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堆、慧光:创佛教哲学研究新纪元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梵文经典研究”综述

发布时间:2018-05-02 13:45:00 | 来源:中国藏学》2011年S2期 | 作者:郑堆、慧光 | 责任编辑:闫景真

梵文贝叶经是古印度人民把佛教等古代重要梵文文献刻写在贝多罗叶上的一种独特文献资料。它是研究印度哲学史、佛教思想以及西藏佛教史等学科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世纪初,英国人在尼泊尔发现大量梵文贝叶经写本后,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对这古老而独特文献的研究热潮,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法国远东第一学院、瑞士洛桑大学等世界名牌高校纷纷设置梵文专业学科,对这些贝叶经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100多年来,欧美以及日本等各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是,近代以来,由于我国国力衰微,对梵文文献的研究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与国际水平有一定的差距。

如今,我国国力强盛,社会安定团结,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对古文献的保护和研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1]。2006年初,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还专门对西藏所藏梵文贝叶经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作出了重要批示。可见梵文文献研究的重要性。

纵观历史,我们虽然保存有如此众多的梵文贝叶经手写本文献,但现如今对此作深入研究的学者却寥寥无几。在我国佛教历史上,曾经有无数的汉藏高僧学者参与梵文贝叶经的翻译研究,为佛教思想和印度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不朽的贡献。然而,近代以来由于国力不振,频遭外敌欺凌,以致一些珍贵的梵文贝叶经写本流失国外。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梵文经典的保护工作,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组织人员把西藏各寺院所保存下来的梵文经典收集起来,运到北京由民族文化宫统一保管,并对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所藏梵文贝叶经采取了妥善保护措施,才使这批珍贵的贝叶经很好地保留下来。虽然我们在保护方面作了一些工作,但对于梵文贝叶经的整理研究方面起步较晚,与国际的梵文研究水平相比差距较大。

我国学者对梵文经典的整理研究大约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最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森教授对保存在民族文化宫的梵文贝叶经进行编目研究。他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民族宫图书馆藏梵文贝叶经目录》虽然比较简单,只有梵汉题目和叶数等信息,对具体内容没有详细的描述,甚至有的贝叶经不能完全释读出来,但通过此目录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到这批贝叶经的内容概要,对后来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次,利用梵文贝叶经手写本进行直接研究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蒋忠新研究员,他对民族文化宫所藏的《妙法莲华经》梵文贝叶经手写本进行拉丁字母转写,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梵文〈妙法莲华经〉写本:拉丁字母转写本》一书[2]。这可能是中国学者独自对梵文贝叶经手写本研究所取得的第一个正式成果。我国著名梵文专家北大季羡林先生赞誉这部转写本“具有在国际学术界扬国威的意义”。此后,蒋先生又对旅顺博物馆所藏的梵文手写本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旅顺博物馆藏梵文法华经残片影印版及罗马字版》和 《记旅顺博物馆藏梵文〈法华经〉写本残片》[3]等专著和研究论文。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方广錩教授对杭州灵隐寺所藏的梵文贝叶经进行研究,发表了《杭州灵隐寺宋代贝叶经之考察》[4]一文。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梵文手写本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藏研中心)成立伊始就非常重视西藏梵文文献的保护、整理和研究。

早在藏研中心成立前,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学术泰斗就我国藏学研究工作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函中指出: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梵文学者逐渐认识到汉文和藏文的重要性;不懂汉文和藏文对印度佛教以及古代文化的研究就会有困难。因此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开始研究汉文和藏文,此风沿袭至今益盛。欧美日本很多大学中,除了汉文讲座以外,多半开设了藏文讲座。他们刊印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到了今天,在国际上东方学的研究范围内,藏学已成为一门显学,与敦煌吐鲁番学成为双峰并峙的局面……

