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智：藏史学的传统研究与时代特征

藏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伟大民族。伴随着藏族历史的诞生和发展，一门古老的学科藏史学也诞生并发展起来。藏史学的形成和发展经过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产生了一大批佛学兼史学的著名大师，留下了汗牛充栋、卷帙浩繁的珍贵史籍。他们的著述真实地反映了各个时期藏族社会的历史，也不乏反映藏、汉民族团结，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藏史学的研究具有浓郁的时代特征，研究方法独具一格，各领风骚。藏史学的传统研究及其历史成就，是一定意义上关于西藏为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历史进程的明证，并历史地说明了藏学的发源地在我国藏区，中国是藏学研究的故乡这一客观真理。

如今，藏学已被赋予一种全新的概念。有的说它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有的称它为21世纪的一门显学。在此领域想有所作为、有所突破，既要有各个方面的综合知识与经验积累，包括心理、理论、语言、历史、感性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又要有能运用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基本能力。藏学的基本功很多，但必须立足于一个基点，这就是藏史学的学习与研究。藏民族的学问历来博大精深，从事藏学不能不学习本民族传统的优秀学问。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要想创新，就离不开对这个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藏史学的学习和研究正是加强藏学基础性研究的一个必要方面，也是宏扬藏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一项重要课题，讨论藏史学在藏学中的定位、特点和走向，意义深远。

一、藏史学的发展阶段

藏学从历史到现在经历了一定的发展阶段，一般划分其阶段为大的三个时期，即：古代藏学时期（隋唐——19世纪中期）；近代藏学时期（鸦片战争——新中国建立）；现代藏学时期（新中国建国以后的藏学）。藏史学的主要内容是在古代藏学时期发展起来的，至少也经历了一千几百年的历史。历史上，无论是藏族学者进行的“闻、思、修”（thos bsam sgom gsum）“讲、辩、著”（vchad rtsod rtsom gsum）的实践，或是汉族及其他各民族学者进行的地理性考察、见闻性记录、描述性研究，以及官方的记载，都赋予了一定的学与研的内涵，千百年来延续了“藏学”的一些基本内容。其中，藏史学的研学更深、基础更实、意义更大。   

藏史学的历史轨迹是与藏族社会的发展进程分不开的。藏族的历史可上溯至远古的传说时代，藏史学的历史应该是伴随着史前的传说而诞生了。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藏族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此后，藏族社会历经吐蕃、分裂时期、萨迦政权时期、帕木竹巴政权时期、噶丹颇章政权时期，即相当于唐、宋、元、明和清的各个时代。藏史学相应地也经历了这几个发展阶段，在各个阶段都涌现出一批杰出史家和著作。藏史学的发展阶段又形成了它独有的时代特征。

藏族社会的历史决定了藏史学的发展阶段，构成藏史学丰富内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纵的方面，又有历史横的内容。其中，三个方面的因素对藏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一是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藏民族逐渐形成，藏文字创制，使藏族先民的历史和以后的历史能够记录下来。二是佛教的传入，丰富了藏民族的精神世界。藏传佛教倡导的“五明”，实际上囊括了许多科学知识。它的声明中包括语言、文字、音韵等学问；工巧明中包括各种工艺如绘画、雕刻、建筑、天文、历法、地理等；医方明中包括医疗学和药物学等；因明包括逻辑学等；内明以佛学为主。三是藏族为祖国的统一作出了历史贡献。藏民族自吐蕃以来与内地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密切，特别是自13世纪元代起西藏和其他藏区纳入祖国版图，西藏在历代中央政府的管理下，进入社会稳定、文化发展的历史。

辨证地看，藏史学从总体上把握并反映了藏族和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领域的发展趋向。从吐蕃崛起、藏民族形成到独具特色的藏文化发展；从西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逐渐转化，到元代西藏和其他藏区纳入祖国版图后，又将整个藏区纳入全国统一的封建制度，最终在西藏确立了封建农奴制度；从藏传佛教传入、佛本斗争、藏传佛教及其教派形成，到宗喀巴改革宗教，黄教占据统治地位和“政教合一”制度完善；从文成公主下嫁吐蕃、八思巴担任帝师、噶玛巴五世到南京祈福、五世达赖入都觐见，到驻藏大臣的设立，等等，都在藏史学中得到了积极的反映，成为藏学研究的重大历史课题。

