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智：藏学的故乡在中国——兼论藏学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

一、藏学发展阶段的划分

藏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综合性学科，以国内外对她普遍关注的程度而言，称她为２１世纪的一门显学也并不过分。［①］说她古老，至少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历史上对藏学的研究，虽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概念，但无论是历史上藏族学者进行的“闻、思、修（thos　bsam　sgomgsum），讲、辩、著（vchad　rtsod　rtsom　gsum）”的实践，或是历史上汉族学者进行的地理性考察、见闻性记录、描述性研究，以及官方的史料编著，都赋予了学与研的内涵，千百年来延续了“藏学”的一些基本内容。说她年轻，是因为藏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提出，仅有几十年的历史。上世纪８０年代始，学术界进行过“西藏学”的讨论，之后达成共识，很快为“藏学”所代替，并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

从古老到年轻，从历史到现在，藏学经历了一定的发展阶段。藏学发展阶段如何划分、有什么标准？以历史学的严格性而言，藏学发展阶段的划分，至少应依据三条标准：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情况；二是研究藏族及其社会的理论发展情况；三是以影响甚至改变学术方向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根据这些标准，可划分藏学发展阶段为大的三个时期，即：古代藏学时期（隋唐至１９世纪中期），近代藏学时期（鸦片战争至新中国建立），现代藏学时期（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藏学）。

这种划分方法，凸显了中国藏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时代特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千百年的中国历史各个阶段，藏族地区特别是西藏地区有其特殊的一面，如封建农奴制、政教合一等，但在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历史进程中，藏族与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之间血脉相连、情感相通，并且都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当元朝统一时，西藏纳入了祖国版图；当清朝处于“康乾盛世”时，藏族文化亦处于兴盛时期；鸦片战争爆发后，藏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都遭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但面对外敌，藏族人民不怕牺牲，以血肉之躯捍卫了祖国的统一。因此藏学发展至今，是以中国历史的发展为大背景的，以藏族社会文化１３００多年的发展历史，以及我国各民族（包括藏族）的学者千百年来对藏族和西藏的研究历史作为基础的。这种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阶段，又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结果。研究各个阶段的特点和规律，对于藏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二、古代藏学时期（隋唐至１９世纪中期）

按照中国古代和近代史的划分，将１９世纪中期（鸦片战争）以前上溯至隋唐时代的“藏学”称为古代藏学时期。此一阶段，历史跨度大，青藏高原上的民族、社会和文化变化也大。古代藏学从总体上把握并反映了藏族和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的发展趋向。从吐蕃崛起、藏民族形成到独具特色的藏文化发展；从西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逐渐转化，到元代西藏和其他藏区纳入祖国版图后，又将整个藏区纳入全国统一的封建制度，最终在西藏确立了封建农奴制度；从藏传佛教传入、佛苯斗争、藏传佛教及其教派形成，到宗喀巴改革宗教，格鲁派占据统治地位和“政教合一”制度形成；从文成公主下嫁吐蕃、八思巴担任帝师、噶玛巴五世到南京祈福、五世达赖入都觐见，到驻藏大臣的设立，等等，这些都是这一阶段能够在古代藏学研究的领域里找到的重大历史课题。

古代藏学的研究力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藏族僧俗知识群体为主的研究，他们熟知藏族社会的历史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并使用藏文和藏文资料进行传统的研习，成就极大；二是汉族和其他民族学者进行的研究，他们则主要运用汉文，借助于实地考查和藏文资料开展多种层面的研究，推动了古代藏学的向前发展。古代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群体，［②］以各自不同的学习及研究方法，探讨和研究古代藏学，为近现代藏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们相得益彰，成绩斐然，但也有所区别，各有特点，互为补充。

（一）藏族学者群的传统研究及其特点

１．宗教思想和宗教文化对古代藏学影响深远

藏族地区藏传佛教盛行，几乎全民信教，藏族学者的著作大多不能摆脱宗教教法的束缚，他们运用神学史观观察世界和研究世界。许多学者本人就是佛学家、高僧或信徒，他们乐于宣传佛教观点，用宗教思维或佛教教义解释人生，回答问题。他们的著述或研究蕴藏着丰富的佛学知识和佛教理论，但读来枯燥。许多著述，特别是佛教再兴后的著述，受宗教的这种影响很深，以至于宗教与历史不分，神话与史实相混，甚至有不少真假参半的所谓“伏藏”，故以１１世纪以后的藏文资料或后弘期的著述去弄清一些历史事实是比较困难的。藏传佛教信仰主宰着藏族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和指导思想，也是神学史观的一大特点。

２．藏族学者群很注重后继人才的培养

藏族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是依托于藏传佛教寺院的传统教育。藏区寺院是藏传佛教研习经典、宣传教义、培养僧徒的教育基地，它以严密的学经组织和纪律，严格培养宗教人才。各派培养人才是以学习佛教根本经典为基础，重点是对自己教派经典的学习。通过师徒传授、寺友讨论，以及个人记忆理解，实现对经典的研习和继承。格鲁派（黄教）就有一套培养高级佛学人才的教育制度，它要求通过一系列刻苦的学经、讲经、辩经、考试等实践，获得不断晋级的机会。一般格鲁派寺院设“四大僧院”，即显宗、密宗、时轮和医学四大扎仓，传授大小五明十大学处（历算、诗学、辞藻、声律学、戏剧、内明、因明、声明、工巧明和医方明）。造诣高深者当推举为继承宗师宗喀巴法座的甘丹赤巴，他是最具权威的象征。但他只能产生于学经制度最完备、学经时间最长、所学内容最多和最有权威性的三大寺之中。只要你有能力和才学，能通过三大寺在传召大法会上拉让巴格西考试并取得名次，然后进入上密院或下密院修习密宗并通过密宗考试，就有机会升任甘丹赤巴，成为佛学的泰斗。［③］格鲁派人才的这种培养制度，推动了传统藏学的发展。寺院式或经院式的传承、教育和大小五明的研究，是传统藏学的根本特征之一。

