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海燕：中国现代藏学的确立与发展——写在西藏社会科学院成立30周年之际

中国藏学源远流长，但真正现代意义上藏学学科的诞生却并不久远，那基本上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情了。但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现代藏学的兴起和发展是世界藏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以匈牙利学者乔玛开创的现代藏学在国外诞生已逾百年。如果说这段时间藏学研究的中心在西方的话，那么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世界藏学研究的中心则悄然发生了改变——逐步向藏学的故乡转移。出现如此变动的原因，正是因为有了中国现代藏学研究力量的注入。在现当代中国，藏学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由西方主导到中国为主、由学术研究到学科建设的伟大转变。而这种转变，正是由新中国专门藏学研究机构和藏学专刊的出现起步。

一、筹建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西藏社会科学院

新中国成立前，西藏及邻省藏区和祖国内地从来没有成立过一家官方创办的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涉足中国藏学研究事业。1947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第一所高等学校——延安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前身）正式成立，其下设立了藏民文化研究室，由牙含章同志负责，编写了《藏族问题研究》等专著。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共产党组建藏学研究机构、领导中国藏学研究事业的开端，为建国后中国现代藏学研究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经验基础。1950年2月28日，中共西藏工委成立政策研究室，任命王其梅兼任研究室主任，吸收一批藏学专家李安宅、于式玉、谢国安、祝维翰等参加，专门调查和研究西藏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状况，先后研究撰写了《西藏各阶层对我军态度之分析》《对各种政策具体实施的初步意见》《进军康藏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等重要成果。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后，西藏哲学社会科学和藏学研究事业开始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西藏的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在政治和经济上、尤其在精神上获得极大解放，为中国藏学研究事业的繁荣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当时，为了更加广泛地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以便制定切合西藏实际的方针政策，各个地区和大部分县都成立了调查研究工作机构，有的叫政研室，有的叫民主改革办公室。这一时期，西藏自治区党委的一些负责同志已经开始筹划建立西藏社会科学的研究园地，但在紧接的十年“文革”中中国现代藏学的确立与发展西藏研究被列为“禁区”、视为“复辟”而滞留于胎中。20世纪70年代末，藏学在国际上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一门显学。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对外科学文化交流的需要，由中国政府主导成立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的条件日益成熟。1978年6月，西藏自治区党委决定筹建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由多杰才旦兼任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筹备组组长（1981年7月改任院长），同时还任命了4名藏族副组长（其中，有3名于1981年7月改任为副院长）。筹备组的主要任务是抓人员、资料、房屋设备几方面的建设，并着手组织研究力量，从事部分学科的研究工作。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79年9月3日，筹备组向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正式提交了关于筹建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指导思想、工作任务、建设规模、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方案设想。1980年1月6日，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正式批复同意筹备组《关于筹建西藏社会科学院的报告》，西藏社会科学院设院办公室、科研规划处、民族历史研究所、宗教哲学研究所、语言文学研究所、藏学资料中心等六个机构。从1981年7月开始，西藏社科院（筹）采取边筹建边开展藏学研究工作的方针，在一些领域逐步开展藏学研究工作。到1983年初，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已基本完成原定规模的组建工作。1983年5月，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任命拉巴平措为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院长，并先后兼任院党委副书记、书记等职。此外，陆续任命了4名副院长、4名顾问及1名名誉院长。从1984年起，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根据形势需要和自身的研究力量，将原有6个处室扩增到8个。到1985年，西藏社会科学院有162人，科研人员109人，其中高级专业职务人员21人，中级专业职务研究人员34人，初级专业职务研究人员42人。经过5年多的筹建，1985年8月5日，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西藏社会科学院从多方面开展藏学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组建的第一个专门的藏学学术研究机构。西藏社会科学院的成立，推动了西藏藏学研究单科学术研究机构的普遍建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西藏各部门陆续建立了许多专业性的学术研究机构，诸如西藏自治区《格萨尔》抢救工作办公室、西藏自治区教育科技委员会民族教育研究所和科技情报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化厅西藏艺术研究所、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藏医天文历算研究所、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西藏藏学科学研究所、拉萨市市志办公室、西藏自治区和拉萨市两级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于1986年11月决定成立，从1987年3月开始筹建，下设办公室、农牧业经济研究室、财政金融研究室、经济信息研究室、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室、社会发展咨询研究室、社会发展咨询研究室等机构，有人员70余名，科研人员50多人。1996年，根据西藏自治区实际工作需要，以原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部分人员为基础，在西藏社会科学院内增设了2个研究所——经济战略研究所、农村经济研究所。为了协调西藏藏学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和联合，1986年8月，西藏自治区还专门成立了西藏藏学学会，以推动西藏藏学工作与国内外的交流合作。

