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发祥：论木刻雕版印刷术在西藏的发展及其影响

１５世纪以前，西藏还没有木刻雕版印刷术，佛教经典和藏文书籍以手抄本为主，因而书籍版本稀少，且非常昂贵。那些不惜重金、千里迢迢冒着生命危险到印度学习佛教经典后回到西藏的少数高僧大德们不仅掌握了佛教知识和仪式，更重要的是通过拥有书籍，也拥有了财富和权力，如玛尔巴（１０１２—１０９７）等。从印度和中亚应邀而来的高僧们也因为拥有相关的佛教典籍而倍受尊敬。但木刻雕版技术从中原的传人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使佛教的广泛和快速传播成为可能，本文重点讨论刻板印刷术在西藏的发展过程及其对藏传佛教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影响。

一、西藏雕刻艺术和藏纸

木刻雕版印刷技术的传人和广泛应用在西藏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藏文的创制、雕刻艺术的发达和藏纸的发明是木刻雕版技术在西藏得以发展的三大基础。关于藏文的起源虽然学术界一直有争议，但学者们一致同意藏文在松赞干布（？一６５０）时期得以创制和推广。而雕刻艺术和造纸术也是西藏地方科技史的重要内容，但由于缺乏考古和文献资料，对这两方面的研究一直难有根本性的突破。

（一）藏雕刻艺术的起源和发展

木板雕刻是雕刻艺术的集大成，也是后来机器印刷技术得以发展的基础，欲探讨西藏木板雕刻的发展，需先了解西藏雕刻艺术的发展历史。西藏雕刻艺术的起源非常久远，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有了带有各种花纹的精美陶器。

西藏昌都卡若遗址距今约５０００年左右，是迄今为止我国境内所发现的海拔最高、经度最西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出土的陶器均为夹砂陶，手制，纹饰以刻划纹、锥刺纹和附加堆纹为主，器形以罐、盆、碗为主，均为小平底器，尤其是双形兽体罐非常特殊。［１］

比卡若遗址晚５００—１０００年左右的拉萨曲贡遗址出土陶片多达５万余片，可辨认器形的有１２３４件。陶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主要器型有单耳罐、双耳罐、高颈罐、大口罐、圈足碗、豆、盂、单耳杯、圜底钵等，多见圜底器，没有发现平底器。器类有罐、钵、杯、碗、盘等，以罐为大宗，主要用途是炊器、盛器、水器和进食用器，陶器的耳部比较发达。陶器以盘筑法手制成型为主，一些小型器物则是直接用手捏制成型，制作工序比较复杂，陶器成型后对接口沿和底部，圈足贴接器耳。

同卡若遗址相比，曲贡文化遗址居民的制陶技术更高一筹，并且图案的构成也有了更新的发展。纹饰有戳点纹、划纹、斜划纹、人字纹、平行纹、折线纹、弧纹、附加堆纹、三角纹、V型纹、圆圈纹、网纹、菱枚纹、重菱纹、菱格纹、齿状纹、涡纹、三角形镂孔和乳钉纹等，但不见拍印纹饰。图形装饰除了菱形外，还有许多组合起来的图形。有的在菱形内嵌套一个菱形，称为重菱形；有的在菱形内填上两个同心圆，其圆心与菱形的中心重合；有的是一个陶罐的颈部的顶视图，它将菱形与折线组合起来，沿颈部分布，将陶器大约三等分。曲贡人似乎对菱形纹有特别的偏好，但其中的奥秘不得而知。

曲贡陶器纹饰的制作方法有刻划、压划、剔刺、雕塑、磨花。陶器材质一般以泥质陶和夹细砂陶为主，磨光程度很高，磨光不仅在陶罐口沿，甚至罐身内壁也被磨光。其中黑陶最多，制造也最精致，由于这种陶罐在烧制时要经过渗炭处理，所以表面乌黑铮亮。［２］　　

