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祖桂、张蜀华：中国藏学研究的历史分期问题

一、藏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藏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优秀成员之一。藏民族现在主要聚居于国内西藏、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等五省区，此外还有少数侨居于南亚、欧洲和北美等国或地区。自古以来，藏族人民在同各兄弟民族的长期交往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创造了别具一格的藏族文化。藏族地区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文化，为中国藏学研究提供了广阔天地。藏族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世界文化领域中也占有相当的地位。

“藏学”这个概念，尽管国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鲜明地提出来，但很快就被藏学界和学术界接受，并取代了过去“西藏学”的旧名。

藏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也可以说是一个学科群体，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但也包括自然科学的部分内容。其研究对象是以西藏为主，并包括四川、青海、甘肃、云南整个藏族社会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藏学的内容既有藏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军事、法律、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也有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工艺技术等自然科学。从藏学研究近几十年来的现状看，藏学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研究领域，因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学科，跨越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畛域，突破了传统学科体系的范畴，发展成为对藏族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及其各个领域的研究。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跨越了过去。由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心理学、考古学、生命科学以及某些技术学科在藏学研究中的应用，不仅拓展了藏学研究的范围和深度，而且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也在不断出现，从而逐步形成了以藏族社会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群体。它使近、现代藏学和古代藏学区分开来，这是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藏学不同于其他单一学科，它类似于蒙古学、敦煌学等涵盖各种知识的学科。

但是，藏学作为一门学科，尚待建立起自身的学科体系。藏学领域各个分支学科的逻辑结构和相互关系尚未完全确定，学科的理论、方法、术语等也尚待完善。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同学科发展的一定程度相适应的。对此，还需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思考和探索。在当前的条件下，根据历史和现实、基础和应用相结合的原则，可先将藏学的分支学科初步分列为：历史、地理、考古学科；语言、文字学科；社会、人类学科；政治、法律学科；经济发展学科；宗教、哲学学科；文化、教育学科；文学、艺术学科；科技、医药、历算学科；外向关系学科；档案、文献目录学科。

二、藏学研究的阶段

本文对藏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提出上述看法，不拟深入讨论。这里着重对藏学研究的历史分期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就教于方家学者。

中国藏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考察了至今流传下来的大量藏学专著和文章，就其产生的时代社会背景、作者的写作思想、理论观点、研究方法、资料运用和政治取向诸方面，可以看出他们的时代特性和明显的发展阶段性。我们认为中国的藏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古代藏学(—1887)

从广义上说，我国各民族的学者，对藏族和西藏的研究历史源远流长。据现有文献记载，我国学者研究藏族的记录，可以上溯至隋唐甚至还要远些。历代古籍、方志、专著以及私家文集中收录了许多有关西藏和藏族的文章，还有上千种藏事专著。

李唐一代，吐蕃唐朝联姻，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广泛，留下很多珍贵的文献。据粗略统计，仅见于《全唐文》《全唐文拾遗》和《白氏长庆集》中的与吐蕃有关的史料，就有185篇，由73人相继在240多年间写成；其中不少文章为我们留下唐蕃之间密切关系的记录，还有不少文章对安定边疆、发展唐蕃友好提出了精辟见解，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全唐文》收录的刘元鼎《使吐蕃经见记略》一文，以生动的笔触记录了沿途山川风土民情，描绘了吐蕃赞普设帐会见唐使、歃血为盟的盛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蕃世代友好的情谊，也可以一窥当时吐蕃社会的风貌，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极高的史料价值。《唐书》中的《吐蕃传》至今仍是研究藏学的重要史料。

