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成：从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到忽必烈《优礼僧人诏书》

1247年，有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祖师之称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251）与掌管河西一带的蒙古窝阔台汗之子阔端（1206—1251）在今武威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凉州会谈，在取得一致意见之后，萨班写了一封致西藏各地领主的公开信——《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即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以下简称“书信”），规劝西藏地方僧俗领主归顺蒙古势力，为元代中央政府顺利实现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奠定了基础。1251年年底，阔端与萨班先后在凉州去世。继承萨班衣钵的萨班之侄八思巴（1235—1280）与蒙古汗王忽必烈（1215—1294）的交往日益紧密，1254年，忽必烈颁赐给八思巴一“藏文诏书”，即著名的《优礼僧人诏书》（以下简称“诏书”），进一步密切了蒙古势力与西藏地方的政治联系，为实现元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书信”与“诏书”一脉相承，关联互动，顺应祖国统一之大势，顺应安居乐业之民心，共同为实现和维护祖国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二者的关系和影响值得研究和探讨。

一、“书信”与“诏书”前后呼应，在实现统一的历史大业中发挥了各自的历史作用

13世纪初叶，我国正处于分散割据的动荡时期，在中原地区有较为强大的宋朝，北方有蒙古族的蒙古汗国和女真族的金朝，西北有党项族的西夏王朝、畏吾儿族的黑汗王朝和藏族的唃厮啰王朝，云南有白族的大理王朝，西南有分散的吐蕃各部等。这些地方性政权分别割据一方，征战频繁，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人民群众渴望结束战乱，实现统一，过和平安定的生活。

蒙古族势力顺应了全国形势发展的需要，担当起了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任。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政权。蒙古政权于1227年灭西夏，1234年灭金，同时兵进中原，占领汴梁（今河南开封）、洛阳等重镇，1236年占领四川，南宋政权岌岌可危，统一指日可待，广大的吐蕃地区也完全暴露于蒙古军事力量之下。窝阔台汗将原西夏辖区及今甘肃、青海部分藏区划为其子阔端的份地。阔端筑宫室于凉州，开始了以藏传佛教为桥梁使西藏地方归顺蒙古从而推进多民族国家融合统一的计划。

1239年，阔端派他的将军多达那波对西藏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军事进攻，从青海一直攻到藏北，烧毁热振寺和杰拉康寺。当时西藏分散的教派和家族势力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屈服于蒙古军队。多达那波开始修复杰拉康，并与在西藏及止贡噶举和帕竹噶举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京俄扎巴迥乃（1175—1255）取得联系，京俄巴代表西藏僧俗首领向多达那波呈献了户籍，表示归顺。但他以年高体弱为由婉拒了多达那波赴阔端处的邀请，并推荐萨班前往。多达那波根据在西藏掌握的情况，致信阔端：“在边地西藏，僧伽组织以噶当派的最大，顾惜脸面以达垅噶举派的领袖最甚，排场华丽以止贡噶举派的京俄为最，教法以萨迦班智达最精通，迎请何人请示明谕。”[1]

阔端派出使臣多尔斯衮和本觉达尔玛携带邀请信和大量礼品于1244年到达萨迦，将萨班作为西藏地方的代表人物，请其前去凉州会晤。1244年，萨班不顾个人安危和年迈体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行，携其侄儿八思巴、恰那多吉自萨迦寺启程东行，1246年到达凉州。1247年，在凉州与阔端相会，随后萨班致信西藏地方各地僧俗领主，劝导拥护统一，最终推动完成了元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行有效管辖和治理的统一大业。

“书信”极力赞扬阔端善知以法执政，有益天下。感激阔端“以良善之法度护持臣下，对我之关怀更胜于他人”，称颂阔端“为政者善知执法，定有益于所有国土”。[2]表达了对阔端和蒙古政权的深切信赖。不仅强调蒙古军队多至不可胜数，“瞻部洲已全部入于彼之治下，而且强调与彼同心者，则苦乐应与彼相共”，“口称归顺而不遵彼之命令者”必遭催灭的道理。[3]深刻反映出规劝西藏各地僧俗领主归顺蒙古政权的强烈愿望。规劝西藏各地僧俗领主不要存在侥幸和反抗心理，指出“我吐蕃部民愚顽，或期望以种种方法逃脱，或期望蒙古因路远而不来，或期望与之交战而能获胜，凡以谄、诳、诡谲三种办法对待蒙古者，最终必遭毁灭”，[4]道出了识时务、顺应天下民心的不凡见地。

