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冠群：近五十年来台湾的藏族史研究

一、前言

文崇一教授于1972年曾以为台湾的史学多半停滞在描述的阶段，而民族史的研究与历史学的研究相较，可能还落后一大段路。[①] 1984年4月间，日本著名藏学家山口瑞凤教授来台参加学术研讨会，与边疆学界接触以后，曾直言以为台湾的中国边疆研究水平，除少数人外，仍比不上清末的水平。[②] 1989年5月6日，满族学者那思陆教授更讥评台湾的边疆研究乃“闭门造车”。[③]适巧，在同时期大陆知名藏学家王尧教授亦撰文批评，台湾藏学界自我封闭，真正是“闭门造车”。[④]准上述人士所云，台湾的有关中国边疆研究，在1989年以前，似乎没有获得很好的评价。

藏学乃台湾有关中国边疆研究的一环，藏族史更是藏学很重要的一个学门，是判断一地藏学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原因在于治藏族史者，必须具备丰富的西藏人文社会背景与地理常识，以及熟稔西藏语文等条件，否则不易有良好的研究成果。而且当今国际学界仍以藏族史为藏学的研究主流。[⑤]职是，笔者拟自1949年以来台湾的藏族史研究情况，做一回顾与检讨。检视藏族史研究在台湾为人所诟病的中国边疆研究的大环境下，究竟如何渊源?如何发展?有哪些研究成果?从事藏族史研究的学者，又是采取什么方法?并以之与大陆的藏学界做比较。希冀由上述途径，了解台湾在过去50年来，藏族史研究的总体状况，以供未来走向与努力的参考。

二、渊源与发展

近世西藏之变局，以及西方研究中国边疆史地之帝国主义心态，刺激了有识之士，促使彼等开始注意近代西藏的政教制度、历史地位、涉外关系及边界问题等，图供中央政府研拟治藏政策之参考。[⑥]在致力边政研究之同时,亦尝试由治边疆历史的角度来了解西藏历史上的过去种种，并从事基本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其著者如吴燕绍、李铁铮、任乃强、丁实存等人。在抗战时期的《边政公论》与《边事研究》等刊物发表研究成果。彼等系以边政角度从事藏族史研究，试图引起国人对西藏之重视。

在早期，以专研藏族史而闻名学界者，则推吴燕绍为先驱。吴氏早年于前清内阁在理藩部主事，曾择要抄录边事旧档，并为殖边学堂教授边疆史地课程。民国后，则在蒙藏院任职，专力于辑录清代边疆史料，穷毕生之力编成一部数百万字的《清代蒙藏回部典汇》。其间曾为清史馆主事《清史稿——西藏篇》的编写工作，其后又至北京大学历史系担任西藏史课程，编成《西藏史大纲》讲义，起自唐初，迄于乾隆中叶，近年曾由吴丰培整理出版。[⑦]

抗战时期前后，在藏族古代史通论方面，能有研究并有专著发表者，洪涤尘与法尊法师二位较具代表性。洪涤尘所编著之《西藏史地大纲》[⑧]，将西藏地理概况与藏族史合编于一书之中，藏族史部分均本于汉文史料，对于唐代、清代与民国时期记述较详，宋元明时期则失之简略。洪氏撰著本书之主要目的，在于唤醒国人对西藏边区的注意。法尊法师著有《西藏民族政教史》[⑨]一书，由于法师曾入藏求法，精通藏文，在著作时参考了当时国人少见的藏文教法史料如《布敦佛教史》《西藏王统记》《青史》《土观西藏佛教各宗派源流》、滚却伦主与桑杰彭措之《西藏佛教史》等著述，全书重点在于藏传佛教之沿革与教义之叙述，可供研究藏传佛教者之入门参考。此外，任乃强的《康藏史地大纲》、丁实存的《清代驻藏大臣考》二书，在当时亦颇受好评。

至于在当时的史学界，对藏族古代史之研究则较少触及。由于藏族在历史上未曾入主中原，因此藏族史未列于正史。在史学界也一直把藏族史列于边疆史的范畴。又由于治藏族史有其条件，有一定的困难度，影响所及，以藏族史为专业的学者，有如凤毛麟角，兼治藏族史的学者，亦寥寥可数，二者之研究成果，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亦未产生启发后学研究兴趣的作用。[⑩]就以被王尧教授推崇为“我国藏学先驱”的陈寅恪先生为例[11]，其有关藏族史的作品，有《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收录的《外族兴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1943)、《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1930)、《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1931)等文。诚如王尧教授所云，陈寅恪先生在藏学研究上，所发挥的影响有：1．重视语文，力主语文之比较作用，成为我国藏学的传统。2．精研佛学，强调宗教与政治的关系。3．强调实证，如以唐碑及敦煌遗书取证吐蕃历史，开风气之先，成为今天治藏学者必经之途。[12]但笔者以为陈寅恪先生主要研究受人重视者厥为唐史与元史方面，是以在当时并未开启研究藏学风气，但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仍影响了后进学者如李方桂等对藏族史之研究兴趣。至于其他史学界大家，如吕思勉、韩儒林等诸位先生，虽亦有相关的作品问世，但皆难窥得藏族史的堂奥。[13]

由此观之，当大陆的史学研究播迁于台湾，台湾的藏族史研究则显未受惠于上述史学界诸先进，与大陆时期的史学界渊源不深，不若满蒙历史研究，能有史学家如孟森、姚从吾、札奇斯钦、李毓澍等诸位先生领导提倡。唯独值得一提，台湾藏族史的研究与史学界有所牵连者，殆为已故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符桐。李符桐于1957年至政治大学边政系教授《边疆历史》一课，并于1962年出版《边疆历史》一书。[14]该书对藏族史从西汉的氐羌民族到英俄帝国主义之侵略西藏与西姆拉会议为止，做了一通论性质的整理与介绍。李符桐首开以史学家身份，对藏族史做通论性质的整理，为尔后台湾藏族史研究以通论方式处理者，做了开创性的示范作用。数年后，刘义棠撰著《中国边疆民族史》(1969)一书[15]，对藏族史做更为详备的整理。

事实上，台湾的藏族史研究，早先与大陆时期的边政学界及人类学界渊源较深。吾人可从1949年到1961年期间，曾撰写有关藏族史论著者，泰半为边政学者与人类学者，如周昆田、高长柱、凌纯声、芮逸夫、欧阳无畏等诸位先生，即可看出端倪。其中以芮逸夫及欧阳无畏影响最大。

芮逸夫在藏族史方面，虽仅有《唐代南诏与吐蕃》一文[16]，但芮氏长期在文化大学民族与华侨研究所(以下简称民华所)授课，对民华所的藏族史研究有一定的影响。而且芮氏曾指导王吉林撰写博士论文《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17]，该文由于涉及与藏族的关系，因此王吉林获得芮逸夫在此方面的不少指导，而王吉林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于文大史学系所、民华所及政大边政所，任教有关藏族史课程，影响匪浅。

然而能有系统的教学、指导后进研究者，则属欧阳无畏，堪称为台湾藏学之父。其早岁毕业于东北冯庸大学，后入藏在拉萨哲蚌寺郭莽札仓出家，法名群佩吉美(Chos vphel vjigs med)。欧阳氏在藏潜修18年，学毕五部大论，候补拉然巴格西。来台后，一直从事藏学方面的教学，除在政大边政系所讲授藏语文、西藏社会文化与藏族史课程外，于每周六在深坑寓所私人讲学，长达二十余年。曾讲授过的课目有：西藏古典文法《松居巴》及《大金局巴》本颂及《司徒讲义》、藏剧本《莲花林的故事》《色日仙女传》、西藏格言诗《水木论》、西藏诗论及其举例、《藏文尺牍》、十四世达赖之《吾土吾民》、五世达赖之《西藏王臣记》、夏格巴之《西藏政治史》、松巴堪布之《世界广说》中之西藏地理部分、达兰萨拉新刊教科书《西藏佛教史》《北京版<甘珠尔>、<丹珠尔>目录》、因明入门——《兑札》《内外宗义略论宝鬘》、宗喀巴之《现观庄严论金鬘疏》及《入中论善显密意疏》等。[18]在上述课目的教导下，欧阳无畏的门生受到“全方位”的指导[19]，在藏语文、藏传佛教乃至于西藏的人文背景知识等方面的具备，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这提供了从事藏族史研究所必备的条件。欧阳氏的门生，如萧金松、徐新登、邱萤辉、张骏逸、陈又新、胡进杉等先生，长期在欧阳氏严格的教导与熏陶下，普遍地具备了西藏语文的能力，能够直接从藏文原典下工夫，不必再借重翻译作品。而且对西藏的社会、文化，乃至藏传佛教等，无不熟稔。这种治学条件的具备，自是与从未接触过藏学或全然仅靠汉文材料以及外文翻译作品的研究，自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与突破。所谓“以藏还藏”，台湾的藏族史研究，开始有了“西藏味”，而上述欧阳氏的门生，遂成为台湾藏族史范畴的研究中坚。[20]另王吉林亦曾从欧阳无畏游，受欧阳氏的影响。笔者则同受教于刘义棠、王吉林及萧金松等诸位先生，属第三代云。

其他从事藏族史研究的有：文化大学民华所系统的吕秋文、王美霞、杨嘉铭诸位先生，以及孙子和(党史会)、庄吉发、冯明珠(故宫博物院)、耿振华(台北师范学院)等诸位先生。

前述李符桐、芮逸夫、欧阳无畏诸氏的弟子门人，于1980年代以后逐渐传承了第一代先辈的研究与教学的任务。而台湾的藏族史研究随着新血轮的投入，与时代的变迁、客观环境的转变，而有很大的变化。

台湾有关藏学乃至于藏族史的研究发展，主要是受政治层面的影响。吾人从台湾自1949年以后至1986年之间，台湾有关藏学的论著数量变化及论著内容主题的分布，就能了解笔者所言不虚。在1948年至1959年3月之前的10年间，台湾的藏学方面论著数量有80篇，其中有关于藏族史的论著数量仅有6篇。[21]此期间台湾的藏学研究仍承袭大陆时期《边政公论》、《边事研究》等期刊的作风，多注意西藏的涉外关系与边界问题。自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后，至1969年止的10年间，台湾藏学论著产量突增达235篇。[22]紧接着1970年至1979年的10年，随着关注西藏叛乱热潮的消退，藏学论著的数量也随之遽降，又恢复1959年3月以前的静寂，仅有8l篇。[23]若以最具代表性的《中国边政季刊》为例，在1974年至1979年的6年中，仅刊登了7篇有关西藏的论著[24]，特别是1975及1976年两年之中，竟然没有刊登西藏方面的论著，当时藏学研究的低迷，于此可见。1980～1986年，则有208篇的藏学论著。这段期间藏学研究之所以恢复活力，得归功于两个因素，其一为当时的蒙藏委员会董树藩委员长发动学界研究西藏，得到回响。[25]其二，李符桐、芮逸夫及欧阳无畏诸先生的弟子门生，开始提出他们的研究成果所致。

就1987年以前藏学论著的主题分布而论（见表一）。

表一显示有关政治类篇数比例，达所有论著总数的四成，而其他的主题均低于两成以下。此现象若配合年代的论著发表数量现象，足以说明，原来台湾在1986年以前，藏学乃至于藏族史的研究，主要是受到西藏现况方面、西藏独特的政教合一制、特殊的行政地位以及暧昧不清的法律地位等问题，造成了政治类的论著数量，独占鳌头。而藏族史虽仅占16.36％，但仍居第二位。

