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舒、周润年、文厚泓：近代云南藏传佛教发展初探

在我国五大藏区的藏传佛教中，云南藏传佛教由于地处偏远，发展相对较晚，常常被学术界忽视。近代中国，内地战乱频繁，云南成为抗日战争时的大后方。迅速发展起来的物资贸易与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为云南藏传佛教提供了发展机遇，其社会影响力明显提升。甚至，云南藏密高僧被邀请至内地传法，成为近代继康区藏密、西藏藏密在内地传播之后的最后一股“藏密东传”力量，有力地推动了汉藏文化交流，促进了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因此，近代云南藏传佛教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

本文较为全面地梳理了近代云南迪庆、丽江两地藏传佛教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与影响力等方面的发展；考察了云南藏密高僧圣露活佛、督噶活佛在昆明、重庆、成都、南京等地传播藏密、促进汉藏文化交流的历程。本文有助于进一步考察云南藏密对我国近代西南民族关系及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影响。

一、近代云南地方政府对藏传佛教的管理

云南藏文化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直到清代才在云南北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两大成熟的藏传佛教区域。一是以藏族为主（另有怒族、傈僳族、普米族），以中甸（迪庆）为中心的迪庆藏族藏传佛教区域，二是以纳西族、普米族、摩梭人、南方蒙古族为主，以丽江为中心的少数民族藏传佛教区域。近代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及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进程加快，云南藏区与中央政府及内地的联系更为密切，云南地方政府也加强了对云南藏区的管理，加上内地一直战火不断，在相对安定的云南藏区，藏传佛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民国云南地方政府加强管理云南藏区。辛亥革命后，驻扎拉萨的川军发生内部骚乱；在英国的武器支持下，又演变成川军与噶厦组织的藏军在拉萨的武装对抗。内地舆论要求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予以救助。1912年6月，云南都督蔡锷奉命组成云南西征军，以殷承瓛为总司令，经大理、丽江、中甸、维西、阿墩子，进入云南藏区，收复叛地数十处。也乘此机会加强了对云南藏区的管理。云南都督府成立后，派遣殖边队，设立县治，加强对民族地区的管理，对藏区的管理有了明显的加强。云南都督府对云南藏区各藏传佛教寺庙原有地位均予以承认；原来由清朝中央政府供给的相关经费，民国政府也都主动承担下来。云南都督蔡锷将军曾向迪庆松赞林寺发布函文，明确宣称“仍将每年发给银粮酥油，……并颁发执照以示体恤。”^[1]云南地方政府又聘任丽江指云寺第十五世东宝活佛为“管理丽江、中甸、维西、永北、阿墩子（德钦）及藏边黄（格鲁派）红（宁玛派）两教大法师”，后又委任中甸（迪庆）最大寺院松赞林寺的大喇嘛更堆宜玛为“宣慰丽江、中甸、维西、永北、阿墩子及藏边黄（格鲁派）红（宁玛派）两教帮办”^[2]。此外，还依照蒙藏委员会公布的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对云南藏区的转世活佛进行了登记与管理，但受内地战乱影响，有些活佛转世认定时间拖延较长，如维西来远寺四世玉登活佛圆寂后，15年才转世为五世活佛；寿国寺明炯活佛1935年圆寂，1943年才转世西康。云南藏区高僧也因赞同共和，受到民国政府嘉奖。1937年，民国政府电邀丽江普济寺活佛圣露，赴南京商议国事，受林森接见。到民国末年，迪庆藏区各寺院共有经过正规程序批准任命的在位活佛36名。

云南军政府时期，对滇西北民族地区设置县治，曾与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云南藏区格鲁派势力发生过冲突。松赞林寺曾于1938年指挥藏族僧俗伏击民国政府清丈人员，使得清丈工作在大小中甸等地难以实行；贡山普化寺与贡山县设治局也发生过比较激烈的冲突。当地县政府派军队进驻寺内，赶走寺内活佛，代收租税粮；普化寺于是鼓动民众拒绝交纳田粮税赋。后经省政府派专员出面调解，县政府驻军撤出寺院，归还寺产；普化寺同意以办学名义交纳学粮盐捐^[2]。这些措施加强了民国政府对云南藏传佛教的管理。

