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丰培：藏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藏学研究是一门综合的学科，涉及范围极为广泛。仅就社会科学而言，要涉及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宗教学、民族学、外交学等各种专门学科。虽然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在藏区来说，刚刚起步，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推动下，必然与其他发达省份齐头并进，争入先进行列。

一

民族汉文文献的发展，视民族关系是否往来频繁而定。就唐代而论，中原王朝与吐蕃贵族往来极为密切，不仅两代联姻，建立甥舅关系，多次会盟，更多友好的一面，双方使臣往来不绝。随同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由中原移往吐蕃而落户的，当不在少数；而吐蕃大相禄东赞后裔仕唐，高官厚禄，竟达五代。由于官员往来，留下不少文献，如李德裕的《西戎记》和《西蕃会盟记》等，可惜没有保存下来，现在仅存有刘元鼎的《使吐蕃经见纪略》一篇，乃亲身经历之记录，确属硕果仅存的史料，今已编入《川藏游踪汇编》中。考唐代人士的著作，在《全唐诗》《全唐文》中，尚保存了多篇。今由范学宗等编成《全唐文全唐诗有关吐蕃资料选辑》，已行付印。唐人之作，今仅见及此，容有所得，再作补充。

宋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其中所撰《吐蕃传》，是现存汉文记载吐蕃概况的要著，经近人王忠撰《新唐书吐蕃传笺证》，充实了藏文史料，更使完善。同时他还撰《松赞干布传》，成为姊妹篇。在资料方面，近由陈燮章、索文清、陈乃文合编的《藏族史料集》，乃将散见于新、旧《唐书》所载，凡见于本纪、列传有关吐蕃资料辑出，以成此书。宋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中收集了许多纪传史的未见资料，故吐蕃之事，亦多两《唐书》所缺的，兹由苏晋仁编成《通鉴吐蕃史料》。另著有《册府元龟·吐蕃史料考证》，均可相互为用。通过上述古今作品，确将中原与吐蕃关系，充实了内容，考证了异同，对于有唐一代史事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关于两宋时期的藏族史料，在藏学研究中，是比较薄弱的环节。由于宋王朝武力不振，不暇边务。元代官修的《宋史》，虽然卷帙浩繁，而内容芜杂，较诸前史，不免逊色。虽《宋史》仍有《吐蕃传》，而语焉不详。《藏族史料集》又援前例，除将《宋史》中有关资料辑出外，再补以《宋史新编》和《唃厮啰传》等，仍尚难说明两地关系。又见汤开建、刘建丽辑校的《宋代吐蕃史料集》，则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两书中有关吐蕃的记载，用编年体排比，使北宋160余年之吐蕃史料保存下来。此为第一集，已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又将《太宗皇帝实录》《稽古录》《宋九朝编年备要》《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皇宋十朝纲要》《续资治通鉴纲目》及《西夏书事》等有关资料，成为第二集。再将宋代各种类书、杂史、政书、奏议、诏令、地方志等为第三集。则宋代吐蕃资料，已有一定的数量。再加上藏文史籍，如《贤者喜宴》《米拉日巴一生》《青史》《新红史》及《白史》等次第译成汉文出版，使宋代吐蕃史料，也就逐渐丰富起来。

到了元代，漠北蒙古族发展了强大的军事力量，统一了全国，远达东欧，结束了宋、辽、金、西夏等割据对峙的局面。吐蕃派了代表，到柴达木去朝见成吉思汗，请求纳贡归顺，从此西藏地方政权与蒙古族的军事力量，建立了隶属关系。至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原，在中央设立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地方事务的机关——总制院，授命藏族学者八思巴为国师，兼管总制院。后来又改称为宣政院，在院下设立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范围是西藏的卫藏、阿里、昌都地区，以及甘、青、川藏族地区都纳入了统一的元朝中央政权管辖之下。这样隶属关系，史籍如《元史》《蒙古源流》《新元史》及《元典章》等，类书如《永乐大典》、《渊鉴类函·边塞部》及《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虽都有记载，《藏族史料集》也按前例编印，即可出版，似尚难备述此百年史事；藏文史料，如《西藏王臣记》、《汉藏史集》等书，也补充了部分资料，仍感不足。是汉、藏、蒙三方面的挖掘译述工作，尚有待于今后学者的努力。