表一 1949—1986年间，台湾藏学论著主题分布表

至1986年以后，随着时局的变化，十四世达赖活跃于国际间，西藏地区不断有状况发生，大陆也采取开放政策，两岸互动关系日增，大陆出版品流入台湾等。上述种种因素，使得1986年以后，台湾藏学研究的热度仍旧持续[26]，研究情况也有显著的改变。

首先在名称方面，台湾原用《西藏史》，较少用《藏族史》的名称，如政大边政所自1969年创所至1990年改名为民族所期间，均以《西藏史研究》为课目名称，改名为民族所后，则改用《藏族史研究》，影响由此可见。另学者的撰著亦同，如早期李霖灿的《西藏史》（1954）等，至1986年以后，就少见再用《西藏史》了。此情况与台湾早先使用《边疆史》的名称，后因受到大陆影响而转变为《民族史》的情况，如出一辙。[27]其次，由于西藏原典材料不断由大陆方面取得，台湾在藏学研究方面的质量得以提升，而且也比较深入，例如敦煌吐蕃古藏文卷子、吐蕃碑铭、吐蕃简牍等吐蕃原始史料的取得，使得台湾学界在唐代吐蕃史方面，能根据上述原始史料与汉文史料作比较研究，不但修正汉文史料上许多错误与阙漏，重建唐代吐蕃的史实，而且也根据吐蕃原始史料，修正了西藏后弘期问世的教法史料上许多造伪及穿凿附会的记载。第三，由于海峡两岸交流，台湾学者得以进入大陆作历史现场的考察，大陆学者也频入台湾参加学术研讨会，或担任短期的教席，如大陆知名藏学家王尧教授、陈庆英教授等，均曾来台讲学。另外大陆学者也在台湾的杂志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等，凡此均提供了台湾藏学乃至于藏族史研究不同层面的思路，开拓了台湾藏学的眼界。另一方面，由于台湾一直秉持着西藏是“中华民国”一部分的理念，因此与素来同情西藏的国际藏学界，有着极大的隔阂，甚少与国际藏学界有所交流与往返，此为台湾藏学界亟待突破的困境。

近年来，由于台湾本土化的呼声日隆，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社会弥漫着重现实、轻理想的风气，连带地藏学、藏族史的研究，也逐渐有疲弱的现象。文化大学民华所已于1986年停办。政治大学民族所专攻藏学、藏族史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从1990年以来，每年选读藏文组的研究生，都仅一两位，有难以为继之势。如该所毕业硕士论文中，由1986年以后至今，共有105篇，其中关涉到藏学14篇，藏族史则仅有7篇[28]，占总数不到一成，于此可见一斑。然而，由于西藏特殊的人文宗教色彩，加上地理环境的阻隔，因此对于西藏，台湾人仍保有一份特殊的情愫，一方面因现代化与工业化所带来精神上的空虚，以及因海峡两岸的紧张情势，对未来具有不确定性的危机感等，都造成台湾人转向。对大多数人而言，仍属神秘不可测的藏传佛教，在社会上形成一股信仰藏传佛教的热潮。如何让这股热潮转向支持台湾的藏学研究，颇值台湾藏学界深思。

三、研究成果的评介

近五十年来，台湾的藏族史研究成果并不算丰硕，兹按断代分成通论、唐代时期、元明时期、清代以还等四个专题，摘要评介。

（一）通论

本专题着眼于不分断代之方式研究藏族史。至于泛论历史上的藏族文化、制度各方面，或历史上的藏汉关系者，亦不在少数，然水平参差不齐，笔者不拟一一详述，以下举其要者如：

周昆田：《西藏问题面面观》，文刊《大陆杂志》第1卷第12期，1950年。

桢公：《从西藏历史看西藏》，文刊《中国一周》第35卷，1950年。

谢华清：《汉藏关系史料的几点辨异》，文刊《中国边疆》第1卷第2期，1954年。

周昆田：《汉藏两族的传统关系》，第1—16页，文刊《西藏研究》，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1960年，台北。

欧阳无畏：《钵的疆域和边界》，第131—198页，文刊同前。

洪平：《关于我国的西藏问题》，文刊《自由太平洋》第4卷第7期，1960年。

熊耀文：《西藏政制与文化》，文刊《政大边政学报》第4期，1965年。

王成圣：《关于藏族与西藏地方》，文刊《中国宪政》第7卷第7期，1966年。

李方晨：《西方佛国的政教秘密》，又：《元明乌斯藏与清代西藏》，1968年。

宋龙泉：《西藏名称与境域之沿革》，文刊《中国边政》第22期，1968年。

简瑞宏：《西藏社会制度之研究》，文化大学民族与华侨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79年。

黄维明：《西藏社会阶级形成研究》，文化大学民族与华侨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82年。

张哲诚：《西部西藏——拉达克王国》，文刊《中国边政》第86期，第50—52页，1984年。

王章陵：《西藏政治制度的变迁》，1985年，又《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形成的原因》，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16，1986年。

马世弘：《西藏政教沧桑》，文刊《西北杂志》第7期，第6l—39页，1986年。

王吉林：《从历史论汉藏关系》，世界显密佛学会议论文，1986年。

萧金松：《佛教对西藏传统社会的影响》，文刊《历史月刊》第14期，第91—97页，1989年。

张骏逸：《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西藏政制研讨会论文，1989年；又《中国历朝主权在西藏的承继与及确立——由行政观点看》，西藏与中原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2年。

林明昌：《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研究》，文刊《国际佛学研究》第2期，第49—74页，1992年。

金兆鸿(刘学铫)：《从历史看西藏与中央之关系(一)》，文刊《中国边政》第115期，第1—8页，1992年。

林冠群：《西藏的历史概说》，文刊“国立”历史博物馆馆刊四卷一期，第49—54页，1994年。

杨嘉铭：《西藏史地概介——以一道百年前殿试考题为纲》，文刊《中国边政》第119期，第1—11页，1993年。

谢剑：《从历史观点看西藏问题的症结》，文刊《历史月刊》第72期，第81—86页，1994年。

汪幼绒：《汉藏檀法关系与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之考察》，文刊《中国边政》第124期，第21—30页，1994年；又：《西藏之风土与民情》，文刊国立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四卷第一期，第55—67页，1994年。

冯明珠：《西藏简史》，文刊《历史月刊》第83期，第28—34页，1994年。

台湾以通论方式撰著藏族史者，有李霖灿之《西藏史》（1954）、周昆田之《中国边疆民族简史》（1961）、李符桐之《边疆历史》（1962）、刘义棠之《中国边疆民族史》（1969），以及耿振华之《中国西北边疆民族史》（1999）。

李霖灿之《西藏史》，将长达千余年的藏族史，仅用不及两万字的篇幅尽述，文字省简，但提纲挈领，叙述清楚，颇得藏族历史发展之真髓，其以两位历史人物松赞干布（Srong btsan sgam po?—649年）及八思巴（v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 1235—1280年），作为藏族历史分期的标杆，在体例编排上颇具创意，与他人显著不同，且在文中提及许多观念，都是当时人所不知或忽略者，如“地理的西藏”与“种族的西藏”的分辨、藏人的历史观念，及如何才能写出够近代水平的西藏史等。只是该文为求省简，未有注释，亦不列参考书目，不合现代史学论著的体例，而且该文论点所本，应大都出自藏文的教法史料（Chos vbyung），可惜均未言明出自何书，致读者无从索检求证，文中亦小有误失。[29]但整体而言，瑕不掩瑜，早在1954年就能写出如此高水平的著作，对尔后台湾撰写西藏史的学者，发生了作用，大都引用了李氏的《西藏史》，可见其影响力。

周昆田早年曾以吴忠信先生之秘书身份，随之入藏参加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典礼。尔后亦曾主持过蒙藏委员会，因此周氏相当熟稔西藏事务。其所编著《中国边疆民族简史》一书，其中列藏族简史一章，此为台湾首次以《藏族史》为名的著述。其以为藏族是由我国东晋以前在西部活动的民族——戎、氐、羌各族系发展而成，因此主张在研究藏族史时，应从戎、氐、羌等族开始[30]，但并未述明原因。其亦认为西夏为藏族的一个支系。[31]另对民国以来的西藏，有较为深入的介绍，特别是关于致祭十三世达赖及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到抗战后期至1949年等，殆属当代、当事人的撰著，颇具参考价值。并于文末增列藏族分布的现况等，凡此均为其特色。

李符桐之《边疆历史》，在《两汉时之氐羌民族》一章的概论中，则为周昆田未述明之原因加以补充，其以为从地理上言，藏胞除前后藏外，还散布于青、甘、康、川等地，因此对上述地区的史实，亦应述及。[32]另一方面又引梁启超的说法，作为其所主张藏族乃源自于三苗、氐羌、西戎等的论据。[33]李氏虽首以史家身份撰著藏史，但其亦深知“研究藏族历史，最为困难”[34]，究竟本身无西藏人文素养，因此文中多有值得商榷之处。[35]

刘义棠之《中国边疆民族史》，在有关藏族史的部分，比前述三者，不论在体例上及内容上，要完整详瞻。特别就“民族史”，刘氏不但有藏族的溯源研究，而且增列讨论藏族的社会文化，凡此均颇能符合“民族史”研究的精神，对于初学者而言，该书应为最佳的入门启蒙读物，因为该书综合整理了前人时贤的研究成果，而且条理分明，注释完整清楚，读者可按图索骥，因此比前三者更宜于初学者。

耿振华女士之《中国西北边疆民族史》，虽名为“民族史”，但无一丝民族史的味道。在史学方法上，亦有原则上的问题，大都使用二、三手数据为素材，似无识于如何运用原始史料[36]，而且错误连篇。[37]耿女士原系从事大月氏之研究，本非擅长研究藏族史，不熟悉藏族生活时空背景，自属难免之事，不必苛责。

（二）唐代时期

唐代吐蕃系藏族在历史上所建立最辉煌的朝代，强盛的武功、蓬勃的经济、文化活动等，在二百余年的递嬗演进当中，对当代的唐朝与亚洲政局，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为后代西藏奠下了发展的轨迹。因此，为了解藏族历史的演进，非得由唐代吐蕃史着手不可。

台湾最早撰写有关唐代吐蕃史者，为李方桂。其早于1951年及1960年，就提出了两篇考证唐代吐蕃重要人物——钵掣逋与马重英的论文。[38]二文篇幅虽然短小，但文中使用了敦煌文献的吐蕃史料及吐蕃碑刻等重要史料，为唐书吐蕃传里的人物补阙。李氏以不同来源的史料，相互对证比较，并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分析藏文史料，为国人提供了相当扎实的人物研究方法的示范。[39]李氏之运用敦煌文献与吐蕃碑刻，在台湾学界殆属首位，而且介绍国人研究吐蕃史的重要素材。[40]这在当时台湾的史学界而言，不啻为“曲高和寡”，难度太高，引不起共鸣。在李氏去美后，台湾的唐代吐蕃研究，除同时期芮逸夫之研究外，陷于停顿。在十余年间，甚少有够水平的论著；[41]直至 1971年以后，方有关于唐代吐蕃的论著陆续问世。

