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有义：关于开展西藏学研究的几点意见

藏族是我们伟大祖国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的优秀民族之一。藏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了璀璨的古代文化。它所保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不仅在国内是少有的，就是在全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国内对藏族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形成一门西藏学或藏学是当之无愧的。

“西藏学”或“藏学”这一名称在国内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主张不使用它，理由是：第一，这是个外来的名称；第二，它的含义不明确，不如干脆使用“藏族研究”这个名称。我个人认为西藏学或藏学这一名称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事实上“西藏学”在国内外已经形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我们采用或不采用这一名称，并不能影响它的地位。至于说含义问题，是否“藏族研究”比“藏学”在含义上就更明确些呢?我看也不见得，藏族可以简称为藏，研究是学，因此我认为“西藏学”这一名称是可以使用的。

任何学科并不是一开始其含义和范围就十分明确，一般都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地明确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其实这也是相对的，因为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含义和范围也在变化，如果一开始就有一个固定的范围，那么这个学科也就很难发展了。

西方的藏学首先是从研究藏族的语言文字开始的，因为要研究一个民族，首先你得懂它的语言，否则你就无法接近它和了解它。西方人从17世纪末开始对西藏发生兴趣，早期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大部分是传教士，当然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是分不开的。这几乎是一种公式，先是传教士进来，然后是商人和探险家到来，最后是殖民军和官吏接踵而至，于是这块地方就变成殖民地了。早期的传教士，他们都是先在西藏的边沿地区进行活动，学习藏族的语言文字，以便为进一步深入创造条件，因此早期的藏学成果主要是对藏语文的研究。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研究西藏学的人多起来了，流入西方的藏文文献也多起来了。这主要是由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些藏族地区逐步沦入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西起拉达克，东至阿萨姆，中间包括尼泊尔、锡金和不丹。寺院的大门被打开了，文献被搬走了，于是西藏学的范围也扩大了，除语言文字的研究之外，宗教、历史、文学、民俗、天文、历法、医药等都成了西藏学研究的范围。但是语文的研究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正是中国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关头，腐朽的清王朝已无力保卫西藏，英帝国主义和沙皇俄国在这里进行争夺，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想染指。在这期间许多所谓的探险家、传教士争相入藏，但由于藏族人民的坚决反抗，他们并没有能深入到藏族腹心地区。但是，在边沿地带仍然有不少外国教会建立了据点，如青海、四川、甘肃等省藏区。这些传教士为他们的派遣国搜集了大量的情报和资料，有些传教士后来也成了所谓藏学家。

1904年，英国远征军在荣赫鹏的率领下侵入拉萨。他们沿途屠杀藏族人民，劫掠藏族的文物和文献，从西藏的寺院、政府及私人手中抢去了大量的资料。从这时开始，西方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中才逐渐增加了藏族的文献资料。最多的当然是那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和俄国。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印度事务局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等均藏有大量的藏族文献资料；俄国列宁格勒的东方图书馆、莫斯科的国家图书馆也都以各种手段从邻国掠去很多藏文文献。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件重大的文物和文献被盗事件。这就是敦煌石窟的古藏文文献被西方的文化特务大量盗窃而去。仅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就捆载而去几万件敦煌的文书。这些文书中，有一部分是古藏文的写本，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佛教经典，更有大量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语言文学等方面的资料。这些古藏文资料还没有受到佛教较深的影响。它真实地记载了8世纪以后吐蕃和河陇地区的社会历史状况，是研究藏族古代史和这一带各民族关系翔实可靠的资料。佛教在藏族地区再兴后的著述，受到宗教影响太深，几乎是宗教与历史不分，神话与史实相混，而且还出现了许多真假参半的所谓“伏藏”。要想利用11世纪以后的藏文资料(即所谓后弘期的著述)，弄清楚一些历史事实，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敦煌的藏文文献资料就没有这些毛病，因此国内外的西藏学家都把敦煌藏文文献当作研究藏族古代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这些流落在国外的古文献资料，在西方也仅仅是做了一些初步的整理、编译、注释工作，大量的资料还有待进一步作深入的研究。

1959年，西藏发生了叛乱，达赖集团逃亡到印度，随行有一大批贵族和僧侣，各个教派的首脑，大小活佛和格西，这些人逃亡时还带走了所能携带的藏文文献，数量也是很可观的，这种人员与资料的外流，为西方藏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这二十多年来，在发达国家中，如美国与欧洲，出现了大批西藏学研究中心，西藏学研究成为一种热门学科，几乎每年都有讨论藏族历史文化的学术讨论会在某一个国家召开。现代的西藏学，范围被大大地扩大了，不仅语言、历史、文化、宗教、艺术、文学等是研究的对象，连属于自然科学的范围，如天文、历算、科技、医药等也都是西藏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西藏学已经发展成为对藏族的全面研究，甚至包括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内容。