此外，在西藏那曲、阿里等地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岩画，岩画内容多为牦牛、马、犬、羚羊、鸟和人类等。这些岩画多是在岩石上敲凿而成，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是研究早期西藏绘画艺术的重要资料。［３］近年来，在西藏那曲，青海玉树等地又发现了不少精美岩画，且陆续发表了一些高质量研究成果。［１］虽然无法断定上述岩画产生的具体年代，但它至少反映了古代藏族的雕刻艺术水平。

吐蕃王朝时期，西藏的石刻艺术日臻成熟，尤其是吞米桑布扎创制藏文以后，西藏出现了不少碑铭石刻，《吐蕃金石录》收录了吐蕃时期的碑刻１０通、钟铭３件。［４］如７６３年左右建造并矗立在布达拉宫前的达扎路恭纪功碑，其字迹迄今仍清晰可读，是西藏最早的石碑。［２］而《藏文碑文研究》收录了吐蕃王朝时期青藏高原的石碑１４通、石刻１１件；还收录了公元９世纪吐蕃王朝崩溃后的石碑６通。［５］无论是设计模式，还是刻铸字体，都非常有特点。

除了石刻艺术，吐蕃王朝时期的木刻木雕技术也非常发达，建造于吐蕃王朝时期的大昭寺、小昭寺和桑耶寺等，其殿门、廊柱、门额和门楣等都是木质，上面有各种精美浮雕，内容有飞天、力士、云纹和佛教故事等，大昭寺承檐上有１０８只木刻浮雕卧狮，每只卧狮胸前都有一个铃圈，圈上挂有一面小圆镜，栩栩如生，体现了当时高超的木雕艺术。

（二）藏纸的发明及其应用

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技术不仅对中国文明，而且对整个世界文明的进程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纸张的发明和适用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至关重要，也是木刻雕版技术得以问世的前提。

如果没有纸张赋予的动力，印刷技术就不可能发明。两个世纪之前纸就从中国通过阿拉伯传入了欧洲，到十四世纪晚期，人们开始广泛使用纸张。［６］

纸张的发明，不仅使书变得便宜和便于携带，而且也使书籍的大量生产成为可能。虽然缺乏考古材料的支持，但大量的相关文献表明，自８世纪以后，藏纸的使用就很普遍，佛教经文翻译和抄写、目录编订都需要大量纸张，敦煌古藏文文献用的都是藏纸，估计当时河西地区也生产藏纸。此外，新疆发现的藏文简牍说明，木简也是当时重要的藏文书写材料之一。

藏纸采用生长在海拔４５００米以上的狼毒草（学名：Stellerachamaejasme，藏语：re－lzeg）为原料，因此具有不怕虫蛀鼠咬、不腐烂、不变色、质地坚韧、不易撕破、耐折叠、耐磨等特点。２００６年，藏纸生产工艺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公元７世纪中叶，唐太宗将宗室女文成公主远嫁给藏王松赞干布为妃时，给文成公主的嫁妆中有：３６０种经史典籍和工艺６０法，但没有具体说明是否有造纸法和造纸工匠。［７］公元６４９年，唐高宗（６２８—６８３）继位，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松赞干布派使者致书司徒长孙无忌，表示如需要，随时可出兵铲除不忠之徒，并献１５种金银珠宝。

高宗嘉之，进封为賨王，赐杂彩三千段。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乃刊石像其形列昭陵玄阙之下。［８］

虽有这样的记载，但造纸法如何在吐蕃得以推广和使用，后来的藏、汉文史书中未见任何记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学者亨特在其名著《造纸：古代工艺的历史和技术》中，把藏纸同泰国纸、缅甸纸、尼泊尔纸、不丹纸列为一类，并认为藏纸的制造技术跟中国内地，日本、韩国等地区的传统造纸术不属于同一类型：

