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杰才旦：回顾与展望我国的藏学研究

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于1986年5月20日成立。这是藏族人民的大喜事，也是我国学术界长久以来翘首盼望的一件大事。当时人们预测，它的成立，必将推动我国藏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过去一年多的实践中，人们高兴地看到它已开始发挥这样的作用。现借《中国藏学》创刊的机会，对我国的藏学研究略作回顾与展望，就教于国内外藏学界，以求共同促进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藏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之一。藏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已有1300多年。她对伟大祖国的缔造和发展，尽了自己光荣的责任；在我国“四化”建设的进程中，正在辛勤地建设着万里高原，作出了重要贡献。藏族在漫长的岁月里，在同其他兄弟民族的交往中，创造了具有鲜明特色、丰富多彩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学术领域里也有显著地位。近百年来逐渐形成的藏学，是一门体系庞大的综合性学科，它包括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学、音乐戏剧、建筑雕塑、绘画工艺、医药历算、风土民俗诸学科以及藏族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等广博繁富的内容。随着藏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还会开发出许多新的课题，开拓出新的更为广阔的研究天地。

藏学的故乡和研究基地在中国。我国开展藏学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我们拥有一大批造诣很深的藏族和其他民族的藏学专家和学者，拥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卷帙浩繁的藏学文献资料。西藏的藏文历史档案极为丰富，多达数百万件，其中元代以来的文书档案极其珍贵。国内还保存有大批的有关藏族和西藏的汉、满文历史档案，也是研究藏族社会历史的宝贵资料。特别是还有数十万函藏文典籍，其中包括海内独有的大批手抄孤本。布顿、萨班、八思巴、噶玛巴、宗喀巴等一大批世界知名的学者、大师的种种巨著，是研究藏族哲学思想史等多方面的珍贵材料，还有许多珍贵的梵文古文献。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都需要我们大力搜集、整理和研究。另外，用比较学的方法，分析民主改革前的西藏社会经济形态，我们就可以发现与研究我国春秋战国、欧洲中世纪、俄罗斯农奴制同样重要的社会资料库。藏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近几十年来广泛深入的社会实践，都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全国五个省区的藏族聚居区，是天地广阔的研究基地。我们深信，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经过藏学界的辛勤耕耘，一定能够使藏族古老而优秀的文化遗产得到保存、继承和发展。让它以新的姿态，为发展藏族的社会主义文化，为繁荣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贡献。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我国学者对藏族和西藏的研究，远始于唐代或唐代以前。数以千计的藏事著述，屡见于官修史书和私家文集。这些著作都是不同时代的研究成果，这份遗产我们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至于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藏学，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从国际范围来看，近二十年来，藏学发展很快，正在成为热门学科。我们高兴地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一些地区和部门陆续建立了一批藏学研究机构，形成了一支由藏族和其他民族研究人员组成的藏学研究队伍。他们辛勤劳动，刻苦钻研，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现今，无论研究队伍的规模和素质，无论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其中，在研究队伍建设和史料建设两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尤为明显。这是我国藏学事业走向兴旺发达的吉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正是这种新形势的迫切需要。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是：(1)组织和协调全国的藏学研究；(2)积极开展自身重点项目的研究工作；(3)大力培养藏学研究人才；(4)全面搜集、整理藏学文献资料；(5)广泛进行国内和国际藏学学术交流。现已开始的主要研究项目是：(1)校勘编辑出版《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即藏文大藏经；(2)整理研究我国现存梵文贝叶经；(3)研究元朝以来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4)研究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5)编辑出版藏文历史大词典；(6)西藏经济战略研究。其中前三个课题，已列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国家重点项目，后三项是自身规划内的重点课题。此外，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藏文版《五明精选丛书》、汉文版《中国藏学史料丛刊》和《中国藏学》藏、汉文版期刊，都已开始编辑或发稿，不久即将与国内外读者见面。为逐步实现上述的五大主要任务以及近期的和当前的科研课题、编辑出版任务，我们一定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团结和组织各方面的藏学专家和研究工作者讨论、规划，进行研究工作，并组织好科研选题规划，大力培养年轻的藏学研究人员，积极主动地做好开展藏学研究的各项服务工作。

我国藏学界的同仁一向奋发有为，过去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后他们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国外藏胞、港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中，有一批热爱祖国、学养深厚、潜心学术研究、成就卓著的学者，我们真诚地欢迎他们与我们合作，共同促进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他们回来做研究工作或开展学术讨论或交流信息和资料，我们都将竭诚欢迎。我们也热忱欢迎世界各国的藏学家，来我国进行藏学研究和学术交流，增进了解，增进友谊，发展合作。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随着藏学研究和中外学术交流发展的需要，俟以后条件成熟时，将面向国内、国外招收攻读藏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还将对国外在学术上有贡献的藏学研究者授予相应的学位，以促进藏学研究事业的兴旺发达。