云南藏传佛教与中央政府关系进一步加强。助力中央政府功劳最大的要数纳西族的十五世东宝活佛。十五世东宝·仲巴白玛赤列旺修呼图克图，于1864年生于丽江木氏土司家中，四岁时即由第十四世噶玛巴德丘多杰（1798—1868年）与第十世大司徒（Tai Situpa)贝玛昆桑（Pema Kunsang，1854—1885年）共同认定为第十四世东宝·仲巴呼图克图之转世。七岁时，被接往丽江指云寺，继承法位。第十五世仲巴活佛自幼就学习汉文和藏文，不久即依止噶举派在康区最主要的活佛——大司徒贝玛昆桑仁波切为上师；七岁即依止噶玛丹珍桑布上师学习藏密经文。十四岁被送往八邦寺，依止第一世蒋贡康楚罗卓他耶（1813—1899年）学习密法，并在八邦寺闭关修密法七年。数年后与蒋贡康楚、蒋扬钦哲以及宁玛派掘藏大师秋吉林巴（Terchen Chokgyur Lingpa)共同倡导“利美”运动（即藏传佛教不分教派合作发展运动）。由于学识渊博、显密圆通，这位来自云南丽江的纳西族活佛被尊称为“木大喇嘛”。1884年，十五世东宝·仲巴活佛亲自到西藏楚布寺参加年幼的十五世噶玛巴卡确多杰（Khakhyab Dorje 1871—1922年）的坐床典礼，并被选为十五世噶玛巴的经师。数年之后，十五世东宝·仲巴呼图克图被十五世大宝法王派往八蚌寺担任年幼的十一世大司徒贝玛汪却嘉波（Pema Wangchok Gyalpo，1886—1952年）的经师，并任该寺堪布，掌教法王。他高深的造诣和严谨的戒律，让八邦寺僧众深为折服。他离开八邦寺后，八邦寺一直保留了他的法座，供奉着他用过的法器。十一世大司徒长大后，十五世东宝法王返回丽江指云寺。大宝法王及大司徒把西康稻城邦坡寺和卓杰寺交给十五世东宝活佛管理，此后这二寺一直由历代东宝法王承袭管理。十五世东宝活佛精通藏医术，以佛医度众生。十五世东宝法王非常配合政府鼓励农桑，兴建织布厂，以发展生产来造福地方信众。民国初年，西康高僧贵族土司不肯易帜。中央政府欲命滇军出兵征讨。为平息战事，东宝活佛虽年事已高，但仍不顾路途艰辛，前往康区游说。康区高僧、土司接受调停，愿意臣服民国。十五世东宝活佛曾随军宣慰，“道取阿墩，驰赴藏属，凡擦瓦龙一带，夹笼、毕土、党衣、党满、闷空等处，周围数千里，向风归顺。受到云南和中央政府的嘉奖，中央政府曾“奖以五等勋章，以彰其筹略。”^[3]1912年，民国中央政府确认十五世东宝活佛继承清朝所册封的“呼图克图”名号，委任其为丽江、中甸、维西、德钦、宁蒗、永胜等康区噶举派、格鲁派二教的“宣慰大法师”。不久，十五世东宝·仲巴呼图克图圆寂于丽江指云寺，民国政府多有优抚。

中甸藏传佛教上层人物汪学鼎[1]协助民国政府治理云南藏区。在1922年至1949年的27年间，汪学鼎先后被云南地方政府委任为“中维阿团防副指挥”“中甸五境僧俗团务总指挥”“中甸保卫团常备队大队长”“滇康边区联团第一路统领”“本署参谋处上校参军”等职。由于协助民国政府管理边疆有功，汪学鼎曾两次受到云南军政府的表彰。

云南藏传佛教界积极参加全国抗日救亡活动。1941年，丽江普济寺圣露活佛受政府邀请，到达重庆弘法，担任“蒙回藏联合慰劳抗日将士代表团”副首席代表；民国政府还授予圣露活佛“普善法师”名号；林森还为普济寺提字“灵宇慈云”^[4]。同年，维西达摩寺的督噶活佛与章嘉活佛一道在成都主持“佛学社”。他们组织藏密法会，为抗战阵亡将士超度，祈祷国家和平。云南藏区寺院与高僧活佛还多次发动本地信众为抗日捐钱捐物，支援国家的抗战事业，甚至号召民众投身抗日前线，参加抗日。

