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７年８月２５日，在上海出版发行并具影响力的《新闻报》破例发表了一篇长达一万六千多字的消息，该文正标题为《西藏政变实录》，实谓“热振事件”。该文中的热振活佛即西藏前摄政五世热振活佛图旦绛白益西丹巴坚赞（１９１２—１９４７），其遇害、色拉寺和热振寺僧众举行大规模武装暴动，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对“热振事件”，当时国民政府就认为，“由于亲英分子达扎擅将亲近中央之前摄政热振逮捕处死，自为摄政，企图携贰……并派人赴美英活动，阴谋西藏独立”。［１］国民党中央还曾计划采取军事行动，但又终因忙于内战，放弃了即时打击亲英叛国集团的措施。此后，时为行政院院长的张群在《处理西藏问题之方针》中说明：“当事变之初，既因种种牵制，未伐之以兵；事变之后，又未裁之以法。此事或可作为悬案，留待将来相机善处，不必有所表示。”［２］两年后，“拉萨发生了变乱……拉萨与外界的电讯中断，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限两周撤离，交通部在拉萨的无线电台被捣毁……所有在拉萨的经商汉人皆遭驱逐，连寺院里的汉籍喇嘛亦无一幸免。”［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热振事件”也给予了密切关注。值得一提的是热振生前先后派往内地向中央政府求救的两位追随者阿旺嘉措和益西楚臣，经过千辛万苦，辗转跋涉，分别在西南和西北找到了共产党。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日，新华社报道：已故热振活佛的索本堪布，在西宁向记者发表谈话，愤怒控诉西藏地方政府亲英分子制造杀害爱国活佛热振呼图克图事件，要求人民解放军尽快解放西藏。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７日，成都和平解放，正在这里的原色拉寺堪布阿旺嘉措得到了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等西南军区首长的亲自接见，聆听了共产党关于民族和宗教的政策。当时中央政府已经决定：解放军１８军主力从西南进藏，１８军的独立支队从西北进藏。“当时，阿旺嘉措要求随军进藏，（西南军区）考虑他同噶厦之间原有矛盾，没有同意他的意见。经过解释，确定派他到康定工作，并协助进军。”［４］“热振派往内地报信的益西楚臣参加解放军后，非常积极、勇敢，在昌都战役中立过功，授少校军衔，后担任西藏档案馆副馆长。但在当时，考虑到他同噶厦之间的敌对情绪以及当时的复杂情况，没有让他马上随军进入拉萨，暂时留在玉树一段时间。”［５］中央鉴于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特殊状况以及统战西藏上层工作的考虑，对解决“热振事件”采取了稳健的政策。对迫害热振的势力没有予以追究；包括另一位爱国者格达活佛在昌都被害的细节也没有彻底追查公布［６］。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４日，人民解放军在昌都战役中一举歼灭藏军５７００余人，藏军主力被消灭。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达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西藏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７］应该说，“热振事件”与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西藏和平解放以及西藏建设等都有直接和间接的密切关系，今年适逢热振事件７０周年，因此，深化和拓展关于这一事件的研究显然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重新认识“热振事件”
热振活佛是西藏地方摄政（１９３４—１９４１年），中央政府册封的“辅国普化禅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摄政”则是中央政府在西藏设置（在上一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下一世达赖喇嘛未成年前掌管地方政教）的官职，代理达赖喇嘛处理相关政事。热振活佛也是近代西藏地方的一位高僧，在他任西藏地方摄政的７年中，维护了中央政府在西藏地区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寻觅并报请中央认定了现在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于１９４０年２月和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一起主持了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热振维护祖国统一的努力和措施，被英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分裂势力视为他们推行西藏独立的最大阻碍，必欲除之而后快。分裂势力针对热振的阴谋活动随即秘密展开。
１９４７年４月，西藏分裂势力以阴谋手段将热振非法逮捕。当时，爱国藏族僧俗同胞一方面向中央呼救，希望国民政府解决危局，另一方面进行了激烈的武装反抗。热振被捕后，亲英分子责问热振活佛：“西藏何以要亲中国？”热振慷慨陈词：“中藏在宗教、地理上都无法分割，１９０４年英国人荣赫鹏侵入拉萨，军事赔款概由中央政府所付，所以如果不是中国的钱，岂能赎回西藏的身。”［８］他坚定地主张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未能尽到责任，至使这场斗争最终失败。１９４７年５月８日，热振被西藏分裂分子毒死于设立在布达拉宫内的夏钦角牢房（时年仅３６岁），在此前受关联而被害的还有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父亲祁却才让。李维汉曾在《西藏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论述：“１９３３年十三世达赖逝世后，由热振呼图克图代摄达赖喇嘛职权。热振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的爱国意志，努力加强西藏地方同祖国的关系，帝国主义和西藏亲帝分子对热振的爱国行动极端仇视，他们施展造谣污蔑、栽赃陷害等卑鄙手段，先是在１９４１年迫使热振下台，由大扎（注：又作达扎）代理；继则又在１９４７年逮捕、杀害了热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父亲祁却才让，也由于同热振关系密切，心向祖国，被他们毒死。”［９］
