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敦阿错：云南藏区藏语地名与地域文化

地名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类赋予自然界具有特定方位、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具有时代性、社会性、民族性、地域性及代表性等特征，富含文化内涵［１］。云南藏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的横断山区，南北走向的山系与河流形成了山谷相间、雪山耸峙、江河深切、气候及植被垂直分布的多样而复杂的地境。千百年来，以藏族为主的２０多个民族在此繁衍生息，形成了丰富多采的文化。在这种复杂的地境和文化多样的背景下，藏族文化也带有强烈的地域特色，藏语地名文化更是独具特色，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下面我们将探讨云南藏区藏语地名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一、云南藏区藏语地名与生态文化

藏族人民一直以来对自然有着特别的感情，精心呵护着自然界的飞禽走兽和一草一木，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精髓。在云南藏区，通过地名可以了解到这些地方过去良好的生态状况，譬如，当地有很多用“纳”（ནགས）藏语意即“森林”命名的地名，如：纳仓（ནགས་མཚམས），村名，位于香格里拉市格咱乡格咱行政村，“仓”为边界，因村落位于森林边而得名；纳公（ནགས་གོང），村名，位于香格里拉市建塘镇解放行政村，“公”为上面，因村落位于森林上方而得名；纳隆（ནགས་ལུང），村名，位于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吉迪行政村，“隆”为沟或地名，因村落位于森林中而得名；纳格拉（ནགས་སྐེད་རགས），村名，“格拉”为腰带，因村落后山有带状森林而得名；南任（ནགས་ཞིང），“南”即“纳”村名，位于德钦县升平镇巨水行政村，‘任”为田地，因村落位于砍伐森林改造而成的田地边而得名；南主（ནགས་མཇུག），村名，德钦县霞若乡霞若行政村，“主”为末尾，因村落位于森林下方而得名；南曾（ནགས་འཛོམས），村名，位于德钦县霞若乡粗卡行政村“曾”为茂密、集聚，因村落位于茂密的森林边而得名。在当地地名中，有很多地名是根据植被名称命名的。