有宋一代，有关西藏和藏族研究的文献史料，散见于史籍和名臣奏章以及私家文集之中。《新唐书·吐蕃传》是现存汉文记载吐蕃历史的要籍，它记事简要概括，行文层次分明，至今仍不失为治藏史者之必读名著。新旧《唐书》成书后，许多西藏历史专家都征引此书史料，如萨迦时代的大喇嘛南索坚赞《西藏王统记》、桂洛·旬奴贝《青史》和蔡巴·贡噶多杰《红史》都引用了此书。近人王忠撰写了《新唐书吐蕃传笺证》，充实了藏文史料，使之更为完善，王著也是一部足以传世之佳作。在《通鉴纪事本末》中记录有吐蕃诣和、吐蕃人寇、吐番叛盟、吐蕃丧乱等方面的史实。《宋代名臣奏议》一书，即收录有关吐蕃的奏章，如苏辙《上哲宗乞夏人纳还其地》(卷一三九边防门)、《上哲宗论前后敌寇之由及当今待敌之要》(同上)，表达了苏辙对藏事的关切。又如王韶的《平戎策》与《和戎六事》，对北宋的开边政策影响甚大，可以说是神宗以后诸继位者制定对西北少数民族，特别是对待吐蕃民族的政策的理论基础(另见《太平治迹统类》卷一六)。此外，《太平寰宇记》《东都事略》《曾公遗录》《宋会要辑要》《宋大诏令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著作中均有关于吐蕃的记述。《青塘录》则有宋代藏族政权唃厮啰的记载。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统一时代，蒙古军攻入吐蕃，西藏正式归入元朝版图，自此之后，西藏长达四个世纪的分裂局面得以结束，从而使西藏与祖国内地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史载当时往还于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使臣和高僧大德前后相望，络绎不绝，彼此间的了解远胜于前代。前述新旧《唐书·吐蕃传》就是在此时被迻译成藏文，并被当时的藏族史家广泛引用。在敦煌吐蕃文献和金石简牍类文献发现之前，它是研究吐蕃历史最重要的资料。当时在元朝宫廷前后有藏传佛教各大教派如萨迦、噶举、宁玛等派高僧在此传法、作佛事。有些上师如八思巴还专为蒙古王子真金写作西藏王统类著作。这也使内地人对西藏的历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元代留下的一些藏族名僧如八思巴、胆巴等人的传记和墓志，见于元代政书《元典章》中的一些关于西藏的各种诏令和文诰，藏于夏鲁寺的元代文书等都是今天研究西藏历史不可多得的资料。《元史》虽系明人编纂，但其《释老传》中关于宣政院和帝师传承的记载，以及《百官志》中关于吐蕃三道宣慰使司和乌斯藏十三万户的记载，显然都是根据元人留下的资料改写的，甚至成书于1434年的藏文史学名著《汉藏史集》中关于西藏户口的调查记载，也只是照录了元代通典《大元通制》中的资料。元代是藏族史学的成熟期，藏人撰写的史学专著，其代表作当推蔡巴·贡噶多杰的《红史》和布顿·仁钦珠的《佛教史大宝藏记》，这两部著作分别奠定了《王统记》类作品和《教法源流》类著作的基础，后人作史都以它为蓝本。尤其是《红史》，该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对吐蕃王朝及唐蕃关系的详细记述，更主要的是作者蔡巴·贡噶多杰本人即是长期担任元代乌斯藏十三万户之一的藏巴万户，他并曾以此身份来中原朝觐，在他的著作中不仅收录《唐书·吐蕃传》的内容，而且也将内地王统列为专门一章。此后，这也成为藏文王统记类著作的一个传统。因此，他记载的元朝与西藏地方佛教和各派及地方势力的关系，成为研究元代西藏历史的重要资料。藏文《萨迦世系史》记载《阔端召请萨迦班智达的令旨》及《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致乌斯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是研究西藏地方归附蒙古汗国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关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隶属关系，史籍如《元史》《新元史》及《元典章》等，类书如《永乐大典》《渊鉴类函·边塞部》及《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等都有记载。元代官修《宋史》仍有《吐蕃传》，但语焉不详，殊不足观。《元史纪事本末》卷十一中有《佛教之崇》，卷四一至卷五四有《阿合桑马卢之奸》记载藏事。

