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格旺堆、普智:西藏考古工作40年

发布时间:2018-05-02 05:25:00 | 来源:《中国藏学》2005年第3期) | 作者:夏格旺堆、普智 | 责任编辑:闫景真

1959年之前,西藏没有文物管理机构,考古工作的开展主要由一些西方学者进行,并且仅限于地面遗存的调查和观察记录。1959年西藏平息叛乱不久,成立了“中共西藏工委文物古迹、文件档案管理委员会”,下设文物管理小组,这是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前身,也是西藏最早的文物管理机构。1964年,在西藏工委文物管理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组。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不久,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且制定了“集中起来,保管好”的文物工作方针。[1]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解放初期开展的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1965年成立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机构一直担负着安排全区文物考古的行政管理和业务工作的重要角色。由于新时代文物考古工作的需要,1995年对原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调整、充实后,成立了西藏文物局,直属单位有布达拉宫管理处、西藏博物馆、西藏罗布林卡管理处及西藏文物商店。目前,西藏五地区一市都成立有文物管理机构,并且在札达县等文物古迹数量较多和工作开展较好的县里,也成立有相应的管理部门。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西藏考古工作者从内地各大专业院校毕业,充实到西藏考古队伍以来,国家投资委托内地专业院校,举办了大专以上学历的西藏文博班2个,专门为西藏培养了60多名专业人才。除此而外,从内地专业院校毕业的汉族和藏族专业人员,也先后投入到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队伍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西藏文物考古队伍中的骨干。

20世纪50年代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近半个世纪、几代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通过综合与专题结合的考古调查,在西藏境内发现了内容丰富、种类齐全的古代文明遗存。这些发现,不但对研究西藏高原的社会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特殊地理环境中形成的人类文明及其人地关系等具有世界性学术研究价值的重大课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到目前,西藏境内发现的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及岩画、近现代重要史迹等各类文物点已经超过2000处。值此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之际,简要回顾近半个世纪以来西藏考古工作的主要成果,以此致贺并祝愿西藏文物考古工作在新时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一、石器时代

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赵宗溥先生在藏北那曲采集到了一件细石核,这不仅是西藏境内首次发现的细石器,[2]而且对认识西藏高原的石器时代文明具有破天荒的重大学术意义,它开了西藏史前文明科学研究的先河。随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藏北那曲和藏西阿里等区域内,相继发现了5个旧石器地点和几十个细石器的采集点。20世纪70年代,继在西藏西北部发现旧石器和细石器后,在藏东南和藏东又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并采集到了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陶片等。这些遗存的发现,首先改变了西藏石器时代文化的保存状态,即由原来仅从地面采集转为具有明确的层位关系;其次,更加丰富了遗存的种类、内涵,逐渐呈现出西藏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性特征和经济文化类型的多样性;再次,不但在空间分布上有所扩展,而且在研究的科学性上也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提高,为了解和研究西藏石器时代的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状况,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发现更有科学依据的实物资料。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全区文物普查的开展,在西藏境内发现的石器时代的遗存地点更是数以百计,几乎遍及全区。不仅地面采集地点的分布得到空前的拓展,具有地层依据的石器遗存也开始多了起来,而且对了解石器时代区域文化的共性和个性特征及其流变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彩的依据,把西藏考古工作与研究推向了更有广度和深度的新的发展阶段。

(一)旧石器时代

目前,西藏境内发现的旧石器地点有8处,分别为藏南定日的苏热[3],藏北申扎的珠洛勒[4]和多格则[5],藏北班戈色林错东南岸的各听[6],藏西日土的扎布[7]和夏达错东北岸[8],藏南吉隆的哈东淌和却得淌[9]。在上述8个地点中,后3个地点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西藏文物普查中发现,其余都为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由自然科学工作者在综合科学考察中发现。由于对这些被发现的旧石器的特征描述、类型划分等方面的内容,已经在前引各文本中都有详尽的介绍,在此不作过多的重复。

关于西藏旧石器时代的年代问题,目前仍然在讨论当中。由于此期石器缺乏明确的层位关系,即便通过石器类型的比较和采集点所处环境的地质地貌特征等来进行分析断代,认为西藏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年代至少应在距今5万年,处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10]但这种断代方法均属间接断代法,难免存在着诸多质疑的地方。[11]所以有学者提出,“青藏高原所发现的旧石器,无论石料选择、器物的形制和大小,以及加工技术等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细石器特征。由此看来,青藏高原的旧石器从类型学上也许可以划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范围,但其绝对年代是否在1万年以前,尚需今后进一步的科学测定”[12]。以上这两种观点的提出,显然是各有各的依据,但我们通过比较后认识到,要想真正解决西藏旧石器时代的年代学问题,还需要发现和发掘具有明确层位关系的文化遗存。而要实现这样的奋斗目标,不仅仅局限于发现一两座具有层位关系的遗址,它们还应当能够反映出石器工艺传统和内涵在区域文化中的形成和传承的尽可能全面的特征。

除此而外,石器工艺传统与渊源是包括细石器在内的西藏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另一令人关注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前,许多研究者将西藏旧石器的工艺传统和渊源都与我国华北旧石器系统联系在一起,[13]认为“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不仅可能与我国华北、西南及东南亚旧石器文化发生过交流,而且与喜马拉亚南侧旧石器文化的发生交流在这一时期也是完全可能的。[14]与上述看法不同的观点认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明显呈现出细石器特征,可能在旧石器时代或全新世以前,青藏高原尚无人居住,尤其在其腹地的西藏境内。自全新世以后,很可能是分别来自华北和华南的两支移民进入青藏高原,并带来了与之相应的藏北和藏南两个不同传统和类型的细小石器和细石器工艺,而青藏高原与北方草原和南亚诸地的交通和文化往来,恐怕至少是卡若和曲贡文化以后的事了。[15]

不难看出,西藏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的判定,石器工艺传统及其渊源的研究,石器年代的科学测定等问题,不仅成了研究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方面的内容,而且同样关系着石器时代的人类是如何形成、开发和创造了最初文明于这片高天厚土上的问题。尽管目前我们仍很难回答上述问题,但客观上讲,正因为有了这些问题,所以才不断地推动着西藏高原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前进的车轮。