如：唐仓（ཐང་མཚམས），位于香格里拉市五境乡下珠行政村境内，“唐”为松树，“仓”为边界，因村落位于松树林边名而得；唐培（ཐང་ཕུ）、唐安培（ཐང་རྒན་ཕུ），村名，位于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和平行政村，“唐”为松树“唐安”为老松树，“培”为谷口，因村落位于古木参天的松林谷口而得名；唐申诺（ཐང་ཤིང་ནང），位于香格里拉市尼西乡新阳行政村，“唐申”为松树，“诺”为里面，因村落位于松树林中而得名；申木（ཤིང་མང），村名，位于德钦县拖顶乡拖顶行政村，“申”为树木，‘木”为多，由于从前此地树木多而得名；申格仲（ཤིང་མང），村名，位于德钦县奔子栏镇达日行政村，“申格仲（ཤིང་དཀར་མང་།）”，意为白桦树，因村落位于白桦林附近而得名；查里通（ཚེར་ཐང），村名，位于德钦县云岭乡查里通行政村，“查里”为荆棘的藏语译音，“通”为坝子，因在没有形成村落以前这里是一片荆棘林而得名；查里顶（ཚེར་སྟེང་།），位于德钦县云岭乡查里顶行政村，“顶”为上方，因村子位于荆棘林的上方而得名；江通（ལྕང་ཐང），村名，德钦县奔子栏镇夺通行政村“江”为柳树，“通”为坝子，村子位于长满柳树的平坝上而得名；九农顶（ལྕང་ལུང་སྟེང），村名，德钦县云岭乡政府驻地，“九”为柳树，“农”为沟或箐，因村子位于柳林深处的台地上而得名。诸如此类的地名还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云南藏区地处三江并流核心区，很多地方处于温热河谷地带，很适合植被的生长，森林覆盖率高，是野生动物的乐园，野生动物的名字也就出现在当地地名中。如：冻聪（དོམ་ཚང），村名，位于德钦县霞若乡粗卡通村委会驻地粗卡通西北面，意为熊窝，相传建村前此地有熊窝而得名；依日（གཟིག་རི），村名，位于香格里拉市建塘镇解放村委会驻地乃日村西南，意为豹山，因过去这里经常有豹子活动而得名；追古（སྦྲུལ་མགོ），村名，位于德钦县奔子栏镇奔子栏村，意为蛇头；尼任（ཉ་ཞིང），村名，位于德钦县拖顶乡洛玉村，“尼”为鱼，“任”为田地，相传浇水时有人曾看到水渠中有鱼游动而得名；达日觉（སྟག་རི་རྒྱབ），村名，位于香格里拉市建塘镇解放行政村，“达日”为虎山，因过去这座山上有老虎活动而得名，“觉”为后面，村子位于虎山后面而得名；洞塘日（དོམ་ཐང་རི），山名，位于香格里拉市五境乡下珠行政村，“洞”为熊，“塘”为坝子，“日”为山，因此山上有一个经常有熊活动的坝子而得名；哈充（ཁྲ་ཚང），位于德钦县奔子栏镇奔子栏行政村，“哈”为鹞鹰，“充”为窝，因以前这里有鹞鹰搭建的窝而得名；吴通（ཝ་ཐང），村名，位于德钦县霞若乡夺松行政村，“吴”为狐狸，“通”为坝子，这里形成村落以前是狐狸玩耍的坝子。在迪庆藏语中有很多与植被和野生动物相关的地名，现在与很多地名有联系的植被已经见不到了，野生动物也已经绝迹，但通过地名还是可以感受到以前良好的生态状况。　　

