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宇海、喜饶尼玛：国家认同与全民抗战——以藏族民众的抗日活动为例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在其侵吞东北，拉开侵华序幕之时，藏族民众就举起了抗日大旗。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掀起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危机。在这民族危亡的空前危机面前，藏族民众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参与下，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乃至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自“九一八”开始至抗战完全胜利，藏族民众参与抗日活动长达14年之久，是全民抗战的积极参与者与拥护者，为抗日战争的最终完全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回顾与探索藏族民众的抗日活动，藏族民众通过抗日宣传、祈祷胜利、经济支援乃至直接参军杀敌，无一不展现了藏族与其他各族人民同仇敌忾、舍身抗日的历史场面。而通过这一过程，藏族人民的国家认同也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一、声明抗日主张，号召全民抗战

藏族民众是最早组织抗日团体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南京的藏族民众就立刻行动起来了。他们在事变后不到一个月，即当年10月7日，就在首都组织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主要参与者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总代表贡觉仲尼、班禅驻京办公处处长罗桑坚赞、西康诺那活佛、松朋活佛、西康旅京人士刘家驹以及在南京就读的藏族学生。抗日救国会组织在京藏族进行抗日游行，并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表示：“爰成立抗日救国会，以与我全国同胞同立一条战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特此电达，尚祈全国同胞以必死之心，救危亡之国……”[1]这是藏族民众较早发起的抗日组织，通过游行与通电，宣传自己的抗日主张，表达了对国家的深切关注。

九世班禅是藏传佛教著名活佛之中最早主张抗日的代表。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九世班禅正好在内蒙地区，面对日本的侵略及其诱惑拉拢，九世班禅不为所动。为安全起见，班禅从东蒙向西蒙转移，并就近在沿途对内蒙王公百姓进行抗战宣传。内蒙各地人民在班禅感召下，认清日本帝国主义本质，不少人寄希望于国家尽快组织抗日，收复东北失地。[2]九世班禅于1932年3月到达西蒙的百灵庙之后，发表抗日通电，痛斥日本侵华，赞扬将士们舍生取义，为国抗日。[3]日本在吞并东三省后，又进一步图谋蚕食内蒙华北等地，并于1933年进军热河、察哈尔等地。班禅根据北平军分会要求去西蒙宣化。[4]1933年3月，班禅在百灵庙的宗教活动中，向信众宣讲国难当头应团结抗敌，消除了信众内心的恐慌与观望心理。对于距离班禅行辕较远的地区，九世班禅特派出专人前去传达自己的抗日主张，或者去函阐述，令各地做好抗日准备。他的抗日宣传收到良好效果，各地王公皆回信表达了抗日救国的愿望。[5]在百灵庙宣化活动不久后，九世班禅即赶赴伊克昭盟各旗宣化抗日，力图唤醒更多蒙古民众，抵制日本的诱惑，共同救国御侮。[6]1933年5月，又马不停蹄地赴乌、锡两盟所属十多个旗宣化，宣传五族团结，共同抗日。此次宣化，经2月之余，先后到达绥远乌兰察布盟大罕舌勒及朵热布图等旗，察哈尔的锡林郭勒盟左右苏尼特旗、四阿巴噶、东西浩齐特、西乌珠穆沁旗及外蒙逃来之布惹特等处，逐一宣化。前来群众，吃则茂野，饮则井涸，上及蒙古王公、活佛，下达普通牧民，覆盖面极广。在宣传中，九世班禅揭露了日本的阴谋，鼓励当地勇敢自卫，在给信众分发的佛经中，增加了爱国御侮，团结抗日的内容。[7]九世班禅在内蒙的抗日宣传发挥了巨大作用，阻击了日本试图通过“内蒙自治”从而造成内蒙脱离中国的阴谋。这期间，日本也曾经试图诱惑九世班禅，希望借助班禅在内蒙的号召力，吞并内蒙并进而帮助日本进窥藏区。但九世班禅坚持抗日立场不变。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时在青海返藏受阻的九世班禅，在病入膏肓之际，仍不忘积极宣传抗日，发布汉藏合璧的《告西陲民众书》演讲词，呼吁“大家要认清，这回是我们中华民族与日本大和民族争生存的战争，谁战败了，谁就是战胜者的奴隶呀……在整个民族争取最后生存的今日，我们内部任何种族苟存一点观望漠视的态度，而不是全国一致敌忾同仇的作前方将士精神上的援助，和物质上的后盾，那就要影响全局牵动前锋，尤其是在焦土抗战决胜于最后的我们，不发动全体动员，全面抗战，是不会成功的。”[8]演讲最后还积极倡议西陲所有蒙藏僧俗民众出钱出力，支援抗战。