(二)新石器时代

由于西藏境内发现的具有层位关系、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址都是晚期的遗存,所以西藏的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交替是如何产生的,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一般而言,学者们将发现于藏西北(即藏族传统地理划分中的“羌塘”和“堆”)的不见陶器、骨器、金属器及大型打制石器,而以细石器及小型石片工具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大致认为是代表西藏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文化,并冠以“藏西北文化类型”,其时代大约距今7500—5000年左右,经济类型以狩猎经济为主。[16]自此之后的考古学年代的遗址有卡若(kha-rub)、曲贡(chu-gong)、小恩达(dngul-mdav)、邦嘎(bang-mkhar)、昌果沟(phreng-sgo)、达龙查(stag-lung-brag)[17]等,另外有林芝县的云星、红光、居木、加拉马和拉萨纳金等地,[18]以及墨脱县境内的7处采集点等[19]。晚期遗址的年代约为5000—3000年。

除了这些具有地层依据的遗址外,高原上大量发现的细石器采集地点是西藏石器时代文化的又一显著的特点。截至1990年,在日喀则西部的昂仁、仲巴、萨嘎、吉隆、日喀则和山南贡嘎等地、县境内发现细石器采集地点30余处[20],这个数字比1989年统计的西藏高原发现细石器地点为40处[21]将近增加了一倍。截至2005年,加上前面两个统计总数的70处,细石器地点已经达到102处,其中2000年全区文物补复查中在藏北申扎县发现1处[22];2002年“藏北无人区综合科学考察”中发现6处[23];2003年“青藏铁路西藏段考古勘探项目”中发现18处[24];2004年“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项目”中发现4处[25];2004年配合西藏阿里地区地方志文物卷的编写而进行的阿里地区文物调查中发现3处[26],这些细石器点的发现,虽然很多尚未研究透彻,但给西藏石器时代的文化增加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在上述这些遗址中,对卡若、曲贡、邦嘎、昌果沟等做过相对较多的工作,由于这几座遗址是学术界较熟悉且有较多已刊布的介绍文章,所以在本文中除了对这些遗址开展过的新工作情况作必要的介绍外,选择一些大家不是很熟悉和新发现的遗址、石器时代文化地点作相应的介绍。

1、西藏东部和东南部,主要为昌都和林芝  这一区域早先发现的遗址和新石器时代采集点有昌都地区的卡若、小恩达、烟多,林芝县的云星、居木、加马拉,墨脱县境内的7处采集点等。除此而外,近期的考古工作中发现了昌都江钦遗址。

林芝地区发现的云星、居木遗址,加拉马和拉萨纳金公社采集点都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基建过程中被推土机推出来的。由于纳金公社采集点在公社北侧的山坡上采集到了少量的夹砂褐陶和红陶片之外无其他遗存,所以其文化内涵并不清楚。以上遗址和采集点目前还没有开展科学的发掘工作,[27]但从包括墨脱县境内当地群众开荒种地时捡到的石器及陶片来看,并不能忽视地方性文化的诸多特征。

1977—1979年对昌都卡若遗址进行的科学发掘,不但为西藏石器时代考古,而且在西藏史前文化的内涵、区域特征等方面首次提供了具有地层依据的实物资料。卡若遗址独具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学者们把文化内涵、特征等方面有相同点的小恩达等遗址一起命名为“卡若文化”。时隔23年之后,2002年10—11月期间,为制定“昌都卡若遗址保护规划”,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其目的在于确定遗址分布范围、重要遗迹区位置及遗址的保存现状。此次揭露面积为200多平方米,发掘中清理、发现各类遗迹21处,其中房屋遗址3座、灰坑16座、道路1处、水沟1条。出土各类遗物7000余件(片),其中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共1000多件;陶器残片1200多件(可复原3件);骨料、骨块共4000多件;重要文物100余件。通过此次发掘证实,在原保护区西侧、东侧仍有原生文化堆积分布,其总面积应在1500平方米以上,遗址东部应保存有房屋遗址、灰坑、道路等重要遗迹,结合其他因素,原遗址的保护区面积约在2000平方米左右。[28]

2000年为了补充《中国文物地图集·西藏分卷》和《西藏自治区文物志》的资料内容,西藏文物局组织四川大学、西藏博物馆和山南文物局等的专业人员对西藏“五地一市”开展的文物点的补、复查项目中,在澜沧江支流麦区河畔发现了察雅县江钦遗址。该遗址是藏东三江流域河谷地区继卡若、小恩达遗址之后发现的又一处大型史前遗址。有学者认为,在遗址采集的打制砍斫器、盘状器、夹砂陶器残片和地面残留的烧土建筑遗迹等,再次证明横断山脉的河谷地区不但是高原史前文明居民最为集中的文化区,而且是西藏山地农业起源最早的区域。[29]

2、西藏中部,主要为拉萨、山南和日喀则  目前在日喀则境内还未发现具有地层依据的石器时代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存绝大多数为地表采集点,尤其分布在日喀则西部各县为其主要特点。然而笔者以为,这并不应该是该区域史前文化的实际情况,也许可能与我们目前开展的工作侧重点以及力度相关。拉萨曲贡不但是西藏腹心地区的一处史前遗址,而且与昌都卡若一起,作为阐释西藏史前区域文化特征的典型遗存来认识。由于该文化遗存所反映出的区域性文化特征与山南的邦嘎、昌果沟遗址相近,所以将它们一起被看做是“西藏腹地一支具有代表性的晚期新石器文化”[30],这一文化被命名为“曲贡文化”。

达龙查遗址是在1990年的文物普查中发现,位于堆龙德庆县乃琼乡达龙查寺西南约1公里的山脚下,地貌为洪积扇,遗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当时主要对遗址中的两座平底窖穴做了试掘清理,出土石制品20余件,分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两类。陶器残片可分夹砂陶和泥质陶,多见夹砂红陶,夹砂褐陶次之,另有夹砂和泥质的磨光黑陶。与上述遗物相伴的兽骨多属牛、羊、马等。“出土物的诸多因素与拉萨曲贡遗存十分相似,推测二者可能属于同一文化类型,时代也可能大致相当。”[31]

