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双智：国民政府布施西藏寺庙活动考述

北洋政府时期，由于英国侵藏势力的挑拨破坏，西藏地方政府与北京政府一度中断了联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非常重视政治解决西藏问题，多次派代表入藏联络感情，深刻认识到藏传佛教对西藏地方的全方面影响，处理好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首先必须尊重和团结藏传佛教的高僧和喇嘛。在外侮内乱的时局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上层官员还是力所能及的采取措施，布施西藏寺庙和喇嘛，体现了妥善处理西藏事务的诚意。

一、中央大员布施西藏寺庙

1928年冬，十三世达赖喇嘛首先派遣代表五台山堪布罗桑巴桑赴南京拜谒蒋介石，转达了亲近中央的善意。随后，蒋介石委托贡觉仲尼携带致达赖喇嘛、噶厦、擦绒等人的信函赴拉萨，传达中央对西藏地方的和平政策。1930年，国民政府文官处官员刘曼卿主动请缨赴拉萨，两次与达赖喇嘛面谈，成功地消除了达赖喇嘛对国民政府的一些疑虑，筹设驻京办事处，愿意与中央政府恢复正常的政治联系。这就为随后中央政府处理藏事、布施寺庙等一系列活动奠定了基础。

（一）黄慕松、吴忠信在藏布施

1930年，尼藏冲突发生。国民政府借助这个时机，拟派遣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谢国梁为特使前往西藏。谢国梁呈禀中央：“按旧例，我国派员到藏，无不有熬茶布施之举，召集各大寺僧徒诵经啜茗，每名布施一两或八钱、六钱不等。此次派员赴藏，以收拾人心为第一要义，似不可少”。“馈赠尼、藏首领及各要人国产物品，约价一万四千元”；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三大寺有僧人一万六千六百五十名，每名布施六钱计，“熬茶布施约一万五千元”。[1]清末，谢国梁担任过驻藏川军管带，熟悉藏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朝廷每次派使者或大臣进藏，都携带大量财物，修建格鲁派寺院，熬茶布施三大寺。格鲁派从明末清初的弱小教派能成为藏传佛教的领导者，离不开清政府的全力支持。以三大寺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寺庙对清朝怀有很好的感情，留下了大皇帝崇信藏传佛教的深刻印象，自晚清以来就是反对英国侵略势力和亲英贵族的中坚。所以，谢国梁提出按清朝惯例，国民政府派员入藏也必须布施寺庙。国民政府批准拨款进藏经费5万元。蒙藏委员会采购丝绸、景泰蓝、玉器等物品价值约1万元运至印度。1930年12月，谢国梁在入藏途中不幸病逝。国民政府决定中央的礼物及布施三大寺的1.5万元仍委托加尔各答洪盛公司转交达赖喇嘛。[2]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国民政府决定派参谋本部参谋次长黄慕松为册封致祭达赖喇嘛专使赴拉萨，联络感情。1934年4月，黄慕松代表团离开南京，途径四川、青海入藏，为了宣达中央德意，选购砖茶200余包，沿途赠给各喇嘛、高僧、土司等。在拉萨，对热振、司伦以下至七品官以上，分别轻重，都有馈赠。[3]

黄慕松了解到西藏分为亲汉、自主、亲英三派。“西藏亲汉派以喇嘛为中心，三大寺亲汉更力，僧官方面亦占最大多数”。[4]西藏僧侣权力颇大，三大寺更享有参与政治之特权，代表全藏寺庙、喇嘛参加噶厦会议、“民众大会”，对亲英分子的分裂活动有很大的牵制作用。

中央欲治理藏事，非先赢得三大寺的支持不可。黄慕松效仿清朝，对以三大寺为代表的众多寺庙、喇嘛进行布施，寓政治于其中，争取寺庙支持。“鉴于英人过去在三大寺熬茶每一喇嘛仅发洋一元之旧例，为达成中藏友好，而使中央无西陲之忧，决定从优厚起见，拟每一喇嘛发洋二元”。经过与噶厦官员、三大寺、大小昭寺堪布会商，自1934年11月13日至26日，黄慕松代表团布施熬茶，为使三大寺喇嘛“内向如一起见”，“在每寺发基金，计每年每一喇嘛可获利息藏噶五枚（合中币二角三分），只用利息，而基金不动。换言之，西藏只要有佛教一日，而中央维护佛教之心当存一日也”。[5]在三大寺熬茶布施是每年都要做的事。