五世热振活佛在法座上（１９１２—１９４７年）照片来源：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提供
热振虽然被害，但是他在西藏僧俗中还有很大影响。据记载，当年谈判和签订《十七条协议》时，西藏地方的代表还特别提出不能让“班禅派”和“热振派”参加［１０］，因为“热振派”和“班禅派”可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站在政治、道德、历史和宗教的制高点，正本清源，发挥巨大的政治优势和战略主动，痛击任何企图“西藏独立”的谬论。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热振事件”的政治内涵过去常被淡化或者歪曲，或以“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斗争”而一言以蔽之；再如，国民政府关于“热振事件”的档案名称就以《藏王达扎与热振交恶》命之。总之，这些记载和研究都未能显现以热振为代表的爱国力量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并奋起反抗、打击叛国者的历史真相。
７０年过去了，学界对当年的悬案一直未曾做详细的探索和研究。今天，我们重新回顾十三世达赖圆寂后的这段历史，重新认识“热振事件”，重新认识历史馈赠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温故知新，不无启发。特别在达赖喇嘛“转世”问题上，热振恰好是一面镜子，他维护中央权威、遵守历史定制、宗教仪轨和国家法律，还在宗教界和广大群众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在当前，对“依法治藏”和民族团结极具说服力和现实意义。
二、“热振事件”的鲜明特征
纵观“热振事件”的历史脉络和史实，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热振是为国牺牲的民族英雄，是西藏爱国力量的代表人物。热振活佛是我国西藏地方政权在民国时期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与第十三、十四世达赖喇嘛都有着直接的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在中华民族最艰难的岁月，他与中央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呼吁抗日救国，旗帜鲜明地反对西藏独立，维护国家统一，并为此献出生命，是壮烈殉国的伟大民族英雄。热振活佛不仅是一个个人，更是一个政治派別，一面旗帜，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热爱祖国，拥护中央政府的伟大力量，即当时所称的“亲中派”、“亲汉派”。在今天看来，爱国派是我们的遗产和软实力。
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梳理，我们发现，“热振事件”主要包括三个主要事件：即原西藏地方亲英的旧政府非法逮捕中央要员热振并将其迫害致死，以及色拉寺起义和热振寺起义。“热振事件”，当时也称之为“政变”，［１１］但实质上是一场震惊世界的、典型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它具有许多鲜明的特征。
热振活佛（中）和他的属下在热振寺合影（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提供）
１、“热振事件”是西藏爱国者武装反抗亲英叛国集团而惨遭残酷镇压的起义
１９４１年热振辞去摄政职务后，英国殖民者和以达扎为代表的西藏上层亲英派阴谋勾接，不断以各种手段打击和迫害以热振为代表的爱国力量，但同时，热振派，如雍乃喇嘛、卡多活佛、热振扎萨江白坚赞、彭康、觉扎、阿旺嘉措、益西楚臣和达赖喇嘛的父亲祁却才让等也经常聚会、活动和策划，与妄图分裂祖国的达扎势力进行斗争。雍乃喇嘛曾在一封密信中称：“达扎活佛胡作非为，已达到不可容忍的地步。吾等决心趁达扎按惯例冬季回寺的机会，在东嘎徐古狭道设下埋伏，将彼枪杀……。”他们曾两次打算在达扎出现于公开场合时暗杀他，但都没有成功。［１２］他在致热振的信中还表示：“现在己似倒置佛塔，病已随身，但余本人尚未至心力不能之处，作事应具目的，有背景，先事商讨，逐件考虑成败之算，既明吾侪可操胜利，本人绝无中辍之意”。［１３］
支持热振的爱国藏族僧俗同胞坚决团结在热振周围，抵制和反抗分裂势力的倒行逆施。１９４５年初，支持热振的色拉寺堪布阿旺嘉措等人发动全寺喇嘛，反抗噶厦政府，相持数月，企图制造热振重出的机会，但未能成功。阿旺嘉措等４人只得出逃奔赴内地求援，途中遭到噶厦政府追杀，除阿旺嘉措本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捕，同去的阿旺嘉措弟弟赤烈嘉措被打死后砍下头颅，由朵基（昌都总管）宇妥从昌都带到拉萨示众。后来，雍乃喇嘛等人痛心疾首，决定再次铤而走险，直接暗杀达扎。当时雍乃亲手制作了一个小木匣，他将木匣上盖制成推拉式，把买来的一枚手榴弹盖打开后，取出拉绳拴在盖子的内侧，再整个放在匣内，这样，一旦有人拉开匣盖，炸弹很快就会因绳索拉开而爆炸。木匣装好后，外面再用布包上，写上“达扎摄政亲收”的字样。担任仲译钦莫（དྲུང་ཡིག་ཆེན་མོ，即秘书长）的阿旺朗杰是达扎的智囊和帮凶，常和达扎接触。于是，派人送到他家中，请其转交达扎。１９４７年３月（藏历正月中旬）的一天，阿旺朗杰家中突然响起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震惊拉萨，达扎却因此幸免。此后，热振被捕，以色拉寺和热振寺为代表的广大爱国僧众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全体僧众一致宣誓，决定以武力削除奸邪”，营救热振，并明确提出了反对“亲英”旧政权的口号，还以各种方式请求中央政府“速派大军入藏，解决危局”。［１４］