３．藏族学者群具有“闻、思、修”和“讲、辩、著”为一体的传统治学风格

藏族学者在清代以前大多出自寺院，他们治学，重在学习、实践和立说。他们长年累月，甚至毕生所追求的学问，都体现于这六字之中。一是“闻”（thos），即听老师讲并学习；二是“思”（bsam），即听讲以后自己学习和思考；三是“修”（sgom），即在前者基础上，排除干扰进行修念，是层次更高的学习，以达到反复熟悉；四是“讲”（vchad），即重在自己讲或自己说；五是“辩”（rtsod），即通过自己辩论，或参与辩论得到提高；六是“著”（rtsom），即著书立说，宣传主张，影响甚至流传后世。这一完整的治学方法，常常伴随学者一生，只要经过如此锤炼的学者，必定都能掌握大量的书本和实践知识和技能，积累丰富经验，写下经得起考验的著述，形成传统藏学的一些成果。藏传佛教学问高深的一些活佛高僧正是从小经过这种严格训练，才变为大学者的。历辈达赖和班禅从小也都经过经师的专门培养和这种严格训练，所以之后大都成长为学富五明的学术大师。此六字的治学方法，主要在寺院中进行，但它却具有非常突出的实践性和实用性的特点。

４．传统藏学与藏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关系密切

据考古证实，早在新旧石器时代，青藏高原就与祖国内地有文化联系。公元７世纪初吐蕃王朝建立，使她更有机会与唐朝、印度、尼泊尔、南诏，西域等周边国家和民族发生密切关系。藏民族正是在不断吸收周边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创造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民族文化。因此藏民族文化是以“苯教文化为基础，佛教文化为主导，并吸收了一些其他民族文化的文化”［④］。而且“它在广泛吸收周边民族文化的同时，在祖国西南、西北、中原地区甚至南亚、中亚诸民族文化间相互交流的过程中起过重要的媒介作用”［⑤］。藏族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对古代藏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佛教文化在传入吐蕃并逐步兴起以后，佛经典籍的翻译、学习、整理和研究便很快开展起来。此后，以１１世纪后藏传佛教各派的形成，１３世纪印刷术从内地传入西藏，１５世纪宗喀巴改革宗教等事件为标志，藏族社会和西藏地区出现了学术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尤其是在元明两朝近４００年里，国家统一，社会相对稳定，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处于上升时期，此势又促进了藏族文化的复兴与发展。无论是整理和研究历算、医药等实用科学典籍，还是撰写史籍、创作文学艺术作品，扩大与汉族、蒙古族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都达到了较高的程度。［⑥］一些知名的大学者（如通晓五明的布顿·仁钦珠）在大小五明的研究中做了大量著述和注释工作，在历史、地理、人物传记等方面进行研究，著述丰富。传世的有数十万函经典文集，数百部梵文古籍（即贝叶经），其中布顿、萨班、八思巴、宗喀巴等一大批大学者的巨著（文集），既是集大成的传统藏学结出的丰硕成果，又是研究藏族哲学思想史等诸多方面的珍贵资料。

有的藏文著述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文献，如蔡巴·贡噶多杰的《红史》，记述了吐蕃至元朝的萨迦王朝史，其中有吐蕃王朝及唐蕃关系、元朝与西藏地方关系的记载，阿旺贡噶索南的《萨迦世系史》论述了萨迦世系的由来，萨迦派历代大德的身世及政教业绩，特别反映了西藏地方各势力归附蒙古汗国，以及汉、藏、蒙等各民族增强团结和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的历史。贡噶罗追的《萨迦世系史续编》则主要记载了从１５世纪至１８世纪３００多年间萨迦昆氏家族的历史。书中同时记载了当时西藏地方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如藏巴汗地方政权的灭亡经过、准噶尔入侵拉萨、阿尔布巴事件等。１７世纪中叶以后，格鲁派甘丹颇章政权统治、封建农奴制三大领主（寺院、贵族、政府）形成，“政教合一”制度建立，藏族文化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反映贵族及上层社会的文化突出，［⑦］一些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著述不断问世，如《颇罗鼐传》、《多仁班智达传》，五世、七世、八世《达赖喇嘛传》，历辈班禅喇嘛传等。一些历史学家、宗教学家涌现出来，如第巴桑结嘉措、五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西、三世章嘉呼图克图、第穆呼图克图、嘉木样久麦旺波等，他们对西藏历史、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等多方面的历史做了记载和研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二）内地学者群及其研究特点

内地各民族学者对藏族和西藏的研究历史源远流长，贡献极大。它记录了汉藏民族间的团结与交流，以及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和藏区的管理过程，维护了祖国的统一。藏族与祖国各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发展，又推动了汉族等内地各民族开展对藏族和西藏的研究。人类遗传学家从分子遗传学角度对比分析基因结构得出结论：现代汉族和现代藏族的先民同出于共同的远祖。这种渊源关系已被大量的考古研究所证实。而大量的文献（内地学者研究藏族的记录，可上溯至隋唐甚至更远），尤其是元代西藏纳入中央政府管辖以来：历代所形成的汗牛充栋、卷帙浩繁的古籍文献和中外档案史料、往来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及僧俗首领之间的敕书诰命、呈文奏疏等，都真实地记录了汉藏交往的历史，较为客观地记载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历史关系，同时也包含了各民族对西藏和藏族情况描述性记录和基本研究的历史。这些文献有力地说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史实，至今仍然是藏学研究价值极高的珍贵史料。

内地各民族学者研究藏族和西藏，一开始就具有可贵的牺牲精神和国家使命感，其传统延续到了近、现代。他们独有优势，与藏族传统研究互为补充，共同促进了古代藏学的发展。在交通不便等困难条件下，古代能够进入藏区以汉文进行研究的内地学者，极少。但到有唐一代，由于唐蕃联姻，汉藏民族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更加广泛的崭新历史之开始，记录吐蕃历史山川、藏族风土人情的文章也多了起来。据粗略统计，《全唐文》《全唐文拾遗》及《白氏长庆集》三部文献涉及吐蕃的史料，“就有１８５篇，由７３人相继在２４０多年间写成”，［⑧］平均一年又三个月就产生一篇。在印刷术未发明前，因许多著作以抄本流传，往往散佚，如唐李德裕的《西戎记》及《西蕃会盟记》等书目，仅见于《唐书·艺文志》中，原书则不见。但大多数在汉文重要史籍中有关藏族史料的专篇记载，则被流传下来，代不绝书。如《唐书》中的吐蕃传，《通鉴记事本末》中的吐蕃诣和、吐蕃入寇、吐蕃叛盟、吐蕃丧乱等史料，《太平寰宇记》《宋会要辑要》《青唐录》等著作里对吐蕃和唃厮啰的记述。