邦嘎遗址位于山南地区琼结县下水乡境内,现存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遗址呈条状形分布,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30米,海拔3900米。1985年7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普查队员在遗址南端靠近冲沟断崖处揭露总面积为50平方米,发现石框灰坑4个,灰坑形制为长方形和圆形两种,最大面积0.5平方米、最小面积0.2平方米,所有灰坑都用石料做边,且与坑壁平直,石料分卵石和片石,灰坑深度为0.1—0.25米之间,内均填有深灰色土,出土兽骨、木炭、陶片等。另外在遗址中出土磨石、石磨盘、重石、石球等石器数件。虽然没有出土完整器型的陶器,但出土了200多片陶片,同时有大量动物骨头的出土。[32]2000—2002年的3年里,[3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博物馆及山南文物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3次发掘。通过发掘,该遗址的主要收获是发现了一座半地穴式房屋,灰坑十几座、灶膛两座和较为晚期墓葬一座等,出土遗物有石器(以石磨盘和磨棒为主)、陶器和少量的骨器。房屋的发现,为西藏中部腹心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首次,其意义非常重大。房屋开口于早期地层第4层之下,平面形制为圆角近方形,长宽6×6平方米,墙壁残高约0.2—0.4米。屋内发现大小灰坑9座,这几座灰坑基本位于房屋的中部靠偏北,且直接打破了没有文化堆积的生土层。发现的石器中以磨盘和研磨器为主要特点,具有地方特色。少量陶器的特征,与拉萨曲贡、山南昌果沟等遗址出土的陶器属于同一种陶作工艺特征。

2003年6月,青藏铁路沿线的考古调查中,堆龙德庆县古荣乡境内的嘎冲村(dgav-grong)附近发现了一处上限可能早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晚到早期金属时期的古遗址。这处古遗址中发现少量的打制石器、夹细砂红陶片、黄褐陶、磨光黑皮陶及铁渣子等。[34]2005年5月对该遗址进行的简单调查中,在距地表深度约1.5米处的断崖剖面暴露有夹砂红陶罐口沿、黑皮陶和褐红皮陶以及灰陶,少数陶片上还有刻划纹,另外在遗址的北面一坡地采集到了一件“涂红色”砾石砍器。[35]从发现的这些遗物及遗址断面的石构遗迹,在遗址东北面的断面中发现的人骨及可能为其墓葬结构的石块等来看,该遗址的内涵当不会较为单一简单,从时间的延续性来看,也可能上限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晚至吐蕃早期。文化性质基本与以拉萨曲贡为代表的西藏腹地的邦嘎、昌果沟等遗址相近。

正如在前文中所述,通过全区文物普查,仅在1990年日喀则西部各县发现了近30处的细石器采集点。而在这之前的1966年和1976年,日喀则地区的聂拉木发现的采集点有2个[36]、吉隆县1个[37]。由于文物点的数量众多,在此不可能作更加详细地介绍。但这些石器采集点“对于继续深化对西藏高原细石器文化渊源、传承问题的认识,无疑会产生强烈的影响”[38]

3、西藏西北部,主要为那曲和阿里  西藏西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采集点的最早发现,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期间的综合科学考察中。这段时间发现的采集点,已经有学者归类为“不见陶器、磨制石器,只见细石器和大型打制石器或单纯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地点”[39],主要有藏北黑河(那曲)的1个地点[40],藏北申扎、双湖的18个地点,[41]其中的珠洛勒地点不但有旧石器,而且也是较为典型的细石器采集点;班戈县的才多茶卡、蒂让碧错、雅曲雅土、错尼地点;[42]普兰县的马法木湖东北岸地点、日土县的帕也真沟地点。[43]

自此之后的90年代的初期到中期,进入到了这一区域内发现石器采集点的第二阶段,主要是得益于全区文物普查项目的开展。这一阶段在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新发现了10处采集点,[44]分打制石器和细石器采集点两类,较为典型的细石器采集点要少于打制石器采集点。而那曲地区,没有新地点的发现。

1994年全区文物普查工作全面结束迄至目前,西藏文物考古的重心也开始移向区域性文化的调查、研究、保护等项工作中,结合这些项目的开展发现了一批新的石器采集点。这段时间发现的新的采集点总数也达近50处,可以被认为这一区域石器采集点的第三阶段。

2000年全区文物补复查项目中,在申扎县境内发现了2处石器采集点:达卓与乃那农沟石器地点。前者位于雄梅乡三村东北约2公里处,海拔4390米。采集标本60余件,标本均为黑色石材,本地及附近地点不见该类石材,标本均为石片打制,器型较小,器形有刮削器、切割器等,刃缘部有明显的因使用而留下的疤痕。时代大约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后者位于买巴乡一村南约15公里的乃那农沟的西侧缓坡上,海拔4750米。标本均为红褐色石材,包括细石叶、细石核等,石核有指甲盖形;器形中有一种呈三角形,顶端尖锐、锋利,可能是用于钻孔的工具类器物。与细石器一起,还采集到夹细砂红陶片。其时代当在新石器时代。[45]

2002年藏北无人区综合科学考察中发现石器采集点9处,[46]其中6处是细石器采集点,3处是细小的打制石器为主的采集点,所有采集点不见陶器、磨制石器,更不见金属器。区域上可分“无人区”境内和“有人居住区”两种,海拔高度在4720—5020米之间,在“无人区”境内发现的石器点有5处。其年代大约在距今7500—3000年之间。

2003年对青藏铁路西藏段的调查中,共发现石器遗存地点27处,那曲地区安多县境内的采集点为15处,其中10处是细石器工艺采集点,其余为打制石器采集点;那曲县境内为7处,其中5处是细石器采集点;当雄县境内为4处,除1处外都是细石器采集点;堆龙德庆县境内、拉萨市对岸拉萨河岸的拉觉发现1处打制石器采集点。除了当雄县加日塘地点通过发掘确认为一处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及采集的石制品为2600余件外,其余26处均为地表遗存地点,这些点上采集石制品1098件,其种类包括有石核、石片(石叶)、工具以及碎片断块等。绝大多数石器地点分布在河流两岸的一二级阶地和湖滨丘地上,高出现河湖水面数米至20米不等。采集品在石材、技术传统方面大同小异,大致可分为三种石器类型,即细石器类型、中小型石片石器类型、细石器与石片石器共存类型。[47]尽管加日塘遗址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拉萨市,但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此归入到本文划分出的区域内作简要的介绍。

加日塘(lcags-ri-thang)遗址位于当雄县羊八井镇桑萨乡切隆多村西南约200米处,海拔4234米。从2003年6月至2004年4月,陆续进行了3次发掘,共揭露面积2902平方米,采集和出土近2600件遗物,其中石制品占绝大多数,陶片及其他遗物较少;发现并清理火塘遗迹、灰坑遗迹各1处。