二、藏史学内容概要

藏史学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同的历史阶段藏史学的内容和特征也有所不同。吐蕃时期，藏文创制后，大量的文书、呈文、书信等卷牍和手抄经卷被保留下来，一些碑文、钟铭也极其可贵。从9世纪吐蕃崩溃直至元代西藏归于祖国版图，在长达400年的分裂割据时期，在各地方势力支持下，各教派相继形成，一些佛学家著书立说，记述先民史和佛教源流，同时一些具有史料价值的“伏藏”作品发掘出来，如：流传至今的《柱间史》或名《柱下遗教》（为阿底峡大师发掘）、《玛尼宝训》、《巴协》、《五部遗教》（13世纪发掘）、本教著作《赛米》（mdo gzer mig，11世纪发掘）等。13世纪西藏纳入元朝版图，元朝扶植萨迦派统领西藏，以萨迦五祖为首的大学者涌现出来。14世纪中叶元明交替之际，噶举派取代萨迦派统治西藏，此时藏族社会相对稳定，封建经济长足发展。在此背景下，许多教派的统领人物和佛教史家纷纷挥笔，写出许多著称于世的教法史、王臣史、世系史及人物传，有些著作反映了元代管理西藏的历史。清代以后，藏史学中反映政教重大事件的著作层出不穷，一些身兼要职的俗官（如第巴、噶伦、摄政）注重史学的研究，推出了一大批反映历史进程的著述。整个藏史学的成就卷帙浩繁、史籍千秋，仅西藏史学可见的著述便多达2100多种。[1]从内容的大致划分上看，以下的史籍及其作者是十分重要且具代表性的。

（一）关于宗教源流史

主要有：成书于12世纪由娘·尼玛伟色（1124——1192）著的《娘氏宗教源流》、底乌贤者（12世纪人）著的《底乌宗教源流》。这两部史籍，年代久远，史料珍贵，尤其后者，因依据西藏早期的六部著名史籍（均已失传），成为后人了解六部史籍的重要著作。松巴堪布·意希班觉（1704——1788）写于乾隆十三年（1748）的《松巴宗教源流·如意宝树史》记载了印度古代王统及印、汉、蒙、藏各地的宗教源流。嘉庆六年（1801）第三世土观活佛洛桑却吉尼玛著的《土观宗教源流》，则更详细地论述了印度、汉地、西藏、蒙古、于阗等地宗教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对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形成、发展及其教义作了重点论述。此外，在本教源流方面，成书于14世纪由芭·丹杰桑布著的《本教源流·宏扬明灯》是本教源流体史籍中年代最早的一部，对后世本教史书影响很大。

（二）关于教法史

教法史的著作很多，最著名的是，成书于1322年由布敦·仁钦竹（1290——1364）所著《布敦佛教史》。该书除导言、后记外计有4章。内容主要包括学经传法道路及功德，印度及藏地佛教源流，显密经典藏译文目录（即纳唐版甘珠、丹珠总目录）。书中重点对吐蕃王统，佛教前、后宏期的历史以及佛学班智达、佛经译师有所考证，史料价值很高，但关于藏族族源印度说是显然缺乏历史依据的。

此后成书于1376年，雅隆尊者·释迦仁钦德著的《雅隆教法史》也具重要史学价值，而且又属王统史籍。书中记述了印度、汉地、吐蕃等地的王统以及各教派传承史、蒙古世系等。另外，产生于15世纪的要著《青史》基本也属教法史的范畴，书中对噶举派传承叙述详尽，全书主要内容有教法来源，赞普世系，前、后宏期佛教、新旧密乘、法门来源等。该书的作者是郭·迅奴白，五世达赖喇嘛称他为史家奉为顶上庄严大宝般的人物。

16世纪问世的巴沃·祖拉成瓦著的《智者喜宴》（也名《洛扎教法史》）是一部珍贵的历史典籍。该书内容丰富，史料详全，其主要内容有印度佛教史、释迦世系和印度王统、观世音菩萨调伏藏地和西藏王统、律经源流、诸班智达及译师传、旧派密乘源流、各教派传承史、于阗、米雅（西夏）、蒙古、汉地佛教源流、概说十明（大小五明）来源等。作者治学严谨，旁征博引，记述详备，增补缺漏，考订伪误。他以令人信服的史料，指出藏族族源印度说的谬误。本书不愧是藏族史学的一部巨著。

