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象雄王国都城琼隆银城今地考 ——兼论象雄文明兴衰的根本原因

发布时间:2018-05-02 05:25:00 | 来源:《中国藏学》2016年第2 期) | 作者:张云 | 责任编辑:闫景真

象雄王国都城今地的问题,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开展和研究的深入,重新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也使争议更加具体。如何利用考古新成果、结合实地调查和文献分析,确定象雄王都遗址仍然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而对象雄文明内涵的挖掘,对偏处一隅的阿里地区产生象雄文明的原因及其走向衰落因素的分析,依然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本文虽有结论,却非定论,旨在切磋交流,以期深化相关研究论题。

一、象雄王国都城今地辨析

象雄王都琼隆银城的所在地问题是研究象雄历史文化的学者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目前学术界还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琼隆银城位于今西藏札达县的曲龙(khyung lung)地方,或者炯隆村;一种观点认为位于今西藏噶尔县门士(mon mtsher)区的卡尔东(mkhar-gdong)遗址。两者虽然分属两县,相距却并不遥远。那么究竟哪个才是藏文史书中经常提到的琼隆银城呢?

位于今天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炯隆乡(曲龙)地方的琼隆银城,其所在“炯隆乡”地处北纬31度04分,东经80度33分,又名曲隆、曲龙、冲龙、穷隆。1989年定今名。藏语含义为大鹏沟,以地形得名,也有解释为凤凰沟的。在阿里地区札达县境东南部,北为噶尔县,东界普兰县,乡驻地炯隆村位于县治托顶村(mtho lding)东南85公里,朗钦藏布(glang chen gtsang po)东岸。旧属达巴宗(mdav vbab rdzong)。1960年扎布让宗(rtsa rangs rdzong)、达巴宗合并成立札达县人民政府,随辖。1961年4月建立达巴区,辖炯隆村,乡人民政府驻炯隆村。

为什么说札达县曲龙的古城堡更可能是象雄古都城琼隆银城呢?主要原因有这几点:

第一,音意相同。作为象雄王国都城的琼隆、穹窿,以及今天札达县的炯隆、曲龙,都是来自同一个藏语词汇“khyung lung”的音译,古今相同,延续未变。就藏文意思来看,“琼”是大鹏鸟之意,“隆”即“地方”、“山沟”,“琼隆”也就是大鹏鸟居住的地方(山沟)。

第二,地貌及自然环境相同。象雄王都“琼隆欧噶”(Khyung lung Dngul mkhar)还是地形地貌的标识。“琼”是大鹏鸟,今天札达县炯隆乡古城遗址,远看就是一个形象逼真的“大鹏鸟”形象,这也得到当地民间说法的充分印证。而“欧噶”则“银色城堡”的意思,这一点同样与该古城的地貌特征相吻合,身临其境,在阳光的照射下,映入眼帘的是城堡宛如银色条带闪闪发光,恰是银色城堡的准确记录。[1]

第三,从古代藏文史料记载来看,松赞干布的妹妹在对吐蕃使者芒宗的歌咏对白中,除了表达对象雄地区的古格人、象雄地区实物和牲畜种类的贫乏有所抱怨之外,也对象雄的都城琼隆银城有所描述。法国学者斯巴尼安(Ariane Spanien)的译文为:我所到达的地区——琼隆,遍布灰尘的堡寨。四周他人异口同声,“从外面看来遍是山崖和沟壑,从内观看来皆是黄金财宝。”城主吾夫已经局促不安,作为谋生之地,难道尚不为大乎?此妇实为一魔。[2]黄布凡等译为:我份内的地盘,一座琼隆银堡(khyung long ni rngul mkhar)。四周人们都说,外观是悬崖峭壁,内看是黄金珍宝。我在悬崖之前的,住地还不美妙吗?——这疏落的灰白色![3]这里译文虽略有差异,但都点出了象雄王都琼隆银城的地貌特征,指出其处在悬崖峭壁,沟壑纵横,外观灰白土色,内藏黄金珍宝。这些文字同样是曲龙琼隆银城古迹地貌的逼真描写。