在九世班禅的带头作用下，藏族其他僧俗著名人士也纷纷发声，表达自己的抗日主张。喜饶嘉措大师自1937年应邀来内地讲学，在经历了“七七事变”及目睹了国人的抗战后，于1938年9月23日公开发表《告蒙藏人士书》[9]，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亚洲黄色的民族……在以往四十多年来，不断的侵略中国……自从九一八以来，占我国土，侵我主权，焚杀淫掳，肆所欲为……时至今日，除了抗战，别无他法，即使剩了最后一人，最后寸土，我们也抗战到底，绝不能片刻停止……”[10]拉卜楞寺的嘉木样呼图克图，全面抗战爆发时，正好在西藏宣化佛教。他在前后藏各地做了热烈的抗战建国宣传。其在藏的抗战宣传“工作结果，印象极佳，前后藏僧民经此次宣传莫不切齿痛恨暴日凌我之奇耻大辱，关念我全国浴血抗战将士及死难同胞，除各寺院举行大规模法会祈祷抗战胜利外，并誓愿拥护中央政府，服从领袖，效忠国家，其情绪之热烈，意志之坚决，为空前所未有……”[11]当嘉木样呼图克图在西藏进行抗日宣传的同时，拉卜楞108寺僧众及部落官民，组织代表团到重庆及前线慰劳抗战将士，就抗日战争发表《敬告全国同胞书》及《敬告全国抗战将士书》。在敬告同胞书中，代表团说：“倭寇挟其优越的武器，豕突狼奔，凡被夺据区域，奸淫掳掠，焚杀宰割，无所不用其极……我同胞罹此浩劫，死于铁蹄蹂躏下，以及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不知凡几……我边地同胞，虽未亲赴前线杀敌，然爱国之心，不稍后人……日寇对我六十年之蚕食，就是利用我们过去的内乱和不统一，才来悍然一逞，尤以挑拨离间的手段，分化我民族，但我中华民族是汉满蒙回藏组成的整个的大国族，同系黄帝子孙，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绝对不可分离…时至今日，我对必须更进一步的发挥精诚，打成一片，做到钢铁一般的坚固团结，一切言论动作，完全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为前提……须知我们此次对敌作战，是保卫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艰巨事业，也就是保卫我们子孙永远生存的最后关头…我们的生命在时间上，不过刹那间一朵昙花，而我们的国家民族，则与天地同长久，与日月并光明，我们要以至死不变的精神，挽回历史未有的奇变，以最大之牺牲，求还后之胜利，我们欲要完成这种伟大的使命，必须要全国同胞毫不犹豫地向抗战大道迈进，前进！勇敢的前进！”[12]展现了拉卜楞及属寺属地一致团结抗日，维护国家民族永存的决心。在敬告抗战将士书中，代表团表示：“拉卜楞辅国阐化禅师嘉木样呼图克图，鉴于国难严重，寇锋嚣张，并以诸位将士浴血抗战，国（原文如此）我国家民族作壮烈牺牲，正与佛家‘慈悲为本，舍己救人’之旨吻合，故在前后藏作广大普遍的宣传，祈祷抗战胜利和诸将士健康，俾我藏族僧民，发动绝大的抗战力量，追随诸将士之后，努力迈进。忠勇的将士们，我们全国军民抗战的力量和团结的精神，益见坚强充实了，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你们的鲜血，将培养出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之花，努力吧！再接再厉，完成复兴民族的神圣任务，我们高呼：中华民族万岁！”[13]这些言论充分阐明了拉卜楞寺的抗日立场，为拉卜楞藏族民众指明了奋斗的目标。

内地的藏族民众在“七七事变”后，立即由格桑泽仁、刘曼卿组织“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公开发表《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为抗日救国告西陲同胞》，表达自己的抗战立场。公告表示：“中华民国是汉满蒙回藏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结合而成……现在中华民国遭遇着空前大难就是与东邻的日本，自从今年七月七日在北平卢沟桥冲突起，发生前全面大战……现在我国内地人民无论老幼，对于日本，莫不切齿痛恨，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人人愿在中央指挥之下拼命杀敌，皆因日本对我国蛮横残暴，阴险刻毒，真是无以复加，六年以来把我中国人民欺凌不堪，强占我们的东北四省不算，还要进图中国的全部，直欲将我汉满蒙回藏五族同胞齐作奴隶而后甘心……诸位亲爱的乡亲们要知道我们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国民，也是一家五兄弟之一，我们亦应尽我们的心力，决不能漠不相关……”。[14]公告还呼吁西陲康藏民众要维护后方秩序，积极做好后援工作，特别在经济上捐献抗敌军费。