二、云南藏区藏语地名与族群交往　　

在很多的地名的背后，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首先，滇西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是古代各民族交往和融合的场所。历史上藏族和纳西族关系非常密切。唐代，吐蕃先民与纳西族先民们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过长时间的交往，吐蕃南下对纳西族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代木氏土司凭借军事力量和联合藏传佛教教派领袖，征服了云南藏区以及康南藏族，纳西族与藏族有过长时间的交往。其间，木氏土司将不少纳西族人迁移到藏区，随着时局的变化，经过几个朝代以后，慢慢地与当地藏族融合，很难分出彼此。历史上形成的很多地名，从形成之初一代一代传承援用至今，通过这些地名清晰地反映出当地居民的族群记忆和迁徙的痕迹。如香格里拉市东旺乡的满布江仲（སྨད་པའི་འཇང་གྲོང），“满布”是下部的意思，“江仲”是纳西村之意，历史上木氏土司将纳西族迁至此地垦殖，后来发展成现在的村庄。德钦县升平镇的纽贡（འཇང་སྒང）村，“纽”为纳西族的意思，“贡”为山梁，意为有纳西人居住的山梁。德钦县云岭乡的纽（འཇང）村，原名纽农巴（འཇང་ལུང་པ），“纽”是纳西族，“农巴”是地方或山沟的意思，最先居住在这里的是一户纳西族人家，后来慢慢发展成了一个村庄，这里还有一座木氏土司西征时的碉楼。德钦县燕门乡的纽仁村（འཇང་ཞིང），“纽”是纳西族的意思，“仁”是地方或田地的意思，“纽仁”是纳西人耕种的田地之意。德钦县拖顶傈僳族乡的左力（འཇང་ལུས）村，“左”是纳西族的意思“力”是遗留的意思，左力（’jiang　lus）为纳西人的后裔居住的村子之意。现在这些地方的居民完全融合于当地藏族中，已经分不出彼此，而且从族群身份的认同上，他们也认同自己是藏族，但从地名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与纳西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次，很多地方繁衍生息的居民，从文化现象已经看不出与周边村民之间的差异，甚至居民自己也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的祖先的来源地，然而他们现在所住地域的地名却保留了有关他们来自何处的历史资料，通过地名，我们可以清楚知道居民的来源地。如：香格里拉市尼西乡幸福村巴拉村（འབའ་སླེབས），“巴”是指巴塘的意思，“拉”是到达的意思，“巴拉”为巴塘人到达地。相传这里最早的村民为巴塘境内一座寺庙的农奴，后迁徙到这里繁衍生息，现为著名的巴拉各宗（འབའ་ལྷག་སྐལ་འཛོམས）旅游景区所在地。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塔城镇巴珠村（འབའ་གྲོང），“巴”是巴塘的意思，“珠”为村庄，“巴珠”为巴塘人居住的村庄。明清时期，巴塘境内的一些村民受不了当地土官的欺诈和压迫，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四处漂泊，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感到风景秀丽、气候怡人，非常适合人类居住，便在此定居下来，村庄的名字也根据居民的来源地命名为巴珠，这个名称一直援用至今。另外，有的地方原来为藏语命名的地名，后来虽然其他民族迁徙到这些地方居住，但仍然保留着原来的名称。如维西县塔城镇错卡布顶（འཚོ་ཁ་སྤང་སྟེང）村，现全部是傈僳族居民，但村名仍旧保留了藏语地名，“错卡”藏语为湖边，“布顶”为草坝上的意思，因村子位于草坝中间有湖泊的地方而得名。香格里拉市洛吉乡的九龙（རྒྱབ་ལུང）村为彝族集居区，地名却为藏语，“九”为背面，“龙”为沟或箐“九龙”为背面的山沟的意思；香格里拉市建塘镇红坡村委会驻地红坡村南面的洛东（ལུང་སྟོད）村，为纳西族集居的村落，但洛东（ལུང་སྟོད）为藏语地名，“洛”为沟或箐，“东”为上部，意为上沟或上箐；余你洛（ཡུལ་རྙིང་ནང），村名，在香格里拉市虎跳峡镇红旗村委会驻地万古村北面，全部为彝族，村名也为藏语，“余”为村或地方，“你”为旧，“洛”为里面，“余你洛”为古老地方之意。