明代对乌斯藏的记述，除《明史》《国朝典汇》《武备志》《寰宇通志》《明一统志》等均有专篇记载外，初步估计，不下五十余种。这些材料辗转抄袭，不尽有用。《明史》《明史稿》《续通典》《明会要》诸书分别为乌斯藏大宝法王、大慈法王、大乘法王、阐化王、护教王、辅教王、赞善王、阐教王等八大法王立传，叙述其事迹。在《明实录》中有大量西藏及藏族的史料，为研究明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重要史料，海内外学人已摘出实录中有关藏族史料先后出版。明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中的《番夷求贡疏》(奏议八)则是三世达赖索南嘉措致书张居正请求通贡，于是明廷允许他入贡。这是极为重要的史料。明代是藏族史学的繁荣时期，有名的史著如《汉藏史集》、《西藏王统记》、《新红史》等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为名僧大德立传已蔚然成风，几乎所有的高僧都留下了同时代著作的长篇传记，其史料价值较高的有宗喀巴、克珠杰、根敦朱巴、根敦嘉措等格鲁派大师，博东班次、曲刘南杰等萨迦巴大师、唐东杰波等噶举派大师的传记等。另外，还有《江孜法王传》《雅郊王统记》《仁蚌王统记》等史著，对于加深明代西藏史研究的深度极具价值。

清代，朝廷派大臣驻藏，管理西藏经营西藏，满、汉、蒙古官员纷纷入藏，考察风俗民情，筹划治藏方略，著书立说，一时蔚然成风。这期间，有很多重要著作问世，对西藏和藏族的认识大进一步。李凤彩《藏记概》约成于清雍正五年(1727)以前，是汉文中已知成书最早的西藏志书。清乾隆朝驻藏的和宁，以驻藏大臣衙门的档案文献为主要依据编纂的《卫藏通志》，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条分缕析，是西藏汉文志书中的佳作。松筠《镇抚事宜》评述山川兵要和镇抚之道，是治藏安定边疆经验的总结，至今仍给人以启迪。此外，《平定金川方略》《平定两金川方略》《巴勒布纪略》《(钦定)廓尔喀纪略》和《平定准噶尔方略》等鸿篇巨制，都是记述清朝安定藏区或保卫祖国边陲用兵始末的专著，成为藏事文献中的要籍，一向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里提到的仅为藏事专著中的几种，说明有清一代前贤探讨西藏和藏族的成就。就当时来说，无论其思想内容，还是其实用价值与文采，都是我国早期藏学研究的优秀成果，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历史上，藏族中一些知名的大德学者在大小五明的研究中进行了大量的著述和注释工作，还在历史、地理、人物传记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其著述极为丰富，传世的有数十万函经典文集，数百部梵文古籍(即贝叶经)，其中布顿、萨班、八思巴和宗喀巴等一大批卓越学者的巨著，是研究藏族哲学思想史等多方面的珍贵材料。

2．近代藏学(1888—1948)

1888年和1904年，英帝国主义两次武装侵略西藏，遭到西藏军民的英勇抵抗。但从此帝国主义攫取了在西藏的种种特权，逐渐使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半殖民地化。以1888年西藏军民抗英为标志，西藏历史进入近代。帝国主义染指西藏，震惊了我国的莘莘学子，一些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爱国有识之士，不畏艰险，纷纷深入西康、西藏、甘肃、青海等藏区考察藏区的地理、民情、宗教、历史和现状，探讨藏区社会的发展和藏族文化，从不同的方面寻求治藏安边、维护祖国统一的良策，编史修志，发表文章，促进兄弟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图谋，唤醒世人，取得了显著成绩。