总之，近代民国政府对云南藏传佛教管理的加强、优待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汉藏文化交流与国家意识进一步加强，这些为云南藏传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与社会背景。

二、近代云南迪庆地区藏传佛教的发展

在云南军政府的规范管理与优待政策之下，云南迪庆、丽江两地区的藏传佛教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其中，迪庆地区以松赞林寺为代表的藏传佛教的发展更为明显，这种发展表现为藏传佛教寺院的经济实力、政治地位、社会实力与影响力皆有很大的提升。

近代迪庆藏区藏传佛教状况。清代以来，迪庆藏区也是由格鲁派寺院噶丹·松赞林寺为首建立的政教合一的管理制度。松赞林寺是云南藏区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其名由五世达赖喇嘛亲赐，被清中央政府名为“归化寺”，是云南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中心寺院，有“小布达拉宫”之称。该寺是一座古堡群建筑，被称为云南藏区的“藏族艺术博物馆”。寺院分为扎仓、康参及最基层僧侣组织称“密参”。松赞林寺有8个康参，僧侣达700余人。1936年夏，贺龙率领红二方面军经过迪庆时，归化寺为红军筹粮2万多斤，还派人当向导。

松赞林寺是迪庆最强大的地方势力。松赞林寺拥有枪支2000余支，兵丁2500余骑，又与当地土司民团合作，可随时调动当地壮丁，并由松赞林寺掌握指挥统领权。松赞林寺僧官汪学鼎率领僧俗民团武装，一方面抗击土匪、围捕强盗，维护地方治安；另一方面又接受国民党军政机构的任命，利用僧俗武装为民国政府服务[2]。松赞林寺僧官汪学鼎把持操纵着迪庆地区僧俗的最高政权组织“吹云会议”，拥有行政、军事、经济及宗教等重大事务的决定权，政府不得不作出某种妥协，并对其加以利用。因此，在以中甸为中心的迪庆藏族社会中，还是按照“政教合一”的习惯法来处理政事、民事及经济纠纷。

松赞林寺在当地拥有最强的经济实力。松赞林寺是当地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拥有土地20多万亩。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国政府每年仍按定例，拨给口粮、银、油等。松赞林寺能得到粮食1700余石、衣单银246两、贡品银54两、酥油2460余斤、布匹454件、沙盐8石、生铁270余斤、羊毛毡1320余托^[5]。松赞林寺还从事商业活动。该寺投入上千万元用于经商，从事贸易的骡马多达2000多匹；该寺的僧商南下丽江、大理、保山、昆明，西往拉萨转入印度、尼泊尔等国，北上康定转至成都。抗战期间，滇藏贸易更为兴旺，中甸也成为滇藏商贸中转站和集散地。松赞林寺几乎垄断了迪庆地区的商业贸易。此外，松赞林寺每年还从信众那里获得占其年收入12%左右的布施或摊派^[2]。

迪庆境内的噶举派、宁玛派皆没有强大的寺院经济，寺院各项宗教开支主要靠少量地租、放贷收入，有的还需要僧侣自己耕种田地；也无寺院武装。但藏传佛教各派的寺院与僧侣都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影响力。而且由于远离国内的战火，相对平和的政治与社会环境，迪庆藏传佛教在近代处于大发展时期。

三、近代云南丽江地区藏传佛教的发展

近代丽江地区藏传佛教状况。民国时期，木氏土司的统治权力已消亡，加之丽江比迪庆更靠近昆明，现代国家政权力量得以进入，藏传佛教在丽江没有形成强大的寺院军事势力，僧侣们的社会地位远不如迪庆藏区显赫，多数家庭已不愿家中男子入寺为僧。寺院僧人数量在明显减少。据1928年的统计，丽江地区藏密寺院福国寺有僧人100名，指云寺有僧人100名，文峰寺只有僧人60名，普济寺更少，只有僧人30名，玉峰寺则只有10多名。但丽江五大寺福国寺、指云寺、玉峰寺、文峰寺、普济寺有数量不等的田产，地租收入成为寺院经济的主要来源，另有信教群众与僧侣家庭的供给。由于汉藏文化的交流在此更为明显，纳西族高僧圣露活佛、督噶活佛等藏密高僧成为传播云南藏密的主要力量^[6]。