关于明代乌斯藏记述，除《明史》《国朝典汇》《武务志》《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等均专篇记载，初步估计，不下五十余种(已见《藏族史料书目举要》)。这些材料，往往互相抄袭，不尽有用。香港罗香林主编《明清实录中之西藏史料》，明代部分，约收了十余万字。西藏社会科学院陈家琎等与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顾祖成等合编《明实录·藏族史料》，增加了两倍，选了四十余万字，并编了帕木竹巴世系表和分类索引、人名地名索引，已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种从《明实录》摘编的藏族史料，确为研究明代吐蕃史打开了新局面，做了极为有益的工作。并且两书字数悬殊，去取亦异，仍有互相参阅之用，然后者终胜于前者。再有《续藏史鉴》译汉诸作，相辅相用。今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西藏社会科学院等正在大力整理藏文文献，则明代藏族史料，在不久的将来必会放出异彩。

二

清王朝勃起于长白山隅，统一了东北各地，建立了王朝，于1639年(崇德四年)派遣专人去西藏迎请高僧。1642年 (崇德七年)五世达赖喇嘛派大员到达盛京，受到清帝皇太极的隆重接待。1652年(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喇嘛应邀抵京觐见，1653年(顺治十年)正式敕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五世达赖圆寂，第巴桑结嘉措慝丧不报，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假借达赖名义，向清廷请封，乃封为王，规定他的权限是弘扬宗教，不主管行政。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桑结嘉措因与拉藏汗关系恶化而被杀。清政府派人进藏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派了侍郎赫寿到西藏去，协伺拉藏汗办理事务。可是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准噶尔部入侵西藏，杀死了拉藏汗。清派皇十四子允01.tif为抚远大将军，驻镇西宁，控制藏务。我藏有允01.tif奏稿二十卷，原为满文，今已译汉，唯译文不佳，颇难卒读；现加整理，近期可以脱稿，不久将出版。则此役详情，更可充实了。1718年、1720年间清政府两次派兵进入西藏，与藏员康济鼐、颇罗鼐会晤，驱逐将准噶尔部军队。这次用兵，巩固了西藏边疆，维护了祖国的统一。1727年(雍正五年)在拉萨设置驻藏办事大臣二员，便是直接派驻官员的开始。

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和政治措施，内地人员赴藏者日多，因此记载藏事的著作也就多了。就我所见，最早的作品，就是焦应祈的《藏程纪略》和吴廷炜的《定藏纪程》，都是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随军由西宁入藏纪程之作。

以后，李凤彩也随军入藏，所撰的《藏纪概》三卷，其书包括天异、种类、产作、招迹、纪程诸目，已备地方志的雏形。此为西藏地志之始。以后陆续编纂有《西藏志》《西藏见闻录》《西藏纪述》及《卫藏图识》等书相继问世。可是上述各书，涉及面广，而不够详晰，泛论概况，不能深入。盖编纂人员，均属随从入藏员司，并非如内地之专门设立修志机构，延聘文人，积累资料，进行纂修者可比。不过抄录旧档，加以见闻，甚至抄袭，类多相同，编纂成书，自难称为完善之地志及始末俱备的西藏史籍。

迨1747年(乾隆十二年)、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两次对丰金川土司莎罗奔的用兵，耗资极多，用兵极久，而康藏咽喉要路终于通畅无阻。事平以后，曾两修方略，初为《平定金川方略》，26卷，继又修成《平定两金川方略》，153卷，成为极为完备的两部方略，由西藏社会科学院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 (以下简称藏学编辑室)用殿版影印，分订102册。罕见史料，得以流传，古色古香，装潢雅致，为最近古籍整理的精品。

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第一次与廓尔喀战争结束后，官纂《巴勒布纪略》26卷，向无刻本，今据旧抄本以原式抄录影印出版；继又将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第二次战争结束后，又纂成《廓尔喀纪略》54卷，亦用殿版影印，使两书相连，成为抵御外侮，保卫藏区的完善文献。