第巴·桑结嘉措（1653——1705）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所著的《黄琉璃》是系统记载格鲁派在整个藏区发展弘传的一部历史著作，并对卫藏、安多、康区等地的历史地理沿革有所记载，史料价值较高。   

（三）关于王统史

蔡巴·贡噶多吉（1309——1364）在1363年撰的《红史》是较早的体例上近于王统题材的重要史籍。全书分4大章且都涉及王统史，即：印度古代王统及释迦世系；汉地历代王统；蒙古、西夏王统；吐蕃王统及萨迦、噶当、噶举各教派传承历史。此后，萨迦·索南坚赞在14世纪末写成的《王统世系明鉴》和五世达赖喇嘛1643年写成的《西藏王臣记》两部最有代表性。从《王统世系明鉴》的主要内容看，它是一部有关吐蕃的史书，并将宗教、文学和历史集于一书。而《西藏王臣记》则详述西藏地方有史以来直至固始汗时期历代王朝大事和王统传承。详今略古，详政略教。对帕木竹巴政权兴衰和格鲁派历史背景记述笔墨较重。

（四）关于政教关系史

仓巴·班觉桑布所著、成书于明宣德九年（1434）的《汉藏史籍》是反映政教关系的宏篇巨著。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详述印度、木雅（西夏）、吐蕃、蒙古的王统及蒙藏关系史；下篇论述萨迦政权史、各教派传承，以及夏鲁万户、江孜法王等首领家族史。其体例虽与《红史》等书接近，但西藏地方与元朝的关系史是书的精华部分，书中详细记载了元朝中央管理西藏地方中的宗教、军事、赋税、法律、驿站设立、本钦委任等方面的珍贵史料。此外，成书于明崇祯二年（1629），阿旺贡噶索南扎巴坚赞著的《萨迦世系史》，也是研究萨迦派及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另外，扎贡巴·贡却丹巴饶吉于清同治四年（1865）完成的《安多政教史》也具有这方面的史料价值。

（五）人物传记史

人物传记史的著作十分丰富。15世纪噶举派高僧桑结坚赞著的《米拉日巴传》对研究11至12世纪藏族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清代以后，人物传记史以十分清新的风格层出不穷，著名的有五世、七世、八世和十三世《达赖喇嘛传》、《四世班禅传》和《六世班禅传》、《颇罗鼐传》、《噶伦传》、《多仁班智达传》、《章嘉活佛传》以及摄政等传记，不胜枚举。这些传记的文献价值很高，它们不乏记载清代各个时期西藏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经过的历史。成书于18世纪中叶的《颇罗鼐传》（作者是朵喀夏仲·策仁旺杰），记述了抗击准噶尔扰藏、平息阿尔布巴之乱等当时的一些重要事件，通过颇罗鼐的亲身经历和各种政治事件的演变，说明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的密切关系以及西藏与祖国不可分割的历史事实。

此外，其他题材的史籍也应该引起注意。如藏医方面的有《四部医典》（成书于8世纪末）、第巴·桑结嘉措著的《蓝琉璃》和历算著述《白琉璃》等。藏史学者们经过代代努力，在传统的史学、佛学、注疏学、文学、藏医学等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大，这是国内外藏学界所公认的事实。

三、藏史学的传统研究及其特点

西藏有史以来，藏族僧俗知识群体所从事的以佛学和史学为主体的传统研究是后来藏学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基础。藏史学家们熟知本民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各个方面的情况，并大量运用藏文资料加以研习，成就斐然。在传统的研究中，培养出一批批本民族的学术群体，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产生了大师级的学术人物或开派大师，他们的著作、论说乃至研究对藏史学影响巨大，甚至形成了不同风格的古代藏学学派。藏史学的传统研究和特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认识。

（一）宗教史观对藏史学影响深远

自从佛教传入藏族地区以后，藏传佛教在藏区盛行，全民几乎信教。在这种情况下，僧俗学者的著述和研究不能不受到宗教的束缚，他们以神学史观观察世界和研究世界。首先，许多学者本人就是佛学家、高僧或信教徒。他们以宣扬教法为己任，用佛教思维或教义理解人生，解释社会问题。有的著者既是地方势力首领，又是精通显密而闻名藏区的大学者。如《红史》的作者蔡巴·贡噶多吉，既是长期担任蔡巴万户长，又是佛教信徒（他在45岁受比丘戒出家）。其次，许多史著的撰写体例被宗教渲染，弥漫着浓郁的宗教史氛围。从上述宗教源流、王统和教法的史籍可见，这些著述的写法基本按印度古代王统及释迦世系、汉地王统、吐蕃王统及各教派传承、蒙古世系的次第分别记述的。这种写法的特点在于突出宗教史的影响，即通过佛教源流追寻藏传佛教的渊源；又以吐蕃辉煌历史揭示并弘扬民族精神；再者以介绍汉、蒙等地宗教及历史来拓宽本民族的视野，总之以佛教源流贯穿始终。