1971年任育才出版了岛内第一本有关唐代吐蕃的专书《吐蕃与唐朝关系之研究》。该书纯以史学方法分析汉文史料，对中晚唐时期，唐朝联回纥及南诏制吐蕃之外交政策分析较详[42]，任氏往后有关唐代吐蕃之论著，均属有关唐蕃和亲方面。[43]

在唐代吐蕃研究之中，最有影响力者殆属王吉林。王吉林原系专研我国中古时期北方之民族关系，由于受芮逸夫与欧阳无畏的影响，遂将研究触角伸向唐代的边疆史，特别是南诏与吐蕃。王氏于1981年以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唐朝与吐蕃关系的论文：《唐初与吐蕃关系的发展》、《吐蕃信史时代的开始——松赞干布时代的吐蕃及其与唐的关系》[44]、《从大非川之役到中宗时代与吐蕃的关系》[45]、《唐玄宗时代唐与吐蕃的战争》[46]。上述论文系由唐初一直写到唐玄宗，由此可见，王氏系有计划地整理唐朝与吐蕃在政治、军事上的互动关系。吾人可期待王氏未来可整理出一部完整详瞻的唐蕃关系专书。除此之外，王氏亦触及吐蕃人物的研究——《唐与吐蕃关系中的禄东赞家族》[47]，及藏族溯源研究——《藏族源流研究》[48]等。王氏的研究成果，常为学界引用，如王氏以为吐蕃之兴，实因唐太宗东于高丽、西于西域同时两面作战，犯了战略上的错误，致与吐蕃可乘之机。[49]

笔者自硕士论文以《李唐、回纥、吐蕃三边关系之探讨——以肃、代、德宗时期为中心》[50]为题，继之又受王吉林指导，完成博士论文《吐蕃赞普墀松德赞研究》[51]以来，目前专研唐代吐蕃史，历年来所发表的论著有：《藏族族源之商榷》[52]、《唐代吐蕃形势之探讨：以墀松德赞时期为中心》[53]、《吐蕃赞普墀松德赞生卒年考》[54]、《唐代吐蕃史史料研究》[55]、《墀松德赞名号释义》[56]、《唐代吐蕃政局的剖析》、《玛祥仲巴杰与恩兰达札路恭——吐蕃佛教法统建立前的政教纷争》[57]、《墀松德赞时期吐蕃和李唐关系之研究》[58]、《唐代吐蕃政治制度研究》[59]、《论唐代吐蕃史及其史料》[60]、《由地理环境论析唐代吐蕃向外发展与对外扩张》[61]、《论唐代吐蕃之对外扩张》[62]、《唐代前期唐蕃竞逐青海地区之研究》[63]、《墀松德赞父子时期吐蕃政情之分析》[64]、《唐代吐蕃的社会结构》[65]、《唐代吐蕃的女主——墀玛蕾》[66]、《苦命的文成公主》[67]、《啦拔布考》[68]、《唐代吐蕃的相制》[69]、《试论藏文文献的误译对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影响》[70]、《唐代吐蕃的僧相体制》[71]等，涉及唐代吐蕃的史料文献、人物研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对外关系及政治史等层面。在方法上，主要以藏文原典史料包括敦煌文献、吐蕃碑铭、教法史料、埋藏本古籍等，与汉文史料对证比较，同时辅以藏语文之知识，以及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的观点来分析史料文献。但由于笔者学术训练不足，对史学及人类学俱属一知半解，因此不论在深度与广度方面，仍需加强。

至于用其他学科观点来研究唐代吐蕃，值得注意者有汪幼绒女士。汪女士之硕士论文《藏族传说所呈现的文成公主》就是以人类学之中分析神话传说之方法，解读历史人物文成公主在藏族心目中的地位及其社会功能。[72]尔后所发表的作品，如《文成公主与唐蕃古道》[73]、《唐朝文化输入吐蕃之考察》[74]、《松赞干布时代佛教初传西藏的几个疑点》[75]等，也都是与其硕士论文属同类型之作。另外也有些是关于藏族先世的溯源研究，如戴庆龄的《吐蕃音义考》[76]、蒋武雄的《藏族探源》、刘学铫的《藏族源流探微》[77]与《藏族源流蠡测》[78]、林崇安的《西藏藏王与西藏佛教之创立》[79]与《藏族、藏王与西藏佛教之源流研究》[80]。其他的相关研究，还有苏莹辉的《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81]与《再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82]、朱宝唐的《七、八、九世纪间的唐朝与吐蕃》、宋龙泉的《唐朝对吐蕃文化的影响》、张骏逸的《蕃教与吐蕃》[83]、冯艺超的《唐代与吐蕃和亲之研究》[84]、郑克强的《唐朝、回纥、吐蕃关系的战略分析》[85]、郭玮玮的《西藏王权的演变：以吐蕃王朝时期为主》[86]、戴邦森的《公元七、八、九世纪吐蕃氏族的探讨》、《吐蕃王朝衰亡原因的探讨》[87]、《唐代西平大长公主下嫁吐蕃或吐谷浑之初探》及《吐蕃与唐室和战关系之历史研究》[88]，以及耿振华的《文成公主和亲性质与唐蕃关系的再探讨——兼论唐太宗与吐蕃和亲的政治背景》[89]等。

唐代吐蕃盛极而衰，终致崩溃分裂，吐蕃之中央政府不复存在。就在宋代时期，吐蕃历史进入黑暗时期，吐蕃本部与中原地区失去联系，中原地区所知者仅青康藏高原边缘的氐羌系，或已藏化的氐羌系部族国家。因此有关宋代吐蕃的史料极少，在研究上困难度极高，台湾至目前极少有此方面之研究成果。[90]

（三）元明时期

元明时期对藏族史而言，殆为一极为重要的转折期，在政治上，由独立自主转为受外力干预；在社会文化上，藏传佛教驾凌一切、掌控一切。台湾有关这段历史的研究，最为重要者为札奇斯钦的巨著《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91]一书。该书由13世纪的成吉思汗开始，到1924年示寂的最后一世哲布尊丹巴为止，以藏传佛教为中心，巨细靡遗地论述了蒙藏双方彼此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之相互影响。其特色在于运用了大量的蒙文史料，而且以蒙古族的身份背景，摆脱汉人传统的观点，为台湾史学界填补蒙藏关系领域的空白。该文甚得大陆藏学界的注意。为此，大陆由王辅仁、陈庆英于1985年共同出版(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一书，本于藏文史料重新编排成书，以示不落其后。[92]

台湾在研究蒙藏关系上，尚有张骏逸的博士论文《元朝与西藏萨迦派关系之研究》[93]，该文综合运用了藏文、蒙文、汉文史料，且大量参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张氏其后所发表之论著有：《忽必烈以后元与萨迦派的关系》[94]、《萨迦派的帝师世系》[95]、《蒙藏早期关系之探讨》[96]、《宣政院与吐蕃》[97]、《从私人关系谈元世祖与八思巴》[98]等，系出自其博士论文之中的部分章节。其他元明时期藏族史的研究，还有刘光义的《吐蕃佛教与元世祖》[99]、朱宝唐的《元明时期西藏政教之研究》[100]、陈杭升的《元世祖与吐蕃佛教之关系》、胡进杉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形成原因之研究》[101]、王美霞之《三辈达赖与俺答汗法主关系建立之研究》[102]、杨嘉铭之《元代宣政院辖域的地方建置》[103]、陈又新之《元朝时期的萨迦派略述稿——以萨班八思巴叔侄为主》[104]、程碧惠之《帕摩竹巴政权兴起之研究》[105]、白壁玲之《论萨迦与蒙古建立关系的历史意义》等，以及张哲诚之《十三世纪蒙古人经略西藏之经过》《帕摩竹巴王朝前期的卫藏形势》《十六世纪初东察合台汗国入侵土伯特的经过》《青海和硕特蒙古对西藏之经营》《西藏加登颇章王朝建立之经过》等五篇史事叙述性质的文章。由上述台湾的元明时期藏族史研究的情况看来，似乎重于元代而轻于明代，而且相较于唐代吐蕃史的研究，似乎较弱，虽撰著者较多，但论著产量少，而且明显地缺乏有计划、有系统的研究，特别是明代藏族史，显得特别薄弱。

（四）清代时期以来

西藏甘丹颇章政权(俗称达赖政权)，系于清初建立，一直延续至今。中原地区对藏区的确实掌控与统治，亦于有清一代完成。有关清代及其以后之藏族史研究，台湾庋藏有丰富的珍贵史料，有其条件可傲视其他领域。如故宫博物院所藏近四十万件的清代档案，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收藏的清总理衙门档，与民国国务院、外交部保存下来的档案数据等[106]，均为研究17世纪末以还汉藏关系及西藏问题的最佳原始史料。而且清代以还与现代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上并不很古老，因此，比较能吸引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也因此台湾从事此领域研究的学者，人数较多，论著的产量也比较丰硕。

有关清代时期以还藏族史的研究，早期有罗家伦的《中印间关于西藏问题的幕内证件》、程时敦的《清末民初外人侵我西藏史》[107]、吴俊才的《最近两百年的西藏外患》[108]、凌纯声的 《清代之治藏制度》[109]、吴蕤的《赵尔丰与西藏》[110]、罗荣汇的《1904年英荣赫鹏进军拉萨始末》[111]、周昆田的《五十年来的西藏》与《西藏问题研究》[112]，以及欧阳无畏有关藏印边界的一连串研究。[113]此后相关研究乃渐增。目前最值得注意者有冯明珠、孙子和、吕秋文、萧金松、杨嘉铭和杨和晋等六位。

冯明珠女士为研究近现代西藏涉外关系的专家，积十余年的功夫，发表有：《近代中英西藏之交涉(1876—1924)》[114]、《中英西姆拉会议》[115]、《光绪朝中英西藏交涉(1875—1908)》[116]、《读校清史稿四川土司传》[117]、《张荫棠与西藏》[118]、《西康建省的渊源——赵尔丰与川边土司的改土归流》[119]、《欧战期间中英西藏交涉(1914—1919)》、《廓尔喀之役的前因后果——兼论十八世纪末清廷与西藏及英属印度政府的关系》、《唐绍仪与中英西藏交涉中的主权之争》[120]、《析论清季中英交涉中的“主权”问题——兼述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藏境域及藏印边情》[121]、《析论清末民初川边藏情及中英西藏交涉(1906—1912)》[122]、《浅谈清季中英西藏交涉中的主权问题》[123]、《五四运动与西藏》[124]、《北洋政府时期的中英西藏交涉——从五四运动到华盛顿会议》[125]、《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1914—1919)》[126]、《近代中英西藏交涉的变化与主权之争》[127]、《十九世纪中叶印藏边情——西藏与拉达克及尼泊尔的关系》[128]、《论近代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从廓尔喀之役到华盛顿会议》[129]、《松筠<西藏图说>与清季藏域之争》[130]等。冯女士于1996年，将上述的研究成果，结集成册，名为《近代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从廓尔喀之役到华盛顿会议》[131]。从上述冯女士的研究成果看来，其系有计划有系统地，从18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叶，涵盖137年，详细地讨论了这期间有关西藏涉外的问题。其部分作品所用的“边情”，乃西藏地区的对外关系情况，谈政军外交，而非关西藏内部的民生、社会文化等情形，主要属政治史中的外交史，不涉及民族史的范畴，而且由于不熟谙藏语文及西藏人文与地理，导致文中小有误失。[132]但由于其充分地运用了“中研院”近史所所藏的西藏档，及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宫中档，也到藏印边区作历史现场的观察及搜集资料，其研究成果普遍得到好评，如大陆学者王尧赞其“引用中外文献甚为详实”[133]，沈卫荣则云其“不仅数据翔实，而且分析有力，是填补空白之作”[134]。