班禅行辕在九世班禅圆寂以后，继承了其坚决抗日的遗志，在1939年6月，抗日战争最艰难的相持阶段，发表《班禅大师行辕暨西藏劳军代表团敬告抗战将士书》，阐述全体行辕的抗日意志：“在这次神圣抗战中，日本帝国主义者虽用尽了挑拨诱惑分化的卑劣手段，然而我国内各族同胞，均一体明白中华民族系不可分离的整体，同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早已注定了同生同死共存共荣的命运，唯有精诚团结，与敌人作殊死战，驱逐敌寇……班禅大师，自移驻中土十五年来，无日不以团结民族，拥护中央，复兴国家为职志。大师虽不幸于回藏途中……忧劳圆寂，但行辕同人及西藏僧俗民众，誓遵大师遗志，拥护中央抗战到底，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及精神总动员，服从最高领袖领导，与我全体将士全国同胞，共赴抗战建国工作……我们仍愿竭尽我们藏族所能所有，贡献国家，我们并已在遥远的康藏后方，发动普遍的诵经，祈祷我们亲爱的将士们的胜利。我们藏族同胞虽与你们相离千万里，然而我们的心灵，没有一时一刻不和你们相贯通；我们的血脉情感，没有一时一刻不和你们交流着……歼灭那些不堪再战的兽性日寇，恢复我们锦绣美丽的河山，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之花，将在你们的精神勇气奋发当中灿烂的开放。我们高呼中华民族万岁。”[15]此番宣言，表达了班禅大师行辕全体职员喇嘛随从等1000余人及西藏僧俗民众，在国家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深刻地认识到了藏族人民的利益与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团结一致，战胜日寇，中华民族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和复兴，藏族人民也才能走上自由平等之路。

随着抗战的深入，在内地的藏族人士又联合其他少数民族同胞，共同组成抗日宣传团队，向国内外昭示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面对日寇侵略之下团结一致抗日的立场。1941年春节之际，蒙回藏各族代表70余人，组成“蒙回藏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前往陪都重庆，代表团中的藏族主要成员有喜饶嘉措、丁杰、策觉林、罗桑坚赞、贡觉仲尼、阿旺坚赞、仑珠、黄正清、塔旺札布、格桑泽仁等。该联合代表团分别针对前线将士、国内外同胞以及全世界各友邦发出3份公告书。在告前方将士书中，代表团说：“我们都是边疆人，来自遥远的地方，我们的宗教语言习惯虽有不同，但我们同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是一家人，有着一条心……中华民族本来是整个的，其中固也分出若干旁支别系，那就好比手足枝叶一般，都是构成整体的一份子，合则两利，离则俱伤，日寇嫉我复兴，妄想一举亡我，以实现其独霸东亚的迷梦，不料遭我全面抗战，打得他们进退不得，失败就在眼前……我们对于抗战胜利，具有十分的信心，同时也就是说明了一个真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致的，无论什么敌人也分化不了的’……最后我们高呼“中华万岁”以代祝捷，并希为国珍卫。”[16]清晰地表达了各族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在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之下，胜利必然属于中国。在告国内外同胞书中，代表团指出“……暴日也曾制造满蒙傀儡，宣传所谓‘东亚协合’、‘王道乐土’来诱惑我们，但这些阴谋和诡计，无非想藉此分化我民族，以供其各个宰割罢了……其计划若果实现，我中华民族将永无翻身的日子……我们国内平时诚然有党派民族宗教等种种问题，但假如抗战不胜利国家亡了，一切同归于尽，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谈得到那些琐枝末节？我们要图整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就需要加倍的精诚团结‘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向最后胜利的前途迈进！”[17]该公告书表明，包括藏族民众在内的各族人民认为，中华民族内各成员之间的党派民族宗教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当时居于次要地位；而中华民族与日本大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则是关系生死的敌我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两者性质不同，重要性也不同，只有团结抗战，才能避免被各个击破，为包括各族在内的中华民族赢得生存的空间。在告世界各友邦书中，代表团表示：“吾人深信中国对日抗战之功效，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打破日本独霸东亚之野心，而与全世界未来之秩序与全人类未来之福利亦当发生重大之影响。以此之故，中国之坚决抗战已成为维持世界秩序与维护人类幸福最重要之一环，当为世界公认之事实。”[18]这是各少数民族对中国抗战国际地位的准确定义。中国的抗战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独立生存之战，还关系到未来世界的秩序与全人类的福祉。中华民族通过抗战并取得胜利，得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共同建设新世界。抗战意义如此重大，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民族荣誉感和国家认同感愈发的强烈。代表团借此呼吁，世界各友邦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若失此不图必将噬脐无及。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藏族民众就立刻行动起来，公开阐明抗日的主张，在“七七事变”后，抗日的呼声不断加强。藏族著名僧俗人士，例如九世班禅、嘉木样呼图克图、喜饶嘉措大师、策觉林活佛、丁杰佛、诺那活佛、格桑泽仁、贡觉仲尼、罗桑坚赞、黄正清等，都纷纷表明抗日立场，积极宣传抗战。他们的公告书、宣言书影响范围包括内地、内蒙古以及西藏、甘肃、青海、西康等藏区，覆盖一大半的中国国土面积。在这些地区，上述人士拥有极大的威信和号召力，对宣扬暴日侵略罪行，传达抗日精神、激发藏民的爱国心，提升藏族民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进而强化对国家的认同感，影响巨大。抗战爆发后，正在北平的西藏地方代表不顾日寇的利诱，毅然随国民政府迁至重庆。相关档案有这样的记载：“芦沟桥事变发生，西藏代表适避暑在平，不甘敌人诱胁，间道南返，政府西迁，随同来渝”。[19]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西藏地方代表始终坚持工作，保证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的渠道畅通。