“书信”传达阔端旨意，若西藏僧俗领主归顺，可以委任为蒙古政权中的达鲁花赤等官员，并要求各地可派干练使臣前来举荐官员，指示归顺者绘制各自辖区的地图，以利于蒙古政权区分清楚。同时要求各地官员要尊重萨迦金字使者，与其商议行事，不得擅自做主，强调“奉行蒙古法度，则必有好处”。

“书信”号召西藏各地僧俗领主携带贡物前来归顺，强调自己“怀舍己身利他人之心，为利益所有操蕃语之众而来蒙古地方。如听我言，必有好处”。同时提出了贡物的种类，也表示“各地当以最佳财物进贡可也”。[5]

《萨迦世系史》记载：“卫、藏之僧人、弟子和施主等众生阅读了此信件后，无不欢欣鼓舞”。“书信”受到西藏各地僧俗各界人士的欢迎、尊重和执行，完成了西藏归顺蒙古政权的历史进程，成为实现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管辖和治理奠定基础的历史见证。蒙古政权对于广大西藏地区基本上没有进行军事征伐，当地人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保证，西藏的封建经济也由此得到了持续的发展，这是凉州会谈对实现全国统一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书信”是在顺应全国统一的历史形势、蒙古政权需要与西藏地方确立政治关系的背景下产生的，而“诏书”则是在西藏地方归顺后蒙古政权正逐步实现对西藏地方实行有效管辖和治理、进一步推进全国统一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1251年，成吉思汗之子拖雷的长子蒙哥继位，任蒙古大汗，是为元宪宗。1252年，八思巴向西藏各地高僧颁布蒙哥继位后免除僧人兵差、劳役、贡赋，不得向僧人摊派乌拉，所有僧人之事俱由萨迦派掌管等内容的“良善诏书”，要求各地遵从蒙哥汗谕旨协助蒙古官员在西藏清查户口，划定地界。同时元宪宗蒙哥又将西藏地方作为封地分封给其弟忽必烈等皇族成员，八思巴与忽必烈在六盘山相见，结下深厚情谊。1253年年初，八思巴为忽必烈传授喜金刚灌顶，得到忽必烈的厚赐和尊崇。

1254年，忽必烈以亲王身份通过八思巴向西藏颁赐“藏文诏书”，即著名的《优礼僧人诏书》。在推进全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中，这一“诏书”对于稳定刚刚归顺蒙古政权的西藏地方，巩固尚不稳固的蒙藏政治关系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诏书”与“书信”如出一辙，开篇强调忽必烈从八思巴皈依佛法，故此护持藏地三宝不受侵害。要求西藏僧众信奉诏书，“尊奉圣旨”，“祷告上天，为朕祈福”。[6] “书信”规劝西藏僧俗领主归顺蒙古，开启了西藏归顺蒙古政权的道路；“诏书”则进一步强调西藏僧众要尊奉圣旨，维护统一，进一步消除了西藏地方在归顺蒙古政权过程中的疑虑。

1259年蒙哥汗卒于四川，1260年忽必烈在上都宣布即大汗位，改国号为元，是为元世祖。蒙哥汗的另一弟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宣布即大汗位，双方发生争夺汗位之战，1264年阿里不哥战败投降。忽必烈稳固汗位后，开始变通祖制，学习中原法度，建立新型的元朝统治体制。

1264年，忽必烈向西藏颁发《珍珠诏书》，除宣布保护僧人利益不受侵犯、要求僧人持守戒律之外，强调“对遵依朕之圣旨、善知教法之僧人，不分教派一律尊重服事”，要求僧人“遵照释迦牟尼之教法，为朕告天祝祷”，[7]承续“诏书”衣钵，以皇帝身份号令西藏，加强对西藏地方的实际控制。随后派官员答失蛮等进藏，清查户口，设置驿站，推行政令，对西藏进行有效治理。