自此两次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对于西藏地方，大力整顿，一切行政措施，体现了加强中央政府对于西藏地方政权的领导地位，巩固了当地政权，融洽了民族关系，边防日渐完善，宗教自由发展，对于当地文化，亦有发展。此时所纂成的《西陲纪事初稿》，初无刻本，至光绪时袁昶刻入《渐西村舍丛书》中，定名为《卫藏通志》，内容极为丰富，保存了许多原始资料。尤以“纪略”、“抚恤”两篇，最多旧档原文，不仅较其他地志更为完备，还可增补《廓尔喀纪略》的不足。今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研究编辑室，将此书与《西藏志》、《西招图略》、《西藏图考》等书，汇编成《西藏研究丛书》，于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使西藏地志重要之作，汇集成册，为藏学研究，提供了较好的资料。

上述《卫藏通志》，原无撰人，我前曾为文证为驻藏大臣松筠纂，虽有不同的看法，我仍拟为松筠主编为是。因他还有《镇抚事宜》五种，即《西招纪行诗》《丁巳秋阅吟》《西招图说》《西藏图说》附《自成都府至后藏路程》、《绥服纪略》等书，均目击之谈，亲自撰述，堪与《卫藏通志》相辅为用。其《西招图略》中“安边”、“抚藩”、“审隘”、“量敌”诸篇，可谓奠定了数十年藏区安定局面。今藏学编辑室也用了道光朝写刻本影印出版，为藏学提供了必备的资料。最近巴蜀书社编印陈观浔《西藏志》，为1925年所编，内容简略，又系残本，仅保存旧籍而已。

在史料编年方面，首先由我将张其勤未完成的《清代藏事辑要》整理增补，又加编了《清代藏事辑要续编》，完成了清光绪一朝的藏事，使清代260年的西藏大事，得以按年记事，眉举目张。1983、1984年已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将西藏民族学院编印的《清实录藏族历史资料汇编》增加选录范围，成《清实录藏族史料》，分订十册，共约260万字，加编各类索引和附表，由陈家琎、顾祖成、季垣垣、吕焕祥等苦战三年而成书。较诸香港出版的由罗香林主编的《明清实录中之西藏史料》多出四倍。编排方法，也远远超过。加编了各类索引，成为中外藏学研究者不可缺少之重要参考书。

奏稿方面，道光时有驻藏大臣孟保著《西藏奏疏》十卷，为清代西藏唯一有刻本的奏稿。内容有拉达克战事及其他史料很多，今藏学编辑室亦为之影印，并附有《西藏碑文》。我1937年曾编有《清季筹藏奏牍》，计收了丁宝桢、文硕、刘秉璋、升泰、鹿传霖、安成、裕钢、有泰、张荫棠等九人的藏事奏牍，是清季极为重要的史料，多为近代藏史研究者引用。今我又扩大收编有关藏事大员的奏牍，有四十余人之稿，汇编一书，名为《清代藏事奏牍》，与所编《联豫驻藏奏稿》、《景纹驻藏奏稿》、《赵尔丰川边奏牍》均先后于西藏人民出版社和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1936年我编的《清代西藏史料丛刊》内分《印藏往来照会》及《班禅赴印纪略》，与《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纪要》(已出版)、《民国藏事文稿》(尚未出版)等，均可充实近代藏族史料的原始资料。

我还编了《川藏游踪汇编》，汇集清代赴藏记游之作26种，备载沿途地理情况，并附有综合地名索引，以便检索，亦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近又由藏学编辑室编印了《康纪行》和《西藏纪游》两书，又编注《有泰使藏日记》，则纪程之作，于此粗备。

