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希贵：蒙古族藏文诗学体系的内涵和特征

前言

蒙古族藏文诗学，是蒙古族诗学乃至蒙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属于藏学的范围。印度古典诗学名著《诗镜论》和萨迦班智达名著《智者入门》等传入蒙古地区之后，不仅丰富了蒙古族文学创作手法，也促进了蒙古族诗学的发展。早在14世纪，蒙古族著名诗人学者搠思吉斡节儿采用“以诗论诗”的文学批评方法阐释佛学理论，并利用《诗镜论》的修辞技巧和方法创作诗歌，尤其在17～20世纪初的三百年间，蒙古族高僧纷纷奔赴西藏、青海等地或在本地佛教寺庙学习藏传佛教文化，同时用藏文创作了包括大小五明在内的卷帙浩繁的著作，其中有关《诗镜论》的理论性著作和例诗以及“讲经、辩论、著作”三德理论中的诗学理论，构成了蒙古族藏文诗学体系的核心。在诗歌、信函、闻法录、序跋诗、镶嵌诗、阐释性著作、传记文学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也丰富了蒙古族藏文诗学体系。虽然蒙古族高僧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著述里也包含一些零散的诗学观点，但真正形成体系的纯理论文本是由藏文创作的，这是蒙古族诗学和文化的显著特点。

一、蒙古族藏文诗学的来源

蒙古族诗学是不断地从其他兄弟民族学习吸收中发展的，如蒙古族著名诗学理论家哈斯宝就是受明清汉文小说批评的影响，创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文艺批评理论和诗学体系。蒙古族高僧学者也在研究和阐释印、藏诗学理论过程中创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那么，蒙古族藏文诗学体系的具体理论来源是什么呢？以前的研究主要强调印度诗学著作《诗镜论》对蒙古族诗学产生的影响，藏族学者对蒙古族诗学影响方面阐述的较少，也没有明确指出过蒙古族藏文诗学体系的理论来源是印度《诗镜论》的诗学体系、藏族高僧学者诗镜理论体系及“讲经•辩论•著作”三德理论。

1.古印度诗学理论家檀丁《诗镜论》，为蒙古族学者提供了崭新的成体系的文学理论。蒙古人在接受《诗镜论》之前没有自己的系统诗学理论，自从通过藏族学者学习研究《诗镜论》之后才开始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作。也就是说，随着佛教在藏蒙地区的发展，被称为印、藏小五明之一的《诗镜论》先被翻译为藏文，再传到蒙古地区。

《诗镜论》是古代印度诗学理论的总结，是一部“揭示世界一切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中普遍存在的一些规律”[1](p.66)和“开辟文艺美学心理的最普遍典型的法则》[1]（p.67）的诗学理论著作。关于这部著作，学者们有的说是一部造诗的册子，有的认为是庄严论或修饰论，有的纳入风格论范畴论述。这些观点虽然都很合理，但均未涵盖檀丁理论的全部内涵。因为《诗镜论》是合形体、庄严、诗病理论为一体的系统性理论，涉及文学的本质、描写的内容、文学功能、文学语言、表达方法、文学种类和题材、作家素质、文学风格、流派、文学的德与过、文学修辞法、文学审美等多方面的问题。从现代文学理论角度来说，这个理论体系包含文学本质论、作品论、创作论、批评论等。蒙古族高僧学者学习接受这个理论体系，用藏文创作相关《诗镜论》阐释著作和例诗，丰富和发展了诗镜理论体系。因此，可以说檀丁《诗镜论》是蒙古族藏文诗学体系的主要理论来源。