这种体例使藏史学的研究蕴藏了丰富的佛学知识和佛教哲理，许多论著，特别是佛教再兴后的著述，受此体例影响，以至于教、史不分，神话与史实相混。一些“伏藏”作品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也真假掺半，致使以11世纪后的藏文资料（著述）去弄清一些史实是较困难的。藏史研究者们的这种思维史观，应是藏史神学史观的一个特点。

（二）藏史学者群与后继人才的培养

藏史学代代相传，人才辈出，其重要手段是依托于藏传佛教寺院的传统教育和培养，佛学造诣好的僧人，往往成为研习藏史的学者。藏区寺院，是藏传佛教研习经典、宣传教义、培养僧徒的教育基地，它以严密的学经组织和纪律，严格培养宗教人才。各派培养人才是以学习佛教根本经典为基础，重点是对自己教派经典学习。通过师徒传授、寺友讨论，以及个人记忆理解，实现对经典的研习和继承，从而精通显密，造就出大师来。《布敦佛教史》的作者布敦·仁钦竹幼年出家，从大师孜瓦仁钦森格学经，后从28位噶举、萨迦等高僧处授业，遂成为大学者。《王统世系明鉴》的作者萨迦·索南坚赞又曾从布敦大师等高僧学习，终有盛名。

格鲁派有一套培养高级佛学人才的教育制度，它要求僧人通过一系列刻苦的学经、讲经、辩经、考试等实践，获得不断晋级的机会。一般格鲁派寺院设“四大僧院”（即显宗、密宗、时轮和医学等四大扎仓），传授大小五明十大学处（历算、诗学、藻词、声律学、戏剧、内明、因明、声明、工巧明和医方明）。所学造诣高深者当推继承宗师宗喀巴法座的甘丹赤巴，他是佛学知识最具权威的象征。但他只能产生于学经制度最完备、学经时间最长、所学内容最多和最有权威性的三大寺之中。只要你有能力和才学，能通过三大寺在传召大法会上拉让巴格西考试并取得名次，然后进入上密院或下密院修习密宗并通过密宗考试，就有机会升任甘丹赤巴，成为佛学的泰斗。格鲁派人才的这种培养制度，推动了传统佛学乃至史学的发展。因此，寺院式或经院式的传承、教育和大小五明的研究，是传统的藏史学的根本特征之一。

（三）以“闻、思、修”和“讲、辩、著”为一体的治学风格

自从藏传佛教各派形成以后，藏史学者出自寺院的现象较为普遍，他们治学，重在学习、实践和立说。长年累月，甚至毕生所追求的学问，都体现于这六字之中。一是“闻”（thos），即听老师讲并学习；二是“思”(bsam)，即听讲以后自己学习和思考；三是“修”(sgom)，即在前者基础上，排除干扰进行修念，是层次更高的实践，以达到入心悟解；四是“讲”（vchad），即重在自己讲或自己说，把学问变成自己的知识；五是“辩”(rtsod)，即通过自己辩论，或参与辩论得到巩固和提高，达到熟能生巧，运用自如的地步；六是“著”(rtsom)，即著书立说，宣传主张，把知识提高到理论水平，影响甚至流传后世。这一完整的治学方法，常常伴随学者一生，只要经过如此锤炼的学者，必定能够掌握大量的书本和实践知识和技能，积累丰富经验，写下经得起考验的著述，形成传统研究的自然成果。

藏传佛教的一些高僧大德正是从小经过这种严格训练，才变为大学者的。历辈达赖和班禅从小也是在经师的专门培养和严格训练后，大都成长为学富五明的传统佛学大师，同时也是说史论道的学者。“六字”治学，主要在寺院中进行，但却也是传统藏史学所具有的实践性和实用性的突出特点之一。

