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青卓玛：探析藏族传统官职囊索的历史演变

囊索是藏族传统的一个官职。“囊索”一词，在《汉藏史集》和《帝师贡噶坚赞贝桑布1336年颁给夏鲁各拉德的法旨》[1]等藏文古籍、文告中时常出现，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对其加以关注，发表了相关研究文章若干篇，但内容过于简略和笼统，仍很难对其有一个系统、全面的认识。鉴于此，本文拟就藏族传统官职囊索在不同历史时代微妙的演变及其特点进行初步的探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囊索的来源

关于囊索的来源，史学界有吐蕃时期说和元朝时期说两种观点。根敦群培先生说，囊索源于吐蕃时期：“古昔时，于吐蕃边界，安置镇守、巡逻之臣相，负责侦察外国敌情之称为‘其索’（ཕྱི་སོ）、侦察吐蕃部落内部之称为‘囊索’（ནང་སོ）。其中后者被作为官职名称现在尚有存在，彼等名为‘索伦’（སོབློན[2]），记载于吐蕃石碑等文献。”[3]而色多·罗桑慈成嘉措则认为，“所谓囊索，昔日，蒙古皇帝所赐的一个封号……”[4]，即囊索源于萨迦政权时期。就笔者本人掌握的敦煌等吐蕃文献资料中，除了索伦等守候类名称外，吐蕃时期尚无明确以“其索”和“囊索”为称呼的官职名称，因此，囊索这一官职出现于吐蕃的说法尚待相关文献资料的发现和证明。鉴于此，色多认为囊索封号源于元朝蒙古皇帝时期的说法仅就目前来说似乎可以成立。

关于囊索一词，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文献资料是《帝师贡噶洛追坚赞贝桑布1321年颁给夏鲁的法旨》[5]，以及成书于1434年的《汉藏史集——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一书，后者记载：“……在河州的热布卡地方，有属于囊索管辖的庄园，在城墙根有叫做拉哇城的，再往下有叫做典康谿的庄园，这些是按照圣旨奉献给上师八思巴的份地，不负担府库及驿站等汉地、吐蕃的任何税赋差役，（198b）不在编籍之内。”[6]可见，元朝初期，在甘青一带清查户口时已有囊索这一官职，上述多麦河州热布卡（ཀ་ཆུའི་རབ་ཁ།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境内）地区的囊索即是其中之一。仔细斟酌上述忽必烈授予八思巴份地的记载，以及从1265年至1267年八思巴首次建立萨迦政权及其官职系统，拉德和米德的划分等[7]的情形后，认为在甘青一带清查户口应该是此后的事情，因此，可以说上述多麦河州热布卡地区的囊索是萨迦时期在甘青一带设置的一个囊索，而且是该史书成书时仍然存在的一个官职。这也说明萨迦时期不仅在萨迦政权内已设该官职，而且在甘青一带也已设置囊索这一官职。

关于囊索的来源，意大利藏学家杜齐先生对其有一些独特的见解：实际上囊索职位是古代传统的延续。囊索主持司法行政，相当于首相职位。国王或法王的命令由他执行，他仍然是国王的第一参议大臣。与囊索并列的是其索（也叫基索），意即主持外部事务的官员。很清楚，囊索、其索都模仿吐蕃赞普的行政系统，因古代赞普是有‘囊论’与‘其论’的协助治理庶政，囊论可以说是宫廷长，按照专制政府的习惯，协助国王政务，而其论则是行政机器的首脑。统治者，无论是萨迦巴法王或帕木竹巴或江孜贵族（在较小范围内，任何有管理权的家族），在他们的周围都有一个小王廷。这小王廷以这些‘朗钦’、‘囊索’或‘囊论’或一般称为‘论逋’或‘噶伦’为首。[8]陈庆英先生也有类似的见解，他在《元朝帝师八思巴》一书中对囊索的起源做了如下叙述，“萨迦政权时期，除萨迦本钦外，八思巴设立的另一重要官职是萨迦朗钦，《红史》还称之为‘朗钦捏巴’，意为内务大管事。有的学者认为，‘朗钦’一词是吐蕃王朝的‘朗论钦波’（内大相）的缩称。吐蕃王朝的内大相主管内政，王朝发给各地官员的文书由内大相签发，敦煌古藏文写卷中的文牍格式地方官员的奏报也是写给内大相的，由此可以推测萨迦朗钦也是主管萨迦政权的内务，发布命令，下情上达，都要通过他。”[9]