如上所述，造纸的方法或是把模子浸泡到纤维浆水中，或是把浸泡过的纤维浇到模子表面。但很难断定，哪种方法最古老。而在当今之暹罗、缅甸、尼泊尔、不丹和西藏（图８８，８９，９０）的造纸法是将纸浆倒在模子表面，而模子不在水里浸泡。这种特殊的造纸法是把模子浮在清澈的池子或小溪上，将装在桶里的用水混合过的桦树纤维泼倒在浮在溪水上面的模子布面上（图９１、９２、９３），也许这就是造纸的最初方法和纸张的真正式样。［９］

此外，亨特在他的著作中，还发表了３张西藏江孜地区的造纸照片，这是迄今公布的关于藏纸制造的最早照片。２００７年，李晓苓在其论文“四川德格县和西藏尼木县藏族手工造纸调查”中也提出，藏纸制造的原材料和方法完全不同于内地，可能源于印巴次大陆。［１０］内地造纸技术对藏纸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但遗憾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相关的考古发现和新的史料文献来做进一步的研究。

文成公主和赤尊公主入藏前，吐蕃王朝已使用纸张似乎没有疑问。因为藏文文献记载，松赞干布派到尼泊尔和唐朝求婚的使者都带有松赞干布的亲笔书信，这些书信写在靛蓝纸上。靛蓝色又称磁青纸，藏语称“汀秀”，是把数张普通纸迭合用浆糊粘合之后涂一种名叫“汀”的蓝色矿物颜料，然后研磨打光而成的一种特殊高级书写材料，但目前尚不能肯定，这种靛蓝纸是否生产于吐蕃本土。

藏纸有很多不同名称，如金东纸、堆纸、石青纸、尼木纸等，虽然产地和质地不同，但手工制作的程序基本相同，都要经过挖掘采集、砸根、清洗、分层、煮料、捶打、捣浆、浇纸和揭纸等过程，方法都是用浇纸法。近年来，拉萨、林芝等地出现了藏纸手工作坊，以制作各种具有藏文化元素的旅游产品为主，如雨伞、面具、灯罩、地图等。

吐蕃王朝赤松德赞时期（７５５－７９７年在位）编纂了著名的《丹噶尔目录》　　《青浦目录》和《旁塘目录》三大目录，　《旁塘目录》一直保存至今。［１１］这些目录都是手抄本，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写本，说明当时抄写佛教经典已成一定规模。据布顿大师（１２９０－１３６４）在其《佛教史大宝藏论》中统计，藏传佛教前弘期来西藏传法的班智达有９３人，西藏著名的洛扎瓦（译师）有１９２人，他们翻译了大量的显密佛教经典，［１２］这些经典也都是手抄本，翻译这些佛教经典不仅需要大量人力财力，也需要大量的纸张。有如此大规模的翻译活动，说明当时纸的产量也相当有规模，至少能够满足翻译所需。

总之，藏文的普及、雕刻艺术的不断进步和造纸技术的应用，为木刻雕版印刷术的传人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巴康的兴建及藏文大藏经的刻印

雕版印刷术始于公元７世纪前期，也就是唐太宗时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最伟大贡献之一。唐咸通九年（８６８）王玠雕刻的《金刚经》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雕版印刷实物，该品发现于敦煌莫高窟，现收藏在大英博物馆。［１３］印刷技术自从内地传人西藏后，与本地雕版工艺相结合，形成了具有西藏地方特点的木刻雕版术。

雕版印刷在西藏文化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推动了西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而且也起到了保留文化遗产和促进文化交流的作用。雕刻印版所用的木料大都是秋天采伐刚落叶的桦树或桃树，经过水煮、烘干、刨制等工序，制成两面都光滑平整的木板，然后，在木板上刻上藏文。印版刻好后，经过校工校对正确无误就可以启用印刷了。木雕印刷版不朽不损，光洁细腻，可以长期使用。