三、云南藏区藏语地名与藏族宗教　　　

“宗教是一种十分古老而普遍的文化现象，也是至今依然存在，在社会和人生各个方面发挥着重大影响的社会现实。”［２］在佛教未传入藏区以前，藏族先民曾长期信奉苯教（bon），由于佛教势力不断兴盛，苯教逐渐式微，以至云南境内尚无一座苯教寺院。但是时至今日，云南藏区还有以བོན作地名的情况，这就告诉我们此地有苯波教的一些踪迹。如：白桑（བོན་སྲུང），位于香格里拉县东旺乡中心村委会驻地习克村北面，“白”是藏族本土宗教苯教的意思，“桑”是坚守、守住的意思，因村落建于苯教寺庙遗址上而得名。本木贡（བོན་པོ་དགོན），香格里拉县格咱乡格咱村委会驻地拉洼嘎村南面，据《中甸县地名志》载：“本木，苯教；贡，寺。村建于苯教寺址，故名。”［３］藏传佛教对云南藏区的影响非常深远，以至于地名的命名也受其影响。众所周知，广大藏族群众对藏传佛教有虔诚的信仰，佛教对藏族人的影响不仅广泛地反映在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也深深地渗透到作为语言词汇的地名中，很多地名也带上了浓厚的藏传佛教的色彩。在云南藏区，与寺庙相关的地名很多，有的直接用贡巴（དགོན་པ），即寺院作为地名。如：香格里拉市格咱乡阿莫村东北面的贡巴（དགོན་པ）村、小中甸镇和平村委会驻地区洼丁村东面的贡巴（དགོན་པ）村、五境乡下珠村委会驻地下珠村东面的贡巴（དགོན་པ）村、德钦县奔子栏镇书松村委会驻地曲决村东北面的归巴村（དགོན་པ），都为藏语贡巴དགོན་པ（寺庙）的译音；有的地名中，贡巴（དགོན་པ）作为中心词，后加方位词词缀构成不同的地名，如德钦县升平镇的归巴顶村（དགོན་པ་སྟེང），“归巴”为寺庙，“顶”为上面，“归巴顶”意为寺庙上面的村子。又有的地名中，贡巴（དགོན་པ）缩写为贡（དགོན）以后作为中心词，再在后面加上方位词词缀，如德钦县奔子栏镇的归达（དགོན་མདའ），意为寺庙下面的村子；德钦县奔子栏镇的归弄（དགོན་ལམ），意为寺庙的路，因村子位于途经寺院的路边上而得名；香格里拉市格咱乡的贡满（དགོན་སྨད）村，意为寺庙下方；德钦县羊拉乡的规吾（དགོན་འོག），意为寺庙下方。在这里“贡、归、规”都是藏语དགོན的译音，是寺庙的意思，这些地名都与寺庙有关，有的建在寺庙遗址上，有的则以当地寺庙作为地理坐标，根据不同的方位进行命名。除了与寺庙有关的地名外，还有很多与佛教有联系的地名，如：吹宗（ཆོས་རྫོང），香格里拉市建塘镇解放村委会驻地，意为寺院管辖的村庄。清康熙年间，云南藏区最大的格鲁派寺院建成，由五世达赖喇嘛命名“噶丹·松赞林”（དགའ་ལྡན་སུམ་རྩེན་གླེང），划三百户属民为曲德（ཆོས་སྡེ），为僧众供养户，划七十户属民为拉德（ལྷ་སྡེ），为大寺掌教处的供养户，西藏地方政府（噶厦བཀའ་ཤག政府）派“觉玛群则”（གཅོད་མ་ཆོས་མཛད）为三百户曲德庄主，今香格里拉市建塘镇解放村吹宗（ཆོས་རྫོང）自然村为庄园主住处，吹宗（ཆོས་རྫོང）“其职责专管教民户（曲德ཆོས་སྡེ，本文作者注）为寺庙僧众每日三餐茶薪服务。后演变为民主改革时废除的松赞林寺的财政机构‘觉厦’（རྒྱབ་ཤག）”［４］，吹宗（ཆོས་རྫོང）为当时政教合一的行政机构，成为地名以后一直援用至今。哈匹（སྔགས་འཕེལ）或（སྔགས་སྤེལ），村名，密咒发达或发展密咒之意，位于香格里拉市建塘镇诺西村委会驻地桑那村东部，因该地建有达隆噶举派寺庙哈匹寺而得名。该寺于明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年），由达隆噶举派活佛降曲嘉措所建，因该活佛咒术高明，专为信众治病，深得信奉。１６７４年，蒙藏兵拆毁噶举派寺庙时，周围百姓出面央求保留，后恩准保留该寺，固汉语寺名为“承恩寺”，用咒术治病的传统延续至今，寺庙所在地也叫哈匹。雨崩（གླེགས་བམ），村名，经书、经函之意，在德钦县云岭乡西当村委会驻地西当村西南面，因村旁有一形似经书的岩石而得名。历史上的很多高僧大德亲临此地，使雨崩成为卡瓦格博周围最具影响力的藏传佛教圣地，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雄多吉撰写了《雨崩圣迹志》，现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