有的藏族学者用现代人文史观和方法研究藏族历史，令人耳目为之一新，其中藏族学者更敦群培就是杰出的代表。他通晓藏英两文，在印度旅居甚久，见闻广博，参考敦煌古藏文等资料写成《白史》一书。书中作者以人文史观观察藏族古代历史，考订详核，与传统的神学史观区别开来，是一部颇有价值的藏文史著。汉族和其他民族一些著名学者和高僧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一些专题探讨，发表了一批颇有分量的专著和论文，如谢彬于1916、1924年先后出版了《西藏交涉史略》、《西藏问题》，剖析了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唤醒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旗帜鲜明地维护了祖国的统一。1925年李明榘挥尽家财，竭尽精力，备尝险阻，深入调查西藏土地、政治、人民、风俗，写成《筹藏政策》一书，“于国家边政一科，不无小补”，受到当时政府的高度重视。藏学家任乃强毕生致力于康藏史地研究，以《西康图经》三种，被学术界誉为“边地最良之新志”、“开康藏研究之先河”。著名社会学家李安宅，20世纪30年代深入甘南藏区调查研究藏传佛教，写成《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被国内外公认为藏族宗教史第一部杰作。20年代就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任讲师的吴燕绍，将讲义整理为《西藏史地大纲》，64万字，系统地讲述了从唐代到清朝乾隆时期的西藏历史，内容充实、史料丰富，主要利用清代档案，述多论少，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影响。还有修习藏传佛教的高僧，如大勇、大刚、能海、观空、法尊等，精研内典，深知佛法，西藏的教法通过他们的努力传播到内地。僧人中尤其是法尊，居藏地十八寒暑，从事藏语文经典的翻译工作，撰写《西藏民族政教史》，他一生勤奋，译著等身；著名的翻译家刘立千先生译风严谨，他的《续藏史鉴》在藏文译著中另辟蹊径，将原著中不详尽之处，又见于他书者，引补注于原文之后，其译注因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妙舟撰成《蒙藏佛教史》。其他学者如韩儒林、闻宥、于式玉、黄奋生、王沂暖、金鹏、王森、马鹤天、黄明信、刘家驹、庄学本等，就各自专业所及都曾发表过颇有分量的论著，刊登在当时反映西藏问题的杂志《边政公论》《康导月刊》《康藏研究》《康藏前锋》《东方杂志》等各大报刊上，不下几千篇。对藏族的语言、历史、宗教、民俗、文化各方面进行了探索。这些有识之士为近代藏学事业的草创、建设与发展，筚路蓝缕，开一代新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至今仍受其惠泽，功不可没。总起来说，这个时期发表的专著和文章比以往多得多，其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也比较高。

这一时期藏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维护祖国统一。学者们到边疆，到藏族地区，与群众接触，学以致用，缘情造文，因事而发，绝无“无病呻吟”之弊。在治学方法上，用科学而不是神学说明历史、解释现实，真正把藏学研究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坚持从实际出发，实地调查研究与文献资料相结合，注意使用藏文文献资料等多种文字史料。

3．现代藏学(1949—  )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重视藏学研究工作。50至60年代，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全国人大民委、中国科学院先后组织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组成多学科的科学考察队，李有义、林耀华和宋蜀华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对西藏及四川、青海、西康、云南等藏区进行了社会历史调查。这种规模较大的社会调查，50至60年代就进行过三次。专家、学者们涉艰履险，搜集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为研究西藏和其他藏区取得了第一手调查材料。这些调查材料1983年开始陆续公开出版，书名为《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共十辑，前六辑是关于藏族的调查资料，尤其对于藏族农业地区封建领主庄园制和牧业地区部落经济记录颇为详细。

佘素的《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是新中国成立后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书中引用了大量中外档案史料，—对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来龙去脉，剖析得一清二楚。

同时，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兰州的西北民族学院、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西宁的青海民族学院和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等高等院校都设有藏语言文学专业，培养和造就了大批藏语文教学、科研和翻译人才，开展藏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一时期许多学者以自己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国藏学的发展。有关出版社出版了《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方言比较研究》(金鹏)《格西曲扎藏文辞典》《汉藏新词汇》《格萨尔王传·霍林大战》(王沂暖译)《达赖喇嘛传》(牙含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王忠)《萨迦格言》(王尧)《藏剧故事集》(王尧等)，并重印了《五体清文鉴》和《西藏王臣史》(藏文)等。除了公开的论著外，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作为“内部本”(非公开出版物)印出的教材、译稿、刊物、论文数量也不小。

这期间，藏学研究工作除继承了前辈学者的优良学风外，还特别注意了在藏学研究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坚持藏学研究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服务，为藏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传统的藏学知识相结合，实地调查研究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藏族和汉族学者结合，及时沟通国内和国外的信息，在藏学领域里开展多层次、多学科的研究。这些现代研究方法，使中国藏学研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但是，这个良好的开端，被“文化大革命”打断，藏学研究几乎停滞了十年之久。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藏学研究工作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迅速恢复，新的藏学研究机构相继建立，我国藏学事业以其独特的姿态，蓬勃地向前发展。