（四）藏史学关系史与藏族传统文化整体态势的互动关系

据考古证实，早在新旧石器时代起，青藏高原就与祖国内地有文化联系。公元7世纪初吐蕃王朝在西藏高原建立，使她更有机会与唐朝、印度、尼泊尔、南诏、西域等周边国家和民族发生密切关系。藏民族正是在不断吸收周边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创造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民族文化。因此藏民族文化是以“本教文化为基础，佛教文化为主导，并吸收了一些其他民族文化的文化”[1]，而且“它在广泛吸收周边民族文化的同时，在祖国西南、西北、中原地区甚至南亚、中亚诸民族文化间相互交流的过程中起过重要的媒介作用”。[2]藏族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古代史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佛教文化在传入吐蕃并逐步兴起以后，佛经典籍的翻译、学习、整理和研究便很快开展起来。此后，以11世纪后藏传佛教各派的形成，13世纪印刷术从内地传入西藏，15世纪宗喀巴改革宗教等事件为标志，西藏等藏区社会出现了学术争鸣、百花盛开的繁荣景象。尤其是在元明两朝近400年里，国家统一，社会相对稳定，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处于上升时期，此势又促进了藏族文化的复兴与发展。无论是整理和研究历算、医药等实用科学典籍，还是撰写史籍、创作文学艺术作品，扩大与汉、蒙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都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一些知名的大学者（如布顿仁钦竹）研究大小五明，撰写著述和注释，研究领域涉及历史、地理、人物传记等方面。传世的有数十万函经典文集，数百部梵文古籍（即贝叶经），其中布敦、萨班、八思巴、宗喀巴等一大批大学者的巨著（文集），既是集大成的传统佛学结出的丰硕成果，又是研究藏史、藏族哲学思想史等诸多方面的珍贵材料。

有的著述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文献，如前述蔡巴·贡噶多杰的《红史》，记述了吐蕃至元朝的萨迦王朝史，其中有唐蕃关系、元与西藏地方关系的记载。阿旺贡噶索南的《萨迦世系史》论述了萨迦世系及其历代大德的身世及政教业绩，特别反映了西藏地方各势力归附蒙古汗国，以及汉、藏、蒙等各民族增强团结和为祖国统一做出贡献的历史。贡噶罗追著的《萨迦世系史续编》则主载从15世纪至18世纪300多年间萨迦昆氏家族的历史。书中同时记载西藏地方发生的藏巴汗地方政权的灭亡经过、准噶尔入侵拉萨、阿尔布巴事件等一些重大事件。17世纪中叶以后，格鲁派噶丹颇章政权统治、封建农奴制三大领主（寺院、贵族、政府）形成、“政教合一”制度建立，藏族文化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反映贵族及上层社会的文化突出，[2]一些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著述不断问世，如前述《颇罗鼐传》等。一些史学家、宗教学家涌现出来，如第巴桑结嘉措、五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西、三世章嘉呼图克图、第穆呼图克图、嘉木央久麦旺波等，他们对西藏历史、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等多方面的历史作了记载和研究，留下了珍贵史料。

总之，古代藏史学的历史成就，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藏族史属于中华民族和中国统一体的政治性质，体现了汉藏交流和民族团结的历史，是西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历史进程的明证，且历史地说明了中国是藏学研究的故乡这一客观的真理。

四、藏史学在藏学研究中的定位

藏史学在人类学术特别是在藏学领域中站有重要的地位。藏史学是古老的，但又是发展的和创新的。近代以来，藏史学中的开明者们前赴后继，在继续经院式的教育、传承、研习和著述之外，为藏史学突破传统的研究方法和适应新的时代特点进行了积极探索。

著名学者更敦群培（1903——1951）的出现，一改传统藏史学之迂腐，开辟了藏族学派的新风，启开了现代藏学的大门，开创了藏族史学者用现代知识研究历史的治学之道。他被认为是集佛门奇僧、学术大师及启蒙思想家于一身的一代俊杰。他自幼受过传统教育，在讲、辩、著方面颇有成就。他旅居印度，通晓英藏两文，曾与印、俄等外国学者合作翻译印藏古典名著，深受印度学和现代科学的影响。他查阅古藏文等大量史料，以现代人文史观和方法考察藏族古代社会，考订详核，写出名著《白史》。他提倡民族自尊自强，反对崇洋媚外，反对外敌对中国西藏的觊觎。他的学术成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又超脱于传统，“是藏文化、汉文化和印度等外来文化相结合的结晶”。[3]