元代西藏纳入祖国版图后，记载藏事的著述更见增多，如《元史》《新元史》《元典章》等史籍，《永乐大典》《渊鉴类函——边塞部》《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等类书，官修《宋史》《元史纪事本末》等文献中都有记载。明代记载乌斯藏和藏族的文献，粗略估计，达五十余种，［⑨］在《明史》《国朝典汇》《武备志》《寰宇通志》《明一统志》等文献中均有藏事专篇记载；《明实录》收录了大量的藏族和西藏史料，《明史》《明史稿》《续通典》《明会要》诸书则记载有明封乌斯藏三大法王及五王（阐化、护教、辅教、赞善、阐教等王）的事迹，明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中载有张居正与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交往的史料。清代，由于清朝在西藏派兵，设置驻藏大臣，逐步完善对西藏的管理，因此大量的满、汉、蒙等各族官员与学者纷纷入藏，考察民风民情，筹划治藏方略，著书立说，藏事研究蔚然成风。《清实录》《藏记概》《卫藏通志》《圣武记》《平定金川方略》《巴勒布纪略》《（钦定）廓尔喀纪略》《平定准噶尔方略》等鸿篇巨制，在记载或研究藏族和西藏的历史、社会及文化等各个方面，则比历代更完备、内容更丰富、史料更翔实、条理更清晰。此类汉文记载的历代（包括近代）古籍、方志、专著以及私家文集中收录的专篇史料，究竟有多少，尚无具体统计。吴丰培先生曾举他所见５００余种，并附川边之作３００余种，汇编成目，［⑩］虽然缺收《清实录》中的藏族史料，以及甘青滇地区的著述史料，但也足以反映历代学者“藏学研究”的历史成就。

纵观内地学者群古代藏学的成就，有几个突出特点：（１）大量的藏事专篇史料，为官方所修，或收录于官方典籍，它们集中记载了西藏及藏族与内地之间的往来情况，是研究历代西藏为主的藏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重要史料。（２）它对于古代藏学，具有基础性和描述性研究的特点。各个朝代的学者、文人、骚客注重介绍藏区的山川地貌、风土民情，真实记录所见所闻和汉藏交往的情况，是了解藏族、研究藏区的必读资料。（３）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在内地学者群里，大凡藏族历史、重要藏事、历史人物和宗教情况都有基本记载。考虑到当时各种局限，能够作这些记载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应该看作是一种研究，它的史学意义值得肯定。（４）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理论价值。古代内地学者们通过一定的研究，就安定边疆、汉藏友好、经营西藏、治理藏区等各个方面提出过精辟见解与积极方略，同时对于历代王朝治藏安疆的历史经验，作出基本总结。许多藏事佳作的史料运用、思想内容、文学修辞、实用价值等方面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内地学者群的研究目的之一是体现为统治阶级服务，许多研究成果成为封建朝廷治藏政策的理论基础，由此看来，古代藏学于某种意义上与国家政治利益相结合，以发挥独特作用。但因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作用也较为有限。尽管如此，古代藏学在性质上是属于中华民族和中国统一体的历史文化内容，体现了汉藏交流和民族团结的历史，是西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历史进程的明证，历史地说明了中国是藏学研究的故乡这一客观的真理。

三、近代藏学（鸦片战争至新中国建立）

古代藏学以鸦片战争（１８４０年）的爆发为标志而进入近代藏学时期。帝国主义的侵略使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个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变化影响着中国藏学的发展和方向，藏学的阶级性、民族性更加体现出来。

（一）近代藏学的时代背景与指导思想

近代藏学以古代藏学的研究为基础。鸦片战争爆发以前，清朝十分注意学习和研究以藏传佛教为主的藏族文化。清朝前期，不仅取得了对西藏政治方面管理的加强，而且取得了对藏族文化学习、传播、扶持和研究的积极效果。乾隆皇帝身体力行学习和研究藏语，派遣内地学生到西藏专门学习藏族文化，在承德避暑山庄建外八庙，在北京建藏传佛教西黄寺，改雍和宫（原雍王府）为藏传佛教寺院，使承德、北京、五台山等地成为研习藏族文化的一个基地。许多驻藏大臣、满汉官员、文人和商客，常年奔赴西藏，注重学习藏语并研习藏文化。有的驻藏大臣十分熟悉藏情，通晓藏文，有的还对西藏文化作了一些研究和著述。与此同时，藏族僧俗人士和学者也注重学习和研究中原文化。从五世达赖喇嘛觐见顺治皇帝以来，西藏与其他藏区到北京朝贡、请安、居住的僧俗人士逐年增多，在住京喇嘛和呼图克图当中，不乏一些通晓藏、汉、满、蒙等多种语言的大喇嘛（如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一些藏文著述也反映了这种情况，如藏文《五世达赖喇嘛传》《六世班禅传》《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等，大量地记载了从西藏到北京沿途的情况，生动地描写了在皇宫的生活，以及觐见皇帝的经过。在其他许多著述，如《七世达赖喇嘛传》《八世达赖喇嘛传》《摄政传》《噶玛巴传》等中，也有为数不少对清朝文化的记载，如清朝人名、地名、山水、建筑、事件、谕旨、封印等。这些史迹，是汉藏人民、汉藏文化，以及古代藏学与满学汉学相互交流、互相学习和吸收的真实记录。

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近代藏学的前夜，清朝经过康乾盛世（１６６１—１７９６）１３０多年的统治，中国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突飞猛进（如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但正当中国处于盛世之时，西方社会从１７世纪中叶到１９世纪爆发了一系列改天换地的伟大革命，特别是１７世纪以后的欧洲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使西方世界超过东方很快发展起来。西方的崛起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面对西方的民主政治、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扩张政策，清朝统治者仍然执行封建集权、闭关锁国、藐视科学的政策。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由一个泱泱大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