在这些藏族著名僧俗人士的不断宣传鼓动下，藏族民众从一开始，就勇敢的投入到全民抗战的实践中，并坚持参与抗战。

二、多措并举，参与全民抗战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内地的藏族民众首先行动起来，加入全民抗战。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一个月之余的1937年8月9日，康藏旅居南京、上海同胞在上海召集筹备会议，准备组织康藏民众抗敌后援会，李白英女士、刘曼卿女士、荣增堪布、何其昌、曹锐夫、吴剑君、留沪学生王造成、马汝诚、李天龙、贾有详、赵玉兰女士、章淑娟女士等20余人到会，由刘曼卿任主席，当即决定联络旅居京沪各地之同乡，成立康藏民众抗敌后援会，定短期内成立，并决议敦促政府立即抗战，同时为唤起康藏民众注意，将每日所得消息翻译成藏文播送原籍，使边疆同胞明了敌人凶暴情形。[20]在组建过程中，格桑泽仁也加入，最终该组织命名为“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主要成员有12人，格桑泽仁、刘曼卿分任正副团长，团员有纳噶阿西、格桑悦西、主珠、洛桑玉珍、何其昌、白登华、萧品璋、钦莫、格松吉村、称乃尼马。[21]该团的任务主要是到故乡康藏地区进行抗战动员与物资募集。该团于1937年11月从上海出发，首先到云南藏区，然后到西康活动。[22]1938年1月13日起，该宣传团在云南中甸县立小学召集大会，与会各界民众有2400余人，宣传团以藏语宣讲抗战情形，陈列相关画图照片，分发汉藏文传单。第二日又在中甸城外的大喇嘛寺为僧人举行类似大会一次，活佛与执事纷纷参与，争相阅读藏文传单。[23]后又从中甸到西康巴安宣讲，巴安事毕则起程经西康北路白玉、德格、邓科、石渠各县，沿途宣讲动员。在白玉县，喇嘛寺各头人及民众参与人数有2000人之多。此四地有135所大小不等的喇嘛寺，12000名喇嘛，大头人35名，宣传团趁3月29日各地喇嘛汇集德格喇嘛寺跳神之便，分3处进行宣讲动员，又在德格县政府前向参拜跳神者的4000民众以藏语宣讲抗日情况，派发藏文传单。在团长格桑泽仁因事提前离团去往汉口后，宣传团在刘曼卿带领下赶赴甘孜、炉霍、道孚各县，继续抗日动员宣讲。[24] “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讲团”的后方动员成绩颇佳。募得抗日救国物资有：银饰40斤10两5钱，黄金饰物6件，钞洋85元4角，大洋19元，小洋11元，以上物资折合法币807.01元。募集的物资来自丽江、中甸、小中甸、巴安、白玉、德格、理化等地，共有208个有名可考的个人和寺庙参与募捐，俗人有西康大族邦达家的邦达多吉，以及德格土司等上层人士，活佛包括康宁寺堪布活佛、巴安的包活佛、伯宋活佛、理化的香根活佛、奔南子水边活佛、七村沟活佛等10位，还有以寺庙名义集体捐助的康宁寺、归化寺、仁波寺、白玉寺。[25]

该团在西康地区的宣讲动员，不仅募集了物资，还促使西康民众推选僧民代表相子翁堆、青攮呼图克图、贡嘎呼图克图、札巴活佛、江安西等12人，组成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与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一起，赴抗战前线慰劳将士，表达康藏民众爱国之热忱。[26]两个团从西康出发，首先于1938年6月15日达到重庆，与各界抗日力量互动后，于6月23日携带慰劳品40件顺长江东下到武汉，再转往各前线慰劳将士。[27]在前线慰劳结束后，刘曼卿又率领团员阿西·格主妈（女）、萧品璋、曲米、汪堆等5人约在1938年12月从重庆出发，经昆明沿着滇缅公路抵达芒市，随后分两路各3人，一路从西康入藏，另一路由刘曼卿率领，取道印度入藏。两路人马于1939年4月在拉萨会合，随后在西藏进行了5个月的抗日宣讲动员。康藏民众抗日赴难宣传团到达拉萨时，正值大法会期间。宣传团谒见了摄政热振呼图克图，分访噶典寺、扎布寺的政教长官。在宣传团的感召下，西藏同胞连着举行了几次诵经，追悼死亡者，祈祷抗战胜利。宣传团刘曼卿于1940年1月8日返抵重庆，其他团员带着西藏同胞给前线将士的棉背心和其他慰劳品稍晚才到。团员萧品璋离藏之后，在冰雪载途的山路上，马失前蹄而葬身悬崖，为抗战献出了生命。[28]在这些康藏代表的不断努力下，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及西康民众慰劳团不仅向前线将士传达了后方藏族民众支持抗战的意志，又将所见全民抗战的实情带回康藏，在滇康藏地区进行抗战动员，尽以地方人力物力，贡献为抗战将士之后援。就在刘曼卿等人在藏动员抗日稍晚一个月，日本人野本甚藏于5月16日，住在帕里当地人家里，发现屋中有抗战宣传标语。[29]这很有可能是刘曼卿入藏途中坚持抗战宣传动员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各地藏区民众与前线抗战将士实现了力量的连接，铸成了共同的抗日战线。