“诏书”虽在忽必烈登基前颁布，但为忽必烈登基后治理西藏奠定了政治基础并积聚了政治影响。“诏书”的颁布，进一步密切了西藏地方与蒙古政权之间的政治联系，巩固了蒙藏政治关系，为实现祖国统一、维护西藏稳定作出了贡献。

二、“书信”与“诏书”前后相继，确定了当时历史条件下萨迦派在西藏各教派中的领导地位

据《萨迦世系史》载，当初阔端在邀请萨班前来凉州的邀请诏书中许诺，“今汝体念佛教和众生，尽快前来，吾将令汝管领西方众僧”。“书信”亦强调阔端令萨班以出世间法护持佛教，使释迦牟尼教法遍弘海内。

前文述及，蒙哥汗在1252年到1253年，在清查户口的基础上，将西藏分封给了自己的兄弟，止贡噶举等辖区归蒙哥汗自己管理，蔡巴噶举等辖区由忽必烈管理，帕木竹巴、雅桑噶举等辖区由旭烈兀管理，达隆噶举等辖区由阿里不哥管理。这样，蒙古皇室兄弟就与西藏各教派建立了管理关系，也使各教派具有了不同的皇室成员背景。

但皇室成员与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关系却是十分复杂的。忽必烈曾邀请在藏传佛教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噶玛噶举派高僧噶玛拔希（1204—1283）于1255年在云南相见，并要求他随侍左右，但噶玛拔希概因顾虑自己寺院在阿里不哥封地内，意欲与蒙哥汗和阿里不哥建立联系，故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蒙哥汗也十分重视与噶玛拔希建立关系，几次遣使迎请。1256年，噶玛拔希到漠北和林朝见蒙哥汗，得到蒙哥汗丰厚赏赐，并获赐一顶金边黑色僧帽，成为日后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留传后世的标志。同时噶玛拔希与在和林的阿里不哥关系密切。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汗位之争中，因怀疑噶玛拔希支持阿里不哥，忽必烈获胜后曾拘禁噶玛拔希，1264年噶玛拔希获释，经忽必烈批准可以自由传教。

但忽必烈毕竟是具有远见的政治家，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使他更加看重萨迦派和八思巴。八思巴继1252年六盘山相会、1253年为忽必烈灌顶后，1254年再次在川西北草地与忽必烈相会，以后便随侍左右。在这样的情况下，忽必烈向八思巴颁发了“诏书”，表达了支持萨迦派和八思巴的愿望。

“诏书”将八思巴视为“教法及僧伽之主”，申明颁发“诏书”并赐厚礼以示尊崇。在此基础上，忽必烈在登基后颁布的《珍珠诏书》中也强调西藏僧众不可违背八思巴法旨。

“书信”与“诏书”前后相继，确定了萨迦派在藏传佛教中的领导地位，也为忽必烈登基后重用萨迦派高僧奠定了基础。

1260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兼领佛教事务，授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1270年升为“帝师”，又加封为“大宝法王”。从忽必烈开始到元朝灭亡，历代皇帝都封萨迦派高僧为帝师，中央政府通过帝师号令西藏。这样，终元一代，萨迦派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获得很大发展。

三、“书信”与“诏书”前后助力，推动形成了元代中央政府的治藏策略

“书信”与“诏书”均为通过藏传佛教领袖式人物号令西藏的杰作，为元代中央政府的治藏策略奠定了基调。当时的西藏宗教与经济关系具有“二位一体”性，即各地的大小封建领主大都披有宗教外衣，教主同时又是封建领主，集经济、政治、宗教大权于一身。针对这种状况，阔端才派多达那波到西藏寻找能够代表西藏地方的宗教领袖式人物，最终决定迎请萨班。萨班的“书信”本身以及阔端通过“书信”要求萨班“汝可教导汝吐蕃之部众习知法度”等都说明蒙古统治者意欲通过萨迦派领袖式人物管理西藏的意图。忽必烈的“诏书”所表现出的对八思巴和藏传佛教的尊崇与爱护，也反映出忽必烈重视并通过藏传佛教特别是萨迦派治理西藏地方的用意。