孙子和历年所发表的著作：《抗战前中央与西藏关系述略》[135]、《民国十三年以来之中国国民党与西藏》[136]、《抗战期间西藏阻筑康印公路事件》[137]、《西藏热振呼图克图与中央之关系(1934—1947)》[138]、《清季自强运动期间之藏事》[139]、《拉萨巴勒布商人抢案始末》[140]、《中共入藏前后西藏地方行政组织之演变——兼述西藏海外流亡组织概况》[141]、《英印侵略康藏边境述要》[142]、《中共与印度边界冲突之研究》[143]，孙氏将上述九篇作品于1989年结集成册，名为《西藏研究论集》。[144]另孙氏又陆续发表有：《十三辈达赖喇嘛第一次离藏出走始末——西藏与中央疏离原因溯源》[145]、《戴如意女士与基督教在西藏之传播》[146]、《五辈达赖喇嘛晋京与清初清藏关系初探》、《清末川边工布朗结之乱》[147]、《十三世达赖喇嘛走印至西姆拉会议以前之藏事》[148]、《黄慕松入藏始末》[149]、《巴塘教士梅玉林被戕及其对康藏教务的影响》[150]、《热振传》等，并于1995年将上述8篇著作结集成册，名为《西藏史事与人物》[151]。孙氏在十余年间，发表多篇著作，用力甚勤，令人印象深刻。其研究成果大多专注于清末民初及民国时期的汉藏关系，少部分涉及西藏的政制及中印边务等。其撰写的方式及研究方法有一定的模式[152]，而且除了详述史事的发展经过之外，似乎未用到其他学科的方法。不过孙氏的研究成果所呈现者，就是让读者了解清末以还西藏历史的来龙去脉，其目标显然已达成。

吕秋文原研究外蒙古问题，1971年以后开始注意西藏问题，其相关著作有：《中英西藏交涉始末》[153]、《中印边境问题之一“麦克马洪线”》[154]、《清季末叶我在藏势力之消长》[155]、《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下权力结构之分析》[156]、《清末民初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恶化原因之研究》[157]、《清季英俄在西藏之角逐》[158]、《清季末叶清廷维护在藏势力的努力》[159]、《清季末叶英国政策之研究》[160]、《清季末叶俄国对藏政策之研究》[161]、《从西藏传统社会权力结构之分析探讨西藏社会落后之原因》[162]、《西藏地方与中央隶属关系之形成与发展》[163]、《西藏的地位——西藏地方与中原政治隶属关系的落实》[164]等。由上述吕氏所发表的作品可以了解，吕氏以其法政及外交学的专长，对清季以还的汉藏关系、西藏内部结构、西藏对外关系及中印边界等问题，作了翔实的探讨。

萧金松系目前在台湾能说地道拉萨口音藏语的少数汉人之一，其专长集中于西藏语文与西藏宗教。除此外，萧氏在藏族史方面，历年所发表的著作有：《清代驻藏大臣研究》[165]、《清代初设驻藏大臣经过考》、《清代初置驻藏大臣原因之探讨》、《清代驻藏大臣衙门的组织》、《张荫棠查办藏事始末》、《清代驻藏大臣的职权》[166]、《姚莹使乍与康輶纪行》、《从驻藏大臣探讨清朝对西藏主权的运作》[167]、《十八世纪初期西藏当权者多罗郡主颇罗鼐》[168]。从上述作品可以了解，萧氏对于驻藏大臣的研究下过一番工夫，很受大陆学界的重视，并加以引用[169]。此在台湾大量引用大陆有关少数民族研究成果之当口，殆为相当难得的成就。

杨嘉铭为台湾藏学科班出身，属少数专治藏族史学者之一。其历年发表的作品有：《政教合一制度下西藏当权者之研究(1750—1911年)》[170]、《清季西藏宗城营官研究》[171]、《满清治藏之军事措施》[172]、《清代西藏对中央进贡制度的探讨》[173]、《琦善治藏》[174]、《清代西藏官钱概述》[175]、《清代驻藏大臣族籍考》，《达木蒙古与清代西藏边防》[176]、《康藏分界问题浅探》[177]、《西藏史地概介——以一道百年前殿试考题为例》[178]等，最近并新著成《清代西藏的军事制度》[179]一书。由上述论著可以了解，杨氏选题较为活泼，遍及地方行政、军事边防、经济、人物研究等，有些主题为台湾学界所疏略者，足见杨氏对藏学知识的广博。其在《琦善治藏》一文中为琦善平反，认为后世对琦善在藏作负面评断，系因人废事，有失公允，实则琦善对藏区许多弊端及不合时宜的制度，严加整顿与改革，勇于任事，非其他畏葸因循的驻藏大臣所可比拟。[180]在《达木蒙古与清代西藏边防》一文中以为，从清对达木蒙古的措施可以发现，清之政策仍沿传统分而治之原则，非一般所误解清将全藏分别交给达赖、班禅管辖。[181]在《清代西藏官钱概述》中，以为清季藏地的经济活动，与南邻外邦关系近，而远于内地，而且清代西藏货币制度的变动，可作为清廷对藏区统治政策之寒暑表。[182]杨氏论点有驳有立，诚非属编排史事泛泛之论。

杨和晋，系早年政治大学边政系藏文教授罗桑益西氏的门生，亦曾受教于李方桂、理查德逊(H．E．Richardson)与威利(Turell Wylie)教授，其于1969年就以英文译注了藏族学者松巴堪布(Sum pa mkhan po，1704—1788年)所著的《青海记(mtsho sngon gyi lo rgyus，Annals of Kokonor)》。松巴堪布系出自青海地区的学问僧，由其撰著17及18世纪青海地区的历史，应属研究当时藏族史的重要史料之一。杨氏之译文不但准确，注释清楚完整，而且篇首对松巴堪布及《青海记》作了扼要介绍[183]，极具参考价值。该书经常为国外学者所引用。杨氏在台湾亦发表有：《松巴堪布(1704—1788)及其所著之<青海记>》[184]、《为“西藏行程”加注》《再版“十八世纪初期的中国与西藏”》《西藏的地理文献》《五世达赖进京记事研究》[185]等。

陈又新系台湾少数能操流利藏语的学者之一，为欧阳无畏的关门弟子。历年来发表的著作有《第十三辈达赖喇嘛新政研究》[186]、《钵森停战协议内容之初探》[187]、《甘丹颇章政权建立之经过》[188]、《第六辈班禅额尔德尼晋京始末》[189]、《乾隆五十八年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初探》[190]等。陈氏在《钵森停战协议内容之初探》一文中，充分运用其藏语文的能力，将《藏文尺牍(Yig bskur rnam gzhag)》及《西藏政治史(Bod kyi srid don rgyal rabs)》的藏文本所载协定内，与清朝文献如：当时驻藏大臣孟保奏折、道光朝东华录、实录以及印度官方森巴文英译协议内容、艾契森条约汇编中所录的钵森停战协议等相互对勘，整理出当年签订停战协议的相关事项，诸如时间、地点、人员、内容等。陈氏指出了该协议对西藏与克什米尔之边界并无确切划定，是为日后中印军事冲突的原因之一。[191]

胡进杉亦为欧阳无畏的关门弟子，其发表有：《清朝汉文奏折专辑》[192]、《清朝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的研究》[193]、《雍正朝西藏事务宫中档满汉奏折汇编》[194]。胡氏在论证清廷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时，并未以时间先后排比史事之模式撰著，而是就原因、双方的策略、善后措施及影响等，做了详尽细腻的分析，不但运用了故宫的满文档案，而且也注意到青海地区的战略意义。其以为清廷之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去除了和硕特蒙古的势力，削弱了西藏在青海的影响力，收编了青海，使其具有内地省份一般的地位，此对四川、云南、青海、西藏地界的勘定、清驻藏大臣之设立、改变青海地区内部族群生态等，均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对尔后清廷得以平定新疆、治理西藏奠下了基础。[195]

王吉林亦研究清代时期的藏族史，发表有两篇佳作：《达赖与班禅在藏胞中政治地位之研究》[196]、《十三世达赖一生所遭遇的变局》[197]，上述作品甚得欧阳无畏的赞赏。王氏并指导了两篇有关硕士论文：陈素主的《十三辈达赖喇嘛与中央关系之研究》[198]，与吴雪娇的《第九辈班禅喇嘛与中央政府关系之研究》[199]。专治清史的庄吉发，也发表有相关研究：《廓尔喀的崛起及其入侵西藏的原因》[200]、《从故宫博物院典藏项目谈西藏史料》[201]、《清代前期西藏与尼泊尔的历史关系》[202]等。庄氏著作的特色在于大量运用故宫所藏的宫中档，及其他原始史料，甚少采用二三手的专书。另外，张骏逸早年硕士论文为《乾隆末年廓尔喀与西藏军事冲突之始末及其影响》[203]，尔后在政治大学也开设“西藏专题”课程，专门讲述近世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藏之事实，累积丰富材料，部分已整理发表。[204]

其他有关清代以还藏族史的研究成果甚多，如李秉延的《从英兵入印谈到匪印边界纠纷》[205]、罗桑益西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206]、李方晨的《西藏与民国的关系》、《英俄侵略下的神秘国家》、《清廷诏废达赖名号与英人策动西藏独立》与《西姆拉会议经纬》，王成圣的《西藏班禅九世一生神迹》[207]与《达赖十三世的悲剧》[208]，周昆田的《四十年前西藏行》[209]、《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坐床前后》[210]与《热振呼图克图与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坐床》，及吴天威的《英印侵略西藏与西藏独立运动》[211]、周谷的《西藏受外力影响阴谋独立活动之经过》[212]等史事叙述性质的文章，以及黄康显的《清季四川与西藏之间的茶叶贸易》[213]、朱宝唐的《清代对藏之宗教政策》、吕士朋的《清代治藏政策之研究》[214]、郭荣生的《六十年来西藏与国共之关系》[215]、王美霞的《民国三十年后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转变之探讨》[216]、《第九辈班禅回藏始末》与《西姆拉会议后康藏界务研究》[217]、王英男的《西藏问题新探：中国近代外交史重要问题之一》[218]、张伯祯的《西藏大呼毕勒罕考》[219]、刘学铫的《十三辈达赖喇嘛圆寂与热振呼图克图》[220]、张秋雯的《清代雍乾两朝之用兵川边瞻对》[221]与《清代嘉道咸同四朝的瞻对之乱——瞻对赏藏的由来》[222]、汪幼绒的《刘曼卿康藏轺征所呈现的西藏政情》[223]、王章陵的《西藏的巨变：从1949年到1995年》[224]等专题研究；而相关硕士论文则尚有施达郎的《1890年中英关于藏印间哲孟雄界务之交涉》[225]、黎蔚煜的《西姆拉会议经过及其影响之研究》[226]、黄华煜的《西康建省对川藏影响之研究》[227]、徐新登的《清季四川陆军进藏之研究》[228]、郭泮的《第十三辈达赖喇嘛时期西藏对外关系之研究》[229]、陈淑明的《清代经营西藏之研究》[230]、王美华的《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之研究：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迄大陆之撤退》[231]、邱萤辉的《中印西段边界问题研究》[232]、赵叔键的《西藏战略地位之研究》[233]、苏国川的《西藏领导阶层权力结构之研究》[234]、叶健青的《近代西藏独立运动之研究》[235]、杨正翠的《雍正至乾隆初期的清藏关系1723—175l》[236]、卢雪燕的《赵尔丰经营川边之研究1905—1911》[237]等。