现存两岸的档案材料上大量记载了色拉寺和热振寺武装“暴动”［１５］的史实，如：他们打死由达扎派到色拉寺和热振寺的心腹及藏军，夺取武器并攻击噶厦的机构和藏军驻地，还试图在途中劫迎被藏军押往拉萨的热振等等。
噶厦就各宗谿务必做好防范抓捕热振事件的主谋席德雍乃喇嘛一事的命令草稿（翻译：依苏）
该命令草稿汉译如下：
错那宗堆二官员、加玉谿堆、多宗宗堆、拉康谿堆、森宗宗堆以及山南总管等知晓：
近日，谎称以昌都总管敬献之名向怙主摄政兼经师达扎班智达呼图克图呈送装有手雷的匣子，只因至尊福田二怙主之业力以及诸护法神的护佑之故，迫使此次恶念未能如愿以偿。因此查核，实施如此罪恶暴力事件的发起者为热振拉章，而付诸行动破坏利乐众生大宝怙主（达赖喇嘛）政教大业的罪魁祸首为席德雍乃喇嘛，而且该喇嘛已经畏罪潜逃。雍乃喇嘛的体貌特征有：僧人着装，体格矮小，年约六十，面部皱纹多等。无论此人经过你地的可能性有多大，各地必须从即刻起在道路、渡口等地设置守卫，昼夜防范，如见经过，务必将人、财、畜等悉数抓捕，押送过来，倘若出现抓捕困难之情形，便可做到当场击毙。反之，在你地界抓捕不力或击毙无果，必将对身负地方职责的你以及事关人员进行严惩不贷，切记。
火猪年二月润二十五日
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没有给予热振派有力支持，致使以热振为代表的爱国力量遭到达扎反动集团和外国侵略势力的残酷镇压和联合剿灭。达扎集团调集大批藏军围攻和破坏了热振活佛在拉萨的拉章（大活佛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和喜德林寺，又使用机枪、大炮围攻色拉寺和热振寺，该两寺的僧众奋起反抗，与前来镇压的藏军分别血战七天七夜和两天两夜，数千名僧人伤亡、下落不明。当藏军攻下色拉寺和热振寺后，除了抢劫之外，还对抓住的僧人施以各种酷刑，并把数百名遇难喇嘛的头颅砍下来去报功，［１６］其中，热振活佛马倌克珠的头颅割下来后被挂到了热振寺的旗杆上［１７］，宣称以“弘扬佛法”为“最高目标”的噶厦政府把佛教圣地变成了人间地狱。
２、“热振事件”和民国中央政府有密切的关联
１９４１年初，由于英帝分子和西藏上层亲英派的阴谋，热振被迫辞去摄政职务，协议暂由达扎接任摄政３年，协议期满后仍由热振继任。热振回到位于林周县的热振寺居住。蒋介石于１９４５年５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亲自提名热振为中央执行委员。
然而，在协议期满后达扎拒绝交出摄政一职，并违背热振时代确立的政治路线，妄想实现“西藏独立”。热振多次致信中央政府寻求支持。其中，国民政府军统局驻拉萨站的侯国柱３次赴热振寺直接和热振接触，及时向中央报告了达扎制造一系列事件，打击亲中央的爱国势力，谋划“西藏独立”的事实，“故热振之处境甚危”，“极盼中央能及时设法解救”。［１８］
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５日，侯国柱的报告引起蒋介石的重视，他将侯的电报转发给当时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罗良鉴。但罗良鉴却被当时噶厦表面的恭顺所迷惑，认为目前不宜刺激西藏当局。这时，从拉萨逃出的色拉寺杰扎仓堪布阿旺嘉措，辗转昌都、甘孜，经康定、成都，终于在１９４６年２月抵达重庆，他向蒙藏委员会具呈内情：“我这次到中央来并不是我个人的事，倘若中央没有一个办法，西藏地方政府将来就会被英人所掌握。请求中央在达赖佛未成年时，仿照从前钦差大臣办法派大员前去主持藏事，如果有困难，就请派西藏具有声望的、倾忱中央的人摄政，西藏僧民一定拥护中央。”［１９］并要求亲自晋见蒋介石一次。
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１日，五世热振就西藏问题的解决途径还亲自同侯国柱进行了密谈。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谈话笔录，热振表示：“本人欲复位，系以挽救将沦于亲英之西藏宗教为宗旨。现任藏王达扎昏庸无能，故应推翻，而以本人代之。本人有号召藏政府各级官员及全藏僧俗之声望与地位”。“对达扎及一部分反对势（力），拟采取武力，在用武力解决之后，其秩序之恢复，当用安抚办法。因本人之潜伏势力相当雄厚，而反对本人者仅少数也”。关于需要中央援助的问题，热振说：“最需要者阙为军队。如不能派出军队入藏，则可驻兵藏边，或用空军飞拉萨，用以威胁。如中央派军队驻扎藏边或派空军均难实行，则请求发给步枪二千支、重机枪三十挺、弹药数十万发，卢比三十万盾，自行编训僧军，亦足供使用。如中央军队能入藏，则所需军粮及派遣向导，均由本人负责”。“拉萨为政治中心，在拉萨之复位运动成功，则其他地区毫无问题。且本人于江孜、日喀则均有能供调遣之军队断绝其外援”。“中央军队入藏之后，联合指挥官须由一熟悉藏情之军人担任，由本人荐举或由中央指定，本人均绝对遵命”。［２０］这份历史文件，足以见证热振与中央的关系。但遗憾的是，热振的努力并未获得国民政府当局有力的实质性支持。
３、英帝国主义分子直接参与了镇压“热振事件”
英国殖民者和西藏分裂势力一直视热振为推行分裂西藏的最大阻碍，欲除之而后快。达扎任职后，很快转为亲英派的核心人物，不但阻挠修筑抗战公路，而且还一再加害热振等爱国人士。１９４７年３月“炸弹事件”发生后，达扎惊恐不已，下令追查。英国人黎吉生（H．E．Rechardson，英印政府驻江孜商务代办兼驻拉萨使团负责人）更亲自出马和噶厦政府中的亲英势力进行密谋和互通情报，他抓住机会，说此事是热振活佛所主谋，热振活佛的代表正与国民党联系，要派飞机轰炸拉萨等等。英国的作用还表现在对西藏和内地间的通讯进行控制并及时向噶厦提供情报等方面。当时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陈锡璋从尼泊尔代表那里获知，热振致中央政府的信件系由“英国邮局检查员在噶伦堡查获”，该信被转交给达扎当局，“藏方认为谋逆有证，非严办不可”。为此，噶厦立即召集秘密会议。达扎当即下令“把热振押到拉萨来”，并随即部署对热振派的镇压。但他们害怕暴露与英国人勾结的内幕，在会议上严厉规定，不准提黎吉生提供情报一事。当时负责进攻色拉寺的噶雪·曲吉尼玛说：黎吉生“对噶厦政府的决定表示赞赏，并提示我们速战速决为要。假若汉藏边境发生动乱，英国政府不仅在军火方面全力援助，并在一切事务中为你们作后盾。所以，现在你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军事行动。”［２１］
