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语文研究的新起点 ——写在“第50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之后

2017年11月26—28日，“第50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承办。这是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第8次在我国举办。

汉藏语系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印度、尼泊尔、不丹、孟加拉等亚洲国家，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文化资源。深入开展汉藏语言研究有益于亚洲各国文化之间的互相交流和借鉴，促进地区文化繁荣。中国是汉藏语的故乡，中国已将“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作为语言文字工作的总方针，该方针为科学保护、繁荣和发展中国汉藏语言研究指明了方向。本文拟从6个方面介绍本次会议特点和会议主要议题。

一、大会主旨发言与专题分会场相结合

本次会议采取了大会主旨发言与分会场相结合的办会模式。会议特邀了9位国际知名学者作主旨发言，这些学者专注于汉藏语言研究多年，学术积累丰厚，他们通过丰富的语言学事实和严谨的论证，为会议带来最新学术创见，以飨与会学人。

马提索夫教授的《咱们的ICSTLL:通史和未来前景》（James A.Matisoff:General History and Future Prospects for our ICSTLL's）回顾了“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的历程，并对未来会议的发展提出期许。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孙宏开研究员的《有关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问题的讨论》报告认为，构拟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实质问题是如何认识原始汉藏语言的音节结构和构拟同源词的语音形式，并提出了区分汉藏语系语言前缀与复辅音前置辅音的8条原则。台湾“中研院”李壬癸院士的《南岛语的数词系统》（Paul Jenkuei Li: Austronesian Numeral Systems）发言认为，南岛语言数词发达，自成系统，其运行规则与构词、句法都有密切关联。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丹青研究员的《汉藏语言音节显赫的词汇语法表征》以其所倡导的语言库藏类型学的“显赫范畴”概念来分析汉藏语言表征。音节显赫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汉藏语言中，对语言的类型特点产生了深刻影响，其功能扩展到词汇、语法乃至修辞、文学等各个方面。中央民族大学戴庆厦教授在《论“分析性语言”研究眼光》的发言中认为，中国“分析性语言”数量多于“非分析性语言”，需要总结相应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用分析性语言的研究眼光揭示汉藏语言的特点。报告指出了汉藏语系语言作为分析性语言的诸多特征，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郑张尚芳研究员的《复声母单化、元音推移、附尾转换在汉语演变及兄弟语分异上的作用》报告指出，复声母、长短元音、再后附尾等是上古汉语中曾经存在的有特殊地位的语音结构和成分，在汉语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切韵音系中这些结构和成分已不存在。在上古汉语新拟音里恢复它们的地位，有利于说明汉语的语音演变和同语系语言的分异及其他相关问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罗仁地教授的报告《论“词族”概念及其在汉藏语研究中的作用》（Randy J. LaPolla: On the Concept of Word Families and its Use in SinoTibet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探讨了“词族”概念应用于汉藏语言研究的历史和具体用法，藉以说明“词族”概念对于汉藏语言研究发展的重要性。复旦大学潘悟云教授的《上古汉语的复杂辅音与复辅音声母》一文认为上古汉语中存在复杂辅音声母，也存在复辅音声母。台湾“中研院”语言研究所孙天心研究员《云林寺尔玛语的受影响者动词标记》（Jackson T.-S. Sun and Jonathan P. Evans: Verbal Affection Marking in Yunlinsi Rma）一文指出，四川云林寺村羌语（Rma）以形态手段标记事件的非涉事受影响者，文章分析了动词受影响者标记系统及其类型学特点，并指出对这一标记系统的研究可能有助于厘清羌语方言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大会主旨报告后，与会学者进入分会场。本次会议共设6个分会场，与会学者在各自专题分组中充分发言讨论，体现了当前汉藏语言研究的多样性，以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二、聚焦汉藏语、深化专题研究

本次会议聚焦汉藏语系语言研究。6个分会场的专题讨论，按照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将与会论文分为历史语言学、类型学、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形态学、语法化、句型、文献语言学、实验语音学、韵律与音变等组别，论文内容涉及汉藏语言的历史比较、共时描写、形态类型、古文字文献、语言生态、汉藏语大数据建设、汉藏语与周边语言关系、语言翻译及应用等领域。限于篇幅，本文重点介绍与藏语文研究密切关联的几个专题。

1、语言描写研究是汉藏语研究的基础语言描写涉及语音、词汇、语法及形态句法等领域。会议发言中，邵明园的《古藏文终动词○的形态句法》谈到，藏语传统文法的终助词○的形态句法功能及其演化过程，对藏语历史语法研究具有重要影响，它的功能和消亡过程，与藏语示证范畴从无到有的产生紧密相关。终助词○和示证范畴的关系，至今未受到学界足够重视。汪岚在《德钦藏语的示证范畴》一文中提出，德钦藏语的示证范畴可分为向自我、叙实、感知、引述/传闻、推断、新异6类，其中感知又有亲见与非亲见之分。示证标记可组合共现，示证范畴与体范畴间交互影响。具有示证功能的助动词多来源于运动动词、感知动词、言说动词等实义动词以及部分系动词。青措、王双成的《藏语的相互结构》一文认为，相互结构是同一个事件中两个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将参与者A和参与者B之间相互作用关系表现为R的话，相互结构即是ARB、BRA的关系。文章研究藏语不同方言中相互结构的表现方式及功能上的差异，并将共时考察的结论和历时调查的结果进行参照。