该遗址出土石制品特征比较明显,细石核剥离痕迹清晰有序,形制规整,表现出精良成熟的技术传统;细石叶形制规整,个体小巧,最小的仅有2毫米宽、6毫米长,刃部锐利。磨制石器很少,主要是穿孔石球和一面带凹窝的磨石两种。遗址出土的陶片少且碎,经过拼对修复,可辨认出其陶系主要是夹砂黑陶及夹砂灰褐陶,均为手制。可辨器形主要为罐,其口沿和肩部往往施细绳纹、刻划纹、戳印纹、附加堆纹等组合的装饰纹饰,不少器物口沿的唇部饰有类似细绳纹的划纹,少数素面陶片外表有磨光黑皮。陶器的这些特征十分清楚,且与迄今所知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均有不同,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综合各种因素,似可将加日塘遗存命名为“加日岗文化”(lcags-ri-sgang),它很可能代表藏北与西藏腹心地区接壤地带的一种晚期新石器文化类型。加日塘遗址是西藏首次正式发掘的、以细石器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游牧部落遗址,其面积较大、出土遗物数量较多、石制器种类亦较丰富,通过进一步研究,对于建立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区系类型,研究藏北高原区新石器时代原始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环境变迁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参考有关C14测年数据,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3200—2900年。[48]

2004年“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项目”中,主要在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境内的以卡尔东[49]遗址群为中心的南面、西北面和东面,调查发现了8处石器采集点,[50]其中4处为打制石器,另4处为细石器采集点。打制石器以石片石器与细小石器为主,工具类型以刮削器居多,另有切割器、砍砸器、尖状器等;细石器中的石核有楔形、锥形等,相对而言,所见石叶的数量并不算很多。在卡尔东遗址群为中心的方圆1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能够发现分布密度较高的石器采集点,说明在石器时代开始这里就已经有人在频繁地活动,而且有些采集点极有可能是石器加工的场地。值得一提的是,有些石器采集点的地面上,同时可以发现用石块圈围的遗迹。通过与过去在藏西北等地发现的同类遗迹比较,可能应与祭祀标志或纪念性建筑遗迹相关。

2004年为配合西藏阿里地区地方志文物卷的编写而进行的阿里地区文物调查中总共发现石器采集点7处,除了3处属于细石器采集点外,其余为打制石器采集点,并且以石片石器为主,另有细小石器的工业传统。其中1处为石器原料产地兼加工点。[51]

二、早期金属时代

西藏考古文化中的“早期金属时代”这个分期概念,最早由童恩正先生提出,这一时代的时间范围大致推断为公元前1000年至6世纪的吐蕃王朝兴起之前。[52]就目前而言,这种分期法确实存在着较多不确定的因素,然而在西藏考古学文化上还没有更加准确的分期命名之前,这一方法仍然具有可行性。属于这一时期文化遗存的主要内容有金属制品、所谓的大石遗迹或巨石文化、岩画等。本文中根据时间范围,对属于这一时段的各类文化遗存及其新的发现作简要介绍。

(一)金属制品的发现与研究

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金属制品研究最早开始于上世纪上半叶的个别的发现与传世品的收藏和研究,以小件青铜制品托架(thog-lcags)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了西藏高原早期金属制品的工艺特征、艺术风格、文化涵义等方面的内容,但对这些作品的年代仍不能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53]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尽管在西藏境内发现了大量的各类古代文化的遗存,但相对而言金属制品的发现仍显贫乏,而且在其年代学的研究上比起其他类遗物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

1990—1992年的曲贡遗址发掘中,在早期文化遗存的灰坑H12中出土了1件扁平叶片形的铜镞,经金相观察,铜镞为标准的锡青铜组织,其材料为冶炼所得,成型采用的是铸造方法,而不是锻打。[54]据此有学者认为,遗址绝对年代大体在距今3500—3750年,考虑到测得的上限年代可能并不是最早年代,将其上限年代或可推到距今4000年前。他们所拥有的青铜冶铸技术,说明了遗址文化的创造者已经迈进了青铜时代的门槛。[55]这一发现和研究,不但对西藏早期金属制品的技术、渊源等方面提供了更加科学的依据,而且对重新审视1925—1928年中亚考察队的罗列赫(N.Boerich,有些翻译为“劳瑞茨”)在藏北高原的霍尔(hor)、南茹(nam-ru)和那仓(nag-tshang)等地发现石丘墓葬中出土的青铜三棱镞、叶形铁镞等的研究工作[56],从而为更进一步探索西藏早期金属制品的时空架构的基本情况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

除此而外,在曲贡遗址晚期文化遗存的土坑石室墓M203中出土了1件铁柄铜镜,发掘者认为:“曲贡所出带柄铜镜的形制与斯基泰文化的柄镜有相似之处,但纹饰图案尚有较大差异,两鸟相向而立的形象与地中海西部巴拉瑞克岛遗址出土的陶鸟有些相似”。[57]在这点上,学者们有着较为一致的认同,即认为曲贡带柄铜镜的形制特点属于“西方带柄镜系统”的遗物。[58]然而,“曲贡出土的带柄铜镜与斯基泰文化带柄镜比较,个性大于共性,与南亚次大陆北部的印度古文化更为接近”,从而提出曲贡遗址带柄铜镜可能来源于南亚次大陆,[59]或者有可能来自中亚的观点。[60]而且,根据与西藏周边地区如新疆等地出土的相同或相似遗物已知的年代数据的比较,将曲贡遗址带柄铜镜的年代大致推断为公元前8世纪。[61]