十余年来，在中央和有关省区的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了藏学研究机构，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藏史研究组、藏语研究组、农奴制研究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藏族文学研究室和格萨尔研究室，世界宗教研究所藏传佛教研究室；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央民院大学藏学系、藏学研究所；青海社科院藏学研究所、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四川省藏学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四川社科院康藏研究中心、四川藏学书院、西南民院藏学研究室、四川外语学院国外藏学研究中心、云南社会科学院迪庆藏学研究所、河南大学历史系藏学研究室等，并创办了《西藏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国外藏学译文集》《中国藏学》《中国西藏》《雪域文化》《西藏佛教》等藏学刊物。出版机构主要有民族出版社(北京)、西藏人民出版社、西藏古籍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青海民族出版社、云南民族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等。有关藏学论著的发表，藏汉文史籍的刊布，犹如春潮涌起，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令人惊叹不已。

历史研究方面。一批藏汉文古籍文献重新整理出版，有《巴协》《汉藏史集》《西藏王统记》《青史》《红史》《新红史》《白史》《吐蕃金石录》《吐蕃王统世系明鉴》《土观宗派源流晶鉴》《萨迦世系史》《安多政教史》《布顿佛教史》《米拉日巴传》《颇罗鼐传》《贤者喜宴》《多仁班智达传》《朗氏家庭》等，上列诸藏文史籍，译者中还有王沂暖、郭和卿、王尧、黄颢、陈庆英等学者都作出可观的成绩。汉文史籍中有关史料抄集汇编整理者，有《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苏晋仁)《通鉴吐蕃史料》(苏晋仁)《藏族史料集》(陈燮章、索文清、陈乃文)，史料抄自《二十五史》，已刊至元、明时代。陈家琎主持收集、编辑汉文的有关珍贵文献，已先后出版了从明清历朝实录中抄录的有关史料，辑成《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二书，此外还出版了包括《民元藏事电稿》(吴丰培)《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范学宗、吴逢箴、王纯洁)《清政府与喇嘛教》(张羽新)《清代喇嘛教碑文》(张羽新)等书。吴丰培辑录清代康熙讫宣统有关驻藏大臣关于藏事奏牍，名为《清季筹藏奏牍》(第一辑)，收入丁宝桢、文硕、刘秉璋、升泰、鹿传霖、安成、裕纲、有泰、张荫棠等的奏牍。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1963年三联书店出版《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为基础，增加不少新材料，包括从藏文、英文、俄文译出的重要史料。还有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合作的《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藏文)以洛桑群觉为主，重要材料从吐蕃王朝时代金石文字、敦煌藏文写卷、元代帝师法旨、明清藏文史书中选出。此两种专题史料书均已出版。

为了如实介绍西藏，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研究，继承和发扬藏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扩大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加强国际文化合作，中国藏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皆佳的《西藏知识小丛书》，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等各方面，迄今已出版十种，第一辑《西藏与祖国关系》共收有《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邓锐龄)《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吴丰培、曾国庆)《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祝启源、喜饶尼玛)《西藏的和平解放》(廖祖桂)、《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江平、李佐民、蒋坚永)《所谓“西藏独立”的由来》(杨公素)六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藏学界和在西藏工作过的老同志以极大的热情开展西藏当代史的研究，其研究重点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治藏方略，和中央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指引西藏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经验，等等。近几年发表了一些专著和一批论文，以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100周年为契机，把这项研究推向高潮。赵慎应主编的《西藏革命史》客观真实、系统地叙述了从1950年进军西藏到1965年自治区成立这一期间，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各兄弟民族支援下，进行民主革命和建设并取得辉煌胜利的历史，再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从西藏的历史、社会、民族、宗教的实际出发，解决民族问题所建立的丰功伟绩的历史；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人民同西藏分离亲帝势力尖锐的斗争并战胜他们的曲折历程，总结了经验教训。