二、建立新中国第一个藏学学术专刊——《西藏研究》

衡量一门学科的发展状况如何，其办报办杂志的多少、所办报刊质量的高低等，均是重要的衡量标志。1949年前，国民政府和民间组织举办的专门的藏事报刊仅有《各地新闻明鉴》《藏文白话报》《班禅驻京办公处月刊》等几种，加上经常刊登藏学文章的报刊比如，解放前主要刊载有关藏学研究类文章的报刊有《康藏先锋》（月刊，1933.9）、《康藏研究》（月刊，1946.1）、《新西康》（月刊，1938.4.1）、《蒙藏月报》（汉、藏、蒙，1929.9）、《边政月刊》（1929）、《蒙藏旬刊》（汉、藏、蒙，1931.9）等。，亦不过百余种。解放初期，1949年前刊登藏学文章的各类期刊几乎全部停刊，主要刊登藏事文章的报刊全部是新创立的，大约有79种之多其中，西藏报刊约7种；青海报纸约19种，杂志约31种；甘肃报纸约8种，杂志约2种；四川报纸约4种，杂志约1种；北京杂志约3种；其他报刊目录（含国外）约4种。

新中国成立及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藏学经历风雨而迎来了春天，开始步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藏学时期。从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国内虽然没有出现刊载藏学文章的专门刊物，但这一时期出版发行的报纸几乎都刊登过与藏学有关的文章，报刊业对中国现代藏学的兴起和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此期间，刊载藏学文章较多的报刊有：《民族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历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文汇报》《新史学通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中国青年报》《中国历史教学》《新华半月刊》《四川日报》《学术月刊》《新观察》《展望》《民族团结》《地理学报》《现代佛学》《西藏日报》等，但是这其中还没有出现一种公开出版的藏学专门刊物。在“文革”末期，《西藏日报》编辑部从1975年12月开始出版不定期的内部刊物《西藏历史研究》，可以算是建国后国内筹建藏学专门刊物之肇始。比如，《西藏研究》1982年第1期就选载了原载于《西藏日报》编辑部编《西藏历史研究》第四期的文章——《举世瞩目的布达拉宫》（邬朝贵），原载《西藏历史研究》第四期，1978年12月，第1—5页。按《西藏历史研究》由《西藏日报》编辑部编，从1975年12月开始出版，一直到《西藏研究》创刊之前，为内部刊物，基本上一年一期，出版月份不定，如第四期为1978年12月，第五期为1979年6月，第六期为1980年4月，第七期为1980年6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藏学冲破挫折与沉寂，再次迎来了春天。这一时期，中国现代藏学的发展亟需创建藏学发展的园地，以弥补解放后藏学专门刊物存在的真空。从1979年至《西藏研究》创刊前，国内先后创办了一批民族学院学报，如《中央民族学院学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等，并已经开始较为集中地刊登与藏学相关的文章，但是这些仍然还算不上是专门的藏学刊物。从1978年6月开始，随着西藏自治区党委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筹建新中国的专门藏学机构——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西藏社科院（筹）于1981年下半年创办了综合性学术季刊《西藏研究》（藏文版于1982年创办），这也是新中国第一个公开出版的藏学学术专刊。《西藏研究》在中国藏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它一方面继承1949年前中国传统藏学时期办刊办报的有益经验；另一方面首开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藏学办刊理念，刺激和推动了中国现代藏学学术刊物的迅速发展。在《西藏研究》创办几年之后，1988年中国国家级的藏学研究机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及其主办的刊物《中国藏学》的创刊，在国内掀起了藏学研究机构和藏学学术刊物的兴办热潮，如《安多研究》《藏语文研究》《西藏艺术研究》等一大批藏学刊物得以创办。仅以西藏自治区而言，当时的一般研究机构均设有信息情报研究部门，它们通过各种学术、工作会议和学术刊物、内部刊物传递信息情报，诸如《西藏研究参考》《西藏研究内参》《藏研简讯》《国外藏学》《藏事纵横》《发展与研究》《信息与资料》《艺研动态》《西藏党史通讯》等。  