根据清代驻藏大臣每年正月十五举行传召，将拉萨喇嘛及附近所有寺院喇嘛集合大昭寺前，宣布皇上德政，维护佛教至意的惯例。黄慕松认为此举颇易收藏人之心，乃规定传召费藏银691秤（每秤50两，一秤折合银元3元3角3分），每年所得利息为所有传召喇嘛熬茶，此款由噶厦和大昭寺堪布负责保管，于每年正月十五举行传召盛会，宣布中央德意，如是则中央政府维护佛教之心深印喇嘛，而喇嘛之倾诚内向可始终不懈。[6]黄慕松在拉萨会见西藏贵族、拜访高僧，交好各方，阐述中央政府对藏政策，释放善意，收获了西藏地方僧俗的良好回应。1934年，黄慕松离开西藏返京在即，成立中央驻藏办事处，委派刘朴忱办理藏事。

1938年12月12日，西藏摄政王热振报告，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已在青海寻获，拟请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主持认定仪式和坐床大典。国民政府认为此事彰显国家主权，有利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1938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命令吴忠信会同热振活佛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

吴忠信筹备入藏事宜，深感中央与西藏僵局非唇舌所能改变，必须先由感情入手，收拾人心，再做调整。礼物馈赠必须特别丰富，特派顾问奚伦赴香港、上海设法先行采购。

1939年8月4日，吴忠信向国防最高委员会提交“对藏政策之检讨与意见”报告，提到增加西藏寺庙布施：“现在每年布施不足印币十万卢比，以每盾折合藏印五两计，不过十五万两，以之分配数万之喇嘛似觉过少，亦欠普遍。然此布施已发生相对效果。上年驻藏办事处与藏当局发生误会。当局拟对该处用断然手段三大寺喇嘛反对未果。受布施而感念中央德意为原因之一。如中央对藏中寺庙之布施费能增至每年藏银三百万至五百万两范围。自拉萨三大寺扩充至后藏扎什伦布寺地著名寺庙，必有相当收获。”藏人重视喇嘛，此实为发动民众之捷径。[7]吴忠信认为他以中央边事长官身份入藏，“西藏政府既甚重视，希望亦殷，良应对其僧俗官民多予赏赍，对其寺庙团体广予布施。至树立中央在藏之新的基础，和洽各方，尤非有大量之款万难集事”。三大寺握舆论中心，“凡熬茶、布施的厚薄，所给予一般之观感影响，关系甚大。闻英人在藏用于熬茶、布施之款数，恒视我为加倍，相形之余，未免减色”。[8]

1939年8月3日，财政部次长徐可亭来询问入藏经费，吴忠信深知抗战财政困难，决不可要求，但以中央德意所关，西藏人心所系，此事不失国家体面为原则。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国库支出对藏用款将及千万，真正用在藏政府及地方不过十之一二，现在是调整藏政机会，不能吝惜应用支款，为今之计，只有施之以恩，示之以信，使其倾诚悦服。8月4日，行政院魏秘书长来商谈入藏经费，吴忠信又谈及此次任务重大，主管长官亲身入藏为历史创举，非广为布施，不足以慰西藏僧俗人等之望。过去中央与西藏间感情已经大伤，现在唯有因其习惯，施以恩惠，以资挽回。班禅回藏及护送旅费用去200万元，黄慕松入藏用40万元，此次入藏须款拟请比照过去用款及此次大员地位与任务发给。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认为现正在全力抗战，财政竭蹶万分，不宜为藏事花费巨大。9月12日上午，吴忠信出席行政院会议，魏秘书长谓拟发给经费40万元及英镑1万元，但与黄慕松入藏时物价相比，已大为不及。吴忠信称他代表国家入藏，是历史创举，国家应宽给，所发之款如有剩余，自应交还。9月16日，吴忠信就入藏经费问题致蒋介石亲笔函：“实以中央目前对藏既无武力可以凭藉，复无感情可资维系，所欲赖以运用者，唯在结之以恩惠耳。且信此次入藏，既代表本党，代表政府，复代表钧座，关系至为重要，如经费不允，必至应付竭蹶，转遗中央之羞。但庸之先生以财政之立场，或有未尽了然边疆之处，一切唯钧座予以主持为祷。”9月22日，蒋介石邀请吴忠信面谈经费问题。在蒋介石的批示下，行政院决议，对吴忠信入藏所需经费“酌定为国币五十万元，又英币二万镑”。[9]