除了曲贡遗址的发现外,西藏中部的山南地区浪卡子县境内发现的贡布学乡查加沟和多却乡境内的2座墓葬,给进入21世纪的西藏考古又增添了新的意想不到而重要的实物资料。这2座墓葬都是当地群众发现,并由山南文物局专业人员参与相关工作的。查加沟墓葬于2000年发现,2001年清理。墓葬地表无明显的封土堆,由于洪水冲毁严重,为详细的墓葬形制结构的判断带来较大难度。从残存的砾石围砌梯形边框判断,墓葬的一边长应在7米左右。根据清理情况,大致可判断其形制应为砌石边框的墓葬。墓葬出土的遗物种类有黄金制品、铜饰、石串珠、贝饰、铁质武器、陶器、丝织物等108件(片)。[62]多却乡境内墓葬于2002年被当地群众发现。由于墓葬所处地点受到较大的山体滑坡、雨水冲垮等自然因素的破坏,给寻找墓葬准确的位置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从墓葬现存葬具、结构、葬式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其葬具应为一独立的木棺材,似无头箱等其他的结构,葬式为仰身直肢葬。从墓主人的骨骼特征判断,可能为女性。墓主人仰卧于木棺材之内,其额部有一黄金制作的圆形装饰物,厚约0.15厘米左右(2001年查加沟简报中认为,此种金制品为“圆形盔饰”,但从2002年清理出土同样实物的现场情况看,此类金制品应为妇女头顶的装饰品,而非头盔的饰件);面部罩一层薄金片;颈部有好几排环绕的用金子、珊瑚及玻璃器等制作的装饰品,其中最精美的是用黄金作成盘羊造型的小件装饰品,有十几件,应为牌饰,与2000年发现的马形牌饰属同一种用途;在身体右侧腰上系挂的1件青铜短剑,一直垂到膝盖部位。另外在墓主人的头部背后发现1件金管,直径约2—3厘米,长度约13厘米,估计这件金管为束发之用(2001年的简报中认为这是一件头盔上的装饰物,但从此次发现来看,它应为脑后长发的束发装饰)。[63]

从上述2处墓葬出土的遗物特征来看,其年代可能早至距今2000年前后,与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系统早期金银器的时代应当是在大体相同的一个年代幅度内,如将其比定为相当于中原王朝的汉晋时期,当无大误”。[64]浪卡子县境内的2处墓葬的发现,无论在随葬品种类的丰富上,或在金属制品的数量上、甚至可能在葬具上都属于西藏考古发现的首次,为研究和探索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文化内涵、性质,乃至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早期文明特征等方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除了以上这些西藏中部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金属制品外,在西藏的西部、北部和东部也同样能够发现属于这一时间范围内的金属制品。

1999年阿里札达县皮央·东嘎(phyi-dbang-dung-dkar)遗址的古墓群发掘中,出土铜器13件,包括青铜剑、片状器、环饰、扣饰与泡饰。该墓地的碳素测定年代范围为距今2725—2170年,相当于中原王朝的秦汉时期。其中编号为PGM6:4的青铜剑保存较完整,其形式与云南剑川鳌凤山早期墓地出土的Ⅰ型剑非常相似,这种文化上的联系值得关注。[65]2002年昌都卡若遗址保护规划项目中,在卡若遗址附近的热底垄(rag-ti-lung)山腰发现墓群的墓葬02XCKRM5中,出土1件铜刀,墓地测定年代约距近2400年左右。[66]另外,2002年由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者约翰·温森特·别列匝(John Vincent Bellezza)先生捐赠了一套在藏北发现的较完整的马具头套及红铜短剑,这件马具头套由大小不一的各种配件35件组成,其中衔、镳为红铜,其余为青铜。尽管这套马具及红铜短剑没有具体出土地点和其他伴生品,但从其特征上基本能确认为属于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作品。[67]

(二)大石遗迹或巨石文化

20世纪20年代以来,俄国人罗列赫(有些翻译为“劳瑞茨”)与意大利人杜齐等人曾经对西藏的大石遗迹或巨石文化作过相应的介绍与研究,对世人认识这种文化遗存做出了值得肯定的贡献。[68]中国学者对这种遗存的记录,开始于1990年的西藏境内的文物普查项目的开展之后,主要的发现有萨嘎独石遗迹[69]、昂仁石圈遗迹[70]、措美石圈遗迹[71]、浪卡子列石遗迹[72]、双湖帕度湖石坛遗迹[73]

自此之后,2001年的藏北高原无人区综合科学考察中发现4处,[74]2002年与前述相同项目中又发现8处,[75]2002年西藏社会科学院与美国佛基尼亚大学合作的象雄文明遗迹考察项目中在那曲、阿里境内发现10处,[76]2003年的青藏铁路西藏段考察项目中那曲境内发现2处,[77]2004年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项目中札达、噶尔县内发现3处,[78]2004年配合西藏阿里地区地方志文物卷的编写调查中发现25处列石、石圈遗迹[79]。另外,还有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者约翰·温森特·别列匝在近几年的藏西北和日喀则西部的调查中发现的130余处。[80]从上面一些简单统计来看,大石遗迹文化地点的数量没有200处,但若要细分,肯定会大大超过这个数字的。就此而言,与以往相比,目前所掌握的关于大石遗迹文化的遗存数量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成果的取得,不仅仅是专业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而且也与那些热衷于保护和研究此类文化遗存的所有学者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是分不开的。

大石遗迹文化内涵丰富、性质和遗存结构相当复杂。从地面形制特征来划分,有单纯的列石、独石;单纯的石圈或石框;列石与石框或石圈结合;列石与石框以及石片图案结合;[81]立石(或石柱、石碑)与石框结合等。从功能上划分,大致推断为祭祀供神类;纪念或标志类;镇慑降伏类等。相对而言,功能上的划分还是有待于大量的考古发掘及其研究,才有可能更深入的进展。

比起以往的研究,近几年在认识大石遗迹文化遗存的内涵、性质、分类及命名方式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例如,过去相关的记录中,对大石遗迹文化的遗存并没有沿用当地居民的称谓去概括,仅采用“巨石文化”、“大石遗迹”等的概念。尽管这些概念也没有什么不对的,但作为当地居民世代相沿的将这种遗存被命名为“门突尔”(mon-dur)的概念,可能更适合于区域性文化特征明显的此类遗存的概括,也是比较符合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方式。就此而论,对大石遗迹文化遗存用“门突尔”的命名,在某一方面也体现了近几年对其研究的更加深化。当然,“门突尔”文化的命名,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作进一步的检验、统一和加以更加细致的区分。因为所有的巨石文化遗迹也不一定都属于“门突尔”文化的系统之内,二者的性质、功用、族属等一系列内容的异同,将有待于今后科学研究的鉴别和验证。

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表明,和所谓的大石遗迹并存的往往有与墓葬、祭祀、城堡、修行场所(洞)等相关的遗存,对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时空关系的考察,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此类遗存的实质。不但如此,在空间的分布上也是具有相当鲜明的特点,即这些遗存主要分布于西藏北部与西部,是为藏族传统地理划分中的羌塘(byang-thang)和堆(stod)。而这一地理范围,恰恰与文献记载的象雄王国领地相对应,这种关系的显露就不能用偶然的巧合来解释了。所以,至少在目前而言,我们将与巨石文化相关的一系列遗存,可以比定为构成象雄文化内容的重要部分来进行考察。同时不能忽略的是,这一地理范围又是众多游牧部落及其文明相互交融的大舞台,在文化、社会和经济的考察中我们需要站在游牧民族特有的生存环境及其独特社会结构的高度来考虑和分析各类遗存。