第四,从自然资源和交通环境来看,对于古代青藏高原地区的城堡选址而言,良好的自然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包括所在地水资源条件和农牧业经济资源条件。琼隆银城则两个兼备,地处喜马拉雅山西段北坡,地势南高北低,最高点乡境南段喜马拉雅山西段无名雪山,海拔6123.6米,最低点乡境北部,索岗绒曲注入朗钦藏布河口处,海拔4376.7米。炯隆乡驻地炯隆村4300米左右。南部边缘为雪山,冰雪融化成河北流,汇流成那佐(nag tsog)、索岗绒曲北流入朗钦藏布,水资源相对充足,可以满足王城的生活需求。今曲龙乡地区以牧业为主,有耕地22公顷,主要农作物有青稞、小麦、油菜籽等,牧业主要饲养牦牛、马、绵羊、山羊。[4]资源较为丰富,至今该乡依然以牧业资源保持较为富裕的生活水平。该城堡遗址处在古代交通相对较好的位置,既不当孔道,又靠近交通要地。从今札达县曲龙即琼隆银城地方,往西北沿着不远可以抵达古象雄的另一座城堡达巴城堡(mdav vbab),以及与之临近古格王国城堡,或者沿着朗钦藏布(glang chen gtsang po,象泉河,印度河最大支流萨特累季河的上源)往北往西方向抵达印度。往北到今阿里地区噶尔县境内,可以沿着森格藏布(seng ge gtsang po,狮泉河,由玛旁雍错流出,在中国境内行进300余公里后进入克什米尔地区,改称印度河)一直往北,既可以进入西域地区,也可以继续沿着河流进入印度。从曲龙往东可以抵达神山冈底斯山(gangs rin po che,冈仁波齐),而往南则可以抵达普兰,再往南则可进入尼泊尔境内。区位优势明显,又免去交通要道的袭扰之忧,保持相对的安全平静,从而得以发展繁荣。

第五,从战略位置和古城规模来看,琼隆银城遗址,背靠耸立的高山,城堡依山而建,靠山一侧毫无安全之忧,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冬季有阳光照射之温暖,而无狂风扫荡之隐忧,具备西藏地方古代城堡的一切主要特征和优势。城堡区房屋均依山开山凿洞形成,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层第展开,规模宏大,契合王城,房内冬暖夏凉,宛如世外玉宇琼楼。

象雄王的名字在藏文文献中有两种写法,即李迷夏(lig myi rhya)和李聂秀(lig snya shur)。学术界对此尚无统一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是一人,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并非一人,或者是不是一人尚未确定。从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资料记载来看,象雄王李迷夏和李聂秀应该是同一个人,都是指被松赞干布灭亡的最后一位象雄王。P.T.1287号赞普传记部分使用的是李迷夏(lig myi rhya),史料提到:赞普松赞干布之时,对如象雄之小邦,一面联姻结好,一面又攻打征战。赞蒙赛玛尔嘎尔(btsan mo sad mar kar)为了国家大政嫁给象雄王李弥夏(李迷夏,lig myi rhya),李因原有秀格妃载婷夏(shud ke za rtsal thing shags),不与赞蒙同寝。赞蒙遂让位秀格妃载婷夏,也不为李弥夏料理内务,不生儿育女,独居一处。松赞干布知道后,觉得这样下去不利于他征服象雄的战略,遂派遣布吉木赞芒宗(spug gyim brtsan mang cung)前往琼隆城(mkhar khyung long)劝慰。结果没有遇到,赞蒙去到玛旁雍错湖(ma pang)去游山玩水赏鱼去了。芒宗(rmang cung)遂前往玛旁雍错湖见到了赞蒙,完成了劝慰的任务,赞蒙也以30颗松耳石相送,暗示兄长,“如敢打李弥夏就拿松耳石,如不敢打,就像女人一样披上牦牛尾巴。”用激将法坚定兄长松赞干布灭亡象雄的决心。最后,吐蕃赞普君臣商议后,出兵灭李弥夏之国。这里提到的象雄王名字是李迷夏(李弥夏),其王城所在是琼隆城。[5]如上文所引,这里的琼隆城就是琼隆银城。但是,敦煌吐蕃文书P.T.1286号小邦邦主邦臣名录(rgyal phran rim byung gi ming)记载,“象雄达尔巴之王为李聂秀,论布为琼布·热桑杰和东罗木玛孜”(zhang zhung dar pa vi rje bo lig snya shur,blon po khung po ra sangs rje dang stong lom ma tse gnyis)[6]这里的象雄王为李聂秀,王城为达尔巴。