2.藏族高僧学者创作的关于《诗镜论》的理论性著作和“讲经•辩论•著作”三德理论是蒙古族藏文诗学的另一个重要来源。首先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的《智者入门》不仅成为藏族诗学的开端，也成为蒙古族高僧学习研究的重要理论著作，成为蒙古族高僧藏文诗学理论体系的理论来源。该著作中翻译了诗镜论的部分内容，对部分理论范畴进行了解释。如从意义三十五种修饰（庄严）中选择8种修饰进行阐述，并翻译相应的例诗，即：直叙自性、譬喻修饰法、形象化修饰法、点晴修饰法、否定修饰法、叙因修饰法、翻案修饰法、存在修饰法。《智者入门》形成了“以作者的基本素质和创作规则、创作的语言基础、诗歌九种形态、关于《诗镜论》的一些创新性观点（包括诗病、诗镜形体、风格理论等）、庄严论、讲经和辩论理论中蕴含的思想思想等为内容的诗学体系”[2]（p.1）。蒙古高僧松巴堪布•益西班觉、阿拉善拉然巴•阿旺丹达、雄勒巴•索南嘉措都受到萨迦班智达“讲经•辩论•著作”理论影响，撰写了这方面的著作。

其次藏族早期诗镜论解释著作，如仁蚌巴•阿旺吉扎《诗疏•无畏狮子吼》、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的《诗镜释难•妙音欢歌》、米旁•格列朗杰《诗镜入门教言•檀丁庄严论》、拉嘉衮•洛桑丹毕却陪《庄严经典“诗镜论”释难•如意树》等对蒙古高僧产生影响，尤其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的《诗镜释难•妙音欢歌》成为蒙古地区“诗镜论”学科必修课，对蒙古地区的诗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喀尔喀堪钦•嘉央嘎布在诗学著作《诗镜正文和释文内容俱全•梵天妙歌》中大量引用仁蚌巴•阿旺吉扎、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拉嘉衮•洛桑丹毕却陪、阿嘉永增•洛桑顿珠等的诗学著作观点，并进行比较分析，提出自己观点。热津巴•阿旺图丹的诗学著作也大量引用仁蚌巴•阿旺吉扎、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米旁•格列朗杰等的《诗镜论》解释著作，通过综合分析之后提出自己创造性的观点。

藏族学者对《诗镜论》做出的贡献是提出诗镜“命论”，把檀丁诗镜形体、庄严、病论发展为诗镜生命、形体、庄严、诗病为一体的理论体系。蒙古族高僧学者也继承这个诗镜生命、形体、庄严、诗病为一体的理论体系，也提出自己创造性的理论观点。

二、蒙古族藏文诗学的形成

蒙古族藏文诗学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就是蒙古高僧撰写的关于《诗镜论》的理论性著作。17世纪到20世纪期间的蒙古高僧学者用藏文撰写的关于《诗镜论》的理论著作和例诗及创作论等，显示了蒙古族藏文诗学的成熟和理论高度。这期间，写《诗镜论》例诗和运用《诗镜论》的写作方法创作的高僧多达几百人，还涌现出了扎雅班智达•洛桑赤列、松巴堪布•益西班觉、察哈尔格西•洛桑楚臣、阿拉善拉然巴•阿旺丹达拉、热津巴•阿旺图丹、堪钦堪布•扎央嘎布、喀尔喀噶珠•洛桑达喜、雄勒巴•索南嘉措、夏马尔•根敦丹津嘉措等诗学理论家。这些理论家以各自的诗学理论丰富和发展了蒙古族藏文诗学理论。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扎雅班智达•洛桑赤列（1642-1715）是最早对“诗镜论”进行理论探讨的蒙古族高僧，其《闻法录》第一函探讨五明学科时，探讨了“诗镜论”的形成与发展问题。他还撰写了《诗镜三十五种意义修饰举例•梵天公主（妙音天女）妙歌》一书，开创了创作“诗镜论”例诗的先例。

松巴堪布•益西班觉（1704-1788）于1736年33岁时写成诗学著作《诗镜所讲修饰法之例举论述•星宿妙鬘和异名简要•如意宝坠》（46叶），是蒙古族最早的诗学著作。该著作诞生时，用汉文创作的蒙古族著名诗学家法式善还未诞生，一百年后大文豪尹湛纳希才诞生，与著名文艺理论家哈斯宝诞生日期比较，也最起码早五、六十年。这表明，蒙古族高僧藏文诗学理论是蒙古族诗学发展中最早的。