元朝国策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藏传佛教为桥梁治藏。元代诸帝均遵循这一原则，“因其俗而柔其人”，以藏传佛教为纽带，主要通过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人物治理西藏地方。萨迦派领袖人物被任命为帝师，帝师主要居住在北京，下设萨迦本钦驻藏，萨迦本钦由帝师提名、皇帝任命，中央政府通过帝师号令萨迦本钦具体管理西藏政教事务。通过这样的治藏策略，使西藏地方的主权始终牢牢掌控于中央政府，也使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全面施政得以稳固和加强。

四、“书信”与“诏书”前后规诫，推动形成了元代中央政府管理藏传佛教的政策

“书信”与“诏书”都强调僧众要遵守戒律，精进学修，不得争权夺利等内容，为日后元代中央政府制定藏传佛教管理政策奠定了基础。

“书信”表达出要以出世间法护持佛教，使佛法遍弘海内的心愿，深刻反映出僧人持律精进的重要意义。而“诏书”则针对藏传佛教时弊，强调“汝僧人们不可争官位，官多了反而不好，亦不可因有圣旨欺凌他人”；要求僧人“依着释迦牟尼之法规，知其经典者讲解，不知者听受，专心向法”；教导“诸老僧当用言语教青年僧人学法，青年僧人当听老僧之言语”；告诫“汝僧人们不可行恶行，不可使朕在众人面前丢脸，汝等当依教法而行”。[8]这些教诫思想，为日后元朝中央政府制定藏传佛教管理举措时所吸收或借鉴。

首先，元朝中央政府对待藏传佛教，因俗而治，优礼僧人，重视藏传佛教领袖人物。这与“书信”和“诏书”所反映的某些思想内涵是一脉相承的。其中，优礼僧人，正像忽必烈登基后所颁布的《珍珠诏书》所规定的那样，“对依律而行的僧人，无论军官、军人、守城官、达鲁花赤、金字使者皆不准欺凌，不准摊派兵差、赋税和劳役”；“寺庙所有之土地、河流和水磨等，无论如何不可夺占、收取，不可强迫售卖”等。[9]

其次，元朝中央政府对待藏传佛教，因势利导，正本清源，建立并整饬管理机构，强调规范藏传佛教僧人管理。

元中央政府重视藏传佛教，主要通过萨迦派治理西藏地方，使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体制得以成型和发展。忽必烈登基后，调整和增设中央政府机构，完善国家行政体制。1264年，设立总制院，作为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行政事务的中央机构，命八思巴领总制院事，标志着在西藏管理方面形成了政教结合、僧俗并用的行政体制。

肇始于政治目的，元代诸帝的崇佛思想也造成了僧人队伍膨胀、佛事活动泛滥、僧人干预政治、宫廷生活糜烂等不良现象，严重影响了藏传佛教的健康发展，也为元朝吏治腐败留下了隐患。对此，元代诸帝也曾采取相应措施加以管理。

如1270年，八思巴在北京规定了不同僧人的僧服颜色，以利于区别管理，防止僧人穿其他民族僧服胡作非为。同时八思巴还规定了僧人出家受戒的仪轨。1276年，八思巴返回萨迦，被免职的萨迦本钦贡噶桑布作乱，忽必烈于1280年派桑哥领兵入藏，平定了贡噶桑布之乱，萨迦西院的喇嘛贡曼和贡噶则因站在贡噶桑布一边，被忽必烈下令流放江南，喇嘛贡曼死在流放地。如藏区僧人频繁进京，并愈演愈烈，既造成了政府的管理困难，又增加了群众的经济负担。1311年，仁宗在罢总统所等管理机构的同时，又明令“命西番僧非奉玺书驿券及无西蕃宣慰司文牒者，勿辄至京师，仍戒黄河津吏验问禁止”。[10]

再如由于元代诸帝的崇佛思想，造成僧人队伍的过度膨胀。作为藏传佛教事务最高管理机构的宣政院，其宗教管理职能是直接管辖官属寺院；掌管各级僧官和名山大寺住持的选任和管理；管理和训练官寺内有关专业技术人员等，并可直接度僧授牒。由于管理不善，往往违制度僧，致使僧人队伍鱼目混珠，庞杂混乱。仁宗于1311年明令禁止宣政院违制度僧，从源头整治，使此风初得遏制。