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接受现代教育的藏族知识分子不仅只是更敦群培一个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作为巩固封建农奴制度的新措施之一，在英国人的建议下，曾派遣多批贵族青年到英国和印度留学。1915年派往英国留学生4人分别学习电机、电报、采矿和军事；1916年派一批西藏青年到印度学习军事；1921年分批派贵族青年到江孜英国学校受军事训练和到印度大吉岭学习电报电话的建设与使用，同时派3名僧官到印度学习英语；1923年又分批派往印度学习和考察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制度。此间，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创办了机器厂（后改为造币厂和印刷厂）、电报局、水电厂、邮政局等机构，并委任留学生担任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同时创办了拉萨医药历算研究所（“曼孜康”），前藏、后藏、西康、阿里等各地派学生到“曼孜康”学习医学历算。这些举措对传统藏史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也出现了一批掌握现代技能又懂传统知识的僧俗史学者。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藏族地区经济以及文化的调查、学习、继承和研究，藏史学乃至藏学研究迎来了一个划时代的春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大规模社会调查的同时，[4]在中央和地方高等院校、民族学院培养和造就了大批藏语文教学、科研和编译人才，还编写了藏族简史、简志等，整理出版了大批文献资料。这些工作，为我国包括藏史学在内的藏学研究的深入和人才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此后，中央先后四次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西藏进入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时期。藏学研究工作更加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繁荣昌盛的新景象，这也为藏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藏史学已有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它的内涵十分广泛，几乎涉及藏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其范围从语言文字、文学，到宗教、历史、民俗、天文、历法、医药等）。现代意义的藏学只是在近代萌芽并在20世纪成熟起来，[5]藏学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从于藏史学的成就，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藏史学的历史成就，也就不会有藏学的辉煌。藏学是属于上层建筑和精神文明的范畴，做好藏学研究，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服务，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这是我国藏学研究的总的宗旨和任务。

在藏学的这一宗旨和任务中，藏史学具有重要而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藏史学是藏学基础研究的基础，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藏史学的研究中去找到依据和答案。它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藏史学的史籍浩瀚，除了宗教的渲染之外，应该看到一条主流，即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的精神。自唐朝至清朝，许多藏史里记录了汉藏民族间的团结与交流，以及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和藏区的管理过程，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一方面，早自唐代，松赞干布仰慕汉文化，迎娶文成公主。元代以后，特别是入清以来，藏族僧俗人士注重学习中原文化。五世达赖喇嘛入朝觐见，藏人到北京朝贡、请安、居住的僧俗人士逐年增多，住京喇嘛和呼图克图当中，不乏一些通晓藏、汉、满、蒙语种的大喇嘛（如章嘉活佛）。《五世达赖传》、《六世班禅传》、《十三世达赖传》、《噶玛巴传》等著述，均有清朝文化的记载（如：皇宫生活、清朝人名、地名、山水、建筑、事件、谕旨、封印等）。这些史迹，是汉藏人民互相学习和交流的真实记录。另一方面，藏族与祖国各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发展，又推动了汉族等内地各民族开展藏族和西藏的调查研究。历代皇室中都有注意研习藏族历史和文化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身体力行学习和研究藏语，派遣内地学生到西藏学习藏族文化，延请西藏高僧到北京雍和宫弘扬藏传佛教，将承德、北京、五台山等地作为研习藏传佛教的一种基地。有的驻藏大臣十分熟悉藏情，通晓藏文，留有著述。近代，我国各民族学者高举反帝爱国的旗帜，深入藏区调查研究，注重查阅藏文文献的运用，撰写论著，评击外敌的侵略图谋，探索治藏安边、维护国家统一的方略，从各个方面介绍和研究藏区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字、文化宗教、民风民俗、国防地理等，成就显著。[6]

大量的文献（内地学者研究藏族的记录，至少可上溯至隋唐时期），尤其是元代西藏纳入中央政府管辖以来，历代所形成的汗牛充栋、卷帙浩繁的古籍文献和中外档案史料、往来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及僧俗首领之间的敕书浩命、呈文奏疏等，都真实地记录了汉藏交往的历史，较为客观地记载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历史关系，同时也包含了各民族对西藏和藏族社会情况描述性记录和原始研究的历史。这些文献有力地说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史实，至今仍然是藏学研究价值极高的珍贵史料。