松巴堪布•益西班觉《修辞法简要•诗镜入门》（5叶）、察哈尔格西•洛桑楚臣的《义庄严论》、《音庄严论》（16叶）、大库伦热津巴•阿旺图丹《诗镜备忘录》（177叶）、《诗镜之形体及修饰之相和区别举例论记录作品》（40叶）、堪钦•嘉央嘎布的《诗镜正文和释文内容俱全•梵天妙歌》（282叶）、噶珠•洛桑扎西的《〈妙音欢歌〉注疏•诗镜入门》（26叶）等著作，对古印度檀丁的《诗镜论》进行系统研究，对每个主要理论范畴或概念进行阐释，并提出自己创造性观点，丰富和发展了《诗镜论》理论体系。另外热津巴•阿旺图丹《至尊上师宗喀巴所著修辞完美诗例修心篇科判》（6叶）、土观•阿旺却吉嘉措《诗镜论主要意义修辞法之阐明》（6叶）、固什•洛桑泽培《上师本尊最胜怖畏金刚前由七清净与难作体修饰法、叠字修饰法而作之部分赞颂等》（22叶）里录入的《由形象化修饰法赞颂文殊妙音之颂》、《论叙因修饰法》、《论点睛修饰法》等三篇短文、夏玛尔•根敦丹津嘉措《诗镜论里各庄严之断疑补充》（37叶）、《声庄严（叠字修饰法）等之阐释札记》等著作对诗镜论中常用的某一重点修饰法及其修饰法之间内部关联进行阐释，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诗镜论例举的著作中包含一些文论观点,也丰富了蒙古族藏文诗学理论体系。阿拉善拉然巴•阿旺丹达《诗镜三品之引喻•智者项饰明点美鬘》（34叶）、《依譬喻修饰法作上师赞•功德海之流出之信泉》（4叶）、《依诗镜第二品中相应字音作上师赞•引出加持之雅音之乐》（9叶）、热津巴•阿旺图丹《依诗镜三十五种意义修饰法作至尊胜救度母赞•引出吉祥新喜宴之杜鹃雅音》（8叶）、土观•阿旺却吉嘉措《诗镜三十五种意义修饰法例诗》（28叶）、固什•洛桑泽培《上师本尊最胜怖畏金刚前由七清净与难作体修饰法、叠字修饰法而作之部分赞颂等》（22叶）里的例诗，色朵•洛桑楚臣嘉措《诸佛智慧之自体至尊文殊前由意义三十五种修饰之门而作之赞颂•无畏智慧之音》（23叶）、阿嘉•洛桑丹毕坚赞《诗镜第二品三十五种意义修饰法举例•智者之王檀丁书札》（14叶）、夏玛尔班智达•根敦丹津嘉措《诗镜论各种修饰法之举例•嘉言甘露之功德》（39页）等对《诗镜论》各种修饰法和“除病”说法撰写例诗，以解释诗镜理论。

有关“讲经、辩论、著作”三功德理论之作，是蒙古族藏文创作论的主要组成部分。松巴堪布的大作《法行略摄•贤劫解脱道》关于“讲经、辩论、著作”的理论，开创了蒙古族创作论著述之先河。阿旺丹达《讲经、辩论、著作三者之建立论•嘉言日光》（20叶）、雄勒巴•索南嘉措《讲经、辩论、著作三者之建立论•佛教丽饰》（26叶）是创作论的发展和完善。阿旺丹达和索南嘉措的创作论更加完善、更加体系化。还有闻法录、信函集、佛教文学阐释著作、高僧传、序跋诗、镶嵌诗等中蕴含大量的关于文学的理论观点。另外韵律学、辞藻学方面也有一些研究著作，丰富了蒙古族诗学理论。

蒙古族藏文诗学理论体系不是由一两个高僧学者创建的，而是由诸多学者共同创造的；不是在同一个时期形成的，而是经过几百年漫长时间的研究积累形成的。在蒙古族藏文诗学体系建构问题上，不只是强调学习和继承，也要重视蒙古高僧本身的主观努力和创造性。