对于“朗钦”一词是吐蕃王朝的“朗论钦波”（内大相）的缩称之说法，因为目前缺乏资料而无法确证，但是萨迦朗钦的职责就像吐蕃王朝内大相主管内政一样，主管萨迦政权的内务，以及萨迦政权时期的朗钦或大囊索的职位是吐蕃时期囊论的延续，即模仿吐蕃王朝的行政系统等说法是不无道理的。正如史书记载的那样，囊论如同贤妇处理内政[10]，同样的，萨迦朗钦也掌管萨迦宫廷内部事务。因此，笔者认为萨迦政权在设置朗钦或大囊索时，在其官职功能上仿照了吐蕃时期的囊论。

关于朗钦和囊索的关系，意大利藏学家图齐根据《江孜编年史》中的一篇豁免劳役的文告，做了如下叙述：“（在江孜）领邑最高的官员是囊索，这一职位在江孜行政组织中，确是仿效萨迦政府的组织设立的，江孜贵族几代都在萨迦宫廷任囊勤（ནང་ཆེན），即大囊索。从几代达赖的传记中看到其他的领邑也有这个职位，实际上这职位是古代的传统的延续。”[11]这不仅说明萨迦朗钦是吐蕃时期囊论的延续，而且还说明了朗钦是大囊索之意，即朗钦和囊索只是官职权力大小的区别。类似的观点在《康区上部历史概况》中也有叙述：“在忽必烈皇帝给康堆（ཁམས་སྟོང）百姓颁发谕旨，说朱倭曲吉坚赞将要任大囊索（ནང་སོ་ཆེནམོ）职务，故对他管辖的寺庙、部落等不得损害……”[12]，这说明玉树地区的土官朗钦是属八思巴帝师管辖的最高头衔土官类大囊索。囊索职位不仅是在江孜行政组织中仿效萨迦政府的组织设立，受萨迦政权的影响，也成为其领地玉树囊谦的官职。此外，诺章吾坚先生也认为，“在《朗氏家族》和《后藏志》中，代替囊索为朗钦，它只是对囊索的赞美而已，实际其在囊索范围之内。”[13]等等这些进一步说明朗钦即大囊索之意，换言之，朗钦是对囊索的赞美称呼，其性质和功能是相同的。

根据以上所述，笔者认为，囊索官职，至少可追溯到萨迦时期的朗钦和囊索官职体系。

二、囊索的历史演变

（一）早期囊索的历史演变

关于囊索的定义，学界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藏汉大辞典》中对它的定义为：“囊索：1、内哨。在边境巡逻或守望者。2、总管（ཕྱག་མཛོད）。”

道帏·喜热嘉措大师的解释是：“囊索：辅弼，即古代为国王出主意的谋士。”

东嘎·洛桑赤列先生则认为，“囊索是一个职位，即如现在的卓尼或内外接待宾客的人。”[14]

陈庆英先生则对囊索做了与上述定义都不同的解释：“囊索，为西藏佛教教主派往皈依于他的部落负责教务及征集布施的人，往往成为该部落的实权人物”。[15]