格桑泽仁从西康的宣讲动员活动中提前返回内地后，与蒙藏回族代表共16人在汉口组织了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其中的藏族代表还有贡觉仲尼。联合慰劳代表团于1938年4月7日在汉口成立，格桑泽仁与贡觉仲尼各自表达了康藏地区民众要集中人力物力支援抗战的决心。成立第二日，代表团就马不停蹄地前往台儿庄、郑州等前线慰劳将士，向各战区司令长官献旗致敬。[30]1941年2月，蒙回藏再次于重庆联合组建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此次代表团共有代表78人，其中藏族代表10余人，分别是喜饶嘉措、丁杰、策觉林、罗桑坚赞、贡觉仲尼、阿旺坚赞、仑珠、黄正清、塔旺札布、格桑泽仁等。[31]从1938—1941年的3年间，蒙回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从16人增加到78人，藏族代表从2位增加到10余位，两项指标都扩大了近5倍。随着抗战的深入，包括藏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地加入到全民抗战的阵营中。

当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在积极运动的时候，拉卜楞的藏族民众也积极行动起来参与抗战。1938年9月上旬，甘肃夏河大寺召集所有藏僧寺院、部落大会。拉卜楞所属108寺以及各部落的藏族僧民都派代表参加。为了表示拉卜楞各寺院及各部落藏族僧民抗战决心和慰劳前方抗战将士，会上决议组织拉卜楞108寺及各部落藏族僧民代表团。[32]该代表团共14名成员，团长阿旺将蹉，成员有刘克让、陈紫垣等。11月1日代表团抵达西安，奔赴前线劳军。[33]11月9日，代表团离开西安，于当月15日抵达成都，逗留两日，拜访省会各部门。[34]随后代表团赴重庆，先后拜访、接触了宣传部、国民政府、行政院、监察院、教育部、社会部等。代表团请求宣传部多以汉藏文合璧编印抗战宣传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等材料去边疆分发，尤其建议在边疆放映抗敌影片。[35]在谒见国民政府主席时，代表团表示将在嘉木样呼图克图和黄正清带领下，誓死效忠国家。抗战以来，藏族民众一心一德，精诚团结，尽其所能报效国家。[36]在重庆期间，拉卜楞代表团的一代表在《新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此次出来，希望亲自到前线，看看在火线上我们的抗战将士，怎样忠勇杀敌，我们一路上非常兴奋，大家意志非常坚决。希望不仅看一看英勇杀敌的战士，更希望拿起枪杆来，至少大家每人打死一个敌人。”[37]除了政府部门，拉卜楞代表团还于11月27日和重庆市妇女慰劳分会、妇女抗敌建国协会、儿童保育会、女青年会、抗敌后援会妇女组举行茶会互动。拉卜楞代表团在现场演唱了经过改编的藏族民歌，歌词大意就是要大家团结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代表团团长阿旺将蹉说：“在抗战建国中，人不分男女老少，地无分东西南北，应在抗日救亡目标下，团结一致，抗战到底，争取中华民族完全解放。藏族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对抗敌救亡向不后人。藏族同胞对坚持抗战具有最大决心，相信只要全国同胞抗战到底，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38]同年12月，拉卜楞代表团前去慰劳中国空军，在航委会献哈达以及“神威远播”锦旗一面，表示对空军的钦仰。[39]拉卜楞108寺及各部落藏族僧民代表团此次慰劳之旅，对沟通文化，以及抗战工作的动员，有重大的贡献。不仅把拉卜楞所属10万藏族僧民的抗战意志带到了前线，并且对政治上的情形和抗战的意义，更为明了透彻。代表团回到拉卜楞后，将真实情况向僧俗官民宣传，增强了全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在后方宣讲动员与前线慰劳的交叉运动下，藏族民众热情不断提升，纷纷以各种方式参与抗战。捐款捐物是支援抗战比较常见的方式。较早捐款捐物支援抗战的代表人物是九世班禅。1937年10月班禅大师就捐法币3万元并购买救国公债2万元用作抗战。[40]大师行辕的职员也在大师带动下，募集3千元捐助抗战。[41]大师圆寂之前，遗嘱将行辕大部分的枪支捐献给中央。[42]大师带到青海的武器有步枪7000支、山炮12门。[43]因此这一捐献数量较大。大师圆寂后，班禅行辕公推丁杰佛、拉敏卓尼及康蓉渝各办公处代表15人赴重庆，捐献医药费5千元。[44]拉卜楞代表团则捐献牛100头，羊千只劳军。[45]另外还募集价值5万余元的万张羊皮，托甘肃某战区司令部转呈军事委员会分赠前线战士。[46]1939年11月，西康各界考虑到前线将士需要棉衣，在康市征募寒衣分会负责下，发起征募寒衣运动，康藏同胞将皮毛药材等土产捐献，折合兑款2万元转汇重庆。[47]在藏族民众捐款捐物的热潮中，较大的3笔是拉卜楞1944年1月至重庆以募捐的巨款向国民政府捐飞机30架、1944年10月拉萨市民捐国币500万元(可献飞机25架)[48]以及1942年8月塔尔寺活佛向蒋介石捐献抗战军马3000匹。[49]其他藏族民众献金捐物活动不一一列举。仅从这些事例，就可看出，藏族民众在抗日战争中贡献了极大的力量。