鸦片战争，使中国务民族及其文化遭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藏族、西藏和藏族文化也如此。伴随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西方人从１７世纪末开始对西藏发生兴趣。早期作出努力的，大多是传教士，他们先在西藏的边沿地区进行活动，学习和研究藏族的语言文字。１９世纪中叶以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些藏族地区逐渐沦入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西起拉达克，东至阿萨姆，中间包括尼泊尔、锡金、不丹，寺院被打开，藏文文献不断流入西方，西方研究藏学的人增多，研究范围以语言文字为主，并涉及宗教、历史、民俗、天文、历法、医药等方面。从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中国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急关头，腐败的清王朝已无力保卫西藏，英帝国主义与沙皇俄国在西藏进行争夺，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想染指。在这种背景下，许多所谓的探险家、传教士争相入藏，因遭到藏族人民的坚决反对，未能深入藏区腹地，但仍有不少外国教会在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藏区建立了据点。他们为帝国主义国家搜集大量情报和资料，有的传教士后来变成了所谓的藏学家。１９０４年，荣赫鹏率领的英国远征军侵入拉萨，他们屠杀藏族人民，大肆劫掠藏族的文物和文献，从寺院、政府及私人手中抢走大量资料。在同一时期，我国敦煌石窟的古藏文文献被西方的文化特务大量盗窃，仅英国的斯坦因（１９０７年）和法国的伯希和（１９０８年）就劫走几万件敦煌文书，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古藏文写本，内容非常丰富，既有佛教经典，更有大量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语言文字等方面的资料，它真实地记载了８世纪以后吐蕃和河陇地区的社会历史状况，是研究藏族古代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

帝国主义的侵略，危害了我国的主权和统一，破坏了藏族地区的安定，造成了西藏局势的一度混乱。在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少数亲帝分裂分子的怂恿下，西藏还发生了十三世达赖出走、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失和、康藏冲突、热振事件、驱汉事件等一系列震惊国内的重大事件，更有甚者，帝国主义直接操纵，策划“西姆拉会议”和进行“西藏独立”的罪恶活动，这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包括藏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声讨和反对。我国莘莘学子、广大爱国仁人志士同样为之震动，为国分忧，沉痛关注，激情饱满，决心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振臂高呼，群策群力，贡献智慧。于是，一些掌握了现代科学知识的各民族爱国学者，克服种种困难，纷纷深入西藏、西康、甘肃、云南等藏区，接触藏族人民，考察藏区的地理、民情、宗教、历史和现状，学以致用，探讨藏区社会的发展，研究藏族的文化，并将考察研究与国家战略结合起来，寻求治藏安边、反帝爱国的良策。在此思想指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维护祖国统一，成为近代藏学的主旋律，由此而言，近代藏学也是中国近代社会革命和发展的一个部分。

（二）近代藏学的研究与特点

近代藏学高举反帝爱国的伟大旗帜，深入藏区联系实际，坚持实地调查研究与文献资料相结合，注重查阅藏文文献等多种文字资料的运用，撰写论著，抨击外敌的侵略图谋，探索治藏安边、维护国家统一的方略，从各个方面介绍和研究藏族地区（包括西藏、西康、安多、甘肃、云南等藏区）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字、文化宗教、民风民俗、国防地理等，成就显著。据初步统计，清光绪三十年至民国六年（１９０４—１９１７）的１３年间，全国刊载有关藏学研究论文或文章的刊物有五十余种，研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史地、宗教、文化、语言文学、教育、风俗等多个领域。［１１］另据统计，从１９０６年至１９４９年（包括台湾省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６８年）全国刊载藏学研究论文或文章的主要报纸杂志就有１６０多种，发表论文不下几千篇，研究方面除包含上述领域外，还涉及民族、近代史、思想史、文物、书目、自然科技、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史、汉藏关系、地理学等内容。［１２］其成就之大，是以往古代藏学所没有的，它不仅是近代藏学爱国的体现，也是从事藏学研究的各民族学者在治学方法上发扬传统，以科学的精神去说明历史和解释现实的结果，故比起以往，于研究方法上掀起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其核心即以科学精神为基础，开展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

近代藏学的伟大成就，是汉藏以及其他民族的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首先，就藏族学者（或藏族学者群）的研究而言，除了继续经院式的教育、传承、研习和著述，而产生了一些著名学者如（喜饶嘉措）之外，由于集佛门奇僧、学术大师及启蒙思想家于一身的一代俊杰更敦群培（１９０３—１９５１）的出现，为传统藏学增添了光彩。他一改传统藏学之迂腐，开藏族学派之新风，开启现代藏学之大门，开创了藏族学者用现代知识研究历史的治学之道。他受过传统教育，在讲、辩、著方面也很有成就。他还通晓英文，旅居印度，与印度、俄国等外国学者合作翻译印藏古典名著，深受印度学和现代科学的影响。他查阅古藏文等大量史料，以现代人文史观和方法考察藏族古代社会，考订详核，写出了名著《白史》。他提倡民族自尊自强，反对崇洋媚外，反对外敌对中国西藏的觊觎。他的学术成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又超脱于传统，“是藏文化、汉文化和印度等外来文化相结合的结晶”［１３］。特别是民国时期，接受现代教育的藏族学人不仅只是更敦群培一个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作为巩固封建农奴制度的新措施之一，在英国人的建议下，曾派遣多批贵族青年到英国和印度留学。如１９１５年派往英国留学生四人，分别学习电机、电报、采矿和军事；１９１６年派一批西藏青年到印度学习军事；１９２１年分批派贵族青年到江孜英国学校受军事训练和到印度大吉岭学习电报电话的建设与使用，同时派三名僧官到印度学习英语；１９２３年又分批派员前往印度学习和考察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制度。此间，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创办了机器厂（后改为造币厂和印刷厂）、电报局、水电厂、邮政局等机构，并委任留学生担任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同时还创办了拉萨医药历算研究所（“门孜康”），前藏、后藏、西康、阿里等各地派学生到“门孜康”学习医学历算。这些举措对传统藏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也出现了一批掌握现代技能又懂传统知识的僧俗学者。

其次，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学者为近代藏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我国处于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许多高校及学术机构被迫随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因此重庆、成都等地人才荟萃、群贤毕集、夤缘逢会。爱国学子、有识之士在寻找救亡图存之路时，将注意力投向了西藏等藏区的开发、建设和保卫，为此曾先后建立了汉藏教理院、西陲文化院、华西边疆研究所、康藏研究社等教学、研究机构。他们以“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增强汉藏团结、不为外人所用”，以及“巩固西陲边防”为总目标，［１４］对我国藏区社会、宗教、文化的各个方面开展调查研究。

近代内地藏学研究的内容丰富，研究对象是西藏、西康及青、甘、滇藏区无所不在，学科领域更是政治、经济、文化、史地、民俗、国防、地理、教育、科技等无所不包，但政治、史地、宗教、民俗等重点突出。他们的研究，改变了古代藏学那种偏重藏区舆地、建置描述的传统模式和方法，而是根据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和宗教学等现代学科的基本理论，进行多学科、多层次、比较分析和归纳总结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突破。近代内地藏学研究人才济济，他们通过研究提出的许多精辟见解和形成的独到理论，至今仍有借鉴意义。近代内地学者的藏学成就巨大，涉及面广，但就研究特点和主要贡献而言，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肯定。