上述学者对囊索有不同的解释，究其原因，是由于囊索及其官职在各历史时代、不同的地方，其身份和职能是有所不同的。萨迦政权时期，囊索为其行政组织中的一个职位，“除萨迦本钦外，八思巴设立的另一重要官职是萨迦朗钦，……在朗钦之下，各万户、千户设有囊索一职，成为一个系统。”[16]可见，萨迦政权时期除了在萨迦宫廷设有朗钦或大囊索外，各万户、千户还设有囊索。这个时期在西藏无论是萨迦巴法王或帕木竹巴或江孜贵族，其所拥有的周围小庄园被以‘朗钦’、‘囊索’等为首的人管理，其中在江孜行政组织中仿效萨迦政府组织设立的囊索是在江孜领邑最高的官员。《朗氏家族史》记载，公元1322年大司徒绛曲坚赞担任帕竹万户长时，乃东囊索无有用的物资，仓库几乎是空的，大司徒担任帕竹万户长后，任命宣乃桑布为管家。1334年时，乃东囊索仓库的物资储存丰富起来了。[17]这说明萨迦政权时期，在帕竹万户长的谿卡也设有囊索（府）。由此可见，萨迦政权时期朗钦和囊索是指一个机构，叫朗钦或囊索府。正如《红史》称朗钦为“朗钦捏巴”那样，人们逐渐地把管理囊索府的总管也称为囊索。上述《帝师贡噶坚赞贝桑布1336年颁给夏鲁各拉德的法旨》中也提到了囊索一职：“晓谕藏及危思宣慰司官人、囊索之管事（ནང་སོའི་གཉེར་བ）、各拉章之侍从……”可见，这一时期在夏鲁万户设有囊索，而且这里所说的囊索是夏鲁万户囊索府，而不是囊索官员。

帕竹政权初期，囊索仍然既是机构又指职务名，即是具有双重含义的一个名称。《朗氏家族史》对当时在乃东囊索府担任管家所必备条件、所享受的待遇做了如下描述：“管家不可同官寨内的执事、官寨外的俗官特别要好、亲爱，要扶持公众。在官寨内充任管家者应是青年的僧人，不沾染酒色，不贪污中饱，不扶植亲友、私仆和意气相投的人，不另外养家活口（意为轧姘头），自掌管钥匙之日起直至死亡，应在囊索度过一生。官吏和管家在不违背此政权禁约的前提下，所享受的待遇是：患病的祈寿佛事、赡养、死亡超度等费用，作为他份内所得慷慨地使用囊索的财务。他若有亲属和后人，亦应在长官和第司管辖范围内委以美差，加以扶助。”[18]可见这里所说的囊索是指帕竹政权时期的乃东囊索府，从当时担任乃东囊索府管家所必备的条件要求看乃东囊索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官职。

帕竹政权时期，“‘宗本’是兼理军事民政的，但是行政事务经常由‘捏巴’掌握。”[19]而且各宗宗本、捏巴（总管）由帕竹的政治中心乃东派遣。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乃东和贡嘎二地的两名管理人应仅仅是从祖先起在此古刹屋檐下门槛旁的人，应委派能吃苦耐劳、心目中唯有此政权的人担任。住在仁蚌、桑珠孜、乃乌、扎噶波和魏喀答孜等地的管家亦应具备住在乃东和贡嘎的管家的品德。这些小谿卡的管理人若出现懦弱无能，遭人闲话谴责的过失，宜于克制缺点，交出权力。忠心耿耿的管家，应委以其能胜任的工作，使之愉快安乐。[20]然而，帕竹政权后期，帕竹政权统治者所封各宗宗本逐渐割据称王，各霸一方。同时在各个囊索府担任总管或囊索的人也逐渐成为握有实权的人物。《一世至四世达赖喇嘛传》中说：“囊索穷结巴，也叫穷结第巴，是穷结地方的首领……从帕木竹巴大司徒绛曲坚赞起，穷结家族几代以来都在帕竹政权中担任要职……当雅隆地方发生动乱时，囊索穷结巴霍尔·索南多吉嘉布请求索南嘉措去调解雅隆地方发生的动乱”。[21]此外，穷结家族的宣努桑布曾担任过帕竹万户囊索府管家，后封万户长。这些都说明在萨迦时期管理囊索府的一些总管，到帕竹政权时期，逐渐成为地方领主、囊索。甘丹颇章政权之前，卫藏已分裂为诸多领地，而且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头人，在卫地大部分地方囊索已成为头人，如《一世至四世达赖喇嘛传》中提到，乃乌（今西藏堆龙德庆县境）庄园囊索、拉嘉日（又称埃拉嘉日，西藏自治区曲松县旧名）宗囊索、加科泽（རྒྱལ་མཁར་རྩེ）朗钦、穷结囊索和噶丹囊索[22]等以头人的身份出现。在卫藏之外的藏区，因受到萨迦政权的影响，各地一般设有土官囊索。[23]如河州热布卡地区设有韩囊索，热贡设有隆务囊索[24]，在玉树地区设立土官朗钦，在嘉绒地区绰斯甲土司管辖内设立囊索[25]等。正如陈庆英先生所说：明代汉藏史料中还经常提到囊索这一官职，青海东部地区囊索官职延续到近代，有的囊索成为部落和地区实际上的首领，这正反映了元代萨迦政权在该地的影响。