三、中国现代藏学学科的基本确立

中国藏学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始终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不可否认，不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只有借助理论，综合成有机整体的知识，才称其为科学知识；实际知识的严整联结才构成了科学。”也正如胡适先生所言：“凡成一种科学的学问，必有一个系统，决不是一些零碎堆砌的知识。”在科学或者一个学科产生之前，人们就已经具有了关于它们周围事物和现象的知识，只不过这些知识是支离破碎和杂乱无章的。传统时期的中国藏学就好比如此。相比之下，中国现代藏学是在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学术概念，是一个由多种元素构成的严密的相互联系的学科系统，反映了中国藏区历史与现实的普遍性和本质性。

中国藏学作为一种单独的学科被提出仅仅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情。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藏学从属于民族学科，研究成果也基本上放置于民族学的研究范畴。当时，国内虽然已有藏学研究机构、藏学的研究和教学，如中央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等的藏语文专业，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设有藏族历史研究室等，但它们与上级单位均属一个整体，还没有成为独立的专门事业机构。改革开放后，以新中国第一个藏学学术专刊——《西藏研究》（1981年）的创刊和西藏社会科学院的成立（1985年）并作为独立的事业机构为起点，标志着中国藏学学科最终从民族学中脱离出来，中国藏学按照国际学科划分的标准得以真正确立。按照国际学科划分的惯例及标准，一个学科的确立必须具备八大标准：1、有独立的理论指导；2、有专门的工作对象和目标；3、有明确的政府管理部门和独立的事业机构；4、有专门的经费来源；5、有专门的专业干部培养教育系列；6、有独立的专业技术职务系列；7、有系列化的专门知识产品和市场；8、有专门的学术团队。参见辛希孟、孟广均：《图书情报工作概论》，北京：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1990年版。

西藏社会科学院的成立，使中国现代藏学学科真正地名副其实：1、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拉巴平措在《关于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筹建工作的情况报告》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搞好西藏学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 2、有独立的专门事业机构。根据《西藏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批复》，西藏社会科学院成为隶属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独立的事业机构。3、根据国家机构事业单位编制，享受西藏地方财政支持，有专门的经费来源；4、专门的研究工作对象。西藏社会科学院成立后的主要工作，“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基础上，从政治、经济、民族、宗教、语言、文学等方面研究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探索、认识西藏社会的发展规律，努力回答西藏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5、有专门的专业干部培养教育系列。“最早筹备组只有几人，现在（1985年）全院已有一百二十人，其中科研及科研辅助人员达到九十人，占全院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在科研和辅助人员中，藏族占百分之七十三以上，先后有二十三人次到内地各院校进修深造。在中央民族学院定向培养的三十名藏族学员，明年（1986年）即可毕业返院，走上科研第一线。” 6、有独立的专业技术职务系列——社科研究系列职称；7、有系列化的专门知识产品和市场，西藏社科院在筹建及成立后，创办面向国内外发行的学术刊物《西藏研究》，编辑出版了一系列藏学文献资料。8、有专门的学术团队。西藏社会科学院成立后，一支以藏族为主体、老中青三结合的科研队伍基本形成。