近代丽江地区的藏传佛教在当地占有很大社会优势。与丽江不同，处于丽江边缘地方的宁蒗、维西、贡山等纳西族、摩梭人、普米族、怒族等地区，由于地处偏僻，土司势力依然强大，藏传佛教影响仍较深，多数寺院与土司有着紧密联系，形成僧俗合一的社会统治势力，如宁蒗县永宁扎美戈寺活佛罗桑益史就是永宁总管阿少云的亲弟弟；掌握寺院实权的堪布大都由当地土司的兄弟担任。如贡山普化寺活佛“兰雀治格二世”为维西康普土司之子；主理寺院的徐喇嘛也是一位土司的儿子。丽江周边地区的藏传佛教僧侣具有较高社会地位，但只能在土司管辖下活动。但除寺院首领外，寺院各级僧侣并无特权，寺院也没有可以支配的农奴。因此广大僧侣与土司时有矛盾。在永宁也曾发生过扎美戈寺堪布煽动僧侣和当地群众反抗土司的事件。但很快遭到土司势力的镇压，导致众多僧俗死伤。

丽江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都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如扎美戈寺在1949年前有土地千余亩，地租收入是其主要经济来源；普化寺经济来源除地租外，还收取当地信众的贡赋、香火钱、门户粮及种地税等。丽江各地寺院从事贸易有助于藏传佛教经济实力的壮大。1918年至1933年，云南藏区匪患频繁，导致滇藏民间商贸低迷；抗战时期，云南一时成为抗日大后方，内地大量人员涌入，云南藏区商业也有了迅猛的发展，匪患在政府的打击下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这一时期，滇西北地区商贸活动尤为兴盛，其中往返藏地、印度的主要是丽江纳西族马帮，其次是中甸藏族马帮、回族马帮以及大理地区的白族马帮；迪庆和丽江两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的“僧商”马帮也活跃起来。

近代藏传佛教在丽江地区继续兴盛。如永宁摩梭人中，僧人最多时达1000多人，其中格鲁派僧人700名，萨迦派僧人300名；民主改革前，永宁扎美戈寺和者波寺共有僧人731名，其中普米族88名，摩梭人600多名^[7]。历史上，永宁、蒗蕖等纳西族、摩梭人、普米族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没有形成独立的活佛转世系统，各寺掌教活佛均从四川藏区寺院活佛中聘请。1932年，扎美寺有了第一位本地区的转世活佛^[2]。

总之，近代云南丽江藏传佛教总体上得到了明显的发展。滇西北藏传佛教文化圈扩大到滇中地区；其信众范围也从纳西、普米族等群向汉族及其他民族中传播。

四、近代云南藏密在内地的传播

近代西藏、甘肃、青海、西康、云南等地的藏密高僧皆到内地传播过藏密。云南藏密高僧虽然进入内地传播藏密的时间相对晚一些，但他们传法活动遍及昆明、香港、成都、重庆、南京、北京等地。其中，以丽江普济寺的圣露活佛、维西达摩寺的督噶活佛两位高僧影响最大。

藏密在昆明的传播为云南藏密向内地传播提供了条件。抗战期间，云南成为大后方，大量人员迁入昆明。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噶玛噶举派等，也随之传入昆明。抗战初期，叶荃请来蒙古洞行同齐喇嘛来滇传授大威德等法，参习者多为云南军政人士。以后，洞行同齐喇嘛再来到昆明，传授大威德、四加行及菩提道次等经典。1942年，云南省金刚乘学会成立，护国元老黄裴章任会长。西南联大迁入昆明后，一些曾是诺那活佛弟子的教职员工从北京定铸了莲花生大师的铜像，并将它运到昆明供奉。1948年，又迎请诺那活佛的汉地弟子王家齐等法师来昆明“莲花精舍”传法。“莲花精舍”成为宁玛派在昆明的主要传法道场^[8]。