目前藏族风格最早的木刻和绘画作品发现于黑水城。１２２０—１２２７年间，黑水曾经是西夏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夏王朝管辖境内生活着大量吐蕃人，也有不少藏传佛教僧人。藏传佛教对西夏影响很深，很多藏文佛经被翻译为西夏文，刻印流行。西夏还刊印了西夏文的《大藏经》，并于１３０２年在杭州大万寿寺刊刻了《西夏藏》佛经。［１４］

那么，木刻印刷术何时兴于西藏？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元１３世纪，蔡巴噶举派第７任万户长噶德贡布（有些文献中写为噶德白瓦）［３］曾先后７次赴内地学习，并把刻板印刷技术传入了西藏。［１５］但迄今没有发现蔡巴版《甘珠尔》，也没有发现令人信服的历史资料。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是明永乐八年（１４１０），当年明成祖下令刻板印刷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以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转世活佛德银协巴（１３８４—１４１５）为刊刻总编，这是我国首次刻板印刷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人们称这套《甘珠尔》为永乐版大藏经。此后，刊印佛经成为明朝皇帝赏赐给来内地朝贡的西藏高僧们的珍贵礼品中的必需品。［１４］

永乐年间刻印的大藏经，据说样本送到了五台山，印本后来又分别赠送给了萨迦派、噶玛巴、宗喀巴及其弟子释迦也失。该版本以永乐皇帝派太监侯显专赴西藏迎请的纳塘手抄本大藏经《甘珠尔》为蓝本，不仅是藏传佛教史上第一部刻本大藏经，而且也是最早的藏文铜板印刷品。所以，已故东噶活佛说：

这套甘珠尔印版印出的第一部样书送到了五台山，其后作为礼品献给了粗朴寺的噶玛巴和宗喀巴大师。藏族的许多学者非常喜欢，他们开阔了眼界，而刻版印刷大量书籍之门道也从此打开了，刻版技术也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由于大藏经部数特别众多，故没能刊印藏文大藏经。［１６］

实际上，把藏文大藏经的刻刊定为木刻雕版印刷术在西藏的传入和发展肇始，有点勉强。如前所述，唐朝时内地的许多经书史籍等就已传人西藏，元朝时期雕版佛经传人西藏也是完全可能的。那么，藏区最早的巴康［４］（par－khang）是哪个？在藏区最早刊印的藏文大藏经究竟是哪个版本呢？目前，虽然介绍和探讨藏文大藏经版本的论著不少，但关于巴康本身的兴建和发展史却很少提及。当然，德格巴康是个例外。

西藏规模最大的巴康应该是布达拉宫印书院，布达拉宫印书院有东、西院之分。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布达拉宫东印经院的修建时间最早也是在五世达赖喇嘛（１６１７—１６８２）晚年。第司桑结嘉措（１７５３—１７０５）以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编写的《丹珠尔目录一催开三界快乐莲池之阳光》有２２５函，但东噶仁波切只写“写造”，而没有明确说明是抄本还是刻印。［１６］此后，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１６８３—１７０６）曾下令建造《甘珠尔》印经院，但因公库消耗过大等原因，只雕刻了２０多部经版后未能继续。［１５］未完成的实际原因是１７０５年第司桑结嘉措被和硕特蒙古首领拉藏汗所杀，刻板印刷自然就停工了。但从这个时间段看，布达拉宫东印经院可以认定为藏区最早的印经院。

１７３０—１７４２年，藏王颇罗鼐在协嘎曲德寺刻印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制作经版７６４０９块，“这是西藏历史上雕刻印版技工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自此，雕刻技术长期流传下来，延续至今”。［１５］令人奇怪的是，颇罗鼐没有在当时的布达拉宫刊印，而印好的《甘珠尔》经也没有供奉在布达拉宫，而以赠送给五世班禅的名义，放在了纳塘寺。１７４１—１７４２年，颇罗鼐又下令刻印了藏文《丹珠尔》，共２２５部，也存放在纳塘寺，这就是著名的纳塘版藏文大藏经。