与藏语关系密切的嘉绒语组语言霍尔语（也有学者称为道孚语）、木雅语、扎巴语、吕苏语、贵琼语等藏族使用的语言在本次会议也多有涉及。田阡子、孙天心的《格西霍尔语名物化构造的特征》一文以道孚县格西乡坭塆村口语（简称“格西话”）为例，系统分析了中部霍尔语名物化的形态句法特征。高扬的《木雅语动词的趋向前缀》一文认为木雅语共有7个趋向前缀，每个趋向前缀存在多个不同的表层形态，这些表层形态均是从同一种底层形态演变而来的。黄阳的《扎巴语的致使结构》一文认为扎巴语和其他语言类似，具有词汇型致使，致使式多是屈折型结构，致使动词主要有三类来源：“做义”动词，“允让义”动词，“言说义”动词。不同致使动词所构成的致使结构在语义和情态上存在细微差别。文章讨论了扎巴语致使式的类型、形态标记、语义表达和语用特征等性质。尹蔚彬等人的《基于自然口语语料的吕苏语名物化研究》一文以四川省冕宁县藏族乡拉姑萨村的吕苏语为研究对象，讨论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手段及其功能。张四红的《尔苏语的空间认知系统》一文以莱文森（Levinson 2003）的空间范畴关系为基本理论框架，参照黄成龙（2015）对羌语空间系统的研究，对尔苏语空间认知系统进行了梳理。

2、历史比较研究是汉藏语研究的传统  历史比较研究一直是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的传统与重点。相关的研究成果中，王敬骝、王育弘的《藏语khrun“分际、界限”一字在汉语中的同源字》一文以汉语为融合语假设为前提，认为古藏语是一种黏合语。当黏着型的古藏字融入汉语时，其黏着的成分可以一层层离析。以古藏字khrun“分际、界限”为例，其音首辅音群的辅音、（-m-，mkh→）、kh、r，可以分别与韵母un相切，成为4组分析型的汉字：un“限”、un“垠”、khun“^止_木”、run“橉”。从上述4组汉字与古藏语字义的一致性以及黏着型藏字离析为分析型汉字语音演变的严谨性来看，可以断定它们是同源字。赵云、王育珊的《藏语汉语“网罟”同源》一文，讨论了“网罟”一词涉及的几组藏汉同源词。江荻的《藏缅语谱系的自动分类实验》一文介绍了近50年来国际语言学界关于藏缅语分类的主要观点，认为历史比较法是经典谱系分类方法，成效卓然，却也存在确定同源词不易等不足之处。该文以195种藏缅语言或方言为实验对象，自动分类得到10个语支和2个系属待定的语言，测试结果与已获公认的传统藏缅语分类基本一致。李长兴的《汉藏语史的亚特兰提斯之谜：观察同源词与借词的鉴别》一文，从语言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尝试结合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古生物学、植物学等多个学科，整合相关数据，推论操原始汉藏语的族群集团的生活地域、历史时期、族群起源与扩散的历史过程，观察如何鉴别同源词与借词。

文献也是汉藏语历史比较研究的重点。施向东教授的《故宫清抄本〈西番译语〉藏汉对音译例研究》一文，对故宫清抄本的《西番译语》的藏汉对音的条例、用字、译音进行穷尽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藏汉两者的语音特点进行剖析，并对故宫清抄本《西番译语》的性质作出初步推断。王振的《〈嘉绒译语〉藏文注音材料的初步考察》一文，认为清代《嘉绒译语》中藏文字母的主要功能是记录嘉绒语音，作为注音材料的藏文有其客观的藏语音系基础，通过“藏—汉—嘉绒”之间的对音关系，可总结译语藏文音系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与安多话最为接近，译语藏文音系的基础方言有可能是近300年前的安多话，这对研究译语记录的嘉绒语音和藏语历史语音均有重要价值。

3、大数据建设、实验语音学、类型学等是汉藏语研究的新生长点  基于实地田野调查的语言描写与历史比较研究是早期汉藏语研究的特点。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语料采集技术与数据存储的数字化、规范化和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加之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开展，田野调查人力物力的更多投入，大规模语料库的建立成为可能。基于现代技术的语料收集、存储、标注、分析和语料库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展的相关研究是未来汉藏语研究的新特点，也是语言研究新的生长点。