四、海峡两岸的比较

海峡两岸同样承继自大陆1930年代藏学蒙昧初启的阶段，至1949年分歧以后，国民政府迁台，失掉了大部分有关藏学的资源，远离藏土。而大陆得天独厚，掌管西藏地区，以及众多的藏学资源与人才。因此，海峡两岸在藏学研究乃至于藏族史研究发展上，不论在意识形态上、方法上、观念上均有着很大的歧异性。

西藏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社会背景，因此，中共中央政府在早期经营西藏时，即已采取迥异于内地的措施，实施较为缓和且渐进的社会主义改革，以争取认同。但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展开，加上域外十四世达赖奔走倡导“西藏独立”等，在国外获得西方的同情与注意。面对内外杂沓纷至的压力，大陆遂全力发展藏学研究，以应对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在北京，设有负责统合全国藏学研究的规划与协调的专门机构，即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此为独一无二的中央统筹研究机构，其他少数民族则无类似机构，由此可见其重视程度。其他在中央与地方上的藏学研究教学机构相当多，尤其是藏族所散布的地区。[238]在上述研究教学机构的努力下，特别是大陆拥有众多藏学名师，如于道泉、任乃强、李安宅、王森、法尊法师等，又有藏籍学者如东嘎洛桑赤列、拉巴平措等，在彼等努力下，大陆于1978—1988年，就已培养了近百名藏学研究专才，其中不少是藏族本族人士。又由于得地利之便，对藏区做了不少考古工作与田野调查，获得了大量的考古文物与民族志资料，再加上大陆全面搜寻藏文文献，加以整理译注出版，使得大陆成为藏学研究文献资料的宝库，全世界藏学研究者都必须前往大陆“取经”。

大陆虽有上述政府全力支持及优越的条件，但仍有其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方法上、理论上比较欠缺，造成综合研究落后于资料发掘整理的现象；第二，由于达赖及“藏独”势力的存在，因此，大陆藏学研究，特别是藏族史研究难脱为政治服务的现象；第三，大陆藏学研究人数众多，但水平参差不齐，笔者查阅1980—1992年的研究成果，有一大部分是属于大题小做、粗糙、论证不足、译注不实、开创性不足，甚至连注释都不清不楚，低质量而又重复的现象，所在多有。第四，大陆有关“民族史”的概念与方法，大陆学者谷苞认为：应进行社会历史调查，访问当地少数民族人士，从其亲身经历的叙述中，了解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况，搜集当地的历史传说，借以了解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情况，并整理成文字记载，通过考古发掘及民族学资料的搜集，补充古代史的数据，同时需要与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心理学、统计学、民族经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学者们合作，充分利用上述学科的研究成果。[239]按谷苞的看法，颇能符合西方“ethnohistory”的研究精神。但大陆的“民族史”，是指一个民族的历史，非西方所使用“ethnohistory”的概念。

台湾的藏学研究颇与大陆状况类似，同受政治面的影响，但双方注意的焦点不同，大陆着重于西藏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西藏属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层面上，而台湾则较重于西藏受中共领导下的现况与变化。由于大陆掌握藏学研究资源，因此在人才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占极大的优势。以1980—1992年的13年期间，大陆所出版有关藏学出版品的情况，与台湾1949—1995年的近五十年之中，所出版关于藏学的出版品，作统计数字的比较（请见表二）[240]：

表二 海峡两岸藏学出版品数量比较表

由表二数字显示，大陆13年间藏学出版品数量，比台湾近五十年的数量，要多出许多。大陆藏学出版品学科分布的情况见表三[241]：

表三 大陆藏学出版品学科分布表1980—1992

表三显示，大陆藏学较重于语文、史地及宗教三类，此三类合计占总数的64．9％。台湾在1986—1995年间，藏学出版品学科分布的情况，见表四[242]。

表四 台湾藏学出版品学科分布表1986—1995

表四显示，台湾藏学在1986年以后，较重于历史、政治、宗教三类，三类合计占总数的69．8％，与大陆相较，历史与宗教同受重视，大陆较重于语文类，台湾则重于政治类。此处必须说明者，即大陆由于受“文革”的影响，学者普遍不愿再触及敏感话题，而且许多论及西藏与中原关系及其历史地位者，均列入了历史范畴，因此政治类比例偏低，这也反映到藏族史的研究上，大陆是重古轻今，而台湾则是轻古重今。[243]另一方面，大陆的语文类一则不涉及政治，一则因分科细、题目多，擅长藏语文人才多，因此语文类比例要比台湾高出许多。

台湾由于政府没有全力支持藏学研究，因此无专责机构，专研藏学之人才亦少，而且与现实环境较无关联，普遍受到冷落。结果造成在藏文文献搜集整理译注的工作方面，落后大陆许多。但在综合研究方面，台湾学者较能在自由意志下从事研究，在方法上，受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观念的影响亦较深较多。但就近五十年来，台湾的藏族史研究情况看来，大部分仍是采取传统的史学方法，距离西方人类学界所谓的“ethnohistory”的概念与方法，仍有一大段路待走。

五、结论

综合上文所述，台湾在过去近五十年来，藏族史研究的发展情形，有下列几点，是吾人所必须面对者：

第一，台湾对藏族史研究并不重视，因此研究成果产量并不丰硕。在市场上，对藏族史也反映出兴趣的匮乏，与读者的阙如。[244]也因此学者所发表的研究成果，常常曲高和寡、得不到回响，甚至乏人闻问，影响所及，青年学子就算愿意从事藏族史的研究，但在毕业后，顾及现实，不得不放弃这方面的研究，“后继无人”是藏族史学界的隐忧。

第二，台湾的藏族史研究，在方法上，大部分仍采用传统的史学方法，有一部分的研究成果系按年代顺序叙述史事经过，一无分析、二无解释，甚至没有消化史料，硬是把史料与正文混合，拼拼凑凑者所在多有。而且普遍无法使用藏文文献，倚赖大陆藏文文献的译注成果甚深，没有能力分辨大陆译注藏文文献的正确性，致影响了本身著作的可信度与水平。

第三，台湾藏族史学界亦有重复研究又无法突破原有成果瓶颈的现象，即同一或相近的题材，常有多人重复撰著，但又无法提升撰著水平。此即台湾藏族史学界不注意研究行情，且无知于运用既有的研究成果，致造成如是现象。

第四，台湾的藏族史研究者，明显地均属单打独斗，没有形成研究群，没有集体合作，没有大型的研究计划。

第五，从台湾在藏族史研究上的既有情况看来，仍未脱离传统史学范畴中的边疆史，普遍没有用到西方的“ethnohistory”的概念与方法。而且从事藏族史研究的学者之背景，也普遍不具备人类学素养，大部分均属边政学、历史学或法政背景者兼治。

尽管台湾的藏族史研究有着上述的问题，但笔者认为，台湾仍有发展藏族史研究的空间：

其一，原本藏族的历史撰著，受到印度的影响甚深，因此，在编撰历史时，常本着唯宗教史观，或者为说明一件事，不惜以后来才发生的事来证明前面的事，形成造伪，或神鬼传说充斥在史实之间，穿凿附会所在多有。[245]后又因西藏本身政治地位有所争论，其究属于中国，抑或独立自主，致造成撰著者本身因政治立场的不同，对藏族史的诠释有着南辕北辙的差距。[246]因此，藏族史仍处于高度的争议性之中。于此笔者以为台湾的藏族史学者，仍可依据中国传统的史学求真精神，运用藏文原典第一手史料与汉文史料，作比较研究，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辅以历史语言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之观点，广泛参酌国外学者之研究成果，应可把藏族的历史，作一个全面性的厘清、寻求出较为接近真相的史实。例如笔者的唐代吐蕃史研究，就朝向此一目标进行，因为没有考出史实真相，就贸然据之提出某些现象，作为理论依据，进而形成某些学说而成为无根之谈。[247]

其二，近年来，台湾的学者提出以西方的“民族史”(ethnohistory)及“族群理论”(theory of ethnicity)之研究法，重新检视少数民族的历史。例如谢世忠提出对大陆族群历史过程的研究策略：以口语传说与本族文字所记的传统文献为两个主要范畴，再酌以非本族人的各项记载，而且并不一定要从开天辟地讲起，也不必从不可知的神话时代写起。在一段有限时间的材料之中，探究该族人类在过去的行为模式、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的维持与变迁，从中了解其人际、族群、人与自然，或人与超自然之间的关系网络，人口成长或族际迁移之间的互动模式，象征性事物的全景如何去认知与诠释等等问题。[248]又如王明珂以综合族群界线过程理论(theory of Boundary process)、族群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与结构性失忆(structural amnesia)及亲性理论(nepotism)等对华夏族群与羌族史重新作考察与诠释。[249]上述理论与方法提供了治藏族史学者的借镜，不但可摆脱陈旧、了无新意的研究课题，而且可为藏族史研究打开另一扇门，提供另一个思考的空间。再配合两岸文化交流之便，勤走西藏，前往文化代表性的各区，如西藏自治区的拉萨、阿里的古格、青海的玉树、康区的昌都、云南的中甸、维西等地，作田野调查，搜集资料，掌握全盘藏族社会与文化。笔者以为在上述途径努力之下，台湾的藏族史研究，仍大有可为。

本文承“国立”政治大学民族所研究生汤慧敏、白璧玲、郭维雄协助资料整理，谨此致谢。

原载徐正光、黄应贵主编：《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回顾与展望篇》，“中央研究院”民族所，1999年，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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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崇一：《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检讨与展望》，第734页，文刊林恩显编：《中国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渤海堂，1992年，台北。

[②]山口瑞凤教授(Prof．Zuiho Yamaguchi)于1984年4月，受邀来台参加国际中国边疆学术会议，经数天的讨论、参观后，在接受大会的意见调查，提出他的感想时，所写下的一段话。

[③]满族协会那思陆教授于1989年5月6日，在政大边政所召开的“中国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研讨会中的发言。

[④]王尧：《藏学研究在台湾》，第128页，文刊《西藏研究》，1989年第2期。

[⑤]目前国际藏学界研究焦点集中于西藏语文、宗教及历史三项。其中，藏语文为直接进行藏学研究的基本工具，藏传佛教也是国外学者相当感兴趣的题材，历史则是为了辨明西藏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中国的关系，及西藏在历史上的变迁与发展等，因此，一直是国际藏学界所重视的主题。