１．有关西藏问题和反帝爱国政治专题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战斗性和实践性

这方面有许多著名学者参与讨论，如著名民族学、社会学学者任乃强、李安宅，以及历史学学者吴燕绍、李明矩、刘立千、法尊、韩儒林、于式玉、刘家驹、王沂暖、金鹏、黄奋生、王森等，他们写出了分量很高的专著和论文，许多论文发表在当时反映西藏与边疆问题的杂志《边政公论》《康导月刊》《康藏研究》《康藏前锋》《东方杂志》《边事研究》《蒙藏月报》等各大报刊上面。有的针对当时西藏问题，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著书立说，发表高见，提出安边治藏的政策，剖析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唤醒国人斗志，保卫边疆，维护祖国统一。如刘家驹《班禅大师全集》中针对当时的西藏问题提出：“目前藏民如居水火，救之宜急，不宜再事因循，盖藏与祖国，唇齿相依，实西南之屏蔽，藏事一日不解决，即中华民族一日未能完成，亦即西南国防未能巩固。”［１５］有许多著述也探讨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提出各自观点。如谢彬的《西藏交涉史略》和《西藏问题》，李明矩的《筹藏政策》，（清）王锡棋的《西藏建行省议》，丁嘉乃的《经营西藏意见书》，熊禹治的《解决康藏问题建议书》，蒋致余的《三十年来藏事之回顾及其解决之途径》，郑国辉的《英人觊觎西藏之经过》等，这些著述充满“反帝爱国”激情，体现了中国藏学的战斗性和理论性的特点。

２．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历史关系以及西藏史地的研究，显示了历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和自然优势

近代，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许多历史学家把笔头转向西藏，研究藏学，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历史关系的研究总结经验，献计献策。如任乃强的《唐蕃舅甥合盟碑考》、丁实存的《清圣祖驱准保藏用兵始末》、罗友仁的《清乾隆时福将军治理西藏之办法》、谭英华的《历代汉藏关系研究概论》等，当时的《康导月刊》《边事研究》《东方杂志》等全国主要刊物上发表此类论文，比比皆是。同时西藏史地的研究也引人注目，影响较大者有吴燕绍编的《西藏史大纲》、洪涤尘编著的《西藏史地大纲》、法尊所著《现代西藏》等。其中，《西藏史大纲》，洋洋６４万字，系统介绍了自唐代至清朝乾隆时期的西藏历史，它主要利用清朝档案，史料丰富，内容充实，是当时研究西藏的一部力作。伴随入藏考察和西藏史地的研究，学者写出的著述还有《藏事举要》，西藏《纪要》《略志》《纪阅》《通志》《地理考》等，并且还编纂和出版（大部分为油印）了多种有关西藏各县的图志、图说、图考、志略、纪略，以及藏区见闻记、游记、考察记、杂记等题材的著述。有些学者进行人物传记的研究，如黄次书编著了《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丁实存著《驻藏大臣考》、刘家驹《班禅大师全集》、贡觉仲尼等编《达赖事略》等。

３．关于西康专题等方面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治藏战略意义

近代以后，研究川、青、甘、滇的著述多了起来。辛亥革命以后，英帝国主义调唆西藏地方与四川及青海之间的矛盾，结果在民国初年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西藏地方与西康地区先后发生了三次大的康藏纠纷，藏事又一次成为热点问题。对此，学者们深入调查，查阅资料，撰写论著，评说事实，出谋划策。他们还讨论西康建省（民国二十九年即１９３５年７月在雅安正式成立西康省建省委员会），提出并讨论了著名的“治藏必先安康”的治国方略，［１６］体现了近代学者为国分忧、报效祖国的可贵精神。西康研究是近代藏学的一大特点，论著多，成果大。藏学家任乃强、刘家驹、法尊、刘立千、刘赞廷、王维栋等在康藏研究中颇有影响。尤其是任乃强先生毕生致力于康藏史地研究，被学术界誉为“开康藏研究之先河”，他的重要成果是《康藏史地大纲》和《西藏图经》等三种。其他康藏著述如陈重为的《西康问题》、刘文辉编的《西康概况》、陈志明的《西康沿革考》、吴芷沅编的《川藏史地》等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西康的研究广泛涉及史地、政治、经济、地理、史料、杂志、区志（包括西康各县志略、图志、纪略、资料辑要、舆地图说、汇考），并兼涉云南、金川、嘉戎、青海等许多内容，如伍非百编《清代对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纪要》、林耀华著《川康嘉戎的家庭与婚姻》、吴景敖著《川青边境果洛诸部之探讨》、李式金的《拉卜楞在西北地位的重要性》及《云南阿墩子——一个汉藏贸易要地》等。

４．藏传佛教及其历史的研究取得突破，民族问题特别是宗教问题特殊性的研究引起注重

藏传佛教向来是神秘、可敬不可及的课题，是以往内地学者研究的一个薄弱点。近代以来研究藏族宗教的人逐渐增多，到三四十年代，全国近４０种刊物上先后刊登的研究藏族宗教的论文已达６０多篇，涉及宗教人物、佛教历史、格鲁派大寺院　（主要以拉卜楞寺和塔尔寺为主）、喇嘛的生活和组织、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等。这方面标志性的成果是３０年代著名社会学家李安宅在深入甘南藏区考察研究藏族宗教后写成的《藏族宗教之实地研究》，它被国内外公认为“是研究藏传佛教的第一部杰作”。当时，一些通晓佛法、精研内典的高僧，也进行藏文经典的翻译，撰写专著、编辑书籍。如法尊撰《西藏民族政教史》、妙舟编《蒙藏佛教史》、恒演和静修各撰《西藏佛教略记》、法万译《宗喀巴大师传》等。此外，研究西藏佛教的著述尚有（清）钟方著《番僧源流考》、李翌灼撰《西藏佛教史》、张其勤撰《宗教源流考》、吕澂撰《西藏佛学原理》、张伯帧撰《诸佛出世事迹考》等。