1939年7月，青海方面委派官员护送灵童拉木登珠从青海入藏。吴忠信亲率部分随员绕道缅甸、印度入藏，经亚东、江孜，于1940年1月15日抵达拉萨。吴忠信所购礼品，有300驮，杭绸、库缎、湘绣、康茶、景泰蓝、瓷器等，上至达赖喇嘛，下至僧俗六百官吏三百余人，均有赠送。[10]

吴忠信入藏地后，凡遇寺庙，即予布施，在拉萨先在三大寺布施一次，每人藏银三两，并给寺庙布施了茶叶，给各位堪布赠送了绸缎。委托随行官员前往普布觉、日加、才觉林等寺庙一一布施。吴忠信为大昭寺、小昭寺释迦牟尼佛及布达拉宫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灵塔，敬献了红黄蓝三色哈达，点灯烧香；在各寺庙经堂佛像前，都献了哈达，点了酥油灯。[11]

1940年藏历新年初五（2月23日）是传召法会开始的日子，在吴忠信主持下，每一喇嘛发放藏银七两五钱，熬茶二次，放粥一次。计到僧俗二万余人，乞丐六七千人，每人七两五钱。其优厚打破了向来布施记录。还派顾问奚伦代表前往札什伦布寺布施。此次布施之范围既广，每人所得的实惠亦为空前所未有也。[12]吴忠信认为布施使全藏僧俗“咸感中央重视佛教、优待僧民之德意，对汉藏关系之改善实有莫大裨益”。[13]

蒋介石确定的对藏首要政策是政治解决藏事。政治手段需要从收拾人心，培养感情入手。而这又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在财政部多次以资金紧张为由，婉拒拨出巨款支持黄慕松、吴忠信在藏活动时，都是蒋介石亲自批准宽给经费，其目的也是要展现优待藏民厚意，以利改善汉藏关系。在这方面，蒋介石头脑是清醒的。黄慕松、吴忠信效仿前清，布施寺庙和僧侣，在三大寺设立基金用在商业、放贷使用，本金不动，每年将所获得利息用来布施三大寺及两大密院的喇嘛，许多贫困的喇嘛主要靠基金的赈济款为生，这是颇为有效的方法。

（二）中央对锡德寺等寺庙的捐赠

国民政府深知寺庙在西藏政治上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尽力给予适当的捐助。1934年，五世热振活佛出任西藏摄政，亲近中央，反对英国侵略势力，支持蒙藏委员会设立驻藏办事处，国民政府授予其“辅国普化禅师”称号，对其颇有期望。1936年，噶厦代表隆图嘉措为热振寺募捐，国民党中央党部捐给2万元，蒋介石以个人名义捐助5000元。[14]1940年10月，热振活佛亲信彭康噶伦向蒙藏委员会提出，修缮其子出家在江孜的一座古寺，称该寺有70名喇嘛，庙宇倒塌，寺贫僧苦。[15]热振活佛驻锡地锡德寺，是拉萨市四大林。1940年12月，热振活佛派曲达饶吉两名僧人前往内地为锡德寺募捐，请驻藏办事处致电吴忠信协助，蒋介石以个人名义捐助10万元，并给两人旅费各3千元。热振活佛特致电蒋介石称业已集合众僧当中宣布，感激万分。[16]1946年，热振管家呈请修庙费卢比10万盾。[17]