（二）甘丹颇章初期囊索的新变化  甘丹颇章政权建立后，囊索的身份、功能和权力较帕木竹巴时期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藏区因各个地方政教合一制度的特殊需要，这时期囊索还被作为一个名号，颁给大活佛的管家和近侍，因而出现了很多管家囊索类及其名号。根据第五、六世达赖喇嘛和第巴·桑结嘉措等授予三世察罕诺门汗之文告[26]内容，甘丹颇章政权初期，总管青海诸台吉之达赖洪台吉（固始汗之子多尔济达赖洪台吉）和甘丹颇章（1695）曾向察罕诺们汗管家分别授予“额尔德尼额江囊索”及“第巴第强囊索”等名号，并使其管理察罕诺们汗部落、寺庙等政教事务。[27]

据记载，察罕诺们汗管家戴青囊索为尖扎（今青海省黄南州境内）头人，为本义亥嘉（འབུམ་ཡག་རྒྱལ）之曾孙。在三世察罕诺们汗管家戴青囊索再三邀请直合干巴尊者（གྲགས་རྒན་པ།）[28]担任三世察罕诺们汗的经师，于是师徒二人于铁猴年（1680）末，一同从拉萨启程返回故里。“水狗年（1682年），由岱青囊索承担功德主之责，用古尔寺的全部积蓄从芒、巴、夏（མང་འབའ་བྱ་གསུམ།  指今青海海南贵南和同德一带）三地、巴那亥三部（སྦྲ་ནག་ཁ་གསུམ）、本加五居部（འབུམ་རྒྱལ་བུ་རྒྱུད）[29]、巴燕（བ་ཡན། 指今青海海东化隆一带）等诸地征集的僧差，建立了拉摩德庆曲林，即德庆寺。”[30]由此可见，作为第二、三世察罕诺们汗活佛的管家，戴青囊索对拉莫德庆寺的修建、僧差的征集以及对三世察罕诺门汉活佛的栽培等事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通过对相关文告的分析，戴青囊索还作为察罕诺们汗的使者，常赴卫藏进行供奉和布施等，在甘丹颇章和察罕诺们汗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甘丹颇章时期，在安多地区还出现过其他管家类囊索，比如当时在热贡十二族中虽然有政教合一的统治者隆务囊索，但是甘丹颇章还授予隆务寺寺主第三世夏仓（1740—1794）活佛的强佐“觉柔特囊索”名号，并向他颁布了文告。此外，第三世夏仓活佛本人也授予其卓尼（མགྲོན་གཉེར། 指在活佛府上内外接待宾客的人）“囊索”名号。[31]隆务囊索与历代隆务寺寺主夏仓活佛作为地方政教合一的统治者，直到民主改革前，一直统治热贡地区（主要指今青海省同仁、泽库地方）的百姓。囊索府设在隆务寺内，而且每一个隆务囊索在当权时，皆以僧人身份担任囊索职务。热贡地区的民间刑事诉讼案件等较大的政教事务均由隆务囊索和夏仓强佐（管家）一同处理。[32]