抗战时期的僧伽对国民资格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即认为自己是国民的一份子，“僧尼，国民也。”如太虚也认为，“我们僧尼，也是国民”。[50]诵经祈祷抗战胜利、超度阵亡将士、是藏族僧人参与抗战的特殊方式。抗战全面爆发时，九世班禅就在拉卜楞设坛颂经，为绥远抗敌阵亡超度。[51]十三世达赖喇嘛也要求西藏各寺庙喇嘛为抗日战争胜利祈祷，他们满怀一个心愿，那就是“冀中央政府取得最后胜利”。[52]当时，西康全境数千大小寺院，数十万众喇嘛，均一致为阵亡将士诵经，祝抗战胜利。[53]1939年祁连山33个部落的藏族群众在当地政教领袖顾嘉堪布带领下，在祁连山各寺庙举行“追荐抗日阵亡将士暨殉难同胞大会”、“抗日建国宣传大会”，竭诚拥护抗战国策。[54]西藏地方驻京代表贡觉仲尼1938年7月5日致函蒙藏委员会请假返藏，以便发动西藏寺庙唪经祈祷抗战胜利。他说：“溯自卢沟变起，抗战经年，国家元气既伤、人民涂炭未已。尼供职中土，同处危厄，能不痛心耶！伏思西藏夙为三宝之地，法轮长昭。现拟向中央请假数月遄回西藏，恭同三大寺及各寺庙喇嘛都十万之众，共同唪经祈祷，惟愿中国国力增强，顽敌凶焰消灭，以求最后胜利属我……”[55]西藏三大寺此年11月1日也呈文国民政府，表示：“我等三大寺自前年卢沟桥事变起后一年有余，为国家胜利而祈祷，昼夜恒未间断……”[56]1939年7月7日，热振活佛致电蒋介石，表示：“兹设坛修法事，已择自国历五月四日起开始，在三大寺、二密院、各古刹诸处一律广修玄法，同时进行唪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之咒，继续忏诵得最后之胜利……”[57]班禅行辕虽然与拉萨有所嫌隙，但是在诵经祈祷抗战胜利上，与前藏方面高度一致。他们派人分赴三藏各寺供养虔诵大经，追荐忠烈，祈祷胜利。[58]由于康藏人民笃信藏传佛教，康藏人民深信，此种宗教行为对于前线抗战将士，无形中有莫大助力！

各地藏族民众抗战期间，还积极从事后方的开发与建设，以达到增强抗战力量的目的。1939年，西藏三大寺专门派人到陪都重庆，致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开发西藏、保护西藏是目前抗战建国迫切需要之事，今有数点待办之事恳求准予早日俯允以建新西藏增加抗战实力免为外人所占：请中央速派优良军士一千名赴藏，由三大寺给养，一方可弹压亲英势力东进，一方可训练民众充实自卫力量；请中央速派工程人员赴藏修公路连接中枢，一旦有事可返往介决；请中央派人员赴藏发行法币，统一金融；请中央派人员赴藏［开发财源］增加抗战力量。”[59]充分表达了三大寺通过发展西藏服务抗战的愿望。抗战时期，东部国土沦陷，国民政府在康定、松潘等地修建机场。著名藏族商人邦达多吉通过自己的商业系统，从印度进口机场建设所需的水泥物质。他还从印度购买大量的抗战所需物资，例如棉纱、染料、药品、皮革、毛料、布匹、麝香、虫草等，通过康定和丽江转运到成都、昆明等地。运送的抗战物资价值总共达1.5亿美元。邦达多吉除了自己投身经商抗日外，积极动员大金寺、康南理塘、巴塘等地的寺院和俗世上层人士，支持藏区的公路、机场建设，以支持抗日救国。[60]