近我与国庆合编了《清代驻藏大臣传略》，收录132人的传记，重点在驻藏时的要事，是史料中辅助读物，与奏稿共同参用，更可互证。

关于宗教方面，以前虽有释恒演撰《西藏佛教略记》、李翌灼的《西藏佛教史》，均较简略。即使法尊的《西藏民族政教史》也尚不够深入。现由我重编的《番僧源流考》、《西藏宗教源流考》，藏学编辑室均加出版；还印了张伯桢所撰《达赖传》《班禅传》等，改名为《西藏佛教四种》，均属旧作，也不全面。而王辅仁所撰《西藏佛教史略》，更科学地、系统地述说藏学佛教源流和衍变，为近年佛学成功的作品。而研究员王森，深研佛学，通晓梵文及藏文，用数十年的功力，撰写了《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确是精品，超越前人诸作，并附有《宗喀巴传》和《宗喀巴年谱》，为西藏佛教史中上乘，足以传世。

民国以来，藏事纷乱，故研究作品较多，如《西藏问题》，即有六种之多。计有谢彬、华企云、王劲育、秦墨哂、吴敬恒、陈健夫诸人，均属互相抄袭，殊少实用资料；其中较有价值则为《西藏史地大纲》《西藏始末纪要》《康藏史地大纲》《西藏新志》等书，差强人意。而先父吴燕绍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的《西藏史大纲》，极为研究者所推重。始自唐初，讫乎清乾隆朝，惜未能完稿。今存有讲义稿六册，约60万字，设排杂务，容将完成之。

民国时期，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先后有四人编有西藏著作，先有马福祥所编《西藏状况》，及石青阳所编《西藏纪要》，均属由该会员司汇编旧作而成，并无特点。后在民国二十二年第十三世达赖圆寂，乃派了参谋部次长黄慕松为专使，进藏吊唁，路经川康，仍沿清代旧驿，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五月七日起程，八月二十八日抵达拉萨。住拉萨三月，又赴尼泊尔及南洋群岛各埠考察，民国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始回到南京。沿途见闻，成《使藏纪程》一书，虽属游记性质，对于了解当时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会谈情况，极有史料价值。返京即任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又派了后任委员长吴忠信赴藏，他将行程和经办事件，撰成《西藏纪要》，于1953年在台北出版。书分三大类：为中央与西藏关系之今昔，奉派赴藏及在藏洽办各案之经过，西藏现状之考察。内多实地考察，兼述西藏史地、宗教、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以及对外关系，实为西藏研究有用的材料；可与他的随员朱少逸所著《拉萨见闻记》互相参阅，并代表这一时期的亲身经历之作，与上述马福祥、石青阳所编则不可同日而语了。

民族研究，最贵调查，中央极为重视，1958年派遣大批学者和学生，分赴各民族地区，历时数年，取得极大成果。最近五套丛书的整理出版，是前人著作无可比拟的。仅就西藏地区而言，如《西藏自治区概况》《西藏自治区地理》《西藏风物志》《西藏风土志》《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天祝藏族自治县概况》等，此类著作很多，不及备载，这种全面进行的调查确是空前的。

至于东嘎·洛桑赤列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西藏地方货币史》，均为有用之作。

关于译著方面，英帝窥视西藏，由来已久，有关著作，不下千余种，以前已经译成汉文者，有《西藏志》《西藏过去与现在》《英国侵略西藏史》《旅藏二十年》等书。今藏学编辑室则译印了《无护照西藏之行》《西藏——宗教、历史、人民》《谁是六二年的罪人》《西藏的文明》《智慧的高原》《十三世达赖喇嘛传》《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西藏的土地与政权》。周秋有译，意大利伯戴克著《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一书用了较多的藏、汉资料，可是其中错误还是不少，例如书中说《清史稿》是据《藩部要略》而成书的，自不容置辩，肯定是错误的。又如将祁韵士、祁寯藻父子关系颠倒了，又说《清史稿》解禁在1937年，《西藏志》著者为焦应祈，都是毫无根据的。用此书时需加注意。英国人彼得·霍普柯先的《闯入世界屋脊的人》，美国人巴伯若·尼姆里·阿吉兹的《藏边人民》，法国人大卫·尼尔的《岭超人格萨尔王传》，德国人海因利希·哈雷的《西藏奇遇》，特别是意大利杜齐《西藏画册》三巨册，确为世界名著，该书由李有义、邓锐龄合译其第一卷第一部分，定名为《西藏中世纪史》，及向红笳译《西藏考古》，也是杜齐名作的一部分，设能将《西藏画册》全部译出，那就更为有用了。再，民族研究所还译了《西藏简史》《西藏政治史》，都是有价值的译作，虽然书中极多歪曲史事，观点错误，研究者不难辨识其居心。