1942年，拉萨著名的密宗院木鹿寺（木如寺）堪布洛桑罗布致信驻藏办事处，称木鹿寺始建于宋代，现今正殿、僧舍倒塌破坏，西藏当局令寺院自己筹资，寺院派5人赴青海、蒙古等地募捐。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电告吴忠信请求给予支持。在蒙藏委员会的相助下，木鹿寺代表在重庆募得法币12万元，用9万元交中国茶叶公司购买砖茶在西藏销售。[18]

1942年，甘丹寺果康村格西、夏巴巧节的管家降纸墨朗及帕热康村僧众因佛堂破坏，僧众生活困窘，派图丹到重庆中央各机构募捐。[19]

1937年，哲蚌寺俱舍眉村正殿破坏不堪，为了救急僧舍，需要紧急筹资200两藏银修僧舍，因普通僧众都系穷苦，无力凑集银两，为避风寒，恳请拉萨驻藏办事处捐赠。僧众决议到南京请中央捐助修缮大殿，恰逢卢沟桥事变发生，未获结果。俱舍眉村只好在拉萨各地募集捐款。1940年1月，再次向蒙藏委员会恳请补助修缮费200秤藏银。1943年10月，行政院批准补助法币10万元。[20]蒙藏委员会设想补助俱舍眉村剩下的余款，可用来在哲蚌寺和拉萨市区建汉僧宿舍，由罗色林扎仓代为管理，后考虑到需款较多，修建困难而放弃。驻藏办事处将10万法币兑换成印度卢比16595盾。1944年5月，驻藏办事处捐助俱舍眉村1万两及彭康噶伦之子主持的寺庙藏银1万两。[21]设立内地旅藏贫民借贷基金1.5万两，余下全部资助留藏学法的汉僧。[22]

历代达赖喇嘛亲临三大寺学经，有莅临色拉寺结扎仓元东康村惯例，其他康村不能迎请。元东康村有僧徒2千人，大殿破损严重。1942年元东康村曾派人赴蒙古募化，归途时在青海遭到抢劫，损失骡马百匹、牛羊9百头，藏银5万两，导致供养僧众基金锐减。1944年12月，元东康村请求蒙藏委员会资助，委员长罗良鉴向行政院报告元东康村地位重要，又是热振活佛学法之处，以蒋介石名义捐助2.5万两藏银。[23]

1947年春季，西藏国大代表为修缮西康甘丹彭措林寺，募化国币500万元。1947年8月，西藏国大代表凯墨扎萨来南京参会期间，进行募捐，蒋介石捐印度卢比1万盾。蒙藏委员会捐助凯墨夫人购置贡唐古庙法器费卢比1万盾。[24]这些寺庙捐助活动，也涉及一些上层人士的切身利益，意在潜移默化信教僧俗的心向中央之情。

历辈班禅活佛都亲近中央，维护汉藏民族团结。九世班禅留寓内地10年之久，护国弘法，利益众生，与国民政府上层多有交往，深受各方僧俗敬重。蒋介石也非常赞许班禅大师爱国护教的精神，高度重视班禅一系在藏传佛教历史和现实中的崇高地位，因此，布施扎什伦布寺也是必不可少的。1943年12月6日，吴忠信致电孔庆宗拨下法币6万元布施扎什伦布寺。[25]孔庆宗与班禅下属王乐阶、恩久佛会商，决定在大殿熬茶煮粥每僧布施3.75两藏银，分别在历辈班禅佛塔及各佛殿点千灯、具千供。[26]1944年4月15日，孔庆宗派遣戴新三科长赴日喀则代表蒋介石主持办理布施扎什伦布寺僧众活动。[27]布施后，戴新三报告驻藏办事处布施款项收支账单，法币6万元折合印度卢比9975盾，每盾折合藏银3.1两，共合计藏银30922.5两，全部发放完毕。[28]扎什伦布寺扎萨喇嘛致函孔庆宗，并赠送蒋介石哈达、铜佛一尊，“祝大中央国泰顺利，国民政府蒋大主席长寿，诸事顺利为祷”。[29]