四、云南藏区藏语地名与游牧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迪庆藏族地区出土了大量石器时代遗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维西县哥登遗址和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区瓦丁遗址，德钦县佛山乡纳古、云岭乡永之、石底及香格里拉县尼西乡发现的石棺墓遗址，王恒杰先生通过对这些古代文化遗存进行考古分析后指出：“一系列的地下出土文物向人们显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起，迪庆高原上就已经有人类活动。”［５］１１后来他进一步阐释“新石器时代迪庆高原上的古文化的主人，已同川西和青藏高原文化的主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同云南地区文化的主人保持着某种接触和联系。”［５］１３。也就是说，云南藏区的古代文化是古代藏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从经济形式方面来看，“直到９世纪末，迪庆地区还停留在奴隶社会阶段。从那里运出来的是‘大羊’，所以迪庆地区的经济还是以畜牧业为主。”［５］４３古代的迪庆高原上，游牧文化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存的一些古地名中，也可以看出云南藏区古代游牧文化的痕迹。与游牧生产有关的地名，如著名的旅游风景区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是中国政府确立的第一个国家公园，位于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境内，碧塔海是公园的主要景点之一。在这里普达措和碧塔海都是藏语བལ་འཐག་མཚོ的两种不同的译音形式，其中普达措属于完全音译，碧塔海为一半音译一半意译。普达或碧塔为藏语བལ་འཐག，即为纺织羊毛的意思。历史上这个区域是一个大型的牧场，碧塔海附近是牧民们的冬季牧场，每年冬天，牧民们把牛羊赶到碧塔海附近，在湖边搭建帐篷一边看管牛羊一边纺织羊毛，慢慢地这种游牧生产的方式就成了湖泊的名字，后来整片区域的名字也叫普达措（བལ་འཐག་མཚོ），一直沿用至今。打史（རྟ་ཤེར），村名，位于香格里拉市尼西乡幸福村委会境内，“打”为马“史”译为清点、检查等意思“打史”为牧马清点个数之意，历史上当地人把马放到周围的山林，定期把自家的马匹集中到这里清点数目，并喂养食盐和饲料，后来在这里形成了村落，打史这种游牧生产的方式也就成了村落的名称。祖史（མཛོ་ཤེར），村名，位于香格里拉市尼西乡幸福村委会境内，“祖”为犏牛，“史”译为清点、检查等意思，“祖史”为清点犏牛个数之意。历史上当地人以喂养犏牛为生，将犏牛放养到周围山林后，定期将犏牛集中到自家的牛棚并清点数目、喂养食盐和饲料，后来这里发展成了村落，这种游牧生产的方式就成了村落的名称。藏语中的“卓”（འབྲོག）为游牧、牧业、牧场等意思，是游牧文化的核心。在迪庆藏族地区地名中，有很多与“卓”（འབྲོག）字搭配构成的具有游牧文化痕迹的地名。柱色（འབྲོག་གསར།），村名，位于香格里拉市建塘镇诺西村委会境内，“柱”为牧场，“色”为新“柱色”意为新建牧场；南左（ནགས་འབྲོག），村名，位于德钦县云岭乡红坡村境内，“南”为森林，“左”为牧场，意为林中的牧场，历史上这个地方的人以牧业生产为主。另外，云南藏区地名中还有很多与青藏高原独特的牲畜——牦牛类家畜有关的地名，如祖母谷（མཛོ་མོ་གྲོང），村名，香格里拉市建塘镇红坡村委会驻地西南面，“祖母”为母犏牛，“谷”为村子，意为饲养母犏牛的村子；亚古仲（གཡག་མགོ་གྲོང），村名，位于香格里拉市格咱乡翁水境内，“亚古”为牦牛头，“仲”为村庄，村子位于形似牦牛头的山梁边而得名。在云南藏区藏语地名中，有很多以弄、禹、永［１］　（གླང）意为黄公牛命名的地名。在横断山区“三江并流”区域低海拔河谷地区，不适于喂养牦牛、犏牛等高原牲畜，在当地的牧业生产中，以喂养黄公牛（གླང）和黄奶牛（བ）为主。在当地的地名中，仍然遗留了很多游牧文化的痕迹。如禹功（གླང་སྐོམ），德钦县燕门乡禹功（གླང་སྐོམ）行政村，“禹”在当地藏语方言中是黄公牛，“功”为口渴、饮用水等意思，“禹功”为黄公牛饮水的地方。相传很久以前有一头黄公牛由于口渴到处乱跑，到此地时发现了一口泉眼，美美地喝足了水。从此，这里逐渐有人居住，后来发展成村落。永久（གླང་འབྱོར།），村名，位于德钦县云岭乡查里通村委会驻地北面，“永”为黄公牛，“久”为到达的意思，永久地处半高山区，是黄牛存活的最高海拔区，这个地段以上一般喂养的都是牦牛。永芝（གླང་འགྲེ），德钦县云岭乡查里通村委会驻地西南面，“永”为黄公牛，“久”为跌落的意思，传说永芝是一个隐秘的村庄，有一次，周围村子的人看见一头黄公牛从山上跌落下来，去看牛时发现了这个村庄，就将此命名为永芝（གླང་འགྲེ），黄公牛跌落的村庄。　　