历史档案的发掘整理。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档案馆、西藏历史档案馆、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人民出版社、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单位发掘、整理了大量历史档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维护祖国统一，巩固民族团结，发展藏学研究提供了最可资信的史料。粉碎“四人帮”以来，上述出版单位编译出版的档案史料就有：《西藏地震史料汇编》《灾异志·雪灾篇》《灾异志·水灾篇》《灾异志·霜雹虫灾篇》《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案选编》等。其中《西藏地震史料汇编》近百万字，收录了500多件译自藏文的地震档案和其他地震史料，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唐贞观十六年(646年)至1955年这一千余年间西藏及其邻近地区的地震情况，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填补了汉文史料在这方面的空白。这些书全面反映了西藏历史上的各种灾异，对认识自然规律，对合理开发利用高原的自然资源有积极意义；同时，从书中还可以了解到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一些情况。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专题档案史料，均选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档案，包括电报、公函、指令等文电共47件。对十三世达赖圆寂后中央派大员前往致祭活动，尤其是对十四世达赖的转世认定和坐床等事项均由中央政府核批并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主持坐床典礼的经过，首次做了系统的披露。这对研究西藏活佛转世制度、西藏地方政治制度以及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政治隶属关系等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还出版了藏文典籍目录，如《北京民族文化宫所藏藏文典籍目录·子集》第一、二卷，藏汉文对照本；《藏文文献目录》(原名《拉卜楞书目》)，全为藏文。

藏汉文史料整理研究和深入的实地社会调查的成果，为进一步开展藏族历史研究，编写通史开拓了道路，一批通史性的专著先后问世。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藏族简史》，起自吐蕃王朝时代，依次叙述到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附有地图和年表，是同类书中价值最高的。其中，柳陞祺执笔近代西藏与英国关系部分，功力颇深。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主编的《西藏简明通史》《大昭寺史》《西藏历史讲座》等著作，史料翔实，情文并茂，藏人论藏自是高人一筹，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王辅仁等撰写的《藏族史要》《蒙藏关系史略》《西藏佛教史略》，黄奋生撰写的《藏族史略》，亦有不少独到见解，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宗教在藏族人民生活中有着特殊的位置，作为专题史的西藏宗教史受到特别的关注。《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是极为重要的一部著述，是王森先生的力作，1964年写成，次年以“内部本”铅印，70年代逐渐流传国内，作者谨慎地引用了大量藏文史书，自成系统，见解深刻，论断谨严，文笔典雅，颇受学术界的推崇和利用。1983年又作了修改增补，1987年才公开出版，易名《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东嘎·洛桑赤烈《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先以藏文出版，此书是藏族学者剖析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第一部专著，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此书问世不久，即有四种汉译本争相出版，足证其影响之大。《西藏佛教史略》《宗喀巴传论》《藏传因明学的发展》《喇嘛教对西藏文化的影响》《西藏佛教文化十讲》《藏汉佛学词典》均是这一专题下的新作。

文学研究方面。由佟锦华教授主编的《藏族文学史》的编写，始于1958年，几易其稿，终于在1986年集体编写出版，这本专著系统地研究了藏族文学的发展，说清了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学的关系，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关于《格萨尔王传》这一伟大史诗，早在40年代任乃强先生就发表过《“藏三国”的初步介绍》和附《关于“藏三国”》两文，进行了专门研究。全面研究工作则是80年代开始的。1983年，格萨尔的抢救工作纳入国家六五规划后，中国社科院成立了全国《格萨尔王传》工作领导小组，对全国的研究工作进行协调、组织和领导。迄今为止，已搜集到格萨尔手抄本300多部，除去异文本，尚有120部。至1991年底，北京、西藏、四川、甘肃、青海各省(区)已出版《格萨尔王传》藏文本65部，汉译本22部，其中包括《格萨尔王传》最精彩的六大部著作《霍岭大战》《门岭大战》《姜岭大战》《降魔之战》《英雄诞生》《赛马称王》都已和读者见面。随着格萨尔资料的不断挖掘整理，《格萨尔王传》的研究工作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降边嘉措的《格萨尔初探》、巴雅尔图的《北京版格萨尔研究》、王兴先的《格萨尔论要》相继问世。藏族著名学者土登尼玛主编的《格萨尔辞典》收词齐备，汉藏双解，为广大格萨尔研究者提供了一部实用的工具书。青海社科院赵秉理整理并出版了《格萨尔王传集成》，这是有关《格萨尔王传》的研究论文、资料的总汇，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语言文字研究方面。先后出版了这十部有关藏语的字(辞)典，词典编纂的进展，特别是大型辞典的问世，标志着藏学研究的深入，这些字(辞)典都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其中由著名藏学家张怡荪教授主编的《藏汉大辞典》收词5．3万余条，是当今世界已刊印藏语词典中收词最多、诠释详细的洋洋巨著。