1945年4月，沈宗濂派遣专员刘桂楠赴扎什伦布寺布施并赐匾额。5月16日，刘桂楠到达扎什伦布寺。17日，参加扎什伦布寺做殿仪式，拜谒班禅佛宝座，献哈达，散后与拉让等重要人员会晤商谈布施事宜。19日，系藏历四月初八，佛诞日，扎什伦布寺大殿正中悬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佛日增辉”的题字匾额，在各殿点灯一百，又以戴季陶名义在九世班禅灵塔前燃百灯。[30]

刘桂楠在来扎什伦布寺途中，就曾致函驻藏办事处主任陈锡璋，称萨迦寺历史悠久，法王地位仍属崇高，但是民初以来不受中央恩惠，汉官未曾亲往萨迦寺拜见扎萨喇嘛。希望驻藏办事处派人至噶厦交涉，请求日喀则宗帮助，给予马牌前往。5月23日，刘桂楠赴萨迦寺，代钧座送黄段1件、黄绸1件、哈达1条、两小法王各送黄绸1件，法王称中央不遗偏远，派员来萨迦布施，衷心感激，愿意战争结束后，至内地一游。全寺400名僧人，每僧人布施3两，熬茶一道，两法王各送礼金50两。[31]僧众欢呼，感德热烈。

二、驻藏办事处布施大昭寺传召法会

传昭大法会是宗喀巴大师于1409年在拉萨创设的祈愿法会。从藏历元月初三或初四起，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众僧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诵经祈祷，讲经辩经，考取拉让巴格西学位。法会期间，政府、信徒都会给僧众发放布施。这是藏传佛教界影响最大、僧俗参加人数最多、最重要的宗教活动之一。故，国民政府也非常重视传召法会。

1941年，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在当年年度计划中提出：“中央照例熬茶布施，每一喇嘛藏银三两，需国币贰万元”，形成“中央派员驻藏、实行历来施主之恩之深刻印象”，以后每年均照例布施，[32]成为定例。目前，国内外著作中没有关于蒙藏委员会布施传召法会的论述。

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有1947年传召法会布施过程的详细记载。布施的时间是1947年藏历新年初八日。组织程序是：驻藏办事处确定传召布施后，首先请噶厦委派一名总管协助办理，按惯例委派一名拉让强佐（管理财务、放债的官员）担任总管经办此事。总管应于藏历新年前择日带书记一二人来办事处筹备商议。此时，驻藏办事处要准备好藏银、哈达、纸张、分装现金的口袋、装现金口袋的箱子2只。拉让强佐来后，按照旧例分配现金，大昭寺分7门，每门金额均相同，需分装7袋，另有1袋为准备金，备各门突然不足时临时补充。其次装纸封，此系供酬谢帮忙的藏官及道贺送礼者，金额及份数均依往例；再次，分派各门人员、每门照例有藏官2人、汉官3人，汉官人手不足时请本地汉商帮忙。现金钱袋均由强佐亲自装封盖印，装箱后仍盖印，待传召日再由彼等当面验用。

之后，驻藏办事处应办的事项：购买放茶用的酥油；请藏官；请汉人帮忙；召集川、回帮保正安排帮助人员，川帮20名，回帮10名；委派承办酥油茶、稀饭、咖喱饭人员；准备当日招待宾客的菜肴，备四桌，每桌八大碗；准备礼堂藏式坐垫及小桌；传召之日，本处职员在7点到处，7点后帮忙者陆续至，汉藏人吃过酥油茶、稀饭早点后，由总管打开现金箱，将各门钱袋分发各门负责人。9点，大昭寺派人来请。此时，陈锡璋主任应带职员二三人前往礼堂坐垫，另派职员二三人前往大昭寺各处转看，余人无事者可在大昭寺顶参观。10点，主任做毕。余人先行会集各本组人员赴各指定门前等候。门开后，僧人陆续出，各门同时散放，2小时许方能毕事。司补充者需巡回各门准备补充。散毕后，各组分别返处，由负责人将钱袋交还总管，剩余钱款由总管当面点清登账。各组交送完毕，即开午餐，招待帮忙人员。受贺散毕返处后，即有陆续献哈达、送礼道贺者。此时，需派人登录，还份金、哈达者也需登记，约1小时完毕。最后向孜、雪代表及各帮忙藏官呈哈达、份金，也需详细登记。帮忙人员散后，即告完成。总管仍留清算当日账目，详账待传召日竣，再择日办理。