１９２０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１８７６—１９３３）下令扩建原有布达拉宫印书院面积，并在布达拉宫南侧住宅区西面新建一座印经院，全称“雪境福利宝库洲”，简称“雪巴康”，俗称西印经院，今天人们提及布达拉宫雪印经院时多指此处，雪巴康一直保留至今。

东噶活佛在其名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文文献目录学》中有个矛盾的观点。他先是说１６０９年丽江版大藏经是藏区最先刻印的藏文《甘珠尔》经，但后来又说由于战乱，固始汗的后人达赖汗将丽江的《甘珠尔》迎到了理塘寺，所以，这个版本通常又叫理塘朱印本。［１６］如此说来，理塘版大藏经不能算是藏区刊印的第一部大藏经了。但也有些资料说，理塘版大藏经就是在理塘大寺刊印的，［１５］如果那样，理塘版大藏经就是藏区刊印《甘珠尔》的最早版本，但这种观点似乎没有根据。

从表１中可以看到，藏区最早的甘珠尔印经院应该是卓尼禅定寺印经院。自然，卓尼版甘珠尔也是藏区刊印发行的最早的藏文大藏经，有意思的是１７５３—１７７２年间刻印的卓尼丹珠尔，也是迄今刻印的藏文丹珠尔的最后一种版本。［１６］

                                              表１　　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刻本简况

资料来源：东噶·洛桑赤列著，陈庆英译《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文文献目录学》，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９１—９８页；徐丽华《藏文｛旁唐目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８７—２０２页。

禅定寺创建于１２５４年，曾经是甘、青藏族地区的宗教和文化中心之一。在卓尼土司的大力支持下，１７２１到１７３１年刻印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耗时１０年，耗银１７５２５两。卓尼版大藏经《甘珠尔》的刻印以著名学者扎巴谢珠为总编纂，动用了３０名擅长书法的刻字工，３００多名雕刻经版工，５０名伐木和经版加工工人、５０名专职印刷的僧侣，共用经版３５４６２块，也就是说此版《甘珠尔》共有３５４６２页，规模和投入之大可见一斑。［１７］一些论著中说，卓尼版大藏经以纳塘、德格木刻版和北京、拉萨的抄本《甘珠尔》为蓝本，但实际上，当时仅有北京刻本，还无德格刻本。

１７５３—１７７２年，禅定寺雕刻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历时２１年，总编纂为经师阿旺达杰，仅专门校对的格西就有１０人，经版撰写５０人，经版雕刻３００多人，伐木和制墨２００多人，后勤杂务５０多人，共２０９函，耗银１３９３７两。［１８］可惜的是经过１９２９年军阀马仲英洗劫和１９５８年极左路线前后两次破坏，禅定寺印书院及其珍贵经版全部被毁，无一幸存。

                                                表２　　藏文大藏经丹珠尔刻本简况

资料来源：东噶·洛桑赤列著，陈庆英译《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文文献目录学》，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９１—９８页；徐丽华　《藏文＜旁唐目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０７—２１１页

目前，藏区保存完整且继续从事刻印的是德格印书院，而西藏唯一进行传统木刻雕版印刷的是拉萨木鹿寺。该寺收藏了不少布达拉宫雪巴康刻板，实际上是雪巴康的延续，藏有３２０部佛经，１２．８万块雕版，其中《甘珠尔》雕版４８１８９块，《丹珠尔》雕版６５０７３块，是名副其实的印书院。

三、木刻雕版印刷术在西藏的影响

印刷的历史就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印刷技术的革新使得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影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佛教经典的需求是木刻雕版印刷术得以在西藏传播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印刷技术的进步又加快和扩大了藏传佛教知识的传播。实际上，早有学者指出，中国印刷技术的发明和进步儒释道功不可没：“因此，中国的三大教对印刷术的发展都有它的一分，但最大的影响，至少在最早的几世纪中，当推佛教。”［１３］（p．３５）