(三)岩画

截至1994年,西藏高原共发现古代岩画地点近60处,[82]主要分布于羌塘和堆,藏东和藏南也有极少量的发现。西藏岩画的制作方法主要有凿刻和涂绘两种,一般而言前一方法主要见于中国北方系统的岩画,而后一方法主要见于南方系统的岩画中,[83]常见题材有与狩猎、畜牧、征战及演武、神灵崇拜、舞蹈、动物等相关的内容。这些岩画的制作方法、题材等方面不仅具有较为鲜明的地方特征,而且与中国南北方、中亚乃至南亚印度北部的岩画有着相似或相近之处。为研究西藏远古社会的文明,提供了一种新种类的重要素材。

2001年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的“藏北高原无人区综合科学考察项目”中,在那曲地区尼玛县的夏桑和加林山地点新发现了2幅“车辆”题材的岩画,[84]这一发现不仅是西藏境内的首次,而且丰富了整个青藏高原岩画的题材。过去,在青藏高原的岩画中发现车辆仅有2例,地点在青海的卢山和野牛沟。对于青藏高原岩画中发现的车的文化属性上,已经有学者认为“肯定不是羌或吐蕃人,而是一种外来文化因素”[85],属于北方草原文化进入青藏地区的一个例证[86]。如此看来,尼玛县境内发现的2处车辆题材的岩画,无疑具有深刻的意义。

2004年配合西藏阿里地区地方志文物卷的编写项目中,新发现了5处岩画地点。其中以罗布措湖环湖分布的3处岩画点最为突出,有些画面中可以观察到明显的叠压和打破关系。早期岩画中出现的列石(或立石——引者注)图案和牦牛交媾图为以前所未见的题材;一些鹿的造型与新疆“鹿石”和斯基泰金属牌饰上的造型极为相似。[87]

另外,2002年西藏社会科学院与美国佛基尼亚大学合作的象雄文明遗迹考察项目中对那曲申扎县境内的6个岩画地点和阿里改则县的1个点作了记录,[88]并以较为坚实的西藏宗教学知识作为背景,对岩画中各种符号所表达的含义提出了一些独到而新颖的见解。更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岩画点的地名都采用汉藏对照的方式来作了记录,这种方法值得被今后的包括西藏考古学在内的田野调查所吸取。

西藏早期金属时代还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墓葬及其随葬遗物、建筑遗址、洞穴遗址等,其发现的数量也相当可观。近年新发现的遗存有1999年皮央·东嘎遗址群内的萨松塘(sa-gsum-thang)等3个墓群共107座墓葬、殉马坑1座和列石遗迹1座;[89]2000年全区文物补复查中昌都县沙贡乡发现1座砌石结构的古墓葬,墓中出土有10余件带器耳(提耳)的装饰有绳纹的陶罐和陶杯,这种器型与以往昌都地区古代墓葬中的出土物不同,[90]测定年代约为距今2000多年以前;[91]2001年皮央·东嘎遗址群内的丁冬(ting-dom)房屋遗址,除了其建筑为遗址群增添了新的内涵外,还发现了碳化大麦(青稞)及蔬菜种子,年代约为距今2065年;[92]2004年“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项目”中对新发现的噶尔县门士乡(mon-mtsher)境内的卡尔东遗址群、泽蚌(rda-spungs)遗址群和查库尔(khra-gur)墓群、纳恰(rna-cha)墓群的近200座墓葬等遗存作了调查和试掘,[93]为探讨这一区域的象雄文明等相关问题提供了较为详尽的考古学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对属于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文化分期上,习用“前佛教时期”这个概念来进行概括,[94]这可能出于国内外学者对理解西藏远古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所致。从另一方面讲,我们对西藏远古文化的各种类型遗存进行归类、断代归属的工作中,确实应该更加细致地对相关分期概念做出深入的讨论,若能对具体遗存的性质加以充分的分析,这样的讨论势必会促进目前仍然在探索中的西藏远古文明的科学研究。

除了上述各个时代的发现和研究外,2003年吐蕃王朝时期的藏王墓的保护规划项目中,不但对各个墓葬进行了测绘,而且对石碑等相关遗存做了清理。[95]

除此而外,近几年西藏考古的另一重点是对西部阿里境内的古格王朝时期的佛寺建筑、洞窟壁画等方面开展的工作,其中开展工作较多的发现和研究有1997年开始的托林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保护,[96]1992年以来开展的东嘎·皮央石窟考古调查与保护,[97]另外,新发现的主要石窟地点有札达县帕尔嘎布石窟[98]、夏弯乃(zhag-dben-gnas)石窟[99]、桑达(zangs-mdav)石窟[100]、协定库(shel-ldings-gug)石窟和查丁苦(brag-steng-gug)石窟[101]等。这些石窟地点的发现,对西藏中世纪乃至自此之后的艺术、宗教、政治、文化、经济、民俗等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与此期相同或在这之后的西藏中部佛教寺院、庄园建筑等遗址也进行过考古和艺术史方面的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这些文物点不属于新的发现,在此就不再作介绍。

综上所述,从大量的考古文化遗存的发现及其研究的开展,充分证明了40年来西藏考古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果,这与国家对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极大关怀和巨大资金的投入,以及汉藏文物考古工作者协同并进、患难与共地在高原特殊环境下付出的艰辛劳动是分不开的。我们相信,随着国家的强盛、经济的腾飞,西藏文物考古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必将创造出更多的令世人瞩目的奇迹。

——————————————————————

[1]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页。

[2]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纲》,第7页。

[3]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1966—1968)第四纪地质》,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105—109页;参见西藏文管会(侯石柱执笔):《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为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而作》,《文物》1985年第9期。

[4]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779年第6期。

[5]刘泽纯等:《西藏高原多格则与扎布地点的旧石器》,《考古》1986年第4期;西藏自治区文管会(侯石柱执笔):《概述近十年的西藏文物考古工作》,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83—292页。