近代云南藏密在内地的传播。云南藏密高僧由昆明传播到南京、重庆等地，推动了民国时期内地的藏密东传运动。以圣露活佛、督噶活佛传法影响最大。

圣露活佛（圣露意为智慧），法名世都登僧旺波，纳西族，云南普济寺四世活佛。圣露活佛于1871年出生于丽江县白马里金龙村。1877年，普济寺坦青活佛圆寂后，由十五世噶玛巴大宝法王寻访、认定为四世活佛（也有说第三世，普济寺开山祖典僧为第一世，坦青活佛为第二世，圣露活佛是第三世），被迎请进普济寺行坐床大典，取法名圣露。圣露活佛从小跟随经师学经修行。12岁时，拜文峰寺活佛为师，16岁赴青海塔尔寺习修密法6年。22岁时前往楚布寺深造。以博闻强识、品行皆优而深得噶玛巴赏识，亲为其传法，留他在身边长达20年。1913年，圣露活佛离开拉萨，途经尼泊尔、印度于1915年回到丽江普济寺。他修缮寺院，加强管理，很快僧侣日增，香火日盛。1930年，滇西北噶举派十三大寺公推圣露法师为“中华佛教总会云南丽维中永分会”会长，后被政府册封为“震旦之屏藩”。在主持十三大寺期间，他特别注重僧才培养。在他的努力下，十三大寺培养出一批佛学造诣深厚的僧侣。1933年，他还同南京国民政府官员格桑泽仁赴康区，宣慰参与平叛的僧俗。直到时局安定后，才返回丽江^[9]。

云南藏密首先在昆明传播。1935年，丽江普济寺圣露活佛受云南省政府及省佛教协会邀请，带领丽江藏传佛教几大寺院僧侣十余人到昆明，在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圆通寺设坛弘法；他还主持启建藏密金刚持大法，超度抗日阵亡将士，宣扬抗日爱国救国。在昆明传法历时3个多月^[2]。当局又请圣露活佛祈雨，因施法得验，圣露活佛遂名声远播，前来叩拜、皈依的弟子如云。1936年，圣露活佛为汉地信众传习颇哇法，受法者有顾视高、沈永福等居士共22人。圣露活佛曾应云南省主席龙云之请书写藏文经典，被雕刻于鸡足山楞严塔上^[9]。

圣露活佛在昆明传法后，又很快受邀到滇外传法。1936年10月，圣露活佛率僧徒由昆明抵越南河内，中国驻越南总领事为圣露活佛设宴招待，圣露活佛对众作开示。副领事钟镇、总领事夫人皆在其门下皈依。同年11月8日，抵香港传金刚持法，谢公义等50余人皈依，灌顶者达百余人；16日，圣露活佛举行第二次法会，广州佛教界派代表来港参加，法会上向信众传四臂观音法及弥陀法；22日，又为众人传四加行、金刚亥母等密法，数十人皈依为弟子，数百人参加灌顶；11月28日，应民国政府之邀，圣露活佛由港抵沪，受到政、商及宗教界的热烈欢迎；29日，由蒙藏委员会接至南京。12月1日，为信众传授金刚亥母法；6日起，领众习修颇哇法；11日先后一律开顶。圣露活佛还受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召见。在南京期间，圣露活佛广泛接触军、政上层人士及佛教团体。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受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之请，带领普济、文峰、兴化三寺的六位僧侣，在南京各寺庙设坛弘法，宣扬各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其爱国热情及深厚学识深受政府及宗教界的崇敬。圣露活佛又在毗卢寺为新故的朱培德将军念经超度。不少高层人物皈依其门下^[10]。1941年，国民政府再邀圣露活佛至重庆，主持大法会，超度抗战阵亡将士；还邀请他参与组织“蒙回藏联合慰劳抗日将士代表团”。该代表团由七世章嘉活佛任首席代表，圣露活佛任副首席代表。同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召见圣露活佛，授予其“普善法师”“呼图克图”等名号，并颁印、封令和册文。林森亲赐“灵宇慈云”赠普济寺。不久，70岁高龄的圣露活佛因病圆寂于重庆千佛寺^[11]。灵骨由政府专机空运回昆明，塔葬于普济寺^[9]。