在我国西藏,除了有大量的藏文典籍外,还有大量的印度贝叶经。对藏文典籍,我们研究的非常不够。对贝叶经的调查与研究更是落后,这样的工作应该说还没有开始。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还有这样的贝叶经。这些贝叶经绝大部分是佛经,但也有少量的文学、哲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典籍。这种贝叶经,由于种种原因,在印度早已荡然无存。几十年前尼赫鲁就号召印度学人把汉译大藏经再译回去,译为梵文。他们制定了宏伟的计划,逐步执行。以后历届领导人都关心这一项工作,已经做出了一点成绩。而在我国西藏都有大量的现成梵文经典,其重要意义概可想见。这些贝叶经,同藏文文献一样,可以说是我们西藏甚至整个中国的魂宝。保存、研究这一些瑰宝,我们中华民族责无旁贷……

敦煌吐鲁番的研究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将近一百年,给世界的学术研究增添了活力,给世界文化增加了新内容。藏学的研究,如果加以提倡,也将兴旺发达。在东方学的领域内,二十一世纪将是藏学的世纪。这绝非夸大之辞。

他们特别强调研究梵文文献的重要性。从此,整理研究西藏梵文经典一直是藏研中心重点课题之一。

藏研中心的梵文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87—1989年)

主要对梵文贝叶经进行调查与拍摄等资料的收集和复制工作。藏研中心成立之初,即于1987年设立了“西藏现存梵文贝叶经的整理与研究”课题,并被列入国家“七五”重点社科基金项目,正式把西藏梵文贝叶经纳入研究领域。当时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森教授、蒋忠新研究员和罗炤研究员等中国梵文学界著名专家学者都参与了此课题。此课题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三个目标:一是收集复制西藏现存的梵文贝叶经资料;二是培养30名左右专门研究梵文经典的年轻学者;三是进行若干梵文写本专题研究。首先进行的是关于梵文经典资料的复制工作。1987年,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第一任总干事多杰才旦等领导的努力下,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及与西藏自治区文化厅和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协商同意后,藏研中心派遣罗炤研究员前往拉萨对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所藏的梵文贝叶经进行拍摄工作,经过3个月多的努力,拍摄有9盘缩微胶卷,大概有183函复制品,700多部经典,成功地完成了梵文贝叶经资料的收集工作,基本上实现了第一个目标。其次,在人才培养方面,藏研中心领导也非常重视,先后派遣科研人员前往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西藏藏医学院进修梵文,甚至还派遣研究人员到海外,如奥地利科学院进行梵文贝叶经手写本的实际研究训练。第三,在梵文写本的专题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的成果。

2.第二阶段(1990—2003年)

主要对从西藏收集复制来的梵文经典写本进行编目、整理和研究工作。1990年,藏研中心桑德副研究员对所复制的梵文文献进行编目工作,在王森教授和蒋忠新研究员的指导下,经过4年努力完成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收藏的西藏梵文贝叶经目录》课题。1998年,藏研中心成立了《梵文法华经写本及藏汉译文资料研究》课题,聘请蒋忠新研究员为课题负责人,对藏研中心所藏的3个不同的《法华经》梵文手写本进行整理研究。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已于2005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5]。此外,1988年王森教授开始对法称的 《定量论》进行整理研究,但遗憾的是,由于王森教授的突然仙逝而中断,成为未完之作。

3.第三阶段(2004—2009年)

进入写本的校勘整理和研究出版阶段。为收复流失海外的梵文复印件资料和培养相关专业人才、出版相关研究成果,2004年1月藏研中心首次与奧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和思想史研究所正式签署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奥地利科学院关于合作研究梵文文献和共同出版研究成果的协议书》,正式展开了对西藏梵文经典手写本的校勘研究工作。其最终成果为由拉巴平措研究员、恩斯特•斯坦因凯勒 (Ernst Steinkellner)教授[6]共同创办和主编、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

目前该系列丛书已出版发行6种,分别为《集量论注》第1章(吉年陀罗菩提著,斯坦因凯勒等校订,上下册,2005年)、《定量论》1—2章(法称著,斯坦因凯勒等校订,2007年)、《五蕴论》(世亲著,李学竹等校订,2008年)、《一百五十颂般若经》(苫米地等流校订,2009年)、《金刚萨埵成就经》(罗鸿、苫米地等流校勘,2009年)、《二十部短篇梵文经典集》(自运注释,2010年)。