藏语方言的研究，已向纵深发展，对藏语几大方言的调查、描写、分析，使这一专题的研究，有了更好的基础。同时，对藏语史的研究、汉藏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更有广阔的前景。

其他方面。藏医古籍《四部医典》汉英文译本的出版引起国内外医学界的重视。藏族天文历法研究，首推藏族著名学者桑珠加措的《藏历运算大全》(藏文)一书，收集、整理了藏历各科运算方法，并总结出一套最为简便、准确的运算方法，具有较高参考、使用价值。其他还有黄明信、陈久金合撰的《藏历的原理与实践》，藏汉文合版，对于时轮历和时宪历进行了深入研究，是一部填补空白之作，水平颇高。肖怀远《西藏货币史》研究西藏货币之兴起和发展，附多幅藏币图片，是作者多年调查研究的结果。

总起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3年中，据初步统计，全国各地已公开出版发行的藏文书籍达200多种，累计达100万册以上；汉文藏文古籍100多种；藏学专著、译著、文集和史料丛书，有四五百种。十余年来，在省级以上刊物上以藏文发表的藏学论文有800余篇，汉文有数千余篇，研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民俗、语言、文学、艺术、民族、社会制度、民族关系、典章等各个领域。

中国藏学界在十余年里，辛勤耕耘，以继承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的优异成绩，开拓了中国藏学的新局面。

三、关于国外的藏学研究

近几十年，藏学早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学科。关于国外藏学的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政治背景。早在19世纪，匈牙利人乔玛(1784—1842)开始研究藏学，他取道中东到拉达克藏区，立即被藏族独特的风俗和文化所吸引，一住七年，同藏胞生活在一起，致力于藏族语言历史和宗教的研究。1834—1836年他先后发表了《藏英词典》和《藏文文法》。乔玛被西方学者认为是研究藏学的开山鼻祖。

在乔玛之后，为藏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作出了特殊贡献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中亚、西藏地区的一批冒险家、旅行家和传教士，他们不仅从西藏收集大量的文献和实物资料，而且开始向西方世界介绍西藏的风土人情和宗教文化，并研究西藏的语言、历史。西方最初的藏学家有许多是传教士，如著名的叶施开、施密特、弗朗克等人。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欧洲各国大学中相继开设西藏学讲座，并逐渐视藏学为一门独立学科，与印度学、蒙古学一样，成为西方颇具殖民主义色彩的所谓“东方学”的一分支学科。几十年来，西方藏学研究历久不衰，人才辈出，学术成就足有可观。法国巴考等人对敦煌吐蕃文献的整理和翻译，意大利杜齐对西藏古史和艺术的研究，伯戴克对西藏中古史的研究，法国石泰安对西藏历史和史诗的研究，日本佐藤长对吐蕃历史地理的研究等，都是西方早期藏学研究中的杰出成就。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西藏一批人员携带大量藏文文献和文物外逃，国外的一些藏学研究机构和学者邀请了国外藏胞中传统文化造诣较深的一批人员，同当地原有的藏学研究人员相结合开展藏学研究。其研究范围多局限在宗教历史、语言和文化诸方面，更侧重于宗教和文化的研究。某些国家的反动势力也开展所谓“西藏问题”的研究，为他们的反华政策服务。