云南维西达摩寺督噶活佛在内地弘传藏密。督噶藏文意为“白度母”。督噶一世密鲁扎拉曾奋力兴建巨甸兴化寺、腊普达摩寺、鲁甸灵诏寺。历世督噶活佛沿袭分管三寺。第七世督噶楚吉尼玛（1906—1976年）原名为郭宏烈，俗称“郭大喇嘛”，出生于丽江玉龙县巨甸镇古都湾一个殷实的郭姓家庭（这个家族出生过第八世嘉察仁波切与第四世督噶活佛）。8岁时，他被认定为兴化寺大活佛的转世灵童，从小受儒、佛熏陶，汉、藏语水平较好。1931年，督噶活佛长途跋涉到拉萨楚布寺，拜见十六世大宝法王噶玛巴，向其学密法；后又到康区德格八蚌寺，拜见十一世大司徒仁波切（四宝法王）。1936年起，督噶活佛在德格八邦寺闭关3年3月3日，学习显密佛经、修炼密法。

1939年闭关期满后，督噶活佛受当时四川军政界的邀请，到成都弘法。督噶活佛对汉藏佛教皆通达，善于演说，巴蜀信徒推崇备至，尊其为“噶都大师”。他在成都讲经传道达70多期。每期一周，有40至50人参加。督噶活佛四川信徒众多，其中包括王陆基、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叶绍尧等川康军政商界要员。成都信徒编印过一本介绍历代督噶活佛的书。他还曾随弟子赴峨嵋山朝佛[3]。被请到重庆、沪州、宜宾等地讲经传法。他还热衷于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1941年后，督噶活佛到重庆参与“中国息灾法会”祈祷国盛民安。又在成都与章嘉活佛

主持“佛学社”，为抗日阵亡将士超度亡灵。1943年蒋介石召见督噶活佛，赐“呼图克图督噶上师”称号。其汉地弟子在重庆为他建了一座寺院，取名为“督噶寺”。督噶活佛还请蒋介石为文峰寺写了一块红漆金字的竖匾。1946年，成都信徒捐资在青净宫附近建了一座佛院，专供他居住和讲经传法之用。这一年，他回到丽江，住兴化寺或达摩寺，或到其他寺讲经做法。1948年初，他再至成都弘法。1950年8月，督噶活佛回丽江达摩寺。曾出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等职务[4]。

七世督噶活佛是民国后期在内地传播藏密较有影响的人物。他在内地的藏密弟子众多，较有名的20大弟子里有黄念祖、付培声、蔡楚昂等居士，还有根造、密显、真禅、明旸等僧众[5]。

总之，在云南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近代云南藏密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并有了明显的发展。在云南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推动下，在藏密高僧圣露活佛、七世督噶活佛的努力下，云南藏密在内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推动了近代“藏密东传”运动，促进了汉藏文化交流及西南民族关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勒咱·拉扎.康藏名寺噶丹·颂赞林寺[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53.

[2]王碧陶.民国时期的云南藏传佛教[J].云南社会科学，2013(1).

[3]杨福泉.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221.

[4]杨林军.丽江历代碑刻辑录与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46—50.

[5]韩丽霞，杨学政.云南藏族的人权历史与现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16.

[6]王碧陶.试论民国时期云南藏传佛教的发展[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2(12).

[7]赵沛曦.论藏传佛教在云南丽江的传播[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6(1).

[8]昆明市宗教事务局、昆明市佛教协会编.昆明佛教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88.

[9]许存仁.纳西族高僧圣露活佛事略[J].丽江，2013(3).

[10]圣露呼图克图在京传法圆满[N].佛教日报，1937-01-15.

[11]圣露呼图克图圆寂[N].佛化新闻，1941-07-17.

——————————————————————

[1]汪学鼎，云南省中甸县东旺共新联乡人，民国初年任民团队长、总指挥。1949年，任国民党中甸县副县长。红军长征过中甸时，曾进行抵抗，后镇压金江农民“黄军”起义。解放初期，两次叛乱，后在党和政府争取下有所进步，曾任中甸县副县长，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迪庆州副州长。

[2]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曾出兵阻击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六军团，镇压金江农民起义等。王碧陶：《民国时期的云南藏传佛教》，《云南社会科学》2013(01)。

[3] 《督噶干宝呼图克图抵蓉销留即山朝峨嵋转渝返滇》，《佛化新闻》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八月十三日，第1版。

[4]1953年，督噶活佛任云南省少数民族赴京观礼团团长，受到毛泽东接见。1976年2月9日，圆寂于维西县。

[5]督噶活佛事迹，详见彭建华、李近编纂.《纳西族人物简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178—179。

（本文作者：邵逸舒 周润年 文厚泓，摘自《西藏研究》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