在达扎调集大批士兵包攻了色拉寺时，黎吉生向噶厦表示，英国将做他们的后盾，希望噶厦不要有顾忌，为了使噶厦与英方保持直接联系，黎吉生还特派报务员福克斯（R．FOX）帮助架设无线电台，协助噶厦指挥藏军将火炮对准古老的色拉寺。当时，身为孜本的夏格巴曾言：“就是大火烧毁了整个色拉寺也决不要吝惜！”为此，藏军还特地准备了一百多桶煤油。［２２］正如著名藏学家王尧（１９２８—２０１５）生前曾说：“因为热振是位爱国的大活佛，所以黎吉生等英国人对他十分忌恨，英国人也对他进行研究，搞过很多阴谋。”［２３］
三、“热振派”和祖国休戚与共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困难和曲折，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始终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同时，大量的档案材料充分表明，虽然遭到了帝国主义分子竭力挑唆和破坏，但西藏地方从来没有从中国分离出去。特别是以热振活佛为代表的爱国力量倾心内向，拥护中央、支持内地抗战，密切和改善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１９３４年中央政府的专使黄慕松在喜德林寺与热振活佛合影（十世德木·丹增加措摄）
抗日战争中的西藏高原，有一道激昂、壮丽图景，那就是设坛修法事祷祝祖国抗战的胜利。尤其在拉萨，布达拉宫、大昭寺、哲蚌寺、色拉寺等大小寺院都在举行祈祷法会，无数的喇嘛在念经：“唪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之咒”。当时任摄政的热振活佛，“自达赖圆寂，综摄全藏政教，翊赞中央，抚绥地方，丕绩懋昭”。［２４］他时刻心系内地战事，如在１９３９年６月７日致蒋介石电文中说；“兹设坛修法事……在三大寺、二密院、各古刹诸处，一律广修玄法，同时进行，唪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之咒，继续忏诵得最后之胜利。”［２５］在他执政时给中央政府的信件、报告中，无不流露出藏族同胞的赤子深情和抗击日寇侵略的坚强信念。
位于布达拉宫东边的喜德林寺（亦译锡德寺），是热振活佛在拉萨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更是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关系的见证。１９３４年８月２８日，国民政府专使黄慕松入藏册封并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１７日圆寂），曾与热振活佛在喜德林寺多次交谈，并决定在拉萨留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人员，同时在这里决定建立拉萨无线电台站、拉萨气象测绘所以及设立国立拉萨小学等。他在向中央政府的报告中多次谈到了在这里获得的印象：“赴热振之宴，晤谈甚欢……人甚和蔼，对中藏关系，颇具热心……伊追怀先躅，极愿一游内地也。”
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８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的第３天，就到喜德林寺亲访热振活佛，并在日记中多次谈及他在喜德林寺会见热振的感受。如：“应热振之款，于午后一时偕行辕全体同人前往……席间所谈，以涉及佛学者为多。次及开发西藏，对办学、制革各事均谈及。热振盖有志于此……席散，余独留与热振谈，对于中央对藏态度尤详切言之……对中央此次特颁大典费四十万元尤特申谢意，谓本人渥受中央厚德，惟有求之三宝以报。又对灵儿呈报中央及英人破坏之经过亦谈及。彼此掬诚相见，故无不宣之隐，余必以全力为之援助也。”“余与热振不知有何种特殊因缘，殊可异也。”［２６］２月１５日，（藏历正月七日），向热振授印授勋典礼仪式在拉萨喜德林寺隆重举行。当时，国内各大新闻媒体均有报道，如《中央日报》２月１７日载：“（２月１５日），册封热振呼图克图为辅国普化禅师，授勋章典礼本日上午十时于拉萨锡德寺正殿举行，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代表国府授给，典式甚隆重……均感中央德意。”吴忠信在和热振隆重而又顺利地完成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大典后，２月２８日“午间，答宴热振，即借其邸第设席。余与热振共一席……席间余与热振谈话甚多……热振实心亲汉，人亦天真。谈话约三小时，彼此开诚相与，甚为欢洽。余极表切实维护之意。”［２７］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２８日蒋介石夫妇于在官邸宴请出席南京国民大会的西藏代表，墙上挂着“五族一家，共建中华”的标语。当时到达南京的达赖喇嘛二哥嘉乐顿珠（靠墙右２）曾受热振委托带给蒋介石一封信，揭露噶厦妄图背离祖国的内情。［２８］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热振曾派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到南京去学习。嘉乐顿珠在去南京之前曾先到热振寺由热振的秘书马宝轩教授汉文一段时间，嘉乐顿珠临走前，热振又亲自交代他给蒋介石带了一封信。１９４６年４月４日，嘉乐顿珠突然出现在印度的加尔各答机场，和西藏各大代表一起登机前往南京，消息传到拉萨，达扎等亲英分子大吃一惊。
在拉萨，喜德林寺和布达拉宫一样成为汉藏情谊的象征，热振属下及追随者经常在这里活动，爱国僧众更把喜德林寺作为自己的一种精神寄托。时人皆称“在热振摄政以后，是民国以来中央与西藏地方感情最好的一个时期。所以在西藏谈起拥护中央的，都以热振为领袖人物”。喜饶尼玛先生曾说：“在热振活佛摄政以后，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尤其在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设立后，更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难设想历史如照此轨迹发展，必将更加有利于祖国的统一事业。”［２９］
四、南京国民政府的治藏之鉴