最后的杂项事务：赏金付零星请赏者，每年都有多起；赏帮忙川、回人员；清点及归还各项用具；清点收入礼品；总结算。达赖喇嘛及藏王（指摄政王）份金由陈锡璋主任携职员二三人择日亲赴布达拉宫及摄政王府呈送。[33]

驻藏办事处档案记录有布施的人员、账单。

本年传召布施任职人员名单[34]

1947年中央传召布施各项支出账单：7门等份金共76429两；乞丐布施费2630.3两；传召日放茶各项费用4482.3两；达赖喇嘛及摄政份金1874两；致送帮忙藏官及道贺者份金2800两；各项赏金支出1319.4两；购买用品支出1733.3两；招待宾客支出2513.5两，合计93781.8两。

放茶用酥油120克，银2400两；饮茶用酥油5克，银100两；砖茶9甑，银225两；尖细茶13甑；茶中用盐巴5斗，银55两；倒茶人份金1260两，扎喜康色杂用77.3两；转朝佛时用银40两。

达赖喇嘛份金银758两，摄政银108两（此是在殿上呈送藏政府的），私送摄政1008银两。

孜代表是达赖喇嘛方面的代表，雪代表是摄政王方面的代表，擦绒是著名的贵族，孜本、代本、堪仲、学岗等都是四品以上的僧俗官员。李秘书是藏文秘书李国霖，科长是李有义；刘毓珙等人是办事处职员；碧松是拉萨小学校长邢肃芝，张注旺是学法汉僧；江新西、谭熹、颜俊、谭兴沛等人是军统的情报人员；在藏经商、居住的汉人都来帮忙。驻藏办事处非常重视，给孜代表等藏官、藏政府夫役、轿夫、带香人，川、回帮民众、勤务等帮忙人员，及道贺的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甲绒康村等，都有份金赠送。布施传召法会是驻藏办事处一件隆重的工作职责，一直持续到1949年。

西藏远在边陲，英国觊觎西藏，培植亲英分裂分子，对抗中国。除了武力威胁外，英国深知财物厚惠的奥秘，也有意拉拢三大寺。但是，西藏的喇嘛认为白种人是异教徒，不会真正信仰藏传佛教，而清朝大皇帝持续200多年的布施和尊崇，使广大的喇嘛深信与汉人是同种同教的，颇为排斥英国人。黄慕松在西藏了解的情况是英人每次来拉萨都要对三大寺布施，具体效果并不明显。据中央驻藏代表蒋致余1937年5月17日报告蒙藏委员会，锡金行政长官公署每年对藏活动经费10万卢比，其中联络藏内重要官员的礼品费用最多，用于三大寺布施不过千卢比。英国转而将拉拢的对象放在西藏贵族和噶厦官员身上，给予经济贸易的优惠。吴忠信观察英人在藏活动：一为造成西藏在经济上对印度的依存，一为给西藏大量军火。对于一般世家子弟联络尽致，每年必请客送礼一二次，并随时邀约作种种游戏。[35]很多藏官与印度做生意，要求印度政府发给免税执照，进出印度商品可以免税。总计自1936年前后2年间，英方所耗活动经费连同免税在内，逾百万卢比。[36]经商的世家贵族掌握对印贸易特权，从中获得巨额利润。中央政府对西藏贵族也是同等重视，愿意给予经济贸易的优惠。但是这样的机会不多。亲英和自主势力掌握了噶厦政权，阻梗汉藏交通限制了康藏贸易往来及经济活动。而印度输入西藏的货物免税，西藏资金外流，又不得已出口羊毛换取外汇，勉强支持，一旦英人拒绝收羊毛，或不许卢比兑现藏银，西藏财政必破产。印度政府控制了西藏贵族的经济。