五、云南藏区藏语地名与农耕文化　　

明代以前，迪庆高原上虽然有一些种植青稞、豌豆、蔓菁等的农业生产活动，但游牧文化一直占着主导地位。进入明朝以后，特别是到了１７世纪，以木增为代表的丽江封建土司势力以朝廷为后盾，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联合藏传佛教教派领袖，实现了对迪庆及附近藏区的征服与统治。在这个时期，纳西等民族把农耕文化也带进了迪庆高原，引进了水田技术，同时把核桃、蚕豆、玉米等作物及种植技术带了进去。现存的一些古地名中，仍然还可以看出古代农耕文化的一些痕迹。根据种植不同的庄稼而命名的地名如：珍仁通（འབྲས་ཞིང་ཐང），位于德钦县燕门乡春多乐行政村境内，“珍”为稻谷，“仁”为田，“通”为平坝，珍仁通（འབྲས་ཞིང་ཐང）意为稻田坝子，因历史上在此种过水稻而得名；永仁（ཡུང་ཞིང），村名，位于德钦县云岭乡查里通行政村，“永”为蔓菁，“仁”为田地，因种植蔓菁而得名；罗仁（ཡུང་ཞིང），村名，位于德钦县羊拉乡甲功行政村，“罗”为蔓菁，“仁”为田地，因种植蔓菁而得名。当地根据能否可以灌溉将地分为旱地（སྐམ་ཞིང）和水浇地（ཆུ་ཞིང），位于高寒山区不能灌溉的田地称为旱地（སྐམ་ཞིང），即刚仁，而位于河谷地带低海拔地区可以灌溉的田地称为水浇地（ཆུ་ཞིང），即曲仁，有很多地名是直接用曲仁（ཆུ་ཞིང）和刚仁（སྐམ་ཞིང）来命名的。如：高仁（སྐམ་ཞིང），村名，位于德钦县霞若乡石茸行政村，“高仁”为旱地之意，因村后为一片干旱地而得名。根据位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中的田地而命名的地名，如：日仁（རི་ཞིང），村名，位于香格里拉市尼西乡新阳行政村，“日”为山，“仁”为田地，“日仁”意为山地，因村落建于山地而得名；立英（རི་ཞིང），村名，位于德钦县升平镇阿东行政村，“立”为山，“英”为地，“立英”也意为山地，因村落建于山地而得名；里任卡（རི་ཞིང་ཁ），村名，位于德钦县升平镇巨水行政村，“里任”意为山地，“卡”为表示边、周围等的后缀，“里任卡”为位于山地边的村落［２］。南任（ནགས་ཞིང），村名，位于德钦县升平镇巨水行政村，“南”为森林，“任”为田地，因村落位于砍伐森林改造而成的田地边而得名。根据人们的美好愿望或比喻命名的地名，如：支拉（འབྲུ་ར），村名，位于德钦县云岭乡斯农行政村，“支”为粮食，“拉”为院子，意为粮食堆积起来的院子，因村落位于高海拔山区，粮食年年歉收，老百姓期盼粮食丰收堆积如山，将美好的愿望融入到地名中；南仁（གནམ་ཞིང），村名，位于德钦县羊拉乡茂顶行政村，在这里“南”为天空，“仁”为田地，由于村子所在地海拔高，而且比较开阔，因此用“南仁”，即天上的田地来比喻。根据迁徙民族耕种过的土地命名的地名，如：纽仁（འཇང་ཞིང），村名，位于德钦县燕门乡巴东行政村，“钮”是纳西族的意思，“仁”是地方或田地的意思，“纽仁”是纳西族耕种的田地的意思。根据种植其它经济林木命名的地名，如：得高龙（ག་ལུང་།），村名，位于德钦县拖顶傈僳族乡左力行政村，“得高”为核桃，“龙”为沟或地方，意为种植核桃的地方，因村落所在地核桃多而得名。　　