又如元定鼎大都之后，“西僧为佛事，请释罪人祈福，谓之秃鲁麻。[11]豪民犯法者，皆贿赂之以求免”。[12]特别是成宗继位之后，帝师等藏传佛教高僧以佛事需要为由，在举行佛事活动之后屡屡奏请皇帝释放重囚。1314年，仁宗敕令“以僧人作佛事，择释狱囚，命中书审察”。[13]所谓“中书”即中书省，为元朝总领全国政务的最高机关，其最高长官为中书令，一般由皇太子担任。择释囚犯由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审察，此举表明佛事活动奏释重囚已不能轻而易举，即使是皇亲国戚亦不能免，也使此风得以遏制。

五、“书信”与“诏书”前后贯通，推进了蒙藏民族关系发展，促进了藏族与我国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书信”与“诏书”均体现出加强蒙藏民族关系的意愿，以信仰关系为纽带，推动了蒙藏民族关系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

凉州会谈掀开了蒙藏民族关系新的一页，为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续写了辉煌。不仅如此，凉州会谈还推动了藏族与国内其他民族的广泛接触。“书信”里提到萨班到达凉州后，内地、畏吾尔、西夏等地的善知识大德和官员百姓等都前来听经，极为崇敬。同时，萨班到达凉州后，阔端下令，在以后的祈愿法会上，也里可温和萨满不能坐在上首，而是由萨班坐在教职人员的上首，并由佛教僧人首先祈愿。此举不仅体现了阔端对萨班和藏传佛教的重视，而且也使藏传佛教与其他民族的宗教有了广泛交流。以此为开端，萨班和八思巴叔侄在内地和蒙古族地区传教弘法，使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得到了广泛传播，特别是八思巴随忽必烈进驻北京后，将藏传佛教传入北京，使北京成为历史上内地最重要的藏传佛教传播中心之一，使藏传佛教、藏族文化在北京并通过北京与各民族人士和文化关联在一起，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文化交融。

六、“书信”与“诏书”前后接力，推动形成了藏传佛教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

凉州会谈开创了藏传佛教界为实现和维护祖国统一发挥关键作用的历史先河。“书信”以藏传佛教高僧的口吻劝导西藏僧俗领主认清形势，服从大局，以天下和民众为贵推进统一，传承了佛教“报国土恩”“报众生恩”的优良传统，是以萨迦班智达为代表的藏传佛教界的爱国宣言，开启了藏传佛教的爱国主义传统。“诏书”肯定了藏传佛教界高僧的爱国行动，故而“优礼”褒奖，并对僧众提出了具体要求，意在通过八思巴这样的藏传佛教领袖式人物号召西藏佛教界继续为推进和维护全国统一而不懈努力，标志着以八思巴为代表的藏传佛教界继萨班发出爱国宣言后，进一步推动了藏传佛教爱国主义传统的形成和发展。

在以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藏传佛教界各个教派的领袖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虽各不相同，自身的政教业绩各有千秋，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爱国志士。从卓越的爱国先驱萨迦派领袖萨班·贡噶坚赞，到20世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人物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形成了一条悠久而光荣的爱国主义主线，把藏传佛教各教派众多著名的爱国领袖人物连接在一起。他们世代相沿，一脉相承，带动广大僧俗群众，形成了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成为后世藏传佛教界的楷模。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到忽必烈《优礼僧人诏书》可以看到更深更广的内涵，二者不仅在实现统一的历史大业中发挥了各自的历史作用，而且推动形成了元代中央政府的治藏策略，推进了蒙藏民族关系发展，促进了藏族与我国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形成了藏传佛教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同呼吸、共患难谋求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渊源和强烈情感，也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凝心聚力、矢志不移谋求和推进祖国兴旺的爱国情怀和自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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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M］，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年，第121页。

[2]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注：《萨迦世系史》［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

[3]同上，第102页。

[4]同上，第103页。

[5]同上，第104—105页。

[6] 《萨迦世系史》，第128—129页。

[7]同上，第124—125页。

[8] 《萨迦世系史》，第129页。

[9]同上，第125页。

[10] 《元史》［Z］卷24，仁宗一。

[11]所谓“秃鲁麻”为藏语音译，意为“解脱”或“解脱苦难”，意即从不幸或痛苦中得到解脱。

[12] 《元史》卷130，列传第十七，不忽木。

[13] 《元史》卷25，仁宗二。

（作者：李德成摘自：《中国藏学》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