第二，藏史学的成果在藏学里占有重要位置。藏史学的论丛或著述都是藏文写成的，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藏史学本身置身于藏区，根在藏区，作为现代学者（无论是藏史或藏学）应该向往藏史诞生的藏区，深入生活，实地考察，尽努力地继承和宏扬历史优良传统，掌握各种历史资料，将研究深入下去。这方面首先要有学习的精神，向老祖宗学习的精神。江泽民同志说过：全党都要学习历史。要做好藏史的学习和钻研，首先要学好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因史都是藏文记载的），这不仅是学校的事，也不仅是科研队伍的事，而是藏区全体人民的共同责任。党政干部当然带头学习，广大援藏干部也应该学习，藏语文是联系党群关系的一座桥梁，是学习历史的必要工具，对于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意义深远。

第三，藏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历史财富，应该逐渐地更有效地开放开发，以促进藏学发展和服务于藏区现代化建设。比起古代来，当今面对经济全球化，藏学研究将比以往更处于开放的“空间”，网络化、数字信息化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也进入了藏学研究领域。我们应该不断改进研究条件，运用现代研究优势，很好地学习、总结前人的治学经验，为今天发展服务。为此该整理的文献（包括档案）应该整理，该出版的文献还应继续出版，国家应该在资金上给予支持。

我们应该学习本民族老祖宗的东西，就是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因为藏民族有得天独厚的历史资源和文化优势，只有继承才能创新，也才能与时俱进。藏史学面临新的时代挑战，在学习、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历史传统的同时，还要借鉴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加强藏史学的研究，不断拓宽藏史学乃至藏学的研究领域，向纵深发展。藏史学乃至藏学仅靠现有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争取吸收更多的各个专业的人才参加藏史学和藏学的研究工作。中国是藏学的故乡，藏学已经成为国际性的一门热学。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实行开放战略，走出去，请进来。加强国内各机构和人员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加强与国外相关藏学机构和专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将是今后藏史学及藏学发展的一种趋向。

藏史学必须坚持中国藏学政治属性强的特点，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与时俱进，开拓前进。藏史学的发展必须依赖于人才的培养。我国从事藏学研究的专业人员约有千人以上，其中，藏族学者约占半数，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约占三分之一，[3]这种状况并不十分理想。目前，国际学术界的竞争十分激烈，学术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要想真正把我国的藏史学以及整个藏学研究推向新的台阶，使研究水平走在世界前列，最关键的还是要尽快培养出一大批的藏学硕士、博士，而且是现代化、高层次和马克思主义的藏学人才，这应该是这门古老学科的希望和发展所在。     

（作者：冯智摘自：《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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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主要参考资料：

中央民族学院编写组编著：《藏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

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处编：《中国藏学十年》，《藏学研究通讯》1997年第12至16期

陈庆英译注：《汉藏史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陈庆英译：《萨迦世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贤者喜宴》（藏文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颇罗鼐传》（藏文本），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并参考汤池安汉译本

陈庆英等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

许得存等译：《六世班禅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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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丹珠昂奔：《藏族文化散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第18页。

[2]拉巴平措：《论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基础》，《中国藏学》2001年第2期。

[3]拉巴平措：《中国藏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中国藏学》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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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索朗顿珠编：《西藏史学书目》，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

[2]如华丽的经书、高大的寺院、辉煌的宫殿园林、贵重的灵塔、噶伦、摄政、达赖的传记等，都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封建农奴制兴盛、奢侈和衰落的文化。

[3]杜永彬：《试论更敦群培与喜饶嘉措的关系》，载“中国藏学网”。

[4]即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先后组织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大批专家、学者，组成多学科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考察队对西藏及川、青、甘、滇等藏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和综合科学考察。

[5]藏学的萌芽：西方人从17世纪末开始对西藏发生兴趣，早期是传教士，他们先在西藏的边沿地区活动，学习和研究藏族的语言文字，19世纪中叶以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些藏族地区逐渐沦入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寺院被打开，藏文文献不断流入了西方，西方研究藏学的人增多，从此藏学在西方兴起。

[6]据初步统计，清光绪三十年至民国6年（1904—1917）的13年间，全国刊载有关藏学研究论文或文章的刊物约有50余种。另据统计，从1906年至1949年（包括台湾省1949至1968年）全国刊载藏学研究论文或文章的主要报刊杂志就有160多种，发表论文不下几千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