中华民国一经成立，即宣布它是合汉、满、蒙、回、藏等多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整个民国时期，当政者都维护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国家主权，在制定国家大法与处理西藏事宜时，都恪守“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原则。
民国政府为了妥善解决西藏问题，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治理西藏的措施，如设立管理边疆的专门机构、中央派遣特派员入驻西藏、出台专门应用于西藏的法律以及封赐活佛尊号的法令等等。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下，中央政府有力抗击了帝国主义以及民族分裂分子对西藏的分裂行为，维护国家主权，保持了我国的领土完整。其中，在转世灵童的认定问题上尤为值得一提。在中央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寻访、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等重大事宜进展都比较顺利。热振坚持和维护活佛转世的基本原则，对于“后达赖时期”的活佛转世事宜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中央确定的对藏政策中原有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全力支持热振活佛恢复西藏摄政的职务。蒋介石最初“以扶助热振复位方可挽救西藏亲英之威胁及确切推行中央政令”，支持热振复位的意见；对西藏情况比较熟悉的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也支持热振活佛复位。他在致重庆行营主任张群的函中说：“此千载一时之机会，稍纵即逝，不可忽也。”［３０］当时新任的军统局局长郑介民认为：“藏政府……脱离我国版图，沦为英国附庸之计划，已逐渐露骨。故对热振之扶持运用，实为防止西藏边疆叛离之惟一路线。”［３１］但在这关键时刻，身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罗良鉴、以知情者身份自居的沈宗濂和掌控军令部的徐永昌以及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等官僚，对于扶助热振复位的决定却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中央对藏政策不能将希望押在热振一人身上，而更现实的政策是支持西藏实力派索康家族。理由是老索康曾任昌都总管，时任所谓西藏“外交局”（注：此为中央政府不承认的非法机构）局长，索康长子旺清格勒时任噶伦，次子任拉萨驻军代本，昌都总管宇妥为其二女婿，等等。［３２］但是正如热振在一封信中所说：“索康、达扎对汉政府仅是口头亲密，实际作事则绝对相反。”［３３］
中央政府内部在扶助热振复位问题上争执不下，特别是原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的错误判断，使得最高决策者处置失当，结果还造成情报外泄，更引起英印当局的警觉，加快了打击热振的步伐。英国政府决定全力支持达扎，打击以热振为首的爱国力量，致使热振成为达扎和西藏噶厦亲英当局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目标。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热振托沈宗濂带给蒋介石的信［３４］（译件）（台北“国史馆”藏品）
藏１９４６年５月８日，热振给蒋介石的信（译件）（台北“国史馆”藏品）
现存于海峡两岸的各种档案，充分反映了当时西藏爱国力量与分裂主义势力进行较量的状况，披露了国民政府相关部门所作的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各种应对方案和计划。从蒋介石、吴忠信、陈诚、张群等高层人员到蒙藏委员会及其驻藏办事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国防部、外交部等机构都有相应决策和部署。如时任国防部参谋总长的陈诚认为：“应趁此时机，以维护佛教进兵西藏，戡乱实边，兼可制止英印在藏活动”，国防部还拟订了《最近西藏事变之内情与拟议对策》，包括甲、乙两个方案。下图是国防部制定的《控制西藏计划要图》。但是，国民党终因忙于内战，放弃了正确的措施。
１９４７年８月国民政府国防部制订的《控制西藏计划要图》（台北“国史馆”藏品）
民国时期最后一驻藏办事处处长陈锡璋更是屡次向中央急呼：“此次达扎与热振之争，亦即我国与英帝在藏势力消长之关键，不可忽视。”但是，国民党终因忙于内战无能为力，致使以热振为代表的爱国力量遭到重创。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所所长廉湘民在其著作中曾说：“在西藏，原来对国民政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内向僧人们对中央对热振事件的反应非常失望……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３年后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３５］
五、热振大师功垂藏汉，万古流芳
１９４７年５月８日凌晨，达扎集团将热振活佛秘密毒死于黑牢内，终年３６岁。事后，噶厦政府迫于广大僧俗群众的压力，将遗体移至喜德林寺展陈３天。当时，成千上万的人前来祭拜，看到他“面复绸巾，呈青黑色，耳鼻等处仍有血迹，厥状至惨”［３６］。在今天的西藏博物馆展厅内，人们瞻仰着展柜中的“辅国普化禅师热振呼图克图”的大印和册页。尽管时光移去七十年，但是，仍然可以从中找到以热振为代表的爱国者们当时所展现的爱国精神和力量。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优势。热振大师不但属于西藏地方，更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以热振为代表的爱国者是藏族英雄，应受到全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缅怀。纪念和弘扬以热振活佛为代表的藏族爱国人士的史事、事迹，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对爱国者的缅怀、追念，更是凝聚人心、夯实中华民族基础的工程，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以热振为代表的爱国者功悬汉藏，绩在国家，他们是中华民族铭刻在喜马拉雅山上不朽的丰碑。