木刻雕版印刷技术的传人和应用，不仅加快了内地与西藏地方的文化交流，而且促进了西藏社会发展。

１．大幅度提高了藏传佛教经典及其他书籍的生产数量，使得普通读者能够接近或得到书籍，使培养更多佛教知识分子成为可能。

抄本书生产速度慢且数量有限，“书以稀为贵”，价格当然也不菲，一般人，就是寺院中的普通僧侣，想阅读或拥有都很困难。与写本相比，木刻雕版技术的使用，从单位时间上就大大提高了书籍的生产量，降低了书籍成本，而且同一本书可以生产出若干复本，这就使得知识，尤其是佛教知识的获得成为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印刷技术的革新同时也是书的革新，而书的形式的改进和数量的增加，意义非凡：“实际上，新书导致了深刻的变革，不仅仅是人们的思维惯习，而且还有世俗和宗教学者们的工作条件，而这些学者是不同时代的主要读者。这种变革（我们不说“革命”）很快就打破了原来读者的界限，对外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６］（p．６）

２．加速了藏传佛教的传播和藏传佛教相关知识的普及，从而满足了信众的精神需求。

引进木版雕刻技术后，各种书籍经典的复本不断增多，便于携带的各种尺寸的木刻版书籍也不难获得，这就使得书籍流通的频率越来越快，流通范围越来越广，从喜马拉雅山南麓到蒙古高原，从克什米尔到中国内地，那些携带着各种经书的僧俗民众所到之地，也是藏传佛教影响所及之地。

虽然如此，作为知识载体的书籍的神圣性却并未减弱或降低，对此，当代美国学者库尔提斯（Kurtis　R．Schaeffer）教授非常精辟地总结道：“在西藏，书籍实际上就是佛语之化身，教育之主要工具，传统与权威之源头，一种经济产品，一件制作精美的美术品，佛教徒书写文化之媒介，宗教本身之象征符号。”［１９］

时至今日，藏区百姓家里的佛龛里也多供有藏文《甘珠尔》《丹珠尔》《八千颂》等，有不少经典仍然是木刻版。

３．提高了书籍的质量，有利于藏族传统文化的保存和研究。

木刻雕版印刷可以生产出大量经典的复本，这些复本以各种方式在不同的地方流传和传播，而且木版雕刻印制的书籍准确率也高于手抄本。刻印前，都有高水平的学者进行校对，一旦刻印，文字就不会变动和改变。从大藏经的印刻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在木板上写字、刻字都有专门的校对人员，而且他们的薪水和待遇都不低。

４．强化了寺院作为藏族传统社会经济、文化传播和教育中心的功能。

雕版印刷技术传入后，随着各地巴康的陆续修建，寺院的文化传播和教育中心得以强化。能够刻印大藏经，建立巴康的寺院都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实际上，中等以上的寺院都有自己的巴康和藏经楼，只不过限于经济实力，没有能力刊印大藏经，而只刊印一些文集、传记而已。关于刻印大藏经的成本，藏文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以德格巴康为例，１７３８—１７４４年，刊印大藏经《甘珠尔》共耗粮食２７５６５２克［５］（见表３），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一般的寺院望尘莫及。

                                   表３　《德格版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费用一览表

资料来源：R．Schaeffer，　Kurtis．　２００９．　The　Culture　of　the　Book　in　Tibe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１５９　－　１６０．

５．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促进了藏族与周边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

印刷技术的使用和普及使得藏文典籍，尤其是佛教典籍的流通成了维系同一民族甚至不同民族间交流和往来的纽带。藏文大藏经先后多次在内地刊印，是汉藏两个民族文化交流的见证，而丽江版藏文大藏经的刊印并先后流通到康区和西藏，反映了藏族和纳西族之间的密切关系。