除外，各地藏族民众还踊跃参军，上前线抗日杀敌。他们中有不少人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考入各级军校，接受军事训练，时刻准备上战场。如来自四川巴安的罗桑团月、江新西、青海玉树的贺丹增等人，都是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在抗战时期前往西藏作对日情报工作。笔者在查阅档案时发现，仅在1939年春到1940年4月，青海就有21位藏族青年（仅从姓名辨别）进入黄埔军校第十六期第三总队第三大队第九队受训，[61]仅仅是第十六期一个小队就有21名藏族学员，毫无疑问还有不少的藏族抗日军人的资料未被发掘。黄埔军校受训结束后，这些藏族热血青年必然走上了抗日的前线。目前，很难查到关于第十六期青海藏族黄埔校友的消息，很可能是在当年的抗日前线全部血染沙场、为国捐躯。[62]值得关注的还有中国第一代藏族飞行员扎西泽仁多次驾机与日寇空战，立下战功。[63]另外还有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藏族战士，以及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藏族战士如天宝、协绕顿珠、扎西旺徐等，他们在延安等地的抗日事迹早已传颂多时，不再赘述。

三、结语

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体现和表达了中国各民族之间存在着长远的、根本的、不可分割的一致利益；表明了中国各民族都是中国人，都是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在不断发展，整体利益也在不断巩固。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受到损害，于是出现了中国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反抗外国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必然是整个中华民族谋求独立和解放，任何一个单一民族都不可能脱离中华民族整体而求得独立和解放。帝国主义虽然不断挑起武装侵略，制造民族分裂阴谋，但都遭到中国各民族的坚决抵抗。中华民族在极其艰难的历史条件下，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取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一方面，西方民族国家的思潮东传，带动了中国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达到了民族自觉的高度；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侵略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正是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中国各民族开始认识到本民族的利益和前途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与前途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因而才出现了全民族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场面。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中华民族空前地团结起来，无数的中华儿女前仆后继，以自己的血肉筑起一道新的长城，最终以弱胜强，取得了全民抗战的最后胜利。[64]

藏族民众在全民抗战中，展现了中华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这表现在藏族民众参加抗战的普遍性上。如前所述，支持并参与抗战的既有九世班禅、喜饶嘉措大师、嘉木样活佛、黄正清、格桑泽仁等藏族僧俗著名人物，也有松尼玛、拉可阿布、拉真等仅留其名的大量普通藏民。[65]既有旅居内地的上海、南京等地的藏族同胞，也有大批身处甘青滇康藏的僧俗民众。他们不分社会地位，不拘所处何方，参与到全民抗日的浪潮中。这种普遍性不仅表现在参与抗战的主体上，也体现在藏族僧俗的中华民族认同上。如九世班禅认为抗战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大和民族争生存的战争；拉卜楞代表团强调中华民族是汉满蒙回藏组成的整个的大国族，生死与共，绝对不可分离；康藏民众赴难宣传团则呼吁诸位康藏同胞，要认识到自己是中国的国民，要与其他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杀敌。这些著名人士或代表团的宣言书，表明中华民族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同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唯有精诚团结，与敌人作殊死战，才能恢复锦绣美丽的河山。

正是在全民抗战中，藏族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进一步提升。各种宣言书、公告书证明藏族的中华民族意识和对国家的认同充分觉醒，而藏族民众通过经济捐助、祈祷法会以及上前线为国捐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演了对国家的认同。抗战时期，甘青康藏的藏区经济落后，藏民生活并不富裕，但是拉萨在1944年募捐到巨款500万元，以当时拉萨市人口5万计算，几乎人均捐献100元。[66]而当时驻藏办事处的科长月薪不过300余元。[67]普通藏族民众的收入肯定远低于这个水平。以慷慨解囊来形容拉萨市民对抗战的支援毫不为过。藏传佛教僧人唪经祈祷胜利，诅咒日军战败，在信徒看来，不仅对于抗战胜利有莫大的作用，而且有特别的导向性，引领着广大藏族民众参与到全民抗战的阵营中来，更鼓舞了全国人民前线军民与日寇斗争的士气。最可贵的是那些在抗日战场上为国牺牲的藏族军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国家的英雄。藏族民众为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并在与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全民抗战中，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有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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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蒙藏旬刊》1939年第1期。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38页。