附：热振和“热振事件”档案选辑
１、１９４０年（藏历庚辰年三月）摄政五世热振活佛致电蒋介石，对中央政府特派吴忠信亲临拉萨主持坐床典礼表示感谢，并向蒋赠送礼品致意。
蒋委员长钧鉴：
遥隔鸿仪弥殷孺慕辰维
政躬逢吉，国务呈祥，引领中枢式孚臆祝振忝叨
福荫贱躯粗安嗟堪告慰敬肃者，此次蒙藏委员会吴委员长到藏之时接奉我公手书，诵读之下，瞬睹芝仪，并接玉照及多珍次秩
□□册封金印及二荨采玉勋章，谨领之余，铭感五内，至于达赖喇嘛坐床大典之庆该渝各界开庆祝大会，我公驾临，闻之感忭，此间中央之代表蒙藏委员会吴委员长届时亦率随员主持典礼，扩大庆祝供养，一切吉庆有余，融洽欢腾，诸事圆满光荣之至，本地诸藏人亦率由旧章举行大庆，供养之礼，诸堪告竣，而中藏如常融洩亲洽，振对吴委员长面谈详论矣望我公照拂亲亲之道戚戴无涯，振惟向三宝虔祝以报祷希保重，福寿永臻专肃芜甬，谨伸谢悃并希训示频须为祷。
附呈吉庆哈达、加被古佛连座一尊、照片一帧、猞狸皮一张、狐皮三张、十花好普氇三匹、藏红花一盒、藏贡香一捆等聊表寸忱，敬请莞纳，虔叩，钧安。
西藏摄政热振呼图克图叩
庚辰年（１９４０年）藏历三月初五吉日
２、国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接受礼品的存函（台北“国史馆”藏品）
左：国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接受热振信函和礼品等的存函。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接受热振信函和礼品等的存函。
备注：吴忠信从拉萨抵达重庆时，带回热振和西藏地方赠送给中央政府和蒋介石的礼品十箱及附函。
３、１９４７年４月２１日，吴鼎昌呈蒋介石关于郑介民签署的紧急情报和蒋介石的批示（台北“国史馆”藏品）
吴鼎昌呈《郑介民呈核情报》（１９４７年４月２１日）０２６５、０２６４、０２６３、０２６９（４月１７、１８、１９日）事由：热振被捕及色拉寺僧徒暴动情形〖HT〗
（１）拉萨金达四月十八日电：
卸任藏王热振确已捕，刻由索康葛伦押解己抵拉萨。四月十八日晚，色拉寺僧徒及少数康人奉行暴动，冀图援助热振，藏方认为此事系汉人鼓动，对中央在藏各工作人员将行监视，并准备封锁交通部电台。又日喀则官员连日秘密会议准备拘捕汉人。
（２）拉萨金达四月十七日电：
刻拉萨三大寺同情热振，正酝酿暴动。另据报，昌都总管宇妥准备于四月十七日开始肃清昌都汉人。
此次事件之发生，全为亲英亲华派之冲突，如我中央无妥善之处置，则达扎胜利后，我在藏人士亦将遭受株连，而被消灭。
（３）拉萨金达铣午电：
西藏政府于四月十三日派员赴热振寺拘捕热振，拉萨世家均感不安。十四晚，拉萨热振行宫已被封闭，并将热振之新旧管家三多昌等四人拘捕于布达拉宫监狱中，当时军警满布，情形极为严重。
（４）拉萨金达铣申电：
此次逮捕热振及其党羽之原因，系热与西康罗桑悦西邓德杰（即邓珠朗杰，刻仍留京）联络之来往信件被藏政府查获之故。
拟办：
上星期五沈处长宗濂来言已得藏办事处来电，西藏政府已派兵围捕热振，但尚未言明是否业已被捕。现军统局情报则谓其已被捕解拉萨。前日曾与沈处长商应付办法。据言宜分两种步骤进行。
第一，热振为西藏活佛之一，各寺喇嘛及人民素加尊敬，中央如能去电责令保障其生命财产，必可鼓舞人心，协力维护，西藏政府当有顾忌。拟即以钧座名义电西藏达扎摄政，略谓闻热振有被捕情事，究竟是否属实？查热振曾任摄政，德望崇高，并经中央颁赐辅国普化禅师名号，无论如何对其生命财产，应予负责保全，不得擅加危害，其他一般僧俗并不得滥事株连，着将实情克日具报，听候中央核夺。
第二，此次事件爆发后，西藏本身有酿内乱之可能。中央如欲彻底解决藏事，此或为适当时机。一方似可遴派一大员赴印度与尼赫鲁商洽。防止英人对藏武力干涉，以绝亲英派之外援，一方在国内密令马步芳或刘文辉派兵二三千人作进驻昌都态势，西藏本身兵力仅六千人，无作战能力，如无外援必可不战而屈，迫其迅速就范。
所言第一项似可照办，第二项可否交国防、外交两部密商处理，敬请核示。
又热振前派代表二人，业已到京多日，由军统局代递报告刘文辉及陈总长□□意见，因连日钧座繁忙，故未即予上呈（兹将原表附呈于后）现已突起变化，可否提前召见，并乞，钧核。
批示：
热振代表□□下午五时见沈宗濂（蒋中正）。
４、《关于噶雪巴（噶雪·曲吉尼玛）就本人业已抵达扎基军营并谋划好攻打色拉山之策略以及请求增发英式步枪和弹药事给噶厦的密函》 （藏文档案）（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品，依苏译）
噶伦仁波切台前：
特别致函，要义如下。本人和军队统领仲科、孜本等皆已安全抵达扎基军营。目前驻守在该营的兵丁只有三百，其余均派往保护布达拉宫等要害部位。如今对此前从扎基营调往布达拉宫、雪城枪械库的守军不予调派他用，仍继续保留之外，其余在热振拉章、卡多拉章等地的全部汉式营守军，已经下令其即刻回营集中。故，祈请给三大寺下达指令，着其选派僧职护卫并协同巡警守护要害，以求弥补空缺。
另，本人今天刚到军营就即刻与大家商讨剿灭愚僧之策，具体内容有：
一，为避免行军和驻防部队兵力补充不及问题出现，首先要认真筹措兵力，不可盲目进军；
二，为了歼灭在山顶和隘口设立攻事把守的愚僧，当迅即选好布置大炮、机关枪的有利地形；
三，目前当务之急是设卡布兵，阻止恶人潜逃布达拉宫周边地区和拉萨城内，此事已安排布置妥当；
四，当前来增援的扎基汉式营官兵和近卫军抵达之际，再做攻打山顶、隘口之打算，并在次日太阳东升之时全面发兵进剿愚僧部众。请勿挂念！
来此的官员、代理人或各府老爷随带助手和家丁若干，故，请求急速调拨英式步枪百枝，另外从罚没的热振拉章枪弹中赏发二千发子弹，以利人人有枪械可用。
此呈。随文献吉祥花一朵。
藏历二十九日？
５、《色拉寺起义失败后各地押解送达外逃色拉寺麦扎仓首犯僧人移交给官家和部分房东看管的往来文书目录》 （藏文档案）（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品依苏译）
一、藏历八月二十一日押解送达的（僧人逃犯），部分送交由拉萨汉式营官兵看管并开具手持盖印文书一件，部分送交由日喀则、江孜汉式营官兵看管并开具手持文书一件；