以上两者看起来王和王城的名称均不相同,却在敦煌文书P.T.1288号大事记年的记载中将两者关联起来。该文书记载文成公主入藏之后三年(公元644年),“墀松赞赞普(btsan po khri srong rtsan,即松赞干布)之世,灭李聂秀(lig snya shur),将一切象雄部落均收于治下,列为编氓。此后六年(公元650年),墀松赞赞普升暇,与赞蒙文成公主同居三年耳。” [7]公元644年,被松赞干布灭亡的象雄王李迷夏就是李聂秀。其实,如果注意到这两个名字的藏文词汇,可以发现两者本来就是同名的不同写法,lig(李)字完全相同,而snya(聂)字与“myi”(米,弥)字辅音、基字读音完全一致,rhya(夏)字与shur(秀)字,辅音、基字读音完全一致,只有元音不同,不排除是同字的异写,或者只是象雄语方言和古藏语写法的细微差别而已。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李迷夏时期,上面被提到的象雄王国都城有两个:一个是大家熟悉的琼隆银城;另一个则是达巴城堡(dar pa)。根据芒宗前往象雄王都劝慰松赞干布妹妹赞蒙的史料可以确定琼隆银城是象雄的首府,这里离玛旁雍错湖(玛法木)不远。[8]琼隆银城是象雄王国的都城可以确定无疑。那么,怎么看待P.T.1286号小邦邦主邦臣名录中的“象雄达尔巴之王为李聂秀”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达尔巴(dar pa)为象雄的辖区或者城堡之一,也是象雄王的居住地之一,遂有此说。事实上在今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境内有一个达巴乡(mdav vbab)达巴村,在县治托顶村的南偏东29公里处,达巴曲(mdav vbab chu)西岸,此地和曲龙乡一样都在今县治的东南方向。只是这里的达巴是“落箭的地方”,有河流名“达巴曲”。尽管藏文词汇不同,也不排除历史发展过程中词语变化,可能出现音在意转的现象发生?这个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总之,达巴和琼隆银城是象雄王李迷夏或李聂秀时期的两个城堡,琼隆银城确定是王都。达巴城应该是其重要城堡之一,甚至可能是象雄王的诸多居住地之一,不排除陪都王城的可能性。

怎么看待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区的卡尔东遗址的地位呢?考古学界对阿里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2012年6月—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对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卡尔东城址(传说中的象雄都城“穹隆银城”)及故如甲木(gu ru gyam)墓地进行了测绘和试掘。发掘表明故如甲木墓地是一处分布相当密集的象雄时期古墓群(相当于中原汉晋时期),并与象雄都城“琼隆银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9]这些成果对推进古象雄文明研究是十分重要和可贵的。