[⑥]在清末民初之际，由于边疆多事，有经世思想传统的士大夫遂有所关注，转以乾嘉考据之研究态度以治边疆史地，一时蔚起风潮，而出现近代中国史学中极受重视的西北史地研究取向，并有与西人一较短长之势，请参考彭明辉：《西北史地研究与近代中国史学》，史学发展与社会变迁研讨会会议论文，1997年，台北。而对边疆史地的关注，当然也包括西藏史地在内，甚至也出现朝廷以此为殿试考题的情形。至于有识之士鼓吹到蒙藏新疆进行调查研究者，在民国时期尤以著名地学家竺可桢先生可谓其代表，请参阅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近代中国史学》，第117—118页，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台北。

[⑦]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辑：《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第三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1993年。有关吴燕绍的生平与著述，详参该书代序，吴丰培撰《先父吴燕绍传略》，第1—7页。

[⑧]正中书局，1936年，南京。

[⑨]缙云山编译处，1939年，重庆。

[⑩]史学界在大陆时期，对边疆史地研究的关注，最具体的表现，是由顾颉刚先生所发起的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多刊载中国边疆史地的文章。但是《禹贡半月刊》上有关藏学的论著，泰半属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研究较少，由此可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间，中国学界有关藏学研究，犹在蒙昧初启阶段，甚或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藏学或西藏研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请参阅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近代中国史学》，第237—238页。

[11]王尧：《陈寅恪先生对我国藏学研究的贡献》，第278页，文刊《藏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天津。

[12]王尧：《陈寅恪先生对我国藏学研究的贡献》，第280页。

[13]吕思勉在其所著《读史札记》及《白话本国史》之中，有《吐蕃兴起》、《藏族的兴起》、《印度阿利安人入西藏》、《唐代吐蕃兵力》等论题。韩儒林则著有《吐蕃古史与传说研究》、《吐蕃之王族与宦族》等。上述作品值得商榷处不少，在藏族史领域内，参考价值有限。

[14]李符桐：《边疆历史》，蒙藏委员会边疆丛书第一辑，1962年，台北。

[15]刘义棠：《中国边疆民族史》，台湾中华书局，1969年，台北。

[16]芮逸夫：《唐代南诏与吐蕃》，文刊《西藏研究》，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1960年，台北。

[17]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1976年，台北。

[18]萧金松：《欧阳无畏教授近年所授西藏学课程》，第14页，文刊《西藏研究会讯》第1期，1986年。另见萧金松：《台湾的藏学研究概况》，第255页，文刊《西藏研究论文集》第4辑，1993年，台北。

[19]王尧：《藏学研究在台湾》，第122页。

[20]欧阳无畏的门生中，尚有专门从事藏传佛教研究者，如林崇安、陈玉蛟等先生，亦颇有成绩。

[21] 1949—1959年期间，台湾有关藏族史的著作仅有以下6篇：桢公：《从西藏历史看西藏》，文刊《中国一周》第35卷，1950年。李方桂：《钵掣逋考》，文刊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23本，1951年。罗家伦：《中印间关于西藏问题的幕内证件》，文刊《自由中国》第4卷第2期，1951年。李霖灿：《西藏史》，文刊《边疆文化论集》第3卷，1953年。谢华清：《汉藏关系史料的几点辨异》，文刊《中国边疆》第1卷第2期，1954年。程时敦：《清末民初外人侵我西藏史》，蒙藏委员会，1954年，台北。

此外，尚有台北的“中央”文物供应社，于1953年重行刊印前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先生在1940年主持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典礼后所撰之《入藏报告》一书，更名为《西藏纪要》，列为边疆丛书之一；另有曾随黄慕松将军入藏的高长柱先生所撰的《西藏概况》一书，亦在此时由蒙藏委员会出版，二书均对西藏史地、政经、社会文化与对外关系各方面加以详述。其后，又广禄等人组织中国边疆历史语言学会，邀请边疆研究学者演讲，并结集成册，于1960年出版《西藏研究》一书，使得藏族史研究有很大的进展，相关者有以下五篇：

周昆田：《汉藏两族的传统关系》，第1—16页。吴俊才：《最近两百年的西藏外患》，第61—88页。芮逸夫：《唐代南诏与吐蕃》，第101—120页。凌纯声：《清代之治藏制度》，第121—130页。欧阳无畏：《钵的疆域和边界》，第131—198页。

[22]林冠群：《近四十年来台湾对西藏地区的研究论著内容分析》，第793页，文刊林恩显编：《中国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

[23]同前注。

[24]林冠群：前引文，第795页。

[25]董树藩先生在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任内，大力推动学界研究藏学，特别在蒙藏会内成立蒙藏研究委员会，每月聚会一次，由学者提出研究结果，并汇集成册，如孙子和等就是此时期加入了藏学研究行列。

[26]请参阅王维芳、杨嘉铭合著：《近十年来台湾地区的蒙藏研究(1986—1995)》，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75，蒙藏委员会，1997年，台北。王、杨二氏所搜集在1986—1995年间，台湾藏学的研究成果数量达500余篇，于此可见。王、杨二氏之大作，在1996年11月29日于蒙藏专题研究会上宣读，蒙王、杨二氏俯允可引用其大作资料，在此致谢。

[27]林冠群：《台湾的少数民族史研究与教学》，第21—22页，文刊《海峡两岸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与教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边政协会，1996年，台北。

[28]这7篇(俱未刊)分别为：

杨正翠：《雍正至乾隆初期的清藏关系，1723—1751》(1987)。

郭玮玮：《西藏王权的演变：以吐蕃王朝时期为主》(1987)。

程碧惠：《帕摩竹巴政权兴起之研究》（1989)。

陈素主：《十三辈达赖喇嘛与中央关系之研究》(1990)。

汪幼绒：《藏族传说所呈现的文成公主》(1991)。

吴雪娇：《第九辈班禅喇嘛与中央政府关系之研究》(1995)。

卢雪燕：《赵尔丰经营川边之研究，1905—1911》(1994)。

[29]李霖灿在《西藏史》第396页中，以为松赞干布对佛教竭力提倡，使印度佛教徒战胜原居西藏的苯教徒，亦提及松赞干布武力极盛，东北边到中国西陲一带，南面到喜马拉雅山麓及上缅甸地方等。实际上，上述情况属松赞干布以后第四代的墀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tsan，742—797年)时期的事迹，另第348、350页，以为莲花生大师入藏建立了宁玛派喇嘛教。按宁玛派系后弘期才发展出来的教派，只不过号称承袭自莲花生大师，非莲花生所创。第354页，以为拉藏汗立伊西嘉错为第七世达赖，但蒙古不承认。此处蒙古应加上

青海地区的和硕特蒙古，否则易让读者误解为内外蒙古，另有关唐代赞普的名号、世系及年代，亦多有错误。

[30]周昆田：《中国边疆民族简史》，第143页，台湾书局，1961年，台北。

[31]周昆田：《中国边疆民族简史》，第165页。

[32]李符桐：《边疆历史》，第101页，文刊《李符桐论著全集》(一)，学生书局。

[33]李符桐：《边疆历史》，第101—102页。

[34]请参阅王维芳、杨嘉铭合著：《近十年来台湾地区的蒙藏研究(1986—1995)》，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75，蒙藏委员会，1997年，台北。

[35]如李氏大作，第402页，以为五世达赖亲政时，西藏西部及南部为“都赞普”所领有，都赞普引南部红教徒为同道，与达赖及第巴开战。另在第445页又提及了藏巴汗与达赖及第巴开战事。显然李氏弄不清其所云之“都赞普”，实际上就是藏巴汗，只是“都赞普”之名不知何所出，应系错误，应为藏巴汗。藏巴汗支持噶玛噶举派的红帽系，本身就甚有实力。另第403页云：西藏的祈愿大法会系创于五世达赖时期。事实上，祈愿大法会系创于宗喀巴时期(1409年初)，二者时间竟相去二百余年。又如第445页，李氏云：康熙时五世达赖年已老，用其亲信者桑结为第巴，第巴以达赖之命，招和硕特部逐藏巴汗。按逐杀藏巴汗一事系发生于1642年，而五世达赖生于1617年，因此当时五世达赖仅26岁，正年轻，而且当时所用的第巴为索南群佩(bsod nams chos’phel)，非后来的桑结嘉措(Sangs rgyal rgyas mtsho)。

[36]如耿氏著作第224—225页，提及吐蕃史前止贡赞普及茹拉杰中兴雅砻王朝事迹，系使用后期的材料——《汉藏史集》及《西藏王统记》。事实上，有关止贡赞普的被弑，及茹拉杰的中兴雅砻王朝事迹，最原始的材料应为敦煌文献的吐蕃历史文书之赞普传记第一。而且原始材料所载与后期的《汉藏史集》、《西藏王统记》的记载内容有很大的出入。按史料学原则，当以原始史料记载为准。请见耿振华：《中国西北边疆民族史》，第224—225页，“国立编译馆”主编，启英文化公司，1995年，台北。另请参阅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57—158页，民族出版社，1992年，北京。

[37]耿女士著作的错误不知凡几，举出荦荦大者如下：第8—9页注10云：唐代吐蕃控制下的河西陇右等地，不出游牧帝国的特色。意即河西陇右地区亦系游牧地区。按河西陇右本为汉土，多行农耕，焉属游牧地区。第16—17页把西北边疆地区部族所建之国，概称为帝国，如鲜卑帝国、吐谷浑帝国等，实属失当。第27以中亚泽拉夫善河划分西土耳其斯坦及东土耳其斯坦。按东、西土耳其斯坦的划分，系以帕米尔高原为界，此为常识；而且泽拉夫善河几乎是东西走向，位于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克兹尔沙漠之南，而锡尔河及阿姆河流域，又是西土耳其斯坦的核心区，若以泽拉夫善河为界，真不知该以其河东或河西为界?未知耿女士此说何所出?第32云，蒙古在西藏建立第悉藏巴政权。按第悉藏巴(sde srid gtsang pa)系藏族属辛厦巴(Zhing shag pa)氏族，发迹于后藏日喀则，非蒙古也。第221页云西藏地区宋代称党项，藏胞聚居青海者为安多，聚居西藏地区者为藏巴等。按西藏地区宋代仍称为吐蕃，而藏胞居于青海者称为安多哇(A mdo ba)，安多(A mdo)为地名，非族名；而藏巴系居于后藏者称之，居西藏地区者统称为bod pa，此为一般常识矣。第239页云吐蕃获维州后，唐朝因此受吐蕃军事威胁。实则唐朝在青海吐谷浑为吐蕃并吞以后，就长年受吐蕃军事威胁，甚至在失掉整个河西陇右时，维州城都仍掌握在李唐之手，可见耿女士叙述失实。第252页云宁玛派为前弘期的教派，殊不知宁玛派为后弘期教派之一，只不过声称直接传承自前弘期的佛教大师，使用前弘期所译的经典等。其他值得商榷之处，多不可胜数。“国立”编译馆如何让这种著作出版，着实令人费解。

[38]李方桂：《钵掣逋考》，“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23本，1951年，台北。又《马重英考》，《“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7期，1960年，台北。