[6]钱方等:《藏北高原各听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1982年第7卷第1期;另参见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7]刘泽纯等:《西藏高原多格则与扎布地点的旧石器》,《考古》1986年第4期;另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管会(侯石柱执笔):《概述近十年的西藏文物考古工作》,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第283—292页。

[8]李永宪等:《阿里地区文物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20页;另参见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第47页。

[9]霍巍等:《吉隆县文物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21页;另参见更堆:《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自治区考古工作成果》,文物出版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415—427页。

[10]持这一观点的参见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第47页;另见西藏文管会(侯石柱执笔):《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为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而作》,《文物》1985年第9期。

[11]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文中认为:“已被某些研究者推断为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而言,由于缺乏地层和伴生动物群遗骸的依据,所作推断仍嫌证据不足。……单纯根据打制石器及其采集的地点和海拔高度,是难以下最后的结论的。”

[12]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99年第5期;该文另见于汤惠生:《青藏高原古代文明》,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3—23页。

[13]钱方等:《藏北高原各听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1982年第7卷第1期,转引自汤惠生:《青藏高原古代文明》;另见刘泽纯等:《西藏高原多格则与扎布地点的旧石器》,《考古》1986年第4期。

[14]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第13—14页。

[15]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99年第5期。

[16]李永宪:《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几个问题》,《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75—298页;另参见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第15页。

[17]分别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文物局:《拉萨曲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索郎旺堆等主编:《琼结县文物志》,陕西:1986年,第11—16页。何强:《西藏贡嘎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存调查简报》,四川联合大学西藏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考古》第1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8页。索朗旺堆:《西藏考古新发现综述》,四川大学博物馆、西藏自治区文官会编:《南方民族考古》,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9—20页;另见李永宪:《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几个问题》,《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第280页。

[18]王恒杰:《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1975年第5期。

[19]尚坚等:《西藏墨脱县又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考古》1978年第2期。墨脱县境内发现的这批珍贵的磨制石器和陶片,于1999年已经毫无损遗地转交给了西藏博物馆,在此一并为征集者和相关工作人员致谢。

[20]李永宪:《略论西藏的细石器遗存》,《西藏研究》1992年第1期。

[21]段清波:《西藏细石器遗存》,《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本文中援引于李永宪《略论西藏的细石器遗存》一文。

[22]姚军:《藏北又发现石器地点和古墓葬》,《中国文物报》2001年9月7日第1版。

[23]夏格旺堆、达瓦次仁:《揭开羌塘高原的古代文明面纱》,《西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24]西藏文物局等:《青藏铁路西藏段田野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

[25]2004年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项目资料,笔者参加了该项目,资料目前整理中。

[26]参加此项目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建林先生面告笔者所得资料。此次项目中调查的文物点总共为51个,其中47个文物点是新发现的,包括城堡、戍堡遗址、列石、石圈遗址、打制石器、细石器点、岩画、古墓葬和石窟等。

[27]王恒杰:《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1975年第5期;另见王恒杰:《西藏林芝地区的古人类骨骸和墓葬》,《西藏研究》1983年第2期。笔者于2000年调查林芝地区文物点时,在20世纪70年代西藏砖瓦厂南面的二级台地的剖面上也采集到了少量绳纹灰陶、红陶。

[28]李永宪:《昌都卡若遗址2002年考古工作汇报》(内部资料)。由于报告目前整理中,最后的结论应以报告为准。

[29]见李永宪:《西藏考古今年又有新发现》,2000年“西藏网”报道。

[30]王仁湘:《从卡若到曲贡》,《中国史前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70页。

[31]李永宪:《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几个问题》,《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第281页。笔者于2000年全区文物补复查时,曾经到达龙查寺时准备去该遗址作调查,但由于遗址范围目前已经围圈于军需装备的某机构院中,未能去成。

[32]索郎旺堆主编:《琼结县文物志》,第11—16页。

[33]2000年发掘简况见夏格旺堆:《邦嘎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察及考古发掘》,《中国西藏》汉文版2001年4期;2001年发掘简况见李林辉:《山南邦嘎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新发现与初步认识》,《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1年4期。由于现在正式报告还没有整理完,所以最后的结论以正式报告为准。

[34]更堆:《西藏堆龙德庆县嘎冲村发现一处古遗址》,《中国文物报》2004年4月28日第1版。

[35]由该遗址的第一发现人西藏博物馆更堆先生于2005年5月16日带领笔者、拉萨市文物局晋永春与索南达瓦等人到实地进行调查所得资料。

[36]戴尔俭:《西藏聂拉木发现的石器》,《考古》1972年第1期。

[37]刘泽纯等:《西藏高原马法木湖东北岸等三个地点的细石器》, 《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4期。援引于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纲》第26页。

[38]霍巍、李永宪:《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的原始文化——西藏高原考古新发现及其相关问题初论》,《西藏研究》1991年第3期。

[39]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纲》第26页。

[40]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古脊椎动物学报》第2卷,第2、3期。援引于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纲》第26页。

[41]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42]张森水:《西藏的史前》,《中国建设》1980年12期。援引于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纲》第26页。

[43]刘泽纯等:《西藏高原马法木湖东北岸等三个地点的细石器》,《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4期。援引于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纲》,第26页。

[44]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46页。

[45]姚军:《藏北又发现石器地点和古墓葬》,《中国文物报》2001年9月7日。

[46]夏格旺堆、达瓦次仁:《揭开羌塘高原的古代文明面纱》,《西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47]西藏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四川大学等:《青藏铁路西藏段田野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关于青藏铁路的资料都来自于本报告,除了特殊情况外就不再注明其资料来源。

[48]这个碳素测定数据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系Mark Aldenderfer教授帮助测定的,在此表示感谢。

[49]该遗址所在的小地名为卡尔东(mkhar-gdong),谷尔加寺(gur-gyam)的格龙丹增旺扎的相关作品中被写为琼隆卡尔东(khyung-lung-mkhar-gdong),并且认为是古藏文文献记载当中的象雄都城琼隆银城(khyung-lung-dngul-mkhar)所在地,所以在2004年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项目中的记录命名全部运用了“琼隆银城”。由于该遗址的认识上目前存较大争议,本文暂用地名叫法“卡尔东”遗址。

[50]2004年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项目资料。另见塔杰、尕玛多吉:《西藏卡尔东区域首次发现早期石器采集点和墓地》,新华网拉萨2004年12月19日电。