卡尔东所在的故如甲木(故鲁甲)遗址是否就是大家熟悉的象雄王都琼隆银城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综合早期藏文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来看,故如甲木不排除是象雄王国的重要城堡,甚至曾经是不同时期象雄王国的一个都城或者陪都,但是从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还不能确认是琼隆银城遗址。首先,卡尔东(mkhar-gdong)虽具备城堡的条件,但是不具备“琼隆银城”大鹏鸟的地势形状和银色的地貌特征。 [10]其次,“从门士卡尔东的地理位置来看,三河汇流处,一山独峙,居高临下,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两处遗址虽相隔十几公里,但两者之间的从属关系肯定是存在,即穹窿银城为都城,卡尔东为重要关隘。” [11]从卡尔东遗址中发现为数不少的铁三角、铁甲片、铁箭簇等兵器及装备也印证了这一实地观感。在卡尔东山顶建筑城堡完全要依靠人力,其取材和建筑工程之浩繁是可以想见的,这和西藏其他城堡依山而建、借山掘洞为室的情况迥然不同,作为瞭望和守卫的军事城堡是理想之所,但是作为规模不小的王城则不甚适宜。再就生活而言,孤悬山顶一隅,整个城堡王族和百姓的用水、物资运送和日常生活将十分不便可以想见。如果有外敌困守,不攻自溃,缺乏作为王都的最基本的安全保障条件。第三,“mkhar gdong”(卡尔东)的藏文意思“城堡前面”,其含义十分明确,不管这个城堡是指可能位于故如甲木的小城堡,还是指位于离这里十几公里的象雄王都“琼隆银城”城堡,都是城堡前的一个建筑或者所在,而非城堡本身。

噶尔县门士区的卡尔东遗址和札达县曲龙乡的琼隆银城遗址,虽然属于不同县域管辖,但是相距只有十几公里,事实上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都是象雄王国的重要据点,要考察必须结合起来考察,要研究必须联系起来研究,要保护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保护,而要进行古代文化景点旅游开发,同样需要通盘考虑,一体规划。学者可以探讨古都城是不是象雄故都的是非,却不能把象雄王国的两个相距很近的古城截然分开,甚至割裂和对立起来分析,这是应该持有的求实态度,至于最后的科学结论,还有待于考古发掘的进一步开展,以及文献特别是藏文古文献的发掘和多学科的综合分析研究,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都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必要步骤。

二、象雄王国及其文明兴衰的原因分析

象雄文明为什么会兴起?后来又是如何走向衰落的?原因很值得探究。在我们看来,这两者应该是相互关联的,也就是说,促成象雄文明兴起的因素,其发生变化之后也成为导致象雄文明走向衰落的关键。

象雄王国没有后代特别是晚期藏文苯教文献所说的那么势力强大、无限辽阔、辉煌发达,这些大多是后代构建和想象出来的,缺乏早期藏汉文资料和考古学上的依据,不能不加甄别地拿很晚的苯教文献来勾勒古象雄王国和象雄文明,而必须重视古藏文文书记载(包括金石简牍等),古代汉文资料和其他民族文字资料的相关记载,以及保存在晚期藏文史书中的古代文献的信息(需要考证分析),特别要重视对考古发掘资料及研究成果的吸收利用。

在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前,象雄王国就是当时西藏地区十二小邦之一,以流行苯教闻名。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象雄小邦的历史比较悠久,文明相对辉煌,有过值得骄傲的过去,从而能与逐渐崛起的雅隆悉补野小邦和苏毗小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并留下许多谜底有待探索和进一步揭开。

象雄王国得以兴起,象雄文明能够辉煌有内部外部等多种原因,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其得以兴起,乃至后来衰落的根本原因则是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古代时期繁荣的商业交通贸易经过这里密切关联的。正是与周边地区频繁和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成就了象雄王国的发展,也造就了象雄文明的辉煌。这就是我们重点探讨的一个方面,其他原因暂时从略。

古代时期青藏高原地区繁荣的玉石之路、食盐之路、茶叶之路、丝绸之路、麝香之路、白银之路、苯教传播之路等,均与阿里地区交集,在此助力象雄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通过交流借鉴推动象雄文明的诞生与灿烂。

