础，还谈到了藏医药的丰富内涵、发展机遇、藏药现代化面临的挑战以及清华大学民族医药现代化研究中心和中药现代化研究中心的中心任务和目标，希望学界共同努力，突破民族医药（以藏医药为代表）研究中的瓶颈问题与对策，寻求藏医药现代化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西南民族大学裘丽岚博士的《藏药发展的营销思路》则论及了藏药销售的原则、机构模式，藏医药营销队伍的建设等问题。

此次讨论会还涉及法律（如四川藏学研究所谢刚政研究员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西藏发展的必由之路》）、文学（如西北民族大学道吉仁钦教授的《新中国藏族文学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诺布旺丹研究员的《伏藏史诗：藏族史诗的困境》、青海省文联角巴东主研究员的《格萨尔说唱艺人研究》）、教育（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周炜研究员的《中国西藏的藏汉双语教育与加拿大法语侵式教育之比较研究》）、出版（如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资料馆馆员卓玛的《解放前藏学期刊述略》）等方面的内容。

值得指出的是，本次会议始终贯彻学术民主、讨论自由的方针，无论是大会发言，还是小组讨论，气氛都极为热烈，对热点、焦点问题，不仅有中外学者间的对话，而且有西方学者间的交锋。即使有不同的见解和观点，与会学者都能畅所欲言，直抒己见，体现出学术探讨的平等自由与深入。

社会经济组关于英国学者安德鲁·菲舍《西藏的极端依赖、两极分化与城市的排他性》一文的讨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安德鲁·菲舍在作主题发言后，不少中国学者对其论点和论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总体认为，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时常带有片面的观点，多源于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的不了解。西藏经济结构在变动中，发展是主旋律，国内学者关于西藏劳动力转移的调查数据表明，近年来中央政府很重视西藏农村的发展。在西藏，经济发展中市场的排斥与政府的吸纳同时发挥作用。我们不否认西藏经济发展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看待西藏经济问题。研究西藏经济要放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考虑，也要联系西藏历史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平衡、安全等因素。另外，费舍关于西藏的经济发展是类似于拉丁美洲模式的比喻并不正确，希望费舍先生在实地考察西藏的情况下再下结论。费舍则回应说：他赞同西藏经济发展中市场与政府同时产生作用的说法，但也要考虑文化、语言的影响因素。他也基本赞成孙勇教授的观点，但值得思考的是，西藏现在的经济模型是否会长期稳定。费舍强调，他的观点并不是说贫困在加剧，关于绝对化与平等化需要分开讨论。西藏经济是在增长，但这是一种嵌入式的经济。百姓生活提高了，但西藏百姓由于经济、教育、语言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无法与外来人员竞争。费舍还表达了参与西藏社会科学院社会经济课题研究的愿望。

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马修·开普斯坦的《会盟寺之榆林窟研究回顾与回应》一文同样是中外学者就同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交流的典型例子。开普斯坦先生于2002年在北京举行的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题为《德噶玉采的会盟寺：确认和图像阐释》的报告，认为安西榆林窟25号就是敦煌藏文文献中提及的会盟寺——德噶玉采。国内学者并不赞同其观点，相继发表了两篇论著进行反驳（谢继胜、黄维忠：《榆林窟第25窟壁画藏文题记释读》，《文物》2007年第4期；黄维忠：《8—9世纪藏文发愿文研究——以敦煌藏文发愿文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7年）。此次讨论会上，开普斯坦再次从敦煌古藏文文书的记载、吐蕃时期的碑铭、古地名与今地名的比较、榆林窟25窟的图像观察等几个方面入手，回应了国内学者的质疑，并坚持认为安西榆林窟25窟就是德噶玉采会盟寺。谢继胜、黄维忠在会上则结合敦煌藏文文献的记载、吐蕃时期的碑铭和后期藏文文献以及相关图像的讨论，再次论证了德噶玉采会盟寺并非榆林窟。目前这一话题仍在讨论之中。

会议期间，不仅组织专家学者收看了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者与其他单位合作拍摄的纪录片《西藏一年》，还举办了中国藏学图书展览，有国内8家出版社参加了图书展销。我国藏学研究成果在论文、音像、图书等方面的展示，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会后，部分海外学者还到西藏、青海等地进行学术考察。他们亲眼目睹了西藏的发展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感受到藏族的文化传统和现代气息，加深了对藏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现状的认识与了解。与会学者对此次会议的组织工作、会议规模与学术成果也给予热情肯定，认为达到了预期目标。

2008北京藏学讨论会是一次具有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的会议。就学术意义而言，它的召开，不仅是对近年来中外藏学研究成果的检验，而且也有助于宣传西藏、扩大中国藏学界的国际影响，同时也是中外藏学界进行学术交流、加深相互了解、探讨新的合作途径的一次机会。会议期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人道主义与古典文献研究所，与俄罗斯萨哈共和国“欧莱克”史诗研究会分别签署了合作意向书。

就社会意义而言，它是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背景下召开的。改革开放推动着西藏和其他藏区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也推动着中国藏学事业的蓬勃发展，使中国藏学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适逢其时，召开藏学讨论会，更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而在发生了拉萨3·14暴力事件后，本次会议仍得以正常举行，宣示了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对西藏文化的政策，对藏学研究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同时，对引导国内藏学研究方向，影响国际藏学研究和国外对西藏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