最近一个时期，所谓“西藏问题”甚嚣尘上。去年(1987年)9月达赖喇嘛到了美国，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上发表了公然鼓吹“西藏独立”的“五点计划”。9月27日、10月1日，随即在拉萨市发生了由少数分裂主义分子配合达赖喇嘛分裂活动而蓄意制造的骚乱。几个月以来，在达赖集团的鼓噪下，国外的一小部分人中，掀起了一阵所谓“西藏独立”、“保障西藏人权”的喧嚣，对这些人，看来需要进行一番西藏历史的启蒙教育。关于西藏历史，我国学者撰写的材料翔实、结论正确的著作可供学习阅读的，无需我一一在这里列举，我仅就几个实质性的问题提出看法，供那些狂妄鼓噪的先生们深思。

(1)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自元朝(公元13世纪)以来，可以说从1247年开始，西藏辖属于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或中央政府，这有大量的、确凿的汉、藏、满文字历史档案和文献记载。这是谁也无法推翻的历史事实。

达赖转世制度是明朝才开始的。第三世达赖喇嘛接受过明朝中央政府的封号，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才确立他在西藏地方政治上的崇高地位，从六世达赖起，每一辈达赖喇嘛转世，其合法的最终确认权，除中央王朝或中央政府当局者外，其他任何人都不拥有这样的权力。

(2)自1751年到1959年存在过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是 1751年由清乾隆皇帝在废除西藏郡王制之后批准建立的。噶厦的主要官员，都要经过清帝的批准。

(3)所谓“西藏独立”这个词，是在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入侵西藏以后，由他们豢养的一批亲帝分子阴谋制造出来的。在此之前，西藏在藏文词汇中，就没有发现“独立”这个词。

(4)在近现代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外国(包括英、俄、日、美、法、德、印等)政府认为或宣称西藏是独立国家。

(5)请看一下，所谓“美妙的”、“尊重人权”的封建农奴制度社会，在这种制度统治下的西藏究竟是什么样子。民主改革以前的旧西藏，人口锐减，生产萎缩，广大劳动人民挣扎在残酷的阶级压迫之下，生活在贫穷痛苦之中。所有农奴的人身，都依附于领主，在整个西藏找不出一名不属于某个领主的农奴；每户农奴全年辛勤劳动的收获，有百分之五六十以上，被占人口不到5％的三大领主(贵族、寺庙、旧地方政府)所侵占。在西藏，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拉萨城区仅有两万多人口，城周围各个角落，用破麻袋片搭起来的贫民和乞丐住的帐篷，比比皆是，约近千户。戴着手铐、脚镣、木枷的“囚犯”沿街乞讨的凄惨景象，每天均可见到。1958年传大召时，除向参加传召的几万僧众发放布施外，按“旧例”亦对麇集拉萨的乞丐发放施舍性的布施，我当时作为参加发放布施者之一，曾作过统计，结果前来领布施的乞丐竟多达一万余人。当时在拉萨三大寺(色拉、哲蚌、甘丹)中，近70％的贫苦僧人，实际是披着袈裟的农奴，他们基本上是文盲，全被剥夺了学文化、学经卷的权利，过着赤贫的生活。在1959年以前，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西藏，各种私塾，全部在校学生不超过600人。广大农奴有一句形容自己悲惨命运的谚语：“我们一生，行走时留下的只是自己的脚印，带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这就是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奴“生存权利”的真实写照。西藏经过1959年平叛，进行民主改革以后，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内部的团结，建设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事业，西藏社会取得了伟大的历史进步，西藏民族走上了兴旺繁荣的道路。这是有目共睹，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这是同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不可同日而语的。若有人妄图在经过民主改革后进步繁荣的新西藏恢复封建农奴制度，如同“从山坡上滚下来的石头，再也无法倒滚到山顶”一样，封建农奴制度的历史陈迹，只能在人类历史博物馆中再现。我们藏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理论研究和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为藏族人民造福结合起来。

藏学研究，任重而道远。我们深信，有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有国内外朋友的鼎力支持，我国藏学研究事业一定能够开创一个新的局面。我国藏学研究繁荣昌盛的明天，正在向我们走来，谨向它致以“扎西德勒”的良好祝愿!

（作者：多杰才旦   摘自：杜永彬主编《藏学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