经过象雄的玉石之路  《册府元龟》记载,吐蕃“其俗重汉缯,而贵瑟瑟,男女用为首饰”。[12]什么是“瑟瑟”呢,《新唐书》高仙芝传记载:“仙芝为人贪,破石,获瑟瑟十余斛。”[13]是瑟瑟为珍贵的玉石宝石。吐蕃“爵位则以宝珠、大瑟瑟、小瑟瑟、大银、小银、大䃋石、小䃋石、大铜、小铜等为告身,以别高下。” [14]玉石在吐蕃的尊贵和重要性可见一斑。吐蕃玉石是从哪里来的呢,晚期藏文史书《汉藏史集》如此记载,吐蕃王朝“朗日伦赞曾征服汉人(rgya)和突厥人(gru gu),将娘氏(nyang)、韦氏(sbas)、农氏(snon)纳入统治之下,据说将十八头骡子驮的玉石运送到吐蕃也是在这一时期”。[15]这里提到了在征服突厥之后吐蕃人获得了玉石的史实。而到吐蕃王朝时期的玉石贩运之路,更印证了这条路的存在。藏文史书记载:“热巴巾王(815—836年)在位期间,从突厥地方运来了十八头骡子驮载的玉石,奉献给国王,在吐蕃,没有比这一批真正的突厥玉石更好的玉石。” [16]足见,这些玉石来自突厥地区,其运送路线经过象雄王国辖区是确定无疑的。

经过象雄的食盐之路  《隋书》记载,“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出䃋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亦数与天竺及党项战争”。[17]位于葱岭之南的这个西女国,学术界尽管还存在争论,但比较倾向性的看法是在今西藏阿里地区,藏文史书《汉藏史集》记载了同样是朗日伦赞时期,在北方修建了托巴城(thod pavi khar),“在回来的路上,将野牛肉驮在马鞍上,因牛肉拖在地上发现了盐湖,在这以前,吐蕃除了很少一点点岩盐以外,没有盐湖,这以后吐蕃就食用羌塘地方的湖盐” [18]。往天竺贩运的也当是藏北羌塘地区的湖盐,其贩运之路必然经过象雄王国地区。

经过象雄的丝绸之路考古学者在阿里地区的发掘表明噶尔县门士区的故如甲木墓地是一处分布相当密集的象雄时期古墓群(相当于中原汉晋时期)。墓葬皆为竖穴石室墓,有的用原木封顶,可能与青藏高原吐蕃时期该类墓葬形制存在一定的承继关系;每个墓葬内都出土大量的马、牛、羊骨骼,反映出在原始宗教的起源地及中心地,杀牲祭祀和动物殉葬习俗的盛行。随葬遗物包括“王侯”铭文禽兽纹丝绸残片及大量素面褐色丝绸残片,马蹄形木梳、长方形木案、木奁、草编器、钻木取火棒、青铜釜、青铜钵、青铜环柄杯、木柄青铜箕、镀金银片、铁矛及其他铁器残块,双耳高领陶罐、陶高足杯和带流杯等。出土的大件青铜器皿、微型黄金面具、中原式铁剑及大量殉葬动物骨骼等,与数年前故如甲木寺僧人所清理出的器物风格一致,显示出与邻近的札达地区、南疆地区、印度北部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存在着广泛的文化联系。其中“王侯”铭文禽兽纹锦为墓葬提供了相对准确的断代。丝绸残片为典型汉地织锦,藏青底上织黄褐色纹饰,自下而上由三组循环纹样构成。最下层为波状纹饰,每个波曲内饰一组对鸟脚踏祥云。波曲间饰以背对的鸟首状纹饰,波曲顶部支撑柱状图案,将中层分隔为数个单元,每个单元内围绕中心的神树对称分布成对的朱雀和白虎,四角对称分布青龙和玄武,四神之间可见汉字“王侯”及其镜像反字。最上层为以神树为对称轴饰以背对而立的虎状有翼神兽,尾部放置一件三足汉式鼎,其旁可见汉字“宜”。同类纹饰和铭文的丝绸发现于尉犁营盘墓地和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年代分别为3—4世纪和公元455年,由此可知卡尔东墓葬的丝绸年代应该约为3—5世纪。而有关学者通过对墓主人骨骼进行加速器质谱计C14测年(AMS),也将其断代为3世纪或4世纪前半,与丝绸图案显示的年代十分吻合。卡尔东墓地的发现证明,早在象雄时期,这里已经存在连接阿里和南疆的通衢捷径。墓葬出土的丝绸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发现的最早的丝绸,对于研究“前吐蕃时期”阿里高原与塔克拉玛干盆地之间的文化互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19]大量器物特别是只有中原地区独有的器物在阿里地区被发现,充分说明了商业贸易在古象雄时期所具有的地位,以及中原地区与该地区贸易的密切程度和所交换的主要物品,无论这些物品是通过西域地区传入的,还是通过别的途径传入的,其来源地则主要是中原地区。丝绸之路的畅通为象雄文明的贡献于此可见一斑。