三大寺拥护中央，目的是维持宗教，珍惜汉人在藏谋福利事实，思汉之心不忘，愿意恢复汉藏原有之关系，确认中央维护佛教较英国利用佛教好于万倍。[37]西藏僧众“以中央尊重佛教，恢复清代布施旧例，亦皆表示感戴拥护”。驻藏办事处举例说：色拉寺“近年以来，态度顿变，汉人至寺，极表欢迎，其堪布等亦与本处联络至佳”；与汉民毫无纠纷之事，“此不能不归功于吴委员长来藏时之巨大布施，及中央之两年传昭布施也”，“为使三大寺竭诚内向计，传昭布施实有续办之必要”。[38]事实上，三大寺在黄慕松、吴忠信入藏、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寻访等重大政治事件上都发挥了有利的作用，主张和平解决藏事，并反对英国人在拉萨建筑英馆，设立医院、学校等要求，在遏制英国策动噶厦亲英势力搞“西藏独立”方面是有功于国家的。国民政府以寺庙为融洽汉藏情感的中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交通方面的受限局面，借助宗教力量来收获政治实效，是对藏施政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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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关于解决中央与西藏地方及西藏地方与尼泊尔纠纷问题决议致国民政府函件》(1930年3月26日)［Z］，《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6）［Z］，第2519—2520页。

[2] 《文官处为抄送谭云山报告随谢国梁赴藏及返京经过呈文和处理藏事建议致行政院公函》(1931年7月16日)［Z］，《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6），第2535页。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11、22页。

[4] 同上，第69页。

[5] 同上，第29页。

[6] 同上，第28—29页。

[7] “吴忠信撰对藏政策之检讨与意见”(1939年8月4日)，蒙藏委员会档案(一四一)2922，张羽新主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8册［Z］，第147页。

[8] 《吴忠信为拟具入藏任务与组织暨经费意见事致行政院折呈》（1939年8月4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7）［Z］，第2769—2770页。

[9] 《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214—219页。

[10] 同上，第142页。

[11] 夏扎·甘登班久：《忆吴忠信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片段》［A］，《西藏文史资料选辑》（1）［Z］，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64页。

[12] 《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143页，第262页。

[13] 《驻藏办事处卅年度行政计划目录及施行理由与具体办法》(1940年6月25日)［Z］，郭玉琴主编：《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三）［Z］，第430页。

[14] 沈重宇遗稿：《回忆蒋介石重庆行营对西藏问题的研究片断》［A］，《西藏文史资料选辑》（2）［Z］，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563页。

[15] 郭玉琴主编：《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九）［Z］，第477页。

[16] 同上，第471页。

[17] 同上，第485页。

[18] 同上，第500页。

[19] 同上，第508—512页。

[20] 同上，第528—530页。

[21] 同上，第546页。

[22] 同上，第541页。

[23] 郭玉琴主编：《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九），第557页。

[2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一九四七年度西藏地方政治宗教文化设施资料”，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档案(一四一)981。

[25] 郭玉琴主编：《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九），第328页。

[26] 同上，第339页。

[27] 同上，第344页。

[28] 同上，第347页。

[29] 同上，第370页。

[30] 郭玉琴主编：《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九），第388页。

[31] 同上，第402页。

[32] 郭玉琴主编：《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三），第450页，第520页。

[33] 《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九），第435页。

[34] 同上，第430页。

[35] 《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197页。

[3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Z］，全宗号2，共19374卷，第2532号。

[37] 《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71页，第113页。

[38] 郭玉琴主编：《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三），第665页，第666页。

   （作者：张双智摘自：《中国藏学》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