类似的例子还有在安多郭隆寺（དགོན་ལུང་དགོན། 清乾隆年间改名为佑宁寺）属下的香火部落中，虽有扎底噶尔瓦囊索等13位土官囊索，但是在郭隆寺章嘉活佛（1717—1786）府邸也设有一个叫“巴燕（བ་ཡན）囊索”的管家。[33]至于该管家囊索是否参与政教事务，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正如色多所说，“所谓囊索……后来按照兰州颁给蒙藏两族人士的名号，遂成了官员给僧人的一个名号”[34]。关于后来按照兰州颁给蒙藏两族人士的名号，笔者认为，1929年建立青海省之前，青海东北部一些地方属于甘肃布政司，其行政中心在兰州。可见清朝时期甘肃布政司也按照藏族传统的做法封“囊索”名号给蒙藏两族人士，同样，后来甘丹颇章及其相关官员或活佛把囊索作为一个名号，颁给了大活佛的管家和近侍。

另外，从五世达赖喇嘛起，蒙古王室的信使中也出现了类似于管家囊索的冠有囊索头衔的人物。据《五世达赖传》记载，1651年7月25日，五世达赖喇嘛“接受了喀尔喀巴拉本的信使布勒克图昂索[35]、达玛室利珲台吉的代表额尔克昂索、阿玉巴拉代表室利巴拉昂索等人带来的书信及随函礼品。”[36]在此之前，1637年，固始汗来到拉萨，向五世达赖喇嘛馈赠了白银4000两。在拉萨大昭寺的释迦牟尼佛像前，陈设了高高的宝座，让固始汗一人坐在上面，按照蒙古人的习俗，五世达赖喇嘛赠给他“丹津曲吉嘉布”（持教法王）的称号和印章，还赠给固始汗的儿子和属下官员各种称号。汗王也赠给协敖以达赖襄佐的称号，对仲麦乃给予宰相第巴的称号等，对五世达赖喇嘛的重要仲科尔都给予了名号。[37]这说明在藏族历史上，达赖喇嘛和蒙古首领授予这种称号的传统是由来已久的，而且蒙古王室信使中出现的囊索也是与藏族传统有关联的。

此外，甘丹颇章政权初期，在五世达赖喇嘛周围还有近侍囊索诺布、达赖喇嘛私人医生囊索达吉、甘丹颇章的囊索阿瓦尔（ཨ་བར）、肖卡（ཞོ་ཁ）囊索等被称为囊索的诸多人物[38]。据史书记载，囊索诺布是第巴·索南曲培之弟，是当时五世达赖派驻后藏的代表，也叫日喀则第巴。工布之乱时，日喀则第巴—囊索诺布被迫放弃了江孜宗，仓皇逃命，肖卡囊索统率的叛军（为何甘丹颇章的肖卡囊索成为叛军统率，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包围了章切寺（རྫིང་ཕྱི）。[39]此外，仲麦庄园的囊索贵巴扎西立有大功，即仲麦巴·第巴赤列嘉措不分冬夏寒暑在五世达赖喇嘛身边效力，尤其是第巴桑杰嘉措从小由五世达赖喇嘛抚养、守护，因此，甘丹颇章赐给该囊索掌管仲麦家全部领地的权力，给予达尔汗的印章[40]等等。以上这些都说明，当时五世达赖喇嘛周围，有一些权力极大的囊索，其权力范围甚至涉及了军民事务。然而，这个时期土官囊索的地位相比之下开始衰落。正如五世达赖喇嘛所叙述的那样：“在以前第悉藏巴的时期，达氏和冬氏是有权势的囊索，而现今作为第巴诺尔布供奉的僧人，萨龙巴的地位在达尔巴·索南伦珠多吉之上”，[41]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甘丹颇章政权初期，虽然被授予囊索名号的管家越来越多，但是土官囊索地位却逐渐衰落了。