其中,《集量论注》(Pramāňasamuccayatīkā)是古印度大师吉年陀罗菩提(Jinendrabuddhi)的因明学著作,该论著的第1章内容作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奥地利科学院“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的第一卷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其中上册为《集量论注》第1章梵文文本的校注版,下册为该文本的罗马字转写版。《集量论注释》梵文转写及校注版的出版,为此后梵文文本的整理校勘研究提供了范本和经验。

《定量论》是法称的重要因明论典,为“因明七支”之一,有颂文有长行,全论分为现量、为自比量、为他比量三品。本论主要说明此三种量的性质、差别、作用等。一直以来《定量论》的研究都是依赖于藏译本,因此《定量论》梵文原典的出版对研究法称的认识论和因明学说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五蕴论》是佛教唯识学派的纲要书,也是法相宗瑜伽十支论之一。以大乘佛教的立场观点来解说原始佛教根本教义之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基本内容,并分析它们的哲学意义,指出其教理目的所在,且对阿赖耶识存在的问题也有所论证。其梵文原典,在印度早已失传,本书系校订者依据藏研中心图书资料室所藏的布达拉宫该经梵文手抄本复制品校勘而成。

《一百五十颂般若经》(Adhyardhasatikāprajnāpāramitā)别名《般若理趣经》,是大般若经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早期密教的根本经典之一。内容主要讲述佛教的般若思想清净之理,以揭示佛教徒在日常生活中建立净土的各种方法,蕴含着早期密教“即身成佛”的教义雏形,被认为是大乘佛教般若思想向密教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本书系校订者依据藏研中心图书资料室所藏的该经梵文手抄本复制品校勘而成。此经梵文校订本的出版对于研究、探讨佛教般若思想和早期密教理论是一个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

《金刚萨埵成就经》(Vajrasattvanipādanasūtra)全书由绪论、梵文校勘本、藏文校勘本、附录、参考书目5部分组成。此经梵文本主要依据藏研中心图书资料室所藏的两个梵文经典复制品和哥廷根大学所藏的罗睺罗拍摄的照片进行校勘。此经属于密集体系之圣者流的密教经典,内容主要讲述该体系生起次第的修行方法,即通过观想坛城,念诵真言等方法以修证金刚持的果位。此经的校勘出版为密教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其珍贵的原典资料。

《二十部短篇梵文经典集》是由20部简短的大乘经典组合而成的经集,其中有非常难得的梵文经典,有些是梵文残片,迄今尚未校订出版;有些是以前所发现的梵文本,但并不完整,本书首次以完整的形式呈现于世。本书不仅对这20部经典进行了精细校勘,而且都作了英文翻译和注释,为大乘佛教的哲学思想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新资料。

以这样一批优秀的合作研究成果作为后盾,2008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北京藏学研讨会”上,在奥地利科学院斯坦因凯勒教授的牵头和召集下,一批世界上最著名的梵文专家与会并成功举办了“梵文小组”的研讨,与会国外专家一致认为此次会议是国际梵文界的盛会。会后出版了由恩斯特•斯坦因凯勒、段晴、卡桑•霍麦特主编的《中国的梵文写本:北京藏学研讨会梵文论坛论文集》[7]。

除了以上已介绍的成果外,目前正在合作研究的项目还有月称的《入中论》、无畏藏护的《五次第真义释》和《佛颅续释》、法称的《因一滴论》、三昧耶金刚的《五次第释难》、安慧的《五蕴论广释》、法上的《定量论疏》、安慧的《倶舍论实义释》以及商羯罗喜小部作品集等,这些研究成果将在三五年内陆续出版面世。

这些成果既是研究佛教思想、印度哲学和文学最珍贵的资料,也是研究梵文文学和梵文语法等学科极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如此一大批失传已久的文献的校勘出版,正如德国著名学者、莱比锡大学艾利•弗兰克(Eli Franco)教授专门撰写的书评指出,“对整个印度哲学研究,特别是佛教哲学,有突破性的大变革”,开创了“佛教哲学研究的新纪元”[8];同时也为提高我国梵文研究的学术地位,凸显藏研中心的功能作用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和意义。