经过象雄的茶叶之路针对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寺遗址和西安汉阳陵陪葬坑出土的疑似茶叶食物残体,中国科学院地质地球所新生代地质与环境研究室古生态学科组吕厚远研究员与国内外同行合作,开展了系统的植物鉴定和年代学分析工作。通过对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寺和西安汉阳陵考古遗址出土的植物样品开展植硅体、植钙体和生物标志物分析,发现这些考古植物样品中都含有只有茶叶才同时具有的茶叶—植钙体、丰富的茶氨酸和咖啡因等可以相互验证的系统性证据,确认故如甲木和汉阳陵出土的植物遗存都是茶叶。 [20]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出土的茶叶表明,至少在1800年前,茶叶已经被输送到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地区,说明有一条丝绸之路的分支穿越青藏高原。中原茶叶进入西藏阿里地区的路线,两种可能都存在,即中经西藏腹心的拉萨或者藏北牧区被运送到阿里,或者从今新疆南疆地区运入阿里。茶叶贸易是丝绸之路贸易极为重要的一件商品,古代西藏特别是阿里地区不产茶,在这里发现茶叶对于说明该地区商业贸易之路的畅通情况,像发现丝绸一样,非常能说明其与内地之间通过茶叶这个媒介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经过象雄的麝香之路古代西藏地区的麝香十分有名,并通过丝绸之路不同支道进入中亚和西方。如阿吉利·霍拉桑尼在《药物宝库》中提到:“麝生息在秦、契丹、西藏、突厥斯坦、库特康拉以及尼泊尔、巴赫莱治、穆朗、朗普尔这一片广阔地域上相互连接的群山之中,人们从这些山地把麝香带往世界各地。” [21]《世界境域志》记载:“巴达赫尚(Badakhshan),是一个很令人喜爱的国家和商人常去之地。其地有银、金、石榴石、青金石诸矿。其麝香是从吐蕃输入的。” [22]而位于今阿里地区的象雄王国则是吐蕃麝香进入中亚西亚的主要通道,扮演着贸易媒介和交通枢纽的角色。

通过象雄的宗教文化之路晚期藏文史书都记载了象雄苯教的传播路线,《汉藏史集》称:“父王止贡赞普在位之时,由象雄(zhang zhung)和勃律(bru shwa)的本波(bon po)传来了辛吉都本(gshen gyi vdur bon)的教法。王子波德贡甲(布德贡杰,spu de gung rgyal)在位之时,有仲(sgrung)和德乌(ldevu)教法产生,出现了天本波辛波切(gnam bon po gshen po che)。”[23]象雄王国区域内的冈底斯山和玛旁雍错湖被认为是神山圣水,与多种宗教有关联,古象雄教法雍仲苯波教发源于此,佛教以冈底斯山为宇宙中心和圣地。尼泊尔人、印度人则以此山为湿婆的乐园,把玛旁雍错视为圣湖。无论是不同信仰的经商者经过或者定居这里,或者不同宗教信徒朝圣来到这里,都扮演着宗教文化交流者的角色,本身就是文化联系的媒介。