[51]参加此项目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建林先生面告笔者所得资料。

[52]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9年第5期。

[53] [意]G·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10页。

[54]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西藏文物局:《拉萨曲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

[55]王仁湘:《关于曲贡文化的几个问题》,四川联合大学西藏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藏考古第1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5、66页。另见该文作者:《中国史前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53—165页。

[56]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9年第5期。

[57]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西藏文物局:《拉萨曲贡》,第216页。

[58]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考古》1994年第7期。

[59]赵惠民:《西藏曲贡出土的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4年第7期。

[60]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西藏文物局:《拉萨曲贡》,第216页。

[61]同上。

[62]西藏山南地区文物局:《西藏拉卡子县查加沟古墓葬的清理》,《考古》2001年第6期。

[63]由山南地区文物局专业人员面告笔者所得资料,由于目前资料尚未公布,详细的数据情况要以正式的报告为准。

[64]霍巍:《西藏新出土的早期黄金制品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西藏研究》2001年第4期。

[65]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文物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古墓群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

[66]2002年田野发掘资料,目前正在整理中。关于墓葬的年代数据由此项目的领队李永宪面告。

[67]这些实物目前收藏在西藏博物馆。从事青铜器研究的学者首都博物馆冯好博士等人曾面告这批作品的年代大体上可以定为春秋战国以后的作品,其特征可能与中亚的青铜马具有些相似之处,同时存在着地方特征。但目前仍未能找出较为准确的答案。

[68] G·杜齐:《西藏考古》,向红笳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20页。

[69]李永宪、霍巍、尼玛:《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流域的原始文化》,《西藏研究》1991年第3期。

[70]李永宪、霍巍、尼玛:《昂仁县文物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8—32页。

[71]何强:《“拉萨朵仁”吐蕃祭坛与墓葬的调查及分析》,《文物》1995年第5期。

[72]何强:《西藏朗卡孜县柔扎大石遗迹调查简报》,援引于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第258、259页。

[73]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1992年藏北文物普查组资料。另外笔者于2002年参加“藏北高原无人区综合科学考察”时曾到过该点作实地调查,关于该点的地名用法上,文物普查队只采取了该点东面距离约10公里的帕度湖(bal-stod-mtsho)名称,其小地名为次玛绒(tsher-ma-rong),参见夏格旺堆、达瓦次仁:《揭开羌塘高原的古代文明面纱》,《西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74]次旺:《藏北高原“门”古代墓葬遗存初探》,《西藏研究》2002年第2期。

[75]笔者调查所得资料。

[76]顿珠拉杰:《西藏西北部地区象雄文化遗迹考察报告》,《西藏研究》2003年第3期。该文中尽管还有属于“巨石文化”系统的圈石、列石等遗迹,但在本文中主要把有立石(或称石柱、白石碑)的遗迹作为此类遗存之内。

[77]西藏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四川大学等:《青藏铁路西藏段田野考古报告》。

[78]该项目田野调查资料,目前在整理中。笔者参加了此项目的田野工作。

[79]冯国:《考古发现:西藏阿里地区新发现47处文物点》,http://tech.tom.com. 2005年02月12日,来源:新华网。

[80]约翰·温森特·别列匝:《寻找失落的文化——西部西藏前佛教时期重要考古遗迹调查报告》,霍巍、李永宪主编:《西藏考古与艺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8页。尽管该文中的其他分类中可能应有巨石文化系统遗迹,但在本文中主要是把“用于仪式的列石”和“地面的仪式建筑”中的分类作为此类遗存内容。

[81]冯国:《考古发现:西藏阿里地区新发现47处文物点》,http://tech.tom.com. 2005年02月12日,来源:新华网。

[82]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第178页。

[83]刘锡诚:《中国原始艺术》,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57、258页。

[84]洛桑扎西:《西藏那曲尼玛县夏桑、加林山岩画调查简报》,《西藏研究》2002年第3期。

[85]汤惠生:《青海岩画原型分析》,《青藏高原古代文明》,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176—183页。

[86]汤惠生:《试论青海岩画中的几种动物图案形象》,四川联合大学西藏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藏考古第1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5页。

[87]冯国:《考古发现:西藏阿里地区新发现47处文物点》,http://tech.tom.com. 2005年02月12日,来源:新华网。

[88]顿珠拉杰:《西藏西北部地区象雄文化遗迹考察报告》,《西藏研究》2003年第3期。

[89]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文物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古墓群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

[90]李永宪:《西藏考古今年又有新发现》,2000年“西藏网”报道。

[91]此项目小组组长李永宪面告笔者所得资料。

[92] Mark Aldenderfer&Holley Moyes:Excavation at Dindun,a Pre-Buddhist Village Site in Far Western Tibet,霍巍、李永宪主编:《西藏考古与艺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7—69页。

[93]霍巍:《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西藏研究》2005年第1期;霍巍、李永宪:《揭开古老象雄文明的神秘面纱》,《中国西藏》2005年第1期;霍巍、李永宪:《西藏阿里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取的重大进展——古老象雄文明的神秘面纱有望早日揭开》,《中国文物报》2004年10月15日第1版。

[94]约翰·温森特·别列匝:《寻找失落的文化——西部西藏前佛教时期重要考古遗迹调查报告》,《西藏考古与艺术》第1—28页;Mark Aldenderfer&Holley Moyes:Excavation at Dindun,a Pre-Buddhist Village Site in Far Western Tibet,《西藏考古与艺术》第47—69页。

[95]该项目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西藏山南地区文物局承担,西藏博物馆专业人员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该项目的工作。保护项目的各项审批手续目前进行当中。

[96]由西藏文物局“阿里文物抢救办公室”承担此项目,考古发掘报告目前整理中。参见西藏文物局(王辉、彭措朗杰):《西藏阿里地区文物抢救保护工程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西藏文物局(彭措朗杰):《托林寺》(画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

[97]西藏文物局、四川联合大学考古系:《西藏阿里东嘎、皮央石窟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97年第9期。

[98]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西藏文物局等:《西藏阿里札达县帕尔嘎布石窟遗址》,《文物》2003年第9期。

[99]2004年笔者实地调查资料。

[100]同上。另参见霍巍:《桑达石窟——遗留在悬崖上的色彩》,《西藏人文地理》2005年5月号,总第6期。

[101]2004年笔者实地调查资料。

(作者:夏格旺堆、普智    摘自: 《中国藏学》2005年第3期)

版权所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京ICP备0604533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58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