四、中国藏学学科名称的演变与确立

在近代中国，学界研究藏学首要考虑的是救亡图存、报效祖国的时代问题，但藏学学科理论已经开始萌芽。在清代，专门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下曾专门设立了一个叫“唐古忒学”的机构，主要任务是翻译清朝皇帝颁赐给达赖喇嘛的圣旨，以及西藏地方报送清政府的一应文书。它相当于司级，与理藩院下辖的旗籍司、王会司、典属司、柔远司、徕远司、理刑司同级。在这些司级部门中，柔远司和后来增设的柔远后司，以及唐古忒学都是管理有关西藏及藏区的部门。唐古忒学设立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设教习、助教等职，并在满洲八旗子弟中选派子弟千人前来学习唐古特字义（藏文）。这里提到的“唐古忒学”，与我们现在提到的“西藏学”“藏学”等名称已经很是相似，但它却不是指某种学科，而是当时中央政府处理藏事的一种机构。在清末时期，有学者最早提出了“拉萨学”的概念，这可以算是中国藏学在萌芽时期学科名称的萌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藏学逐步确立并逐渐走向成熟。虽然国外早就使用Tibetology或Tibetan studies来称呼研究藏族及其文化的学问，这与藏文bod-kyi-shes-rigde的称谓也算吻合，但中文“藏学”概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被鲜明地提出。之初，一些论著或刊物常常出现“西藏学”“藏学”一学二名的情况，诸如1979年胡乔木在给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较早提到了“西藏学”的字眼，同时期有学者将国外西藏学研究的文章汉译为“藏学”。也许这是我们知道的最早关于“西藏学”“藏学”称谓的记载。至于出现一学二名的原因，一是由于藏学的研究对象——藏民族及其文化，既分布在我国西藏地区也存在于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四省的部分地区；“藏”既是民族学上藏族的简称又是地理学上“西藏”的简称。“藏”的意义具有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二是由于在英文中形容词Tibetan既表达“西藏的”之意，又具有“藏族人”“藏族（人）的”等意义，所以英文Tibetology或Tibetan studies在汉译中出现了“西藏研究”“西藏学”“藏学”等不同称谓。西藏学、藏学的提出，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的提出，而是学界着手创建一套理论、一个学科的肇始。自此之后，中国藏学研究蔚然成风。