二、色拉寺麦扎仓崩热康村僧人（逃犯）７２名、绒布康村僧人（逃犯）１名，外加后面押解送达的崩热康村僧人（逃犯）１名，以上皆送至甘丹康萨交由江孜顶本巴桑杰布看管；以及色拉寺麦扎仓之工布、结荣、贡如、查瓦、达云、木雅、擦多等康村的前期送达的僧人（逃犯）２９名，后期送达的木雅僧人（逃犯）１名均交由朗孜夏看管并作清单一件；
三、色拉寺杰扎仓之桑洛、喇瓦、哈东等康村的所有外逃僧人（逃犯）１８名，以及单独关押的崩热、工布二康村僧人（逃犯）４名交由冲赛康看管并作清单含贴件一份；
四、由伦孜营“顿”差役兵丁押解送达的崩热康村僧人（逃犯）１１名，以及工布、查瓦二康村僧人（逃犯）各１名皆交由雪聂看管并作清单一份；
五、日喀则汉式营兵丁次仁有关色拉寺麦扎仓崩热康村僧人（逃犯）顿珠抓捕后又再次逃跑事的画押供词一份；
六、藏历八月二十二日由江洛金公子送交来的有关遣送（僧人）首犯一事的盖印便条一份。
６、１９４７年６月热振殉国后，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计晋美给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信（台北“国史馆”藏品）
谨陈者
窃第九世班禅于民十二年（１９２３年）东来内地后，西藏政治全为亲英派所把持，叛国阴谋日以明显，对于倾向中央之人士即藉端加以诬陷与排挤，使其在藏无从活动。廿余年来，藏中受害人士已非少数，早为钧座洞悉。顷者前藏当局更图清除所有倾向中央人士，竟将中央委员及前执政热振呼图克图擅加捕禁，并以兵围色拉寺肆意残杀，引起数千喇嘛武力反抗。现闻热振惨遭杀害，捕杀异己，情势严重，若不予以严正处理，任令前藏政府肆意屠杀政府官吏，摧残宗教，则国家劝惩之纪纲与政府之威信皆将扫地，且致藏内倾诚中央之爱国人士以人人自危，藏事前途必致不可收拾之局势，谨将处理此案之刍见胪陈于后：
一、前藏政府不遵中枢命令，谋害政府官吏及倾向中央人士，屠杀喇嘛，毁劫梵林，天怒人怨，乘此机会中央应严令申讨，并饬青、康、滇三省边防军准备入藏，则西藏或可悔罪就范，永定西圉。
二、中央如顾及国势、外交，不适于军事，则请迅予承认第十世班禅官保慈丹，明令公布，一面请予补充行辕武力，派任指挥人员，同人等愿在最短期内径行回藏，纵有冲突在所不辞，只要政府内部支持必可获胜，手足阋墙，国际亦无可藉口，班禅得入西藏，即中央势力伸入西陲。从此国防永固，利莫大焉，是否有当，敬候
钧裁谨呈
国民政府主席蒋
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计晋美
（１９４７年）六月九日
７、１９４７年６月热振殉国后，此前由热振派来报告情况的代表邓珠朗杰、图多朗嘉给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信（台北“国史馆”藏品）
敬呈者
窃代表等去岁奉派代表热振呼图克图来京，以道途遥远，时日蹉跎，乃藏中事变于今春突先发生，热振、色拉等寺僧众及人民均曾奋起抗暴，虽卒以外援不继，未获成功，而正义所在，亦实给予藏中当政者以无情之打击，令热振佛虽被酰毒圆寂，其精神所系潜力仍存。藏当局倒行逆施，残害活佛，屠杀僧伽，虽以英人力助暂获胜利，而以危害佛教，激动藏中僧民反感，一般僧民莫不同情怀念热振，而痛恨打扎（又作达扎——引者注）政府。故此时中央若能利用藏中僧民心理采取行动，尚可挽回威信，确立主权，否则倾向中央之热振势力绝灭堪虞，即在藏汉民亦必渐为藏政府迫害，而永无宁日。惟环顾国家当前情势，自亦不无决策困难之处，如目前不能采取积极行动，则代表等拟拼挡返康，联合康区金江（即金沙江——引者注）东西两岸民兵领袖，静候中央命令，待机展动，并恳钧座俯赐明训，俾倪遵照，以定行止，实沾德便，兹谨拟具有关此案善后之请求三项，伏乞，鉴核：
一、查热振呼图克图乃中央册封，此次事变后被打扎政府革去呼图克图名号，仅准以普通活佛转世，显系藐视中央，玩忽典令，今后热振呼图克图转世，应请中央明令使其保有原有地位及封号。
二、所有此次藏政府没收热振呼图克图财产及庄田，即请中央令饬藏政府悉数发还。
三、此次事变与热振有关之僧民生命财产损失至大，除被难僧民外，现逃亡及奉派在外者皆一时不能返藏，彼等财产尽失，生计堪虞，拟请由中央拨发卢比二十万盾，以资安抚救济，藉示政府厚遇藏中亲汉份子之德意，亦可使其待机图报，为国效命。
以上所请是否有当，伏乞
核示祇遵，谨呈
主席蒋
热振代表邓珠朗杰图多朗嘉谨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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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Z］第７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４，第２８８２页。
［２］ 《处理西藏问题之方针》（１９４７年９月），１９４７年９月外交部西藏档：《西藏内情》［Z］，１７２—１ ／００１６／０１９／４（台北“国史馆”藏）。
［３］ 《中央日报》［R］，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９日。
［４］甘孜州政协文史办公室：《反帝爱国的阿旺嘉措》，见《甘孜州文史资料选辑》［Z］第６辑，１９８７年，第４１页，阿旺嘉措在解放后曾任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５］王贵采访记录，王贵是益喜楚臣的战友，后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８日，王小彬、杨克林于北京视频采访。
［６］阴法唐采访记录，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９日，王小彬、杨克林于北京视频采访。
［７］王小彬：《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页。
［８］柳陞祺：《西藏政变实录》［N］，上海《新闻报》１９４７年８月２５日，第７版。
［９］李维汉：《西藏民族解放的道路》，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Z］，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３—４页。
［１０］乐于泓：《和平解放西藏日记摘抄》，见《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４６页。
［１１］１９４７年８月２５日上海《新闻报》，发表有柳陞祺关于“热振事件”的文章，题目即为《西藏政变实录》。