六、云南藏语地名与崇尚安定幸福的心理　　

对于地理实体命名，除了比较突出对客体的属性或形状特征外，还包含着人们主观民族情感、思维方法、心理倾向和审美观念。云南藏区藏语地名中，将表达人们美好愿望的词语常常用作地名，以表示人们祈求安宁、昌盛、吉利的良好愿望。如“迪庆一德钦”是藏语བདེ་ཆེན的两种译音，现在根据汉文的不同写法分指两个不同的地方，“迪庆”是指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是指德钦县，其意义是“大乐”、“极乐”，蕴含了非常美好的愿望；西隆（སྐྱིད་ལུང），村名，在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吉迪村委会驻地益司村东北面，意为幸福的地方；吉迪（རྒྱས་བདེ），村名，位于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吉迪村，“吉”为兴旺，“迪”为太平、平安，意为“兴旺平安”；央古（གཡང་གྲོང），村名，位于香格里拉市建塘镇诺西村，“央”为福气、福分，“古”为村子，意为有福气的村庄；金母隆（སྐྱིད་མོ་ལུང），村名，位于香格里拉市建塘镇诺西行政村，“金母”为幸福快乐之意，“隆”为地方，“金母隆”意为幸福快乐的地方或村子；石底（ཞི་བདེ），村名，德钦县燕门乡石底行政村，“石底”为和平之意。在这种文化心理的驱动下，云南藏区处处呈现出文化多元、生态平衡、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景象，是建设和谐藏区的典范。　　

结语　　

云南藏区藏语地名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很多地名与农耕定居生活方式有关，但不少地名保留了传统游牧文化、古代宗教、族群迁徙历史的痕迹，甚至从地名可以了解云南藏区过去的生态状况和传统的生态文化。因此，研究云南藏区藏语地名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对藏语方言研究和地域文化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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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１］地名［EB／０L］．３６０百科，http／／baike．so　com／doc／６５２２９６１－６７３６６９３．html．

［２］吕大吉．宗教学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德钦县人民政府．云南省德钦县地名志［Z］．德钦：德钦县人民政府内部发行，１９８６．

［４］苏郎甲楚．苏郎甲楚藏学文集［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０．

［５］王恒杰．迪庆藏族社会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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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当地藏语方言中，一般将藏文字母“拉”（པ）发“亚”（ཡ）的音，因此，“弄”གླང（公黄牛）的音发成了“永”或“禹”的音，又如当地地名羊咱（ཡང་རྩ），意为山脚下，“羊”为藏文“拉”（ལ），当地方言发“羊”的音。这种情况还很多，这里不再一一例举。　　

［２］“日仁”“立英”“里任”在藏文中是同一个词，即རི་ཞིང་།。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汉字记音，主要是由于不同的地方藏语发音略有差异，还有就是当初记录地名者个体的差异导致了汉文记音的不同。

（作者：更敦阿错   摘自：《西藏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