上面我们简单地回顾了藏学在本世纪的发展，这里我们将谈谈怎样开展国内的西藏学研究，长期应如何规划，近期应抓哪几项工作，以有利于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这个总的任务。

总的说来，开展西藏学研究首先应该成立研究机构，收集资料，培养人才，逐步开展系统的研究。目前，西藏自治区正在积极筹建社会科学院，这就为西藏学的研究创造了条件。但是目前还处于人才和资料都比较缺乏的情况下，因此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和收集资料。关于培养人才，重点应该是逐步培养藏族自己的高级研究人员，解决这一矛盾，需要两条腿走路，这就是：一方面要在西藏自治区内发展高等教育，在全国的重要大学和研究机构内为藏族培养一些高级研究人员，特别是历史、语言、考古、民族学、人类学方面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工作实践中培养，这种办法可能更重要一些，只要能有一些专家带头，采取在工作中带徒弟的办法，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培养出一批人才来。这样，再加上高等学校的培养，就可以逐步建立起一支研究队伍。

其次，就是收集资料的工作。前面已提到藏族是一个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的民族。这首先是指它有大量的文字记述。藏族从公元7世纪中期以后，因创造了自己的拼音文字，就有了文字的记述。以今天对藏语文研究的成绩来估价，我们可以说藏语在7世纪以前就是一种发达的语言。这表现在词汇的丰富和语言结构的完美上。藏文字母的创制，用语言学的标准来看也是相当科学的。相传吞米·桑布扎在创制文字的同时就编出了八种文法书(现只留存两种——编者注)，这就为藏语文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今天，我们研读古藏文的记述，不能不为它的简练、准确感到惊奇。同时国内外的西藏学家公认藏文译的经典是最准确的，像佛教经典的内容是十分抽象化和概念化的，就是在原来的梵文里也是比较难懂的，但是藏文的译本却能准确无误地把原意表达出来，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字可以做到的。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藏语在创制文字前已经是一种很发达的语言了。

藏语的拼音文字，即藏文，是在发达的语言基础上创制的，它能用前后加字、上下加字把语言准确地记下来，今天藏语的语音变了，有些字母不发音了，但字母拼法未变，我们仍然可以从拼法中读出这个字的古音，十分宝贵的是藏文不仅记录了藏语的语音和结构，它还记录了许多种语言的发音，包括汉语在内，这样藏语文就成为研究古代中亚语言的一份宝贵的财富。汉文的方块字是无法把古代读音记下来的，但我们从古藏文中转写的汉字，却能知道汉字的古音是怎样读的，因此从古藏文中我们可以研究古汉语的音韵，仅从这一点来说，古藏文对研究古代的东方语言就具有特殊的价值。

敦煌资料被一些外国人盗窃，1959年达赖集团的外逃，已经使藏族的古代文献大量流出海外，当务之急是要防止藏族文献的继续流失，我们希望各藏族地区的文化部门要把保护文物、文献的工作重视起来，一定不要再让它遭到破坏和流失。“文化大革命”中，藏族地区的文物曾受到极大的损失。我们今天面临着抢救任务，各有关文化部门应该把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和文献收集起来，认真保管好，为开展西藏学研究提供资料。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少数民族地区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工作，藏族当然也在其中。特别是1956年开始的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曾经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但是这一工作没有能很好继续下去，中间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不仅研究工作停止了，藏族地区的文物和文献也遭到了严重损失。现在要开展研究工作，几乎一切都得从头做起，我想有几项工作应当逐步地开展起来：

1．对国内现存的藏文资料进行编目和整理

尽管有不少资料流出国外，国内(藏族地区和国内各大图书馆和研究机构)所藏仍然是丰富的，为了给科研工作者提供资料，首先应当对所有藏文资料进行编目和整理。这是一项基础工作，是为西藏学研究的开展提供条件，必须十分重视。各藏有藏文资料的单位应当组织适当人力从事这项工作。西方西藏学的发展最初也是从搜集藏文资料、进行编目和整理开始的。

2．组织藏汉族学者整理、编译重要的藏文著作和史料

目前西方的西藏学机构都在从事这项工作，许多重要的藏文著作都已有了外文译本或原文复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也翻印了一些藏文书籍，但翻译注释古典藏文著述还比较少。由于通古藏文的人愈来愈少，所以这项工作还带有一定的迫切性。特别是藏族自己的学者大多已经年逾古稀，而新的一代还没有培养起来。应当充分利用现有人才，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吸收一批藏族学者，配备一些藏汉语都有基础的青年干部，有计划地把重要的藏文著作、文献史料翻译成汉文，再加适当的注释，供国内读者和研究人员使用。最好多出藏汉文对照本，这样可以同时为藏汉族读者所利用。目前国内的一些重要西藏学研究机构，几乎都在进行这项工作。