《隋书》裴矩传称当时西域丝路交通:“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等,并随所往,诸处得达。故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24]这里提到从敦煌往西的丝绸之路三条道路,其中包括经过昆仑山北麓的丝绸之路南道,以及通往并穿过象雄王国的道路,即通达东女国(西域女国)、南婆罗门国的道路。

象雄王国在当时周边文化交流中的位置古代时期亚洲中部地区文明发展曾经有过一个辉煌时期,中原地区的汉唐文明、南亚印度河地区文明和古波斯文明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古象雄所在的今阿里地区。象雄王国与这些地区和文明之间均存在交流通道,甚至几大文明之间的交流也通过象雄地区或者波及象雄地区。[25]象雄地区也曾是多民族迁徙活动的地区,广泛分布在今青海湟水流域及新疆南北各地的塞种人(Saka,Sacae,Scythia)南迁就经过这里。大月氏和小月氏也都曾经到过这里,史书称:“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西击大夏(Tokhgra,Tochari)而臣之,都妫水(即今阿姆河,古希腊称Oxus﹐伊朗语称Wakhsu)北为王庭。其余子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26]后来的嚈哒人(滑国,Hephthalite)曾控制塔里木盆地西部,南道直至于阗,北道直至焉耆。曾经南下进攻印度,同样经过象雄王国活动地区。约公元558—567年间,萨珊波斯和当时中亚突厥人联合夹击嚈哒人,瓜分其领土,嚈哒人部众散居于中亚及南亚各地,后渐与各地民族融合。中亚地区由大月氏建立的贵霜王朝(Kushan)和波斯萨珊王朝(Sasanid,226—651年)在强盛时期都与象雄王国地区发生了疏密不同的联系。这种频繁的民族迁徙对象雄的发展产生影响是必然的。在象雄王国存在和发展时期,邻近地区的各个王朝大多是游牧人所建立的,他们共有的特征是以游牧经济为主和十分重视商业贸易,而作为以牧业文明为核心的象雄王国同样如此,其与外界保持商业贸易,沟通有无,促进自身发展是必由之路,也是发展和繁荣之关键所在。象雄地区自身也生产黄金和珍贵的畜产品,不仅担负贸易中介者和沟通者的角色,其特色产品也直接参与到与周边地区四通八达的贸易中去,繁荣商业贸易并获得丰厚利益。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发展,象雄以苯教文明丰富了青藏高原地区文化的内涵,经贸文化与宗教文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看似贫瘠的青藏高原西北部地区造就了一度辉煌的象雄文明。