四、结语

印刷技术的发明和不断改进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它使不同的知识体系得以广泛的传播和交流，从而使得人与人、地方与地方以及国家与国家在知识结构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藏文大藏经撰写于西藏寺院，但最早由内地雕版印刷后流通返回到西藏，木刻雕版印刷术又从内地传入西藏，直接促进了藏文书籍的生产和流通，而且这些木刻经典又从西藏交流到内地，这种宗教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也是藏传佛教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木刻雕版技术从内地的传入，对于藏传佛教知识体系的形成、完善和普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依附于各大寺院兴建于各地规模不等的印书院，使得佛教经典，尤其是藏文大藏经的大量刊印和流通成为可能，从而使寺院成为藏族传统社会中名副其实的知识生产的源头和中心。既使在机器印刷技术非常普及的今日，木刻雕版印刷也仍然在藏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并成为藏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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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１］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局、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M］．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１４０．

［２］西藏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编，拉萨曲贡［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４６—１７３

［３］侯石珠．西藏考古大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１２—１３２．

［４］王尧．吐蕃金石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２：６．

［５］恰嘎·旦正，藏文碑文研究（藏文）［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３—１７３．

［６］Translated　by　David　Gerard．Edited　by　GeofferyNowell－Smith　and　David　Wootton．１９７６　The　Coming　of　the　Book：The　　Impact　of　Printing　１４５０—１８００．　Lowe　and　Bredone，Thetford，Norfolk　P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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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后晋】刘晌旧唐书·列传１４６吐蕃传上［M］．北京：北京银冠电子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１：３６３２—３６３３．

［９］Dard　Hunter．　１９５７．Papermaking：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　Ancient　Craft．　NewYork：Dover　Publication．　P１１１．

［１０］李晓苓．四川德格县和西藏尼木县藏族手工造纸调查［J］，中国科技史杂志，２００７，（２）：１５５—１６４．

［１１］徐丽华．藏文《旁唐目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２］布顿大师著，（郭和卿译）佛教大宝藏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９５—４４８．

［１３］（美）卡特著，（吴译炎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７：５７．

［１４］（法）海瑟·噶尔美著，（熊文彬译）早期汉藏艺术［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７３—７５．

［１５］张天锁．西藏古代科技简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９５．

［１６］东噶·洛桑赤列著，（陈庆英译）．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文文献目录学［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９２．

［１７］丹曲．卓尼禅定寺的佛教文化艺术考述［J］．西藏艺术研究，２０１４，（４）：４—１７．

［１８］第二世嘉木样．卓尼＜丹珠尔＞目录［M］（藏文版），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６：３６９．

［１９］　　R．Schaeffer．Kurtis．２００９．　The　Culture　of　the　Book　in　Tibe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fP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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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代表性成果如张亚莎《西藏的岩画》，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尼玛江才《玉树岩画》，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２］石碑立于高１．９２米、面积２２．２５平方米正方形基台上。基台的正中为三级阶梯形碑座，高１．３１９米。碑身（包括碑顶）高７．９９米，呈方柱形，下宽上收。碑身正、背、左三面有字，正面藏文６８列，左面藏文１６列，背面藏文７４列，见《吐蕃金石录》第８２页。

［３］也有学者认为是第１０任万户长。　《红史》作者蔡巴贡嘎多吉时刻印了《甘珠尔》。见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下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８７６页。

［４］巴康，通常被翻译为“印经院”，但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上，都不太符合藏文原文的意思。“巴康”，就是印书局、印书院。藏区各大巴康不仅仅刊印佛经，而是有关藏族知识的书籍都刊刻，如历代高僧全集、传记，以及各种大小五明的经典著作等，所以，本文统一用“巴康”或“印书院”。

［５］克：西藏传统的容量和重量单位，１克约等于１４公斤，见丹珠昂奔等主编《藏族大词典》，第４１５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６］　１薄式耳相当于３５．２公升。

［７］计算有误，实际数量应是２７５６５２克，The　Culture　of　the　Book　in　Tibet　P１６０．

（作者：苏发祥    摘自：《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