3．继续有计划地在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族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考古，在藏族地区可以说大部分是空白点。解放前，在边沿地带，如四川省的康区，有人做过一点考古学的考察，也发现过一些石器之类的遗物，但是在藏族的中心地带，很少开展考古工作，解放三十年来，在整个藏族地区，考古工作仍然是很稀少的，除了最近两年在昌都地区的卡若，对古文化遗址做了比较系统的田野考古工作以外，在其他地区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意外的发现的确不少，北起黑河地区，南达喜马拉雅山南麓，连同中部的雅鲁藏布江流域和东南部的珞瑜地区，几乎都有古文化遗址的发现。这就说明一点，在西藏自治区和整个青藏高原上，古文化遗存是十分丰富的，我们过去写藏族史，总是从六七世纪开始，在今天看来，这就很不够了，藏族不仅有一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而且还有五六千年，甚至更古老的原始社会史等待我们去发掘。我们再不能满足于过去的结论了，必须重新写藏族的古代史。但是要写好藏族的古代史和远古史，不进行考古工作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此，我建议要有计划地进行一些考古工作。重点区域应当是： (1)林芝一带(这里是藏族古文化的摇篮)；(2)以琼结为中心的雅隆河谷(这里是吐蕃王朝的发祥地)；(3)阿里地区的狮泉河谷(这里是古代藏族与中亚、南亚交通的通道)。这三个区域在藏族古代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些地区进行考古工作，至少可以把藏族的族源问题和藏族古文化的来源问题弄清楚一些。像琼结的赞普陵墓，就可以首先进行发掘，其结果不仅会有助于吐蕃史的研究，也将有助于藏汉关系史，藏族与中亚、南亚关系史的研究。

4.要充分利用汉文史籍中的有关藏族资料，并与藏文资料进行比较研究

从隋唐以来，我国汉文史籍中就不断有关于藏族的记载，且大都比较真实，这已经为国内外史学家所公认。现在，西方西藏学家认为研究藏族古代史，最重要的资料是敦煌资料和汉文资料，佛教再兴以后的藏文资料可靠性较小，只能作为参考。现在研究敦煌资料是西藏学中的热门，汉文资料已被逐步重视起来，我国的西藏学家应当充分利用汉文中的记载和藏文记载进行比较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西方学者对汉语文的知识，无论对古对今都掌握得很不充分，在藏汉语言的研究方面，这种感觉尤其强烈。现在，西方研究汉语的学者，如英国的史普里格(P．K．Sprig)，已经认为“藏缅语族”这一分类难以成立了，当时，罗干提出“藏缅语族”这个分类是根据他和其他人在西藏东部所记录的藏语词汇，从中发现藏语与缅语的接近程度要比藏汉语之间接近程度更大些，因此才定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但是经过近代的研究，逐步发现藏汉语文间的关系并不那么疏远，而且在研究古藏语和古汉语时使他们大吃一惊，这就是：藏汉语的接近程度远远超过藏缅语之间的关系，“藏缅语族”的分法就显得很不确切了。我国学者应在这方面作出贡献，也是能够作出贡献的，因此建议要有计划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当然要进行这些工作不能完全依靠地方，全国的研究规划要有所分工，重要的是要把这项研究重视起来。

5．要组织一定人才，继续在藏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

1956年开始的大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工作，它为我国的民族研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至今我们仍然在利用这笔财富。但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没有能继续下来，当初提出的抢救任务也没有完成，看来这一工作还需要继续下去。当然，今天再组织那样庞大的调查队困难很多，但是各省市自治区的有关单位，如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院和其他有关机构，应当把这一工作继续下去。就藏族地区而言， 1956年开始到1962年结束的社会历史调查，远远没有完成预定的任务，许多方面还没有做深入的调查，可以根据条件有重点地进行一些实地调查。西藏学并不只是研究历史上的问题，也要研究当前的问题；史料并不只限于文字资料，人们的口头传说和现实生活中的古代遗存，都是重要的研究资料，对现况的调查可以帮助了解历史上的问题，对历史的研究可以帮助解决现代的问题，因此一定要重视调查研究。

6．要翻译、整理国外重要的西藏学资料

目前国内的西藏学研究是一个热门。全世界的西藏学研究机构究竟有多少，我们还没有准确数字，保守的估计，大约有两三百个，从事研究的人员不下两三千人，这并不包括宗教信徒，这些人员包括各种学科的专家，如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哲学、医学、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我们应当组织适当人力从事翻译介绍国外重要的藏学资料，我们并不认为西方搞的东西都是好的和有用的，其中有一部分是糟粕，但确有一些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借鉴，应当翻译介绍过来，以便掌握国外已经达到的水平。我们有我们的优势，这就是：广大的藏族地区，我们可以随时去进行调查；藏族的学者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学者能携手共事；另外，现在保存的藏文资料和文献史料比之国外还是多得多，我们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不断提高研究水平。

学术是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的。把西藏学研究工作做好，对促进藏汉民族之间的团结，发挥地方的优势，推动四化建设，巩固国家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希望全国的西藏学家们共同努力，把这门学科的研究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作者：李有义    摘自：杜永彬主编《藏学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