文化交流局势的变化,丝绸之路的改道影响到位于今阿里地区的象雄王国及其文明走向衰落。一方面这些影响较大的文明古国走向衰落或者进入一个转型期,对包括象雄王国在内的地区的辐射力减弱了。公元553—558年突厥与波斯夹攻并灭亡中亚大国嚈哒;萨珊波斯帝国也在公元7世纪初走向衰落,并在651年被阿拉伯帝国灭亡。这些虽然与象雄王朝没有直接的关系,却恶化了它存在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影响到其对外贸易的开展。另一方面是随着隋唐王朝的统一,贯穿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主干道的畅通,影响到穿越青藏高原西北部地区的丝绸之路的发展。此前吐谷浑占据今甘肃西部南部地区及青海地区、新疆天山南部地区,控制丝绸之路,并使丝绸之路“青海道”繁荣起来,象雄王国所在的阿里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益处。隋炀帝和唐太宗先后用兵吐谷浑,在解除吐谷浑对西部地区的威胁和控制的同时,也使丝绸之路主干道得以畅通,对今阿里地区的支系交通而言利弊兼有,在其周边形势恶化的条件下则弊大于利,有被边缘化的可能。那么依靠丝绸之路贸易得以发展繁荣的象雄文明,也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有力的支撑,失去往日的辉煌。此外,当雅隆悉补野部崛起并建立吐蕃王朝,打通与内地的直接贸易交通,并逐渐强大起来之后,青藏高原地区的交通和贸易格局相应地发生变化,重心向西藏地区腹心地区(即卫藏)转移,位于今天阿里地区的象雄王国的地位与作用相对下降了。加之随后在中亚西亚地区崛起的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伊斯兰教的随之传播,也使象雄地区外部文化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对外交往的空间进一步收缩,这些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该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当然,象雄王国直接面临的厄运则是吐蕃王朝向周边地区的强势扩张,松赞干布采取里应外合的军事打击策略,最终结束了象雄王国辉煌的历史,象雄成为吐蕃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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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书波:《从象雄走来》[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3—64页。有论述称“它是不是象雄故都琼隆银城呢?相信只要身处此地,便不会有人再问这个多余的问题了。这是一种很难形容的直觉,一种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崇拜、敬仰、神秘的强烈感觉,比所有的考古数据更有说服力。”尽管是充满情感的文学语言描述,但是我在2014年12月实地考察了琼隆银城和卡尔东遗址之后,也有同样的感觉。曲龙村当地一位老者很激动地说,这里才是真正的琼隆银城,是大鹏鸟的城堡,特别是站在曲龙沟的另一面看城堡,就是一个大鹏鸟展翅飞翔的形象。次仁加布研究员也认为,琼隆银城位于今札达县曲龙地方,见古格·次仁加布:《阿里文明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

[2] A·麦克唐纳著,耿昇译,王尧校:《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8页。

[3]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Z],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6—227页,第230—231页。

[4]中国地名委员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合编:《西藏自治区地名志》(下卷),第756—757页。

[5]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Z],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57—58页,第167—168页。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6—227页,第230—231页。

[6]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67页,第173页。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4页,第127页。

[7]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2页,第145页。

[8]A·麦克唐纳著,耿昇译,王尧校:《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7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2012年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14年第4期;仝涛:《西藏阿里象雄都城“穹窿银城”附近发现汉晋丝绸》[N],《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3日第4版。

[10]金书波:《从象雄走来》,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4页。

[11]同上,第78页。我们2014年12月对卡尔东的实地考察,也有同样的感受。

[12]王钦若、杨亿编纂:《册府元龟》[Z],卷961外臣部土风三。

[13]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Z],卷135,高仙芝。

[14]王钦若、杨亿编纂:《册府元龟》,卷961外臣部土风三。

[15]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39页;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7页。

[16]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05页;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3页。

[17]魏征等:《隋书》[Z],卷83列传第48,西域·女国。

[18]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40页;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7页。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201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4年第4期;仝涛:《西藏阿里象雄都城“穹窿银城”附近发现汉晋丝绸》,《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3日第4版。金书波:《从象雄走来》,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0页称:经过碳十四测定,故如甲木“铭文锦距今1747+-23年,木头距今1653+-22年,茶叶(木炭)距今2186+-26年。取1747年之说,应为公元264年,即三国时期魏国王国之年”。

[20] 2016年1月7日在线发表Scientific Reports上(Lu H.Y.et al. Earliest tea as evidence for one branch of the Silk Road across the Tibetan Plateau.Scientific Reports,2016,5:18955, DOI:10.1038/srep18955)

[21]王一丹:《波斯、和田与中国的麝香》[J],《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22]佚名著,王治来译注:《世界境域志》[Z],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4页。

[23]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34页;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4页。

[24]魏征等:《隋书》[Z],卷67列传第32裴矩。

[25]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王小甫:《七、八世纪之交吐蕃入西域之路》[A],见田余庆主编:《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C],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4—85页;霍巍:《从考古材料看吐蕃与中亚、西亚的古代交通——兼论西藏西部在佛教传入吐蕃过程中的历史地位》[J],《中国藏学》1995年第4期;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等。

[26] 《汉书·西域传》上[Z]。

(作者:张云   摘自:《中国藏学》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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