需要强调的是，通过相关史料分析，甘丹颇章政权时期出现如此多的管家囊索及其名号不是偶然的，而应该是延续或仿照萨迦时期囊索官职的一个结果。就像甘丹颇章政权初期仿照萨迦政权职司，建立作为伟人所应当有的13种侍从官员，即索本、森本、却本、知宾、司书、管家、厨师、引灶、管坐垫官、管车骑官、管牛只官、管马匹管和管犬官[42]等一样，出于政教合一制度的特殊需要，也仿照萨迦政权组织中的朗钦和囊索官职，加强管家囊索权力，而广泛授予囊索名号。可以说这个时期的管家囊索与萨迦时期囊索的功能、性质在某些方面是相同的，即管家囊索也像萨迦时期囊索一样，要替活佛管理府邸事务或参与处理活佛所属寺庙、部落等政教事务，有时候管家囊索在活佛所属部落中还成为实权人物。

综上所述，囊索官职在不同历史时代有微妙的变化。《藏族历史文化辞典》解释，18和19世纪，囊索是一个俗官，与堪布一起负责常规两年一次去北京朝贡的使团。20世纪，囊索是一位专管那曲地区的官员。而其索则对边民行使同样的职权。在最后的年代里，两者都成了那曲果巴的助手。[43]由此可见，各历史时期不同地方囊索的功能和身份是有所变化的。关于囊索和堪布负责朝贡的渊源，通过分析《五世达赖喇嘛传》中的相关内容可以了解，囊索和堪布负责赴北京朝贡的使团的习俗始于17世纪甘丹颇章政权建立之初，正如康熙皇帝给六世达赖喇嘛的敕谕中所描述的那样，达赖喇嘛“照五世达赖喇嘛之规例，派遣赞卓堪布（མཚན་སྒྲོགས་མཁན་པོ）、阿让巴囊苏（ནང་སོ་སྔགས་རིམཔ）等请安”。[44]可见，派遣囊索和堪布的常规惯例是五世达赖喇嘛时出现的。然而到颇罗鼐执政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对囊索和堪布朝贡的分工做了一些改动，即堪布为达赖喇嘛之贡使，囊素则为颇罗鼐之贡使。根据《乾隆十六年策楞等奏正副贡使均由达赖喇嘛份内派遣折》叙述：“查达赖历年进贡，有贡使堪布、囊素二人，查旧例，正副二使均系达赖份应派遣。自颇罗鼐以来，遂以正使堪布为达赖之贡使，副使囊素则为该王之贡使。兹藏内复照旧例设立噶隆……臣等随公同定以正副二使，仍照往例均归达赖份内派遣”。[45]这个记载又说明，清乾隆十六年间（1751）七世达赖喇嘛亲政时期又恢复了原状，囊索和堪布贡使均归达赖份内派遣。

此外，上述专管那曲地区的官员囊索，是指1916年原西藏地方政府把原属德木齐的霍尔三十九族置于其直辖之下，设立“霍尔总管”，即孜雪轮流派驻的一个堪布和一个俗官。[46]也就是被称为“那曲堪囊两个官员”之一的囊索。这说明20世纪初，由于地方政教合一制度的特殊需要，甘丹颇章还派遣堪（堪布）囊（囊索）两个僧俗官员管理其直属地区政教事务，可以说这种“一僧一俗”结合管理百姓的形式是政教合一制度的一个产物。

（三）其他相关囊索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藏族历史上除了有土官囊索、管家囊索两种外，还出现了却吉囊索（ཆོས་རྗེ་ནང་སོ）和募化师（འབུལ་དཔོན་ནང་སོ）等很多种囊索。