陈荣泽的《汉藏语的清化鼻音》一文对汉藏语系清化鼻音的分布、特点及形成进行了讨论。燕海雄的《汉藏语言高元音的类型与共性》一文认为，高元音在中国境内汉藏语言音系中的分布具有类型学意义。李子鹤、郑靖垚的《玛丽玛萨话和塔城藏语的区域特征：兼论判定语言区域的标准》一文认为，玛丽玛萨话和塔城藏语的通行区域高度重合，已经形成了一个小的语言区域。陆天桥的《汉藏语系语言指示词的类型学初探》主要以汉语的“这”“那”等指示词作为切入点，论证汉藏语系语言指示词代词和指示限定词的句法互补分布情况。彭茹的《藏缅语“十”以下基数词的类型学特征》则通过藏缅语的内外比较，揭示了藏缅语“十”以下基数词的4个类型学特征。

运用计算机技术对藏语的语音、韵律等进行研究是近年来学界的热点。其中，王文玲的《基于藏语方言计算机处理平台康方言德格话方言声韵调提取》一文，运用藏语方言计算机处理平台对康方言德格话声韵调提取作个案分析，借助系统实现的方言声韵调提取的功能，对该方言数据进行系统分析。武波、龙从军、江荻等《藏语拉萨话双音节词的轻重韵律模式研究》一文，通过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研究藏语拉萨话双音节词，指出藏语拉萨话是以轻重（LH）型为主要韵律模式的语言，但同时有大量HL重轻型韵律模式存在。从词类的角度来看，HL重轻型在派生词中出现比例最高，其次是复合词，最少的是联绵词。

三、首次将周边语言研究纳入会议研究议题

汉藏语研究要深入发展，开拓研究思路是一个关键因素，建立全方位、多视角的多元化研究格局显得尤为重要。汉藏语言与周边语言的关系，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特殊与普通的关系，彼此之间有着本质与规律上的共通。运用系统化思维，将汉藏语言与周边语言研究通盘考虑，无疑会对深化汉藏语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作为语言学研究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将周边语言纳入会议议题，这是“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发展历史上的突破。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法国、瑞典、印度尼西亚、泰国，中国内地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近200位学者以及在读研究生参加了本次会议，与会专家人数创历史新高。会议共收到128篇专题论文，就汉藏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阿尔泰语系等周边语言的重点、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本次大会所收会议论文，南亚语系语言研究的论文有3篇，阿尔泰语系语言研究的论文有9篇。周边语言研究的加盟，丰富了汉藏语研究的视角，增加了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的参照，对藏语文研究的深入发展十分有益。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不仅促进了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同时也促进了周边语言的研究。

四、与国际学界充分接轨、彰显我国学者在汉藏语学界的话语权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相应地，汉藏语研究领域的对外合作交流也在不断增强，为适应这一需要，中国学者日渐注重外语能力与对外交流，促进了自身与国外学界在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相互交流与传播。会议的举办遵循国际惯例，工作语言为汉语和英语。会议手册的制定和时间表的安排一律是中英文对照，便于国际学者与会交流。令人欣喜的是，很多青年学者提交了英汉双语的论文或者论文提要。大会发言时，英汉双语的PPT也比较多。同时，我国学界的学术成果被更多的中外学者引用和宣传，凸显我国学界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民族网》《光明日报》，光明网、中国社会科学网等媒体和网站纷纷刊载本次会议报道。

五、首次创立优秀学生论文奖项、鼓励学界新人成长

创新是一切学术研究的本质和生命力所在，汉藏语研究也不例外。青年学者是汉藏语研究事业的未来，汉藏语研究要有一个光明前景，必须注重青年人才的吸引和培养。有鉴于此，本次会议特设了“第50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研究生优秀论文奖。本届会议参会研究生共提交论文16篇，其中不少论文在理论、方法和材料方面都有新意，经会议专家评审，泰国玛希隆大学博士生韩江华的《汉语新谷语的语义结构：概念融合与框架转换》、台湾师范大学博士生李长兴的《汉藏语史的亚特兰提斯之谜：观察同源词和借词的鉴别》、南开大学博士生王振的《〈嘉绒译语〉藏文注音材料的初步考察》、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黄舒娜的《巴马壮语的疑问句》等4篇论文获得“第50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研究生优秀论文奖。

六、我国举办“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的历程及意义

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创立于1968年，首次国际会议在美国耶鲁大学召开，此后每年一届，迄今已成功举办了49届学术会议。第15届国际汉藏语会议1982年首次由我国北京大学主办，截至目前我国已成功举办了8届会议。此次会议恰逢“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五十华诞，其在我国成功举办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汉藏语系的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中国学者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人文优势和责任。中国学者当仁不让地要在汉藏语系语言研究中作出更大成绩，在国际汉藏语研究领域不断增强影响力，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50年的学术征程，伴随着国际语言学的发展以及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进步，汉藏语研究、藏语文研究也在朝着越来越繁荣的方向发展。藏语作为汉藏语系里最重要的语言，也该借着“第50届国际汉藏语暨语言学会议”的东风，日益发展和繁荣，希望学界同仁更加努力，为藏语文的发展和繁荣贡献力量,共同开启藏语文研究的新时代。

［作者简介］尹蔚彬，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来源《中国藏学》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