５．关于藏文和外文著述汉译

在汉藏翻译方面，１９３２年创建的汉藏教理院（全名“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不仅致力于此项工作，而且也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该院开设的课程之一便是汉藏翻译，当时国内一些著名佛学家（包括西藏的一些高僧活佛）和学者、教授百余人先后到此院任教或讲学。许多藏文要籍被译成汉文，也将汉文书籍译为藏文，同时编著了有关西藏民族、历史、文化的图书，大小计４０余种，并正式出版图书２０余种。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翻译出版的著述如《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现代西藏》《辩了义不了义论》《西藏民族政教史》等。［１７］著名学者张怡荪教授在抗战时期编著了近５０００条词目的《藏汉集论词汇》以及《藏汉语对照》词典，并由香港大东书局出版，为藏汉翻译提供了方便。此外，在汉藏翻译方面，尚有刘立千的译著《印藏佛教史》及《续藏史鉴》，李荫亭、金鹏合译《西藏佛教史》，王沂暖译《米拉日巴一生》及《西藏王统记》等。

至于外文汉译方面有：李哲生译［法］古纯仁（F．Gore）著《川滇之藏边》、彭公侯译［法］弗兰克（A．H．Francke）撰《藏三国本事》、宫廷璋译［英］柏尔著《西藏史》（原名《西藏之过去与现在》）、留日学生译［日］山县初男著《西藏通览》、四川西藏调查会译［日］大田保一郎著《西藏》等。［１８］当时有一种精神是我们今天也应该学习的：许多著名学者毕生致力于藏文典籍和外文资料的介绍，以沟通汉藏文化交流，唤起国人对藏学的关注为己任。

总而言之，近代藏学家们的研究比以往研究的面更广、度更深、方法更科学、成就更巨大，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更高，他们筚路蓝缕、勤奋终身、成就显著，他们走过的路以及他们的一些传统和做法，如“反帝爱国”、肩负国家使命、深入藏区调查研究、藏汉文献使用相结合，历史与现实并重以及理论分析与对策探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敢于发表不同学术观点以求争鸣之文等，都是中国藏学的宝贵财富。

四、现代藏学（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藏学）

现代藏学时代是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的，它发展至今，时间不长，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举世瞩目。现代藏学以阶段论，经历了三个时期，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期的藏学，１９７８年至９０年代末的藏学，２１世纪全球化时代的藏学。

（一）５０年代至１９７８年时期的藏学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藏族地区经济以及文化的调查、学习、继承和研究。藏学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我国先后组织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大批专家、学者，组成多学科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考察队对西藏及川、青、甘、滇等藏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和综合科学考察。在社会科学方面，通过调查，取得了包括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古人类学等方面的重大收获，搜集、整理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包括数以万计的珍贵历史文物和大批文献档案）。结合社会调查，在中央和地方高等院校培养和造就了大批藏语文教学、科研和编译人才，还编写了藏族简史、简志，整理出版了大批文献资料。［１９］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科学院先后组织过四次青藏高原的综合科学考察，到１９７３年，正式成立由５０多个专业共４００多名科学工作者组成的“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历经四年考察，出版了包括五个分部专著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丛书》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比较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青藏高原隆起的原因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对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经济建设，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自然灾害的防治等若干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阐述，提出了一些科学的建议。这些社会历史调查和综合科学考察的最大收获，就是为藏学研究的全面开展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资料。

当时，为开展对藏族地区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当时北京、成都等地为数不多的藏学学者（如于道泉、法尊、张克强、贡噶活佛、李有义、柳陞祺、王沂暖等）为核心，在北京、兰州、成都等地组建了教学和研究机构。到５０年代末，在相继成立的西北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等民族院校都设立了藏语文专业，同时聘请各地学有专长的藏、汉族学者到校任教，培养出了一批掌握藏语文知识的藏学研究人才。６０年代初，中央民族学院还举办了两届藏文研究班。所有这些工作，都为我国藏学研究的深入和人才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藏学工作者一边进行社会调查，一边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们涉艰履险，刻苦钻研，继承前辈学者的优良学风，深入藏区、接触群众，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努力做到了四个结合。即，藏汉学者相结合的团队精神，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的藏学知识相结合的治学学风，实地调查研究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理论探讨，多层次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手段。这些结合的开展，使中国藏学研究发生了某些质的变化，成就很大，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语言文学方面成就显著。据统计，从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７９年的３０年间，在全国各类报刊上发表的藏学论文或文章为３７００篇，平均每年１２０余篇。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还编写和出版了一批科研成果，有相当数量的成果是作为“内部本”（非公开出版物）油印的教材、译稿、刊物和论文。著名学者林耀华、宋蜀华、王沂暖、金鹏、牙含章、王忠、王森、柳陞祺、王尧、邓锐龄、佘素、黄奋生等推出了一大批学术价值较高及社会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在藏文资料方面，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格西曲扎的《藏文词典》《五体清文鉴》等工具书和《西藏王臣记》，法尊和傅师仲分别翻译了更敦群培的《白史》、张克强翻译了多罗那它的《印度佛教史》，东嘎·洛桑赤列在中央民族学院讲授《贤者喜宴》并编写了历史词语注释，王尧先生翻译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等，［２０］这些资料为藏学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帮助，引起了学术界对藏文史籍的重视。

正当中国藏学处于方兴未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之时，“文化大革命”风潮席卷全国，因此中国藏学研究几乎停滞了十年的时间，造成了重大损失。

（二）１９７８年至９０年代末的藏学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此间，中央先后四次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藏学研究工作也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经过迅速恢复、创建、发展和壮大，取得了巨大成就，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繁荣昌盛的新景象。综观改革开放二十余年藏学研究的发展过程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总结。

首先，指导思想明确，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藏学研究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以及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藏学具有鲜明的政治特点，它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分裂。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我国藏学家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继承老一辈藏学家的优良传统，将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新兴理论和成果（包括西方最新研究理论和成果）的借鉴、运用，与藏学传统的知识结合起来，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不断推动藏学学科领域的扩展，为藏学成为一门综合性科学作出了贡献。我国藏学研究的性质，又决定了它必须在发展科学的同时为藏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服务。藏学各研究机构，也正是依托各自的有利条件和学术资源的优势，积极研究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历史、宗教等问题，起到了为藏区两个文明建设献计献策，为上级和藏区党政部门服务的参谋作用。