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学人最重正名。为了藏学这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学科名称统一可谓是必然趋势。那么，中国藏学的学科名称是什么时候统一的，又是如何统一的呢？很多学人已在著述中提到这一问题，但却没有给出确切的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们知道，“藏学”（Tibetology）一词首先由乔玛创制，后来汉译又经过“西藏学”和“藏学”一学二名、二者统一于“藏学”的过程。要了解这段正名的过程，我们有必要从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藏学专刊——《西藏研究》的办刊历史去探寻。1981年《西藏研究》的创刊是中国藏学研究繁荣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单从其命名“西藏研究”来看，在创刊之初还没有树立起“藏学”大旗的气概。尽管如此，《西藏研究》从创刊之始就成为了学界关于藏学理论问题探讨的重要园地，创刊号首文是西藏社科院（筹）院长多杰才旦的《西藏学研究刍议》。该文虽然对藏学学科的思考不算深入，但在当时的历史时空下无疑给中国藏学学科的构建打了一剂强心针。《西藏研究》自创刊号（1981年12月）至1985年第4期，其间文章、栏目所涉藏学名称字眼皆用“西藏学”来称谓参阅《关于开展西藏学研究的几点意见》（李有义，1982年第1期）、《喜读〈西藏研究〉创刊号》（云众，1983年第1期）、《〈西藏研究〉征稿征订》（1983年第4期，前内封）、《西藏学研究索引》（杨茂森，1984年第2—3期）、《近年日本西藏学研究和出版管窥》（索文清，1985年第1期）、《〈西藏研究〉创刊三周年编者的话》（1985年第1期，自本期开始设置“西藏学科普园地”专栏）、《台港西藏学研究资料》（1985年第2期）、《〈西藏研究〉征稿启事》（1985年第2期）、《最热烈的祝贺——在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阿沛·阿旺晋美，1985年第4期）、《我们的殷切希望——在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多杰才旦，1985年第4期）、《为开创我院工作的新局面为努力——关于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筹建工作的情况报告》（拉巴平措，1985年第4期）。而自1986年第1期始起皆用“藏学”之称谓参阅《新年祝词》（1986年第1期，前内封）、《藏学学者遍天下拉萨古城迎贵宾》（1986年第1期）、《〈西藏研究〉征收一九八六年订户》（1986年第1期，后内封）、《今年八月将召开拉萨藏学讨论会》（巴旺，1986年第2期）、《热烈祝贺》（1986年第3期，前内封）、《迎接藏学腾飞的盛会——祝贺拉萨藏学讨论会圆满结束》（1986年第4期）、《在拉萨藏学讨论会上的讲话》（丹增，1986年第4期）、《给我国藏学前辈的致敬信》（1986年第4期）、《西藏藏学学会章程》（同上）、《西藏藏学学会组成人员名单》（同上）、《关于适当时机在拉萨召开国际性藏学讨论会的倡议书》（同上）、《团结协作发挥优势为我区藏学事业的繁荣兴旺争做贡献——致全区藏学工作者的倡议书》（同上）等。《西藏研究》自1987年第1期始开办“国外藏学”专栏。。可见，中文“藏学”名称之确立正是在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成立（1985年8月5日）之后。这是我们追踪《西藏研究》的办刊史得出的结果。对此，我们还可找出两点佐证：一是西藏社科院成立前编辑、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藏研究丛刊》书目中《〈西藏研究丛刊〉出版前言》（1982年）及所录相关前言、序言参见《西藏研究》丛刊第一辑各书：《〈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1982年）、《〈西藏宗教源流考〉〈番僧源流考〉合刊》（1982年）、《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汇编》（1985年）、《通鉴吐蕃史料》（1982年）、《〈西招图略〉〈西藏图考〉合刊》（1982年）、《清代藏事辑要（续）》（1983—1984年）等中主要用“西藏学”称谓。二是除西藏社科院（筹）出版文献著述及《西藏研究》所刊文章之外，西藏社科院成立之前学界探讨藏学理论类的文章亦是主要使用“西藏学”称谓，之后则主要使用“藏学”西藏社科院成立（1985年8月5日）之前，诸如《西藏学简介》（许明银，载《中国边政》第86期，1984）等。之后，诸如《中国的藏学研究》（西府，载《瞭望》周刊（海外版）1986年第21期）、《藏学——一门新兴的国际热门学科》（泽旺夺吉，载《历史知识》1986年第1期）、《回顾与展望我国的藏学研究》（多杰才旦，载《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中国藏学之历史与现状》（格桑居冕、王尧，载《留法通讯》1988年第1期）、《藏学研究的历史进程》（吴丰培，载《中国西藏》1989年第2期）、《藏学研究要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服务》（李冀诚，载《民族研究》1989年第5期）、《藏学研究概览》（杜永彬，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1期）、《藏学研究四题》（邓锐龄，载《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等。之所以表述为“主要”，是因为之前已经有少数文章表述为“藏学”，诸如于道泉先生在《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汇编·序言》（1981年）中已经使用“藏学家”“藏学”“藏学研究”的说法。又如《藏学研究与四化建设》（黎宗华，载《青海藏学会论文选辑》1983年）等。。概而言之，中国藏学的名称由“西藏学”“藏学”一学二名混杂使用到统一于“藏学”的转变，基本上是在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成立（1985年8月5日）后得以确立的。自此以降，中文“藏学”名称使用频率急剧升高，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学界至今仍有个别人使用“西藏学”的说法。1986年5月20日，我国建立的国家级藏学研究机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采用了中文“藏学”的学科称谓，“藏学”成为中国藏学学科规范统一的正式名称，中国现代藏学学科最终确立。之后，1986年8月1日召开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藏学学术会议——拉萨藏学讨论会，时间持续8天之久，第一次检阅了中国现代藏学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使中文“藏学”称谓更加深入人心。

五、创建一种全新的藏学研究体系

任何学科的创建和发展都需要形成并完善一套完整的学科体系，中国藏学也是这样。囿于历史的局限性，传统藏学时期人们思考的更多的是救亡图存，对藏学的学科理论问题谈论较少。文国根的《也谈传统藏学的学科体系》讨论的主要是藏族传统文化的“五明之学”的学科体系，与现代藏学关系不大。西藏社会科学院在筹建成立之初，就敏锐地关注到了藏学的学科体系问题，以“逐步创建马列主义的西藏学体系”为己任，从多方面开展藏学研究，开创了中国现代藏学研究事业的新局面。