［１２］噶雪·曲吉尼玛：《回忆热振事件》，《西藏文史资料选辑》［Z］第６辑，１９８５年，第１９页。
［１３］ 《雍乃喇嘛寄热振佛亲笔书》（未署年月日，约为１９４７年），《元以来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Z］第７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４，第２８９１页。
［１４］ 《色拉寺僧众为请派大军入藏营救热振等情事致蒋介石等电》（１９４７年４月２１日），《元以来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７册，第２８７２—２８７３页。
［１５］关于“暴动”一词，周恩来曾在《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中说：“暴动是革命斗争发展到了最高峰的一种群众武装推翻反动阶级、夺取政权的直接行动。”可见，暴动就是起义，是指进步的革命的公开武装行动。所以本文也将文献上所指的色拉寺和热振寺的“暴动”，定名为西藏人民为反抗反动统治而举行的武装起义，即“色拉寺起义”和“热振寺起义”。说到“起义”，教科书上有提到吐蕃政权崩溃时西藏地区的“奴隶和平民起义”，但是却忽略了民国时期这场可歌可泣的僧众起义，这是一次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的、正义的武装行动，应该彪炳史册。
［１６］参见《色拉寺起义失败后各地押解送达之外逃色拉寺僧人，移交给官家、部分房东看管的文书》［Z］，西藏档案馆藏藏文档案。
［１７］江央加措：《藏军洗劫热振寺》，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Z］第五辑，西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４７页。
［１８］陈谦平：《“热振事件”和战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J］，载《民国档案》２００６年１期，第９０—９８页。
［１９］ 《结巴堪布谈话记录》（１９４６年２月）；《色拉寺事件来归人士安置》，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Z］，０５９２／２７５０．０１—０１。
［２０］ 《与热振佛商谈关于解决西藏问题之谈话笔录》（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１日），《藏王达扎与热振交恶［１］》［Z］，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０５９２／４４１０．０１—０１。
［２１］噶雪·曲吉尼玛：《回忆热振事件》，《西藏文史资料选辑》［Z］第６辑，西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９页。
［２２］同上，第３５页。
［２３］王尧采访记录，杨克林、曹红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于北京、香港视频采访。
［２４］ 《申报》，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五月三十日。
［２５］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７册，第３１３２页。
［２６］ 《吴忠信日记》［N］２月３日、２月８日。
［２７］ 《吴忠信日记》，２月２８日。
［２８］采自嘉乐顿珠等著《噶伦堡的面条生产商》中第８６页，中国藏学研究中心，２０１６年３月。
［２９］喜饶尼玛、苏发祥：《蒙藏委员会档案中的西藏事务》［Z］，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９６页。
［３０］ 《刘文辉为热振密派代表来康致张群函》（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５日），《藏王达扎与热振交恶［１］》，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０５９２／４４１０．０１—０１。
［３１］ 《郑介民为西藏达扎热振交恶致蒋介石报告》（１９４６年８月１６日），《藏王达扎与热振交恶［１］》，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０５９２／４４１０．０１—０１。
［３２］ 《沈宗濂呈西藏政情及对策》（１９４６年８月２３日），《藏王达扎与热振交恶［１］》，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０５９２／４４１０．０１—０１。
［３３］ 《热振佛寄卡托暨堆巴堪苏等公启一件》，载《元以来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７册，第２８９２页。
［３４］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在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离开拉萨前，热振活佛还分别写了二封致蒋介石的信，一封请沈宗濂转呈。在这封信中，热振活佛首先祝贺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又鲜明地提出了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但沈宗濂直到次年９月才将这封信交由蒙藏委员会转呈蒋介石。另一封信交嘉乐顿珠转交，据嘉乐顿珠回忆：到南京后，沈宗濂要求他不要交出此信。沈的目的是企图推索康上位，因此有人怀疑沈宗濂被索康等人收买，而故意为之。
［３５］廉湘民：《劫难——１９４７年春热振事件》［M］，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５３页。
［３６］柳陞祺：《西藏政变实录》［N］，上海《新闻报》，１９４７年８月２５日第７版。
（作者：杨克林、王小彬、依苏 摘自：《中国藏学》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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