其次，藏学机构的创建、人才队伍的培养、研究成果的推出，打下了我国藏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我国藏学的学术地位，即藏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已被国内外学术界所确认。中国作为藏学的故乡，将逐步成为国际藏学的中心，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机构的创建。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相继创建了综合性的学术研究机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西藏社会科学院，此后，在北京、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又先后建成一批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分属于社会科学研究、高等院校、国家各级文化部门和民族工作部门等不同的系统。我国的藏学研究机构到目前为止已达五十多所。我国藏学机构中，还有一批专业的出版机构（如中国藏学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等）、学术刊物（如《中国藏学》《西藏研究》等）和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如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会、各省自治区的藏学研究会等），他们在为藏学研究服务与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各研究机构（目前，特别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各藏学单位）之间存在着友好的协调、合作、交流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能够把各机构的优势作用，以及相互合作、共同攻关的团队精神有效地发挥出来，办好大事，这也是中国藏学的一大特点。二是专业队伍粗具规模。８０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藏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招收和培养。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０年的２２年间，全国培养了一大批藏学研究人才，其中硕士近２００名，博士数十名，一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具有较高的专业修养和梯队结构相对合理的研究队伍已经形成。目前，从事藏学研究的专业人员约在千人以上，其中，藏族学者约占半数，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约占三分之一。［２１］三是研究成果喜获丰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藏学家撰写、发表和公开出版了一大批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论著，集中体现了中国藏学各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水平，同时大量珍贵的汉藏文古籍得到整理和出版，藏文与外文文献也被大量翻译、出版和运用，据初步统计，从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９５年的４６年中，全国共出版藏学图书２２００余种，其中从１９７８年以来的１３年间，全国各地已公开出版发行的藏文书籍达２００多种，累计达１００万册以上；汉文藏文古籍１００多种；藏学专著、译著、文集和史料丛书，有四五百种。［２２］另据统计，从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５年４年间全国出版的藏学图书就达７００余种，１９９６年至１９９９年的４年中，藏学图书的出版已超过１０００种。在全国各类报刊上发表的藏学研究论文或文章的数量，据初步统计，从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９８年，约为２４０００余篇，其中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０年的１１年间为１０３００余篇，每年平均９４０余篇；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８年达到１０１００余篇，每年平均１２６０余篇。［２３］论文研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民俗、语言、文学、艺术、音乐、天文、藏医、考古、社会制度、民族关系、典章、方志、研究动态等各个领域。工程浩大的《中华大藏经》（藏文版）对勘、整理工作，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目前已出版发行５５部。

第三，多层次多学科的综合运用，拓展了藏学的研究领域。

藏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一个学科群体，是属于（包含自然科学部分内容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在国内形成了一股“藏学热”，同时藏族文化（特别是藏传佛教的思想和哲学）在西方世界受到更大的青睐，与此相联系的国际藏学在国际学术界引起更大关注。从目前的状况看，藏学完全突破了传统的学科体系的范畴，而跨越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畛域，发展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近几十年来，由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心理学、考古学、生命学以及某些技术学科在藏学中的运用，大大拓展了藏学的研究领域，还产生了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使现代藏学与传统藏学完全区别开来，形成了她的学科群体。多层次多学科在藏学研究中的运用，可以不断补充和完善我国藏学研究的现有体系，积极推动一些大型项目（如《西藏通史》）的顺利开展，并在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经济建设与社会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国际藏学的影响与争取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占据主导地位。

１７世纪２０年代到１８世纪４０年代间，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活动于青藏高原，开始对西藏进行研究。嗣后，匈牙利著名学者乔玛（１７８４—１８４２）致力于藏学研究，成为国外藏学的开拓者。２０世纪初英国远征军入侵拉萨，抢走大量藏文文献，同时英国斯坦因和法国伯希和劫走几万件敦煌文书后，大量珍贵的藏文古籍流入西方世界，藏族和西藏的历史文化引起外国学术界的兴趣，国外藏学逐渐开展起来。１９５９年，西藏上层反动叛乱集团携带大量藏文文献和文物外逃后，国外不同背景的一些藏学机构和学者立即与外逃藏胞中的部分学者相结合，开展以所谓“西藏问题”为主的藏学研究。从此国外藏学研究迅速发展，至今世界上已有三十多个国家设有藏学研究机构，拥有近千名研究人员。国外藏学研究的影响面越来越大，国外藏学专家和他们的成果近年来已经影响着西方国家对我国的一系列政策的制定，而且往往涉及“西藏问题”和“人权问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产生某种作用。面对国外藏学的发展态势，我国藏学界采取积极应对的开放举措，走出去，请进来，加强了合作与交流，创建我们在国际学术空间的新形象。近年来，我国藏学家出席了第六、七、八、九届国际藏学讨论会，同时我国主办了《格萨尔》国际研讨会、北京藏学讨论会。拉萨藏医藏药国际研讨会等国际性藏学讨论会，对于扩大中外学术交流，扩大中国藏学的影响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不断增强国际学术交流，用我们的影响占领国际藏学阵地，逐步走开放式的藏学研究之路，是我国现代藏学研究走向成熟和发展的又一特点。

（三）２１世纪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藏学

２１世纪刚刚起步，中国加入了WTO，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政治、文化多元化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总体特点，也是藏学研究的时代条件和背景特征。经济全球化对藏族文化、藏族社会以及藏学研究的影响是必然的。今天的藏学必然在上一个世纪的基础上出现某些新的特点和变化，并作为国际热学而获得更大发展。

面对全球化，藏学研究将比以往更处于开放的“空间”。网络化、信息化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也进入了藏学研究领域。“西藏网站”、“中国藏学网站”等我国藏学专业或非专业网站的开通，为藏学学术资料的快速传递、研究成果的尽快表现、专家学者之间的沟通，都提供了十分便捷的条件。越是全球化，藏学的开放越大，同时反映到藏学中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也越突出。达赖集团和某些西方国家都不会停止利用藏学对我们的攻击，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地给予回击，因此藏学研究所体现出来的现实性、战斗性和策略性，都将具有一些新的特点，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面对全球化，中国藏学仍然要坚持政治属性强的特点，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与时俱进，适应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步完善和改革科研手段，建立独立、高效、系统、崭新、开放的研究体系，积极推出一批马克思主义的藏学家队伍，培养和造就适用于在全球进行藏学研究与竞争的优秀人才，积极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中国藏学的影响，在国际藏学界能够攻取、占领和控制各个领域的制高点。中国藏学的发展既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深化，又必须立足于藏学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服务，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以及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神圣使命。藏学研究工作要做好上述的服务，出好成果，就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大胆开拓和积极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同时注重原有学术重点的调整，积极开展事关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和国际性重大问题的研究，树立中国藏学的国际地位，即必须在人才、机构、手段、成果等方面占有领先优势和绝对影响，真正造成一种藏学的故乡在中国，藏学的中心也在中国的局面。