学术是一种专门的系统活动。如果我们把学术活动看成是一个由内部诸要素组成的系统的话，那么合理配置诸要素并保障其有效运转就显得尤为重要。一般地，某一学科的学术研究活动必然要涉及研究机构、研究人才、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四大要素。作为一个专门学术机构，西藏社会科学院在筹建之初就着力构建一种集机构、人才、出版和资料“四位一体”的建设主干。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藏学界的首要使命是建立藏学研究机构，其次主要任务就是培养藏学科研人员和搜集整理藏学资料。

在建院定位和思想上，西藏社会科学科院建院之初，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从政治、经济、宗教、语言、文学等方面研究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探索和认识西藏社会的发展规律，努力回答西藏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还指出要把工作转移到以科研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抓基础研究的同时，加强应用研究，抓好民族、宗教、经济、南亚等方面的研究。在建院之初，在定位上明确指出，“西藏社会科学院是区党委和政府的参谋部门，要为区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信息和论证”。在人才培养上，尊重并善于培养和发现人才。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社会科学院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指出：“要善于发现人才、并尊重人才、尊重知识，还要大力培养既掌握民族传统文化、又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以藏族为主的科研队伍。为了发展西藏的社会科学事业，我们不仅要培养一批年轻的科研人员，还要充分注意发挥藏族老学者的作用……”在队伍建设上，1982年西藏社会科学院招收30名藏族中学毕业生，专门送到中央民族学院藏学专业定向培养，1986年毕业后分配到院属各个研究部门。当时，院内还开办藏语文、英语等培训班，对在职人员以业余学习和脱产学习等形式进行培训。根据专业需要，西藏社会科学院在发展中将部分中青年学者选送到国外高校进修学习，培养和造就了大量藏学专门人才。建院30年来，西藏社会科学院稳步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基本形成了一支以藏族为主体、老中青三结合的科研人才队伍。

在图书资料建设方面，西藏社科院着力把自己建设成为“西藏学的资料中心和情报信息中心”，在筹建中成立院属藏文古籍出版社和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专门组织收集、整理、编辑和出版藏汉文古籍文献。藏文古籍出版工作由时任西藏社会科学院顾问、研究员恰白·次旦平措主持，到1987年底收集约200部、数千万字，其中不少属于珍本、孤本和善本，有的还是手抄本。已经整理出版的有《朗氏家族》《历算论典月轮》《三律仪论说自注》《诗镜注释妙音戏海》《弟吴宗教源流》《因明学汇集》《显密经库正文及其要义》《娘氏宗教源流》《世界广论及总论》《佛历年鉴及五明论略述》《嘎列文法释难》《西藏历代法规选编》等。汉文藏学文献的整理与出版，由西藏社会科学院顾问、编审陈家琎主持，收集大量珍贵藏学汉文文献资料，其中有从未付梓刊行、频于失传的孤本和善本，还有典章文牍、金石文字、实录方略等200余种。陆续编纂《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西藏藏学汉文文献汇编》和《西藏学汉文文献别籍》三部丛书，诸如《通鉴吐蕃史料》《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驻藏大臣传略》《西藏奏疏》《平定金川方略》《廓尔喀纪略》《清代喇嘛教碑文》等，共出版30多万册，受到国内外藏学工作者的重视和欢迎。

结语

西藏社会科学院是中国现代藏学确立与发展的重要节点。以建国后第一个藏学专刊——《西藏研究》（1981年）的创刊和西藏社会科学院成立（1985年）并作为独立的事业机构为标志，中国藏学学科最终从民族学之中脱离而出，按照国际学科划分的标准中国藏学得以真正确立。西藏社会科学院的成立，及其在人才队伍建设、资料搜集编纂、专门出版机构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为后来中国现代藏学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基本经验和借鉴。之后，中国藏学由“西藏学”转向“藏学”，促进中国现代藏学不断走向专业化、规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之路。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既是对中国现代藏学确立与发展的某种探讨，也是对西藏社会科学院成立30周年的一种纪念！季羡林、任继愈等老一辈学者早就指出：“在东方学领域，21世纪将是藏学的世纪。”在中国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也祝愿中国现代藏学不断走向繁荣发展、走向世界学术的最高殿堂！

（作者：阴海燕  摘自：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