关于却吉囊索，根据色多·罗桑慈成嘉措的说法，“堪布和却吉是由达赖和班禅两位尊者所封之名号。……据说从本寺堪布卓尼·格桑丹增嘉措时候起就有了封该名号之习俗。”[47]根据史料考证，该卓尼·格桑丹增嘉措于1827年担任塔尔寺密宗院第44任赤巴。按照色多之说法，卓尼·格桑丹增嘉措担任赤巴时开始出现却吉囊索名号。然而，笔者对于这说法有所怀疑，因为较卓尼·格桑丹增嘉措早300年的15世纪文献中已出现“却吉囊索”名号：“囊索曲吉去观湖时，我也赴观湖（观察神湖湖面显影）。”[48]从前后语境分析，此处囊索却吉应是二世达赖喇嘛时期（1476—1542）的顷科杰寺的敖卡（འོལ་ཁ）囊索。实际上，“却吉”被作为对法主或宗教首领的敬称，出现的时间应该更早些。因此色多所说“却吉是由达赖和班禅两位尊者所封之名号”这一惯例应是后来甘丹颇章政权时期出现的，同时，其所指“却吉囊索之名号始于卓尼·格桑丹增嘉措”也应该只是指被作为一个名号在安多地区最先出现的却吉囊索。此外，巴燕支扎（བ་ཡན་དྷེ་ཚ今青海省化隆县境内）囊索中属土官类囊索，但是到20世纪初，巴燕支扎囊索被称为却吉囊索。[49]据说，原先为支扎寺僧人的末代支扎囊索，曾获有“却吉”名号而被称为“却吉囊索”。[50]综上所述，却吉囊索是一个封号，获此号者应是一位既有世俗地位，又有宗教地位的人物。

关于募化师，其定义是“旧时，西藏各寺庙派出的募化者”。[51]相关史料中有委派囊索到其他藏区收集供物或募化的记载，比如，1557年，三世达赖喇嘛把“囊索募化师再次派往多麦……”[52]。又比如，有关甘肃华热地区止贡寺的记载中有：“昔日，止贡噶举派的一个募化者，在村西面的隆务地方修建其驻锡寺庙而称为止贡寺。后止贡囊索桑博坚赞巴来多麦地区管理该寺庙。……寺庙属民有止贡阿洛上下庄，历代寺主喇嘛止贡囊索……”[53]等等。可见囊索、募化师的性质和功能似乎是相同的。募化师，原先虽多为佛教教主派往皈依于他的部落的募化者，但久而久之，一些募化师自己收集供物兴建寺庙等，部分募化师还成为寺主，遂成为当地有实权的人士或囊索。

三、结语

总之，从萨迦到帕竹、甘丹颇章政权，无论政权怎样更迭，囊索在藏区一直存在，但其身份和功能在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和发展。囊索职官，至少始于萨迦政权时期，即把担任朗钦或囊索府总管的称为朗钦或囊索。到帕竹政权后，囊索逐渐身居要职，成为地方头人，尤其在卫藏分裂为许多领地后，原为教主派驻各地的代理官员或囊索已成为握有实权的头人囊索，管理该地区政教事务。

甘丹颇章时期，囊索既是指一个地方官职，同时又作为一个名号被颁给大活佛的管家。甘丹颇章初期，根据各地方政教合一制度的特殊需要，甘丹颇章仿照萨迦政权组织中的朗钦和囊索官职，加强管家囊索及其权力，广泛授予管家囊索之名号，从而弱化了土官囊索之权，因此，这时期囊索的含义再次发生了变化。需要强调的是，从萨迦时期到甘丹颇章时期，囊索的性质并没有变，只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了不同的时代烙印和地方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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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帝师贡噶坚赞贝桑布1336年颁给夏鲁各拉德的法旨》（北京民族文化宫藏）或《陈庆英藏学论文集》（上）［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395页。

[2] 是指管理边防哨所的官员。见《陈庆英藏学论文集》（上），第21页。）

[3] 根敦群培：《白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4] 色多·罗桑慈成嘉措：《塔尔寺志》，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244页。

[5] 《帝师贡噶洛追坚赞贝桑布1321年颁给夏鲁的法旨》（北京民族文化宫藏）或《陈庆英藏学论文集》（上），第388页。

[6]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1页。

[7] 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M］，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108—124页。

[8] 《西藏中世纪史》（内部资料）李有义和邓锐龄译自﹙意﹚杜齐《西藏画卷》第一册第3—8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内部资料，第60—61页。

[9] 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第122页。

[10] 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11] 李有义和邓锐龄译：《西藏中世纪史》（内部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内部资料，第60—61页。