目前，藏学几乎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的热门学科。俄、日、意、英、法、德等国继续保持各自的研究传统，美国凭其超级大国的人力物力迅速追赶，甚至连澳大利亚、匈牙利、丹麦、瑞典、芬兰、瑞士也有人在研究藏学。据悉，现在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设有藏学研究机构，拥有近千名研究人员。日本在30年前就曾经影印出版了北京版藏文大藏经；1982年，日本又开始出版德格版藏文大藏经。1971年，印度编辑出版了《西藏研究书目》，共收集了2000多种，还未包括俄文和日文的文章在内。近年来，美国也出版了《宁玛派全集》。在国外藏学书刊中，虽然不少论著某些观点值得商榷，但也确实占有材料，有新创见，为我国藏学的发展繁荣，全面了解国际藏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趋向，提供了重要参考。尤其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流亡国外的分裂主义分子及其追随者，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其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他们企图制造所谓“西藏问题”、“西藏人权问题”，攻击我国的民族政策，污蔑藏区的现实，歪曲甚至伪造历史，连篇累牍地鼓吹“西藏独立”，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本谈不上藏学研究，只能给藏学研究带来极大的混乱，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四、余论

藏学的故乡和研究基地在中国。我国开展藏学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拥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卷帙浩繁的藏学文献资料，其数量之多仅次于汉文。至今西藏和其他藏区还保存着从元代以来的藏文历史档案数百万件，是研究藏族社会历史的宝贵材料。特别是还有数十万函藏文典籍，其中包括海内独有的手抄孤本。布顿、萨班、八思巴、噶玛巴、宗喀巴等一大批高僧大德的巨著，是研究藏族哲学思想史等多方面的珍贵材料。西藏各派佛教，在宗教哲学、宗教仪轨、寺院组织和修行次第等方面都各有特点；西藏宗教对宇宙人生有一套哲学理论，活佛转世制度，政教合一制度，僧侣参政制度，加强了宗教对西藏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并传播于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内蒙古、新疆以及外蒙古、西伯利亚等地。由于种种原因，佛教文献在印度保存得不太完整，佛学文献的宝库在中国，特别是在西藏留存着闻名世界的大量佛教典籍，对中华文化有独特的贡献。尤其是因明学，是一个宝藏，有关的文献，有一部分在唐玄宗时译为汉文，但不完全，尚在藏文文献中保存得很完整，且未曾中断，是藏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一项重要课题。藏族先哲翻译佛经所用的大量梵文典籍(即贝叶经)现在仍有大部分保存在西藏，这是海内的秘籍、祖国的瑰宝。大力开展对西藏和其他藏区保存的贝叶经的研究，中国将成为世界贝叶经的重要研究中心之一。对西藏宗教及其经典进行科学研究，将给中国佛教史、宗教哲学增添新的活力。新中国成立以前，西藏是典型的上层僧侣贵族统治的农奴制社会，对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西藏社会经济形态进行调查，并与春秋战国时代中原的社会形态、中世纪欧洲及俄罗斯封建农奴制相比较，将西藏农奴制社会置于中华民族史乃至世界史的系统中进行全面研究，会加深对人类社会史上的封建前期社会形态的理解，加深对于在农奴制度废墟上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认识和理解。

藏语是汉藏语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语言。藏文是历史悠久的拼音文字，它创制于公元7世纪，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藏语史研究，对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有助于对汉语和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形成，有关汉、藏等民族的族源等问题的探讨。

西藏与南亚次大陆诸国相邻。近4000公里国界线外还有一部分藏族或用藏缅语族语言的民族。对于这些民族的研究，不仅能加深睦邻关系，而且还可以辅助探讨藏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等方面问题。藏族文化在各方面的极高造诣，都表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化宝库，藏族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实践，都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藏学界提出了不少研究课题，诸如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民族干部培养问题、藏学理论和史料建设整理问题等。未来的藏学研究天地广阔，藏学界大有用武之地。

藏学在国际东方学研究范围内，也是一门公认的新兴学科，与敦煌吐鲁番学形成双峰对峙的局面。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将近100年，给世界的学术研究增添了活力，并给世界文化宝库增加了新内容。藏学研究的情况也是一样，它也是一座值得攀登的高峰，等待着有志于繁荣中华民族文化的人们去一试身手。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她才刚刚崭露头角。有人预言，下一世纪藏学将成为继敦煌吐鲁番学之后的又一显学。

（作者：廖祖桂、张蜀华   摘自：杜永彬主编《藏学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