[3]陈文鉴：《班禅大师东来十五年大事记》［M］，上海：大法轮书局，1948年，第16—17页。

[4] 《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第72页。

[5]同上，第57页。

[6]同上，第59—60页。

[7]同上，第66页。

[8]刘家驹编译：《班禅大师全集》［M］，出版地不祥，1943年，第167—169页。

[9] 《申报》1938年9月23日，第2版。

[10] 《蒙藏旬刊》1938年，第156—158合期，第8—10页。

[11] 《蒙藏旬刊》1938年新1卷第4—6期，第18页。

[12] 《西北论衡》1938年第6卷第21期，第15—16页。

[13]同上，第16页。

[14] 《蒙藏月报》1938年第8卷第5—6期，附录，第1—3页。

[15] 《星岛周报》（香港）1939年第6期，第13页。

[16] 《蒙藏月报》1941年第13卷第2期，第18—19页。

[17]同上，第19—20页。

[18]同上，第20页。

[19]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Z］第7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民国二十八年（1939）一月“蒙藏委员会向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所作工作报告”，第2966—2968页。由于档案资料所限，有关日本方面如何对西藏驻京代表进行诱胁等详情，留待日后探讨。

[20] 《申报》1937年8月11日，第三张第九版。

[21] 《蒙藏月报》1938年第8卷第4期，第1—2页。

[22] 《蒙藏月报》1938年第8卷第5—6期，附录，第1—4页。

[23]同上，第4页。

[24]同上，第5页。

[25]同上，第7—19页。

[26] 《蒙藏月报》1938年第8卷第4期，第2页。

[27] 《申报》汉口版，1938年6月22日，头版；《蒙藏月报》第8卷第5—6期，附录，第5—6页，此处说该团是（6月）24日搭轮赴汉口，与申报报道相差一日。

[28] 《大公报》，香港，1940年1月13日，第2张第5版；《申报》1940年1月9日，第3版；《新华日报》1940年1月9日，第2版；《大公报》，香港，1939年12月25日，第1张第3版。

[29]房建昌：《日本侵藏秘史》［J］，《西藏研究》1998年第1期。

[30] 《申报》(汉口版)，1938年4月8日，第2版。

[31] 《蒙藏月报》1941年第13卷第2期，第17—18页。

[32] 《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5日，第2版。

[33] 《申报》1938年11月2日，第3版。

[34] 《申报》1938年11月16日，第2张第6版。

[35] 《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6日，第2版。

[36] 《申报》1938年11月27日，第4版。

[37] 《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5日，第2版。

[38] 《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8日，第3版。

[39] 《新华日报》1938年12月22日，第2版。

[40] 《中央通讯社稿》1937年10月上，第408页。

[41] 《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第482页。

[42]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745页。

[43]叶健青编：《班禅返藏之路（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M］，台北：国史馆，2009年，第50页。

[44] 《西藏历史资料汇编》［Z］，第8册，十六：西藏僧俗人民在抗日時期反帝爱国热情资料（1938—1940），影印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以下简称《西藏历史资料汇编》第8册，十六）。

[45] 《战干》1938年第4期，第12页。

[46] 《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5日，第2版。

[47] 《新华日报》1939年11月28日，第2版。

[48]喜饶尼玛：《藏族抗日救亡团体评述（1931—1945）》［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49]关丙胜:《民国时期的河湟地方社会》［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第210页。

[50]太虚：《僧尼应参加国民大会代表选举》［J］，《海潮音》第17卷8号。

[51] 《边疆》1937年第2卷，第6期，第82页。

[52] 《蒙藏月报》第9卷第1期。

[53] 《新华日报》1937年7月12日，第3版。

[54] 《新华日报》1939年12月9日，第2版。

[55] 《西藏历史资料汇编》第8册，十六。

[56]同上。

[57]同上。

[58]同上。

[59]同上。

[60]美朗宗贞、德西永宗：《康藏人民以商抗日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61]他们是周本泽仁、卓麻世加、华洛、有拉加、朋错、光却拉旦、札西本、加羊、端智、完麻、却桑台、卓盖世杰、朵桑才让、才排、叶杰才郎、周太、见错太、卓麻什结、叶协端珠、王才仁、群排丹增等，分别来自青海的互助、乐都、西宁、湟源、都兰、门源6个地方，年龄最大的24岁，最小的才18岁。

[62]喜饶尼玛：《一段尘封的历史——记为抗日捐躯的黄埔军校藏族学生》［J］，《中国西藏》2017年第3期。

[63]见《新龙县志（1988—2006）》［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0年，第654页。

[64]参考王钟翰、陈连开、喜饶尼玛：《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发展》［N］，《光明日报》1997年7月22日，第5版。

[65] 《蒙藏月报》第8卷第5—6期，附录，第8—19页，1938年。

[66]喜饶尼玛：《藏族抗日救亡团体评述（1931—1945）》［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67]郭玉琴：《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Z］第4册，台北：蒙藏委员会编译室，2005年，第447页。

（作者：钟宇海、喜饶尼玛   摘自：《中国藏学》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