通过该项目,藏研中心开拓了对外合作渠道和合作能力,合作领域从梵文文献拓展到了宗教、文化等藏学领域,合作范围也从奥地利扩展到其他国家;而且通过合作,还探索出人才培养的有效模式。

目前,藏研中心先后与德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机构和个人开展合作项目。

4.第四阶段(2010年起)

从2010年开始,在加强国际合作研究的同时,藏研中心开展国内自主研究项目,以藏研中心和国内学者为主,联合国内外相关机构和专家,对一些未曾发表和出版过的重要梵文写本进行整理研究,校勘出版。这标志着藏研中心的梵文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目前所设立的“西藏所藏梵文手写本校勘研究”项目,初步选择了《五百颂般若经》《中观花蕾》《般若波罗蜜多优波提舍》《阿毗达磨集论》等写本进行整理校勘研究。这些都是至今在世界上未曾发表过的重要梵文原典,在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是研究早期唯识思想和印度中后期的中观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同时对藏传佛教的教理研究也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因此,将这些写本校勘出版,一定会在国际梵学界和佛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奠定藏研中心的梵文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

藏学的故乡在中国,藏学的绝大多数资源也在中国。继承和弘扬藏族传统优秀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完成藏学研究的功能作用,我们必须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推出世界一流的人才,一流的科研成果。其中,对外开展合作是尽快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开展课题合作研究,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1.借船出海,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断提高合作水平随着全球交流的日益密切,国际间的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藏学领域也不例外。世界上的每个研究机构都有自己的优势,但也必定存在不足的地方。因此要深入、持续地推动藏学研究的发展,相关学术机构间必须在资料、人才、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开展合作研究,才能共同将藏学的研究推向深处,取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藏研中心与奥地利科学院的合作,其重要的经验就是借船出海,藏研中心由此取得了科研和人才的双丰收,拓展了合作范围和专业领域,扩大了藏研中心的影响,开创了合作研究的新模式。

2.借篷使风,借用外力推动人才培养力度开展国际间的藏学研究合作,人才的培养是关键。合作不但要出成果,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出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人才,要将人才的培养作为合作的重要内容。没有合格的人才,国际间的合作无法开展;没有持续的人才补充,国际间的合作无法深入和持久。藏研中心在合作过程中先后派出多名学者赴奥地利和德国参加合作项目,利用国外知名的学术机构和专家平台与网络来培养我们的人才,通过合作成果的推出来扩大我们在世界学术舞台上的影响。目前,藏研中方合作人员的研究水平已得到该领域相关国际机构和学者的认同。

3.由点及面,推动形式多样的合作内容藏研中心与奥地利科学院的合作领域不仅由梵文文献拓展到了宗教、文化等藏学领域,而且合作范围也从奥地利扩展到其他国家,在奥方的引荐下,藏研中心先后与德国汉堡大学、日本龙谷大学等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我们从中得到的启迪是,合作要从一种形式开始,但是不应拘泥于某一固定的模式。应根据需要和可能,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比如不仅可以有课题的合作研究、人才的合作培养,还可以在资料整理、实地调查、学术会议、出版成果、举办展览、人才交流等各个方面进行多方位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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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编:《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2]蒋忠新:《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梵文〈妙法莲华经〉写本:拉丁字母转写本》[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3]蒋忠新:《记旅顺博物馆藏梵文〈法华经〉写本残片》[A],《出土文献研究》 [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1—195页。

[4]方广錩:《杭州灵隐寺宋代贝叶经之考察》[J],《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

[5]蒋忠新:《梵文〈法华经〉拉丁字母转写》(共3册)[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

[6]斯坦因凯勒系奥地利科学院院士、亚洲文化思想史研究所教授,国际著名梵文专家。

[7]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

[8]Eli Franco,A New Era in the Study of Buddhist Philosophy,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2006), 34:221-227。

(作者:郑堆、慧光  摘自:《中国藏学》2011年S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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