[12]丹玛·江永慈诚：《康木朵简史》（上）［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63页。

[13] 采访诺章乌坚先生。

[14] 见《东噶藏学大辞典》。

[15]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1页。

[16] 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第121—122页。

[17] 大司徒·绛曲坚赞：《朗氏家族史》［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8页。

[18] 大司徒·绛曲坚赞著，赞拉·阿旺等译：《朗氏家族史》［M］，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1页。

[19] 李有义、邓锐龄译：《西藏中世纪史》（内部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内部资料，第65页。

[20] 大司徒·绛曲坚赞著，赞拉·阿旺等译：《朗氏家族史》，第222页。

[21] 陈庆英等译：《一世—四世达赖喇嘛传》（汉译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77页（见注释）。

[22] 阿旺洛桑嘉措等：《历辈达赖喇嘛传——第一世至第四世达赖喇嘛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分别见第145、148、183、437、530页。

[23] 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第122页。

[24] 仁青卓玛：《论安多热贡隆务囊索及其相关历史》［J］，见《中国藏学》（藏）2010年第1期。

[25] 《中国藏族部落》记载，嘉绒地区绰斯甲土司管辖内，囊索由土司之兄担任。囊索管理辖区内的宗教事务。即土司管俗民，囊索管僧人。此外，嘉绒梭磨地方土司也曾被称为囊索。

[26] 青海省博物馆编著：《河湟藏珍——藏传佛教文物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27] 同上。

[28] 据《安多政教史》记载，直合干巴尊者又名智华嘉措和阿旺罗桑扎喜，拉莫德钦寺第一任堪布，精通显密乘教理。

[29] 关于巴那亥三部、本加五居部的解释，见仁青卓玛：《结合文告资料研究历辈拉茂夏茸尕布活佛及其相关历史》［J］，《中国藏学》（藏）2012年第2期。

[30] 智观巴·贡却呼丹巴绕吉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汉译本）［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8页。

[31] 韦巴·阿旺弥旁达瓦：《至尊曲吉杰布更登赤列绕杰传记》［M］，木刻版，第74—81页。

[32] 仁青卓玛：《论安多热贡隆务囊索及其相关历史》，《中国藏学》（藏）2010年第1期。

[33] 图官·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白多杰传》［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2—83页。

[34] 色多·罗桑慈成嘉措：《塔尔寺志》，第244页。

[35] “昂索”是囊索在汉文中的另一种译法。

[36] 阿旺洛桑嘉措：《五世达赖传》（下册）［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4页。

[37] 阿旺洛桑嘉措，陈庆英等译：《五世达赖喇嘛传》（汉译本：上）［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09页。

[38]阿旺洛桑嘉措：《五世达赖传》（上册），第94页。

[39]阿旺洛桑嘉措，陈庆英等译：《五世达赖喇嘛传》（汉译本：上），第155、146页。

[40] 阿旺洛桑嘉措，陈庆英等译：《五世达赖喇嘛传》（汉译本：上），第28页。

[41] 同上，第275页。

[42] 阿旺洛桑嘉措：《五世达赖喇嘛传》（上），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第347页。

[43] 王尧、陈庆英主编：《藏族历史文化辞典》［Z］，西藏人民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1998年，第420页。

[44]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历史档案荟粹》［Z］，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39页。

[45]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Z］，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540页。

[46] 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文史资料选辑》（17）（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132页。

[47] 色多·罗桑慈成嘉措：《塔尔寺志》，第244页。

[48] 阿旺洛桑嘉措等：《历辈达赖喇嘛传—第一世至第四世达赖喇嘛传》，第168页。

[49] 陈庆英主编：《中国藏族部落》［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第387页。

[50] 采访当地老人。

[51] 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藏汉对照》［Z］，民族出版社，1998年。

[52] 阿旺洛桑嘉措等：《历辈达赖喇嘛传—第一世至第四世达赖喇嘛传》，第470页。

[53] 道周等：《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历史及现状研究·甘肃卷》（藏文）［M］，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755页。

（作者：仁青卓玛   摘自：《中国藏学》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