[39]李方桂于1981年于“中央研究院”所举办之《国际汉学会议》又发表《吐蕃大相禄东赞考》一文，其方法仍延续前二文，在大陆颇受重视，而予以转载。见《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第73—79页。按李方桂的主要成就在于以语言学的方法解读整理吐蕃碑刻，其代表作为《古代西藏碑文研究》(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lnscriptions，与美籍学者柯蔚南合著)，“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91，1987年，台北。本书为王尧推崇为“代表着国际上研究吐蕃碑铭的最新成果”，见王尧：《藏学研究在台湾》，第125页。只是李氏长期旅居美国，无法对台湾学界造成影响。

[40]李方桂文中所举之目录有：《敦煌文书中之吐蕃史料》(J．Bacot，F．W．Thomas，Ch．Toussaint，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a l’histoire du Tibet，1940)，《关于新疆的藏文史料》(F．W.Thomas，Tibetan Literary Text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Vol．Ⅲ．1955)，《藏王陵墓考》(G．Tucci，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1950)，《西藏画卷》(G．Tucci，Tibetan Painted Scrolls，1940)，《西藏三通古碑刻》(H．E.Richardson，Three Ancient lnscription from Tibet，JRASB．Vol．No．1，1949.PP，45—64)，《拉萨现存西藏历史王诰》(H．E．Richardson，Ancient Historical Edicts at Lhasa and the Mu Tsung／Khri gtsug lde brtsan Treaty of A．D．821—822．from the inscription at Lhasa，1952)，《吐蕃僧诤记》(Paul Demieville，Le Concile de Lhasa，Vol．1．1952)，佐藤长：《唐蕃会盟碑研究》，东洋史研究十卷四期,1949年，《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M.Lalou，l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e’taines de Touen—huang，1950)。

[41]如李方桂之《唐代吐蕃国》，1968年。该文仅是新旧唐书吐蕃传的翻版，参考价值不高。尤其文中认为藏与康字为羌字转音，所以主张吐蕃族与氏羌有很深渊源。按康字与羌字之读音有密切关系，已有学者多人提出，但藏字与羌字音转之说，则未免牵强附会。

[42]任育才：《吐蕃与唐朝关系之研究》，自立出版社，1971年，台中。对本书之评论可参见林天蔚：《隋唐史新论》，第36页，东华书局，1980年，台北。

[43]任育才：《唐朝对吐蕃和亲策略之运用》，文刊《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5期,1987年，台北。

[44]《西藏研究论文集》第l辑，第1—18页，西藏研究委员会，1988年，台北。

[45]《西藏研究论文集》第2辑，第19—38页，西藏研究委员会，1989年，台北。

[46]《西藏与中原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8—67页，1993年，台北。

[47]《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第497-507页，“中央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1986年，台北。

[48]《西藏研究论文集》第3辑，第31—48页，西藏研究委员会，1990年，台北。

[49]王吉林：《唐初与吐蕃关系的发展(634—670)》，第213—221页。

[50]“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82年，台北。

[51]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87年，台北。又有单行本出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台北。

[52]《中国边政》第80期，1982年，台北。

[53]《人文学报》第7期，1982年，台北。

[54]《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16期，第199—224页，1985年，台北。

[55]《大陆杂志》第70卷第4期，第20—32页，1985年，台北。

[56]《西藏研究论文集》第1辑，第19—32页，西藏研究委员会，1988年，台北。

[57]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41，蒙藏委员会，1989年，台北。

[58]《西藏研究论文集》第2辑，第39—78页，1989年，台北。

[59]《“国立政治大学”学报》第60期，第43—84页，1989年，台北。

[60]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47，蒙藏委员会，1990年，台北。

[61]《第一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第241—274页，1990年，台北。

[62]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51，1991年，台北。

[63]《西藏与中原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37页。

[64]《西藏研究论文集》第4辑，第19—58页，西藏研究委员会，1993年，台北。

[65]《“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报》第20期，第1—56页，1993年，台北。

[66] 《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第185—208页，中国唐代学会，1994年，台北。

[67]《历史月刊》第84期，第14—22页，1995年，台北。

[68]《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11—228，蒙藏委员会，1995年，台北。

[69]《第二届中国边疆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01—134，蒙藏委员会，1996年，台北。

[70]《海峡两岸藏学蒙古学维吾尔学学术会议论文》，兰州，1997年6月25日—27日。

[71]一九九七北京藏学讨论会论文，北京，1997年8月20—22日。

[72]“国立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91年，台北。

[73]《中国边政》第116期，1992年，台北。

[74]《中国边政》第119期，第12—16页，1993年，第121期，第25—29页，1993年，台北。

[75]《西藏研究会讯》第15期，第15—20页，1993年，台北。

[76]《政治大学边政学报》第3期，1964年，台北。

[77]署名“金兆鸿”，文刊《中国边政》第86期，1984年，台北。

[78]蒙藏委员会，1987年，台北。

[79]《历史月刊》第14期，第84—90页，1989年，台北。

[80]《西藏研究论文集》第2辑，第219—251页，1989年，台北。

[81]《大陆杂志》第23卷第11期，1961年，台北。

[82]《大陆杂志》第29卷第7期，1964年，台北。

[83]《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15期，第81—94页，1984年，台北。

[84]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85年，台北。

[85]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86年，台北。

[86]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87年，台北。

[87]《大陆杂志》第72卷第5期，第40—45页，1986年，台北。

[88]文化大学民族与华侨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87年，台北。

[89]《台北市立师范学院学报》第25期，1994年，台北。

[90]直至目前仅有廖隆盛：《宋对吐蕃政策》，文刊《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4期，1976年，台北。

[91]正中书局，1978年，台北。札奇斯钦又著有：《蒙古帝国时代对土番的经略》，文刊《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2期，1971年，台北；《蒙古与西藏历史上的相互关系和它对中原的影响》，文刊《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6期，1975年，台北。札奇斯钦并译有李铁铮所著的《历史上西藏的变迁》(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ibe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56)，文刊《新思潮》第74期，1957年，台北，并辑入《边疆论文集》第1册，第319—327页，1964年，台北。

[92]著名藏学家陈庆英来台担任客座教授讲授《蒙藏关系》，于课堂上面告。

[93] Chang Jiunn Yih：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gol Yuan Dynasty and the Tibet Sa—skya Sect，1984，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of 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

[94] Chang Jiunn Yih：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Yuan and the Sa—skya Sect after Kub—ilai Khan，文刊《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16期，第235—262页，1985年。

[95] Chang Jiunn Yih：The Imperial Preceptor：genealogy of the Sa—skya Sect，文刊《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17期，第227—247页，1986年。

[96]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29，蒙藏委员会，1987年，台北。

[97]《西藏研究会讯》第5期，第12—14页，1988年。

[98]蒙藏学术研究论丛，蒙藏委员会，1988年，台北。

[99]《大陆杂志》第28卷第12期，1964年，又辑入《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2辑第3册，文海出版社，1967年，台北。

[100]连载于《中国边政》第25、28、29、30各期，1969—1970年，台北。

[101]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81年，台北。

[102]《西藏研究论文集》第l辑，第33—54页，1988年。

[103]文化大学民族与华侨研究所年报，第279—299页，1987年，台北。

[104]《西藏研究论文集》第2辑，第219—251页，1989年。

[105]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89年，台北。

[106]冯明珠：《故宫档案与西藏研究》第10期，文刊《西藏研究会讯》第9期，1990年，台北。

[107]蒙藏委员会，1954年，台北。

[108]《西藏研究》，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第61—88页，1960年，台北。

[109]《西藏研究》，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第121—130页，1960年，台北。

[110]《畅流杂志》第5卷第5期，1964年，台北。

[111]连载于《大陆杂志》第29卷7—9期，1962年，台北。

[112]“国防”建设论文集，1967年，台北。

[113]包括欧阳无畏译注的《藏边划界记》，《中国边政》第1期，1963年；以及其考证之《关于拉达克与西藏的边界》、《中印缅边界与麦克马洪线》、《克什米尔与中国边界》等，分别刊于《问题与研究》第1卷第4、8、9期，台北，1962年以及《中华杂志》第3卷第9期，台北，1965年。

[114]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78年，台北。

[115]《思与言》第16卷第3期，1978年，台北。

[116]《故宫季刊》第15卷第1期，1980年，台北。

[117]《食货月刊》复刊第12卷第7期，1982年，台北。

[118]连载于《故宫季刊》第17卷第2、3期，1984年冬，1983年春，台北。

[119]连载于《故宫学术季刊》第2卷第1、2期，1982年秋、冬季，台北。

[120]《西藏研究会讯》第6期，第5—12页，1988年，台北。

[121]《西藏研究论文集》第2辑，第97—153页，1989年，台北。

[122]《西藏研究论文集》第3辑，第49—90页，1990年，台北。

[123]《满族文化》第14期，第45—48页，1990年，台北。

[124]《西藏研究会讯》第11期，第10—16页，1991年，台北。

[125]《西藏与中原关系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296—338页，1993年，台北。

[126]《西藏研究论文集》第4辑，第99—129页，1993年，台北。

[127]《历史月刊》第83期，1994年，台北。

[128]《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45—378页，1995年，台北。

[129]《第一届中国边疆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23—370页，1995年，台北。

[130]《第二届中国边疆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35—184页，1996年，台北。

[131]台北故宫博物院，1996年，台北。

[132]如冯氏大作《近代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一书，第29页云：六世班禅之弟红帽喇嘛沙玛尔巴是转世的宁玛派呼图克图呼必勒罕。事实上，沙玛尔巴为藏文“zha dmar pa”，就是红帽派，就是噶玛噶举红帽派，非宁玛派。其系噶玛红帽系第十世法王。另冯氏大作之中，在人名上藏文均有问题，如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藏文应为vGyur med nam rgyal，但在第35页作Gyur med man rgyal，第66页作Gyur med mam rgyel。颇罗鼐的藏文为pho lha gnas，但在第55页作pho tha mas。第57页，冯氏引用范普拉赫之作品(Michael C．Van Walt Van Praag：The Status of Tibet—History、Rights and Pospects in International Law)之第21页，本文为：“Forbidden land policy”，原意为对大部分的外国人关闭边界，特别是英人、俄人。但冯氏译为“土地国有化政策”，语意上有所差距，应为“禁地政策”。冯作品第79页云：拉达克王是吐蕃达磨王嗣后裔，公元842年因吐蕃内乱，达磨被刺而逃往拉达克。事实上，达磨被刺后，其子允丹及约孙分立，约孙之后贝喀赞继立，贝喀赞被刺后，其子方逃往拉达克。此与冯所云达磨被刺后就逃往拉达克，其间差距了三代。冯大作第79页注8有注释不实之问题，其云系引自郭和卿所译《西藏王臣记》，第74—75页。实则记载达磨事迹应在第76—78页。冯在第8页及第127页认为隆吐地名，即藏文的gNa tong，但在第156页的1904年英军进藏路线图中，又把gNa tong作为加塘。由此可知，gNa tong为加塘非隆吐。隆吐为Ling tu或张其昀所绘制地图中的Na thu，按隆吐Ling tu系一座山名，位于加塘(gNa tong)附近。有关隆吐地点的确定，可参见Charless Bell：Tibet past & present，p．60，Oxford，1924。

[133]王尧：《藏学研究在台湾》，第125页。

[134]沈卫荣：《台湾“西藏与中原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第158页，文刊《中国藏学》1992年3期。