关于帝国主义侵藏之事，为西藏研究重点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重要著作有佘素的《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周伟洲的《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王绳祖的《中英关系史论丛》，及《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等，都是极有价值的著作。

另有科技方面的著作，如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档案馆合编译汉的《西藏地震史料汇编》，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社会科学院、农业科学院、气象局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合编的《灾异志——雪灾篇》，都大量翻译了西藏档案，提供了科学根据，而许多译出文献，并可充实史料，确是空前之作。又为纪念川藏、青藏公路通车30周年，编成《文献集》，分为三卷四册，其中又分“文献篇”、“筑路篇”、“文艺篇”、“英烈篇”，保存了两路工程史料，也是值得推荐的一部巨著。

藏族历史研究，自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开发西藏、团结民族，各种有关著作，纷纷出版。其中价值较高、史料可据者，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王辅仁、索文清合纂的《藏族史略》，王辅仁、陈庆英的《蒙藏民族关系史略》，均深入浅出、立论精湛。黄奋生的《藏族史略》，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撰写的《西藏简史》，及《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诸作，均有独特之处。而牙含章的《达赖喇嘛传》更三易其稿，《班禅传》亦不久可以问世。是通过两位大师的世系，说明500年来的藏史，材料丰富，在国内影响极大，均有英文译本问世，成为世界名著。

关于金石之作，除前述之《西藏碑文》外，还有最近张羽新编的《清代喇嘛教碑文》、王尧编的《吐蕃金石录》，王尧编了多种敦煌文献，大大丰富了此类资料，在考古工作大力进行下，今后的成果是无法估量的。

关于目录方面，前虽有多篇发表，均不够全面。而我整理的《藏族史料书目举要》，藏学编辑室编印的《西藏研究文献书目》《藏学文献目录题记》《西藏研究文献目录》(日文、中文篇)，及徐近之的《青康高原及毗连地区西文文献目录》，冯蒸的《国外西藏研究概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则一般应用藏学书目，也略备于此。

关于论文汇集工作，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有《藏族研究文集》一、二、三、四集，该院科研处也编了《藏学研究》，西南民族学院编了《藏族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西藏社会科学院汉文文献编辑室合编的《藏事论文集·宗教集》上下册，西藏人民出版社编《西藏史研究论文集》及《西藏民族问题论文选》，王尧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一、二集，还有西藏社科院编辑的《西藏研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藏学》，都是十年来科学春天的成果。确是空前的。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不久即影印了《理藩部则例》，是清代管理边疆地理的法律，至今尚有参考价值。并准备出版《西藏知识小丛书》，拟目十七，为《西藏自治区简介》、《西藏的和平解放》(廖祖桂)、《西藏政治制度》(王辅仁)、《唐蕃关系》(李秉铨)、《元代以来西藏地方同中央政府的关系——西藏是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邓锐龄)、《西藏地方与祖国经济关系》(黄万纶)、《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及其沿革》 (吴丰培、曾国庆)、《西藏的宗教》(王森)、《西藏的传统文化》(佟锦华)、《西姆拉会议》(柳陞祺)、《西藏境内藏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门巴族、珞巴族、回族、纳西族》(吴从众)、《西藏人口的变迁》(张天路)、《藏区地名沿革》(洛桑群觉)、《西藏的经济》(西藏自治区研究中心)、《西藏的教育》(多杰才旦)、《西藏法制史》(彭哲)、《西藏的文化》(丹增)。设此丛书出全，则西藏研究，更可推进一步。

总之，藏学研究，在中央正确号召，各级领导大力支持，许多从事于此项工作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新作倍出，为此项研究，提供无穷的财富。以上仅就所见简作介绍，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希望方家，有以指正。

（作者：吴丰培    摘自：杜永彬主编《藏学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