五、藏学发展阶段小结

藏学的形成和发展，经过了一个十分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成为最受世人关注的一门综合性学科。藏学领域相关学科体系的建立尚有待于进一步清晰，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及逻辑结构，以及学科的理论、方法、术语、作用等一系列问题也有待于进一步确立和研究，所有这些问题都属于藏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范畴。藏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它需要跟踪藏学发展的时代要求，适应学科发展的方向，及时地为藏学发展提供理论支持。藏学发展阶段的问题是藏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它也是历史范畴的研究课题。本文正是侧重于历史学的方法，对藏学发展阶段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从理论上作了一些分析，将来还可以从其他学科的方法进一步深入研究。

藏学发展阶段的问题，必须以我国藏族社会的发展历史以及各民族（包括藏族）学者研究藏族及其社会的历史为主要依据，同时离不开中国历史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我们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情况等三条原则，划分我国藏学的发展阶段，是比较符合历史的严肃性、科学性以及藏学自身发展的规律的。中国是藏学的故乡，在古代，藏学就已在我国学术界奠定基石，独领风骚。那时虽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概念，但从她的诞生到她的发展阶段，都涵盖了学术研究的一些基本内容。如藏族学者群以“讲、辩、著”为特征的经院式传承、教育和大小“五明”的研究，既体现了治学及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又体现了传统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在藏学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两个方面的研究力量，即藏族学者的研究和内地学者的研究。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共同推进了中国藏学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历史贡献，历史但辩证地总结它们各自的特点，并进行理论分析与历史概括。

藏学是联系祖国内地与青藏高原的一座无形的桥梁。从藏学的发展历史看，可以得出两条经验，一是藏学的发展和成就，同祖国的发展和强盛息息相关，国强则学兴，国损则学弱。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祖国日益强大，藏学更加繁荣；“文革”十年浩劫，藏学也几乎一蹶不振。历史上也如此，清朝的“康乾盛世”时期，西藏也迎来了藏族文化和传统藏学的振兴。二是自古以来，我国的各民族藏学研究者具有强烈的爱国奉献精神，他们往往将自己的研究同国家的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政结合起来。特别是清代以来，许多关于藏学的佳作，大多都与西藏地方发生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重大事件，而中央政府采取重要行动的历史有关，如准噶尔入侵拉萨、“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事件”、廓藏战争、英国远征军入侵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热振事件”等。值得一提的是，近代西藏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各民族的众多学者以一腔爱国热情，投入藏学研究，出谋划策，为国分忧。自古以来，我国务民族的优秀学者，就具有可贵的牺牲精神和国家使命感，其传统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了近、现代时期。

藏学具有多方面的属性，在古代藏学发展时期，她呈现出一定的政治性、阶级性、民族性和实用性。近、现代以来直至现今，她的政治性、斗争性、对策性、广泛性、开放性和国际性等新的特点更加突出。面对经济全球化以及藏学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任务，我们更要充分认识和研究这些新特点，保持中国藏学的政治原则和前进方向。我们要坚持中国藏学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性质，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积极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目前，国际学术界的竞争十分激烈，但学术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若想在２１世纪这个信息时代，真正把我国的藏学研究推向新的台阶，不断取得在国际上的重大影响和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最关键的还是要尽快培养出一大批现代化的、高层次的、马克思主义的藏学人才，只有这样，我们的目标才能实现。

原载《当代藏学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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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内两位著名学者曾有过此预言。笔者在《藏学——二十一世纪的显学》一文也作过讨论，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１９９３年第５期。

［②］藏族学术群体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学术人物或开派大师（如藏族医圣宇妥·云月贡布、佛教大师布顿·仁钦珠、宗喀巴大师等等），他们的著作和观点对古代藏学影响巨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甚至形成了不同风格的古代藏学学派。

［③］这方面的知识请参考刘洪记：《略述三大寺高级佛教人才的培养制度——从学僧到甘丹赤巴》，《中国藏学》，１９９０年第２期。

［④］丹珠昂奔：《藏族文化散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１８页。

［⑤］拉巴平措：《论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基础》，《中国藏学》，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⑥］也正是古代藏族学者群进行研究所具有的上述特点，使古代传统藏学在历史、注疏、文学、藏医学等方面取得的成果更大。

［⑦］如华丽的经书、高大的寺院、辉煌的宫殿园林、贵重的灵塔，噶伦、摄政、达赖的传记等，都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封建农奴制兴盛、奢侈和衰落的文化。

［⑧］参见桂华：《中国藏学研究的历史分期问题》，《中国藏学》，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⑨］参见桂华：《中国藏学研究的历史分期问题》，《中国藏学》，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⑩］吴丰培：《藏族史料书目举要》，《西藏研究》，１９８１年创刊号，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１１］杨茂森：《西藏学研究资料索引——近代期刊部分（１８４０—１９４９）》，《西藏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２期，第１１７页；１９８４年第３期，第１２５页。

［１２］见鄂贵京：《１９０６年至１９４９年全国主要报刊关于藏族史学研究论文索引（包括台湾省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６８年论文）》，《西藏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４期，第１１９页。

［１３］杜永彬：《史论更敦群培与喜饶嘉措的关系》，载中国藏学网。

［１４］惟贤：《汉藏教理院与太虚法师》，重庆市佛教协会１９８８年印行。同见罗润苍：《抗战时期四川藏学研究概述》，《中国藏学》，１９９６年第３期，第１１—１９页。

［１５］刘家驹：《班禅大师全集》。转引自牙含章：《达赖喇嘛传》，西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９月版，第２９０页。

［１６］傅嵩炑：《奏请建设西康省折》，载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１７］罗润苍前引文，第１４—１５页。

［１８］吴丰培：《藏族史料书目举要》（汉文二），《西藏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１９］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各调查组陆续将调查资料整理为初稿，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单位逐渐铅印为内部材料本。另外根据调查编撰的《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共十辑，从１９８３年陆续出版。

［２０］陈庆英：《学科概况——历史研究》，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处编《藏学研究通讯》，第１３期，第６８页。

［２１］拉巴平措：《中国藏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中国藏学》，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２２］《中国藏学研究的历史分期问题》，《中国藏学》，１９９５年第２期，第１７页。

［２３］《中国藏学书目》、《中国藏学书目续编》、《中国藏学书目三编》，北京外文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１年版。

（作者：冯智   摘自杜永彬主编《藏学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