[135]《政治文化》第3期，第159—179页,1985年，台北；又刊《中国边政》第97期，第2—10页，1987年。

[136]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7,1985年。

[137]孙子和于1985年12月于“中研院”近史所举办之《抗战建国史研讨会》发表。

[138]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17,1986年。

[139]孙氏于1987年8月于“中研院”近史所举办之《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发表。

[140]孙氏于1987年12月于“中华民国”蒙藏学术研究基金会发表。

[141]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26,1987年。

[142]《近代中国双月刊》第59期，1987年。

[143]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34,1988年。

[144]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台北。

[145]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45，1990年。

[146]蒙藏学术研究论丛，蒙藏委员会,1991年，台北。

[147]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56,1992年。

[148]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54,1992年。

[149]《西藏与中原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41—380页，1993年。

[150]孙氏于1993年2月6日于“中研院”近史所举办之“近代中国历史人物学术研讨会”发表。

[151]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台北。

[152]即按时间先后顺序叙述史事发展过程。所用的史料，亦按时间顺序编排串联，而且原封不动，不加分析，不加解释。最后再加一章节，作为检讨评论或心得。亦即本文一概为“经过”、“始末”，分析评论性文字则一律放在结论。原本史学的主要精神，在于史料的辨证与批评，孙氏在此方面似乎有所不足。

[153]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台北。

[154]《中华学术院民族与华侨研究所论文集》第2期，1976年，台北。

[155]《文化大学民族与华侨研究所年报》第3期，1981年，台北。

[156]《政治大学国际中国边疆学术会议论文集》，1985年，台北。

[157]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18，1986年，台北。

[158]《西藏研究论文集》第1辑，第55—73页，1988年，台北。

[159]《西藏研究会讯》第5期，第15—16页，1988年，台北。

[160]《西藏研究论文集》第2辑，第79—96页，1989年，台北。

[161]《文化大学政治研究所学报》第1期，1992年，台北。

[162]《文化大学华冈法科学报》第10期，第1—11页，1992年，台北。

[163]《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9—112页，1995年，台北。

[164]《文化大学华冈法科学报》第11期，第1—7页，1995年，台北。

[165]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硕士论文，1972年，台北。又经改写，从制度上全面探讨清代驻藏大臣，并以《清代驻藏大臣》为名单行出版，唐山出版社，1996年，台北。

[166]《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8期，1977年，台北。

[167]《西藏与中原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52—189页，1993年，台北。

[168]《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1993年，台北。

[169]请参阅吴丰培、曾国庆：《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第16页，第75—76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北京。

[170]文化大学民族与华侨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83年，台北。

[171]《中国边政》第82期，第19—30页，1983年，台北。

[172]《中国边政》第84期，第13—22页，1983年，台北。

[173]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27，1987年。

[174]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30，1987年。

[175]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36，1988年。

[176]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43，1989年。

[177]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38，1989年。

[178]《中国边政》第119期，第1—11页，1993年，台北。

[179]唐山出版社，1996年，台北。

[180]杨嘉铭：《琦善治藏》，第1—44页。

[181]杨嘉铭：《达木蒙古与清代西藏边防》，23—24页。

[182]杨嘉铭：《清代西藏官钱概述》，第33—35页。

[183] Yang Ho—Chin：The Annals of kokonor，pp．3—10，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Bloomington，1969．

[184]《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1期，1970年，台北。

[185]《西藏与中原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22—258页，蒙藏委员会，1993年，台北。

[186]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81年，台北。

[187]蒙藏学术研究论丛，蒙藏委员会，1987年，台北。

[188]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48，1990年。

[189]《第一届中国边疆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71—393页，1995年。

[190]《第二届中国边疆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85—214页，1996年。

[191]陈又新：《钵森停战协议内容之初探》，第19—27页。

[192]《西藏研究论文集》第l辑，第75—103页，1988年，台北。

[193]《西藏与中原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90—221页，蒙藏委员会，1993年，台北。

[194]《西藏研究论文集》第4辑，第99—129页，1993年，台北。

[195]胡进杉：《清朝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之研究》，第210—212页。

[196]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4，1984年，台北。

[197]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15，1985年，台北。

[198]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90年，台北。

[199]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95年，台北。

[200]《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13期，第67—90页，1981年，台北。

[201]《西藏研究会讯》第4期，第9—13页，1987年，台北。

[202]《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15—344页，1995年，台北。

[203]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77年，台北。

[204]已发表之篇章有：《民国以来西藏与中央的关系》，文刊《西藏研究会讯》第6期，第13—15页，1988年，台北。另有数篇系对今日海外藏人现况及国际对西藏问题看法之研究，因与藏族史研究无关，兹不赘述。

[205]《中国边政》第20期,1967年，台北。

[206]《政治大学边政学报》第6期，1967年，台北。

[207]《中外杂志》第10卷第1期，1969年，台北。

[208]《中外杂志》第10卷第12期，1970年，台北。

[209]连载于《中外杂志》第20卷第12期、第21卷第1、2期，1980年，台北；又转载于《中国边政》第70、71、72期，1980年，台北。

[210]《蒙藏通讯》，1983年2月号，台北。

[211]《传记文学》第52卷第2期，第39—44页，1988年，台北。

[212]连载于《传记文学》第54卷第4、5期，1989年，台北。

[213]《大陆杂志》第45卷第2期，第38—51页，1972年，台北。

[214]《“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中国边疆学术会议论文集》，政治大学边政所,1985年，台北。又转载于《东海学报》第25期，第41—68页，1984年，台北。

[215]连载于《现代国家月刊》第252—254期，1986年，台北。

[216]《文化大学民族与华侨研究所学报》第3期，1981年，台北。

[217]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20，1986年，台北。

[218]《中兴大学文史学报》第17期，第185—200页，1987年，台北。

[219]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台北。

[220]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60，1994年，台北；刘氏同时亦以“金兆鸿”为笔名发表两篇史事叙述性质的文章：《历辈达赖喇嘛事略》与《第十四辈达赖喇嘛事略》，文刊《中国边政》第81、84期，1983年，台北。

[22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1本，1992年，台北。

[22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本(上)，1993年，台北。

[223]《国史馆馆刊复刊》第20期，1995年，台北。

[224]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73，1996年，台北。

[225]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70年，台北。

[226]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71年，台北。

[227]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75年，台北。

[228]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76年，台北。

[229]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76年，台北。

[230]文化大学民族与华侨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76年，台北。

[231]文化大学民族与华侨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79年，台北。

[232]文化大学民族与华侨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80年，台北。

[233]文化大学民族与华侨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81年，台北。

[234]文化大学民族与华侨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83年，台北。

[235]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硕士论文，1985年，台北。又有单行本出版，南天书局，1989年，台北。

[236]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87年，台北。

[237]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94年，台北。

[238]如在中共中央所在的北京市还有中央民族大学的藏学系及藏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所、宗教研究所、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在地方上则有青海社科院的藏学研究所、民族宗教研究所，青海民族学院的藏学研究所；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甘肃的西北民族学院、甘肃民族研究所、藏学研究所；西藏自治区之西藏社科院、西藏大学；四川的民族研究所、四川社科院之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室、康藏研究中心等机构。

[239]谷苞：《民族史研究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第10—11页，文刊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北京。

[240]本表系参考拙著《近四十年来台湾对西藏地区的研究论著内容分析》与《中国大陆藏族地区少数民族研究发展评估》(国科会研究计划论文待刊)，以及王维芳、杨嘉铭合著《近十年来台湾地区的蒙藏研究(1986—1995)》制成。

[241]本表系参考拙著《中国大陆藏族地区少数民族研究发展评估》(国科会研究计划论文待刊)制成。

[242]本表系参考王维芳、杨嘉铭合著《近十年来台湾地区的蒙藏研究(1986—1995)》制成。

[243]例如台湾在1986—1995年间，藏学出版品的主题所属时代的比例，在清代以前占所搜集538篇总数的21．2％，而民国以来(含通论)占总数的78．8％，由此可见。

[244]有关民族史的著作，在台湾一般销路较差，从事民族史研究的人数少，有志于投入民族史研究行列的后进，亦属极少数。藏族史亦属民族史范畴，以笔者本身的体验，确属如此。 

[245]例如《萨迦世系史》(sa skya gdung rabs chen mo，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拉萨，第106—108页)记载在阴水牛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与八思巴建立供施关系，前后三次灌顶，把十三万户及吐蕃三区奉献给八思巴。按忽必烈系于1260年方即大汗位，在未即大汗位之前，按常理判断，焉有权将其辖区奉献给他人。由此看来，《萨迦世系史》似有造伪之嫌。又如把历史上的人物，均比成了神鬼化身之说法，主张松赞干布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把朗达玛比为牛魔王的化身等皆是。

[246]目前有关藏族历史的撰著，分有四种不同政治立场的版本，其代表著作分别有：代表中共观点以马列思想作指导的《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拉萨)；代表“国民政府”观点，有李铁铮所著《西藏今昔)(Tibet：Today and Yesterday,1960，New York)；代表西方观点有贝尔(Charless Bell)的《西藏过去与现在》(Tibet，Past&Present，1924，Oxford)；以及代表“藏人”观点有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Bod kyi srid don rgyal rabs,1976，Kalimpong)等。上述论著对同一历史事件，有着不同的诠释，例如对文成公主的和亲，代表中共观点者，都不免对文成公主褒扬、歌颂，赞其为汉藏文化交流的亲善大使；但代表西方及藏人观点者，则数落其为在战争阴影下，被迫送到吐蕃去的一位庸庸碌碌、毫无作用的普通女性。详见拙著：《苦命的文成公主》，第19—22页，文刊《历史月刊》第84期，1995年第1期。

[247]例如教法史料记载朗达玛(G1ang dar ma)大灭佛法，造成吐蕃王朝的分崩离析，西藏进入黑暗时期。后代的学者均接受其说法，把朗达玛毁佛作为划分藏族历史兴衰的重要标杆，归咎其为藏族史上的头号罪人。但事实上，所谓的朗达玛毁佛，根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史，朗达玛是后代僧侣史家为避免佛法不受支持的旧事重演，所刻意营塑出的角色。而唐代吐蕃的朗达玛真名为乌依冬丹或达磨，才具平庸，纵情酒色，但仍为一佛教徒，云其破佛，真乃构陷矣，详见拙著：《朗达玛毁佛事迹考辨》(第四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又如因为误译敦煌古藏文卷子，又因汉藏史料对于吐蕃赞普薨逝时间的记载有一年至三年的差距，因此认为唐代吐蕃为了政局的安定，与掩饰国内的不利局面，而经常有匿丧之举，匿丧成了吐蕃政治上的习惯。但实际上，汉文史料之迟一年至三年时间记载赞普的薨逝，乃因吐蕃丧葬的习俗必须要停尸一段时间后方才下葬，下葬时才对外通报吊祭。这种情况，真可谓将一般的丧葬习俗，误导成政治上的权变行为。详见拙著：《试论藏文文献的误译对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影响》，第111—112页，文刊《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专辑二，1997年12月。

[248]谢世忠：《芮氏民族史的性质及其方法理论建构法则》，第414—415页，文刊谢世忠、孙宝纲主编：《人类学研究》，南天书局，1990年，台北。

[249]请参阅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事业公司，1997年，台北。

（作者：林冠群    摘自：杜永彬主编《藏学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