纵观蒙古高僧诗学理论发展，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从文学阐释到文学理论的过程、从文学创作到文学理论的过程，内部联结不明显相对孤立的研究、以诗镜理论探索为核心的诗学理论研究。

三、蒙古族藏文诗学的创造性特点

蒙古族藏文文论体系虽是在印藏《诗镜》“生命、形体、庄严、诗病”理论体系的框架上发展起来的，但比较起来，也有自己的特色和创造性特点。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蒙古族高僧对《诗镜论》一些概念赋予新的内涵，并作了丰富和发展。

如关于《诗镜论》的“三摩地”诗德，在原著中写道：“不超越人世界限，一种事物的性质安置在另一种事物上，这成为三昧（三摩地）”[3]（p.162）。五世达赖喇嘛说：“依据人世常理，把有生命的东西的性质移植在另外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身上，在词语创作中始终坚持这种规则，这称为三摩地”[4]（p.56）。蒙古族高僧堪钦•嘉央嘎布讲道：“把有生命的东西的性质安置在没有生命的东西上，或者是把某种东西的特性移植到其它东西，按照人世常理编撰，使表达的语言更加优美而殊胜的诗词创作称为三摩地诗德”[1](p.227)。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到，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对三摩地诗德赋予了新的内涵，理解成“把有生命的东西的性质移植在没有生命的东西身上”的似“拟人”修辞手法。而蒙古族高僧嘉央嘎布关于三摩地诗德的概念界定既包含五世达赖喇嘛的说明，也增加了“把某种东西的特性移植到其它东西上”的内涵，同时强调创作的主体，提到“使表达的语言更加优美”的三摩地诗德特点和作用，这是他给三摩地诗德概念赋予的新的内涵。

2.提出了檀丁和五世达赖喇嘛未曾提出的新的诗学概念。

檀丁《诗镜论》及五世达赖喇嘛的诗学著作《诗镜释难•妙音欢歌》系统探讨了关于“诗”相关的很多理论问题，但是均未对“诗”本身做出明确的概念界定。而蒙古族高僧松巴堪布•益西班觉对于“诗”的概念进行明确的说明或界定：“描写的内容有充满活力的生命、具有优美表达的语言形体、能使内容生命和语言形体优美而动听的音和义的优雅状态，即庄严或诗”[5]（pp.126-127）。檀丁和五世达赖喇嘛均探讨了“诗病”相关问题，但对“诗病”的概念没做出明确界定。蒙古族高僧嘉央嘎布对此的说明是：“词语修饰失去音和义的优美协调状态，没有转化成功德的特殊情况的，以不优美的修辞而殊胜的这种修辞称为诗病。或者是说词语搭配失去自己想表达的语言和表达的意思两者的任一的和谐状态，成为不优雅的那种东西，称为诗病”[1]（p.366）。这个概念界定既内涵丰富，又有深度，是蒙古族高僧为诗镜理论做出的创造性贡献。

3.蒙古族藏文诗学的创造性特点还表现在，蒙古高僧独特的创作论以及对于文学作品的批评解释和辩论性理论研究。

松巴堪布•益西班觉、阿拉善拉然巴•阿旺丹达、雄勒巴•索南嘉措的创作论思想虽然继承萨迦班智达等学者的理论观点，但是形成了自己独特性理论。以阿旺丹达为例，他虽然受到萨迦班智达的影响，但也有其独具特色的创造性观点。“二者在作者的本领素质要求、创作的文类体裁、创作规则方面有一些相同点，但在作者本领和创作规则方面阿拉善拉然巴思想更加系统，而萨迦班智达更加注重《诗镜论》的创作方法等。具体创作论上，萨迦班智达坚持以《诗镜论》为主的创作方法，阿旺丹达则在重视《诗镜论》的方法同时，也探讨好文章和差文章的区别，创作中容易出现的一些毛病等”[2]（p.2）。堪钦堪布•嘉央嘎布的诗学巨著《诗镜正文和释文内容俱全•梵天妙歌》是以佛教寺庙辩论形式撰写的著作，开辟了独特的撰写诗学理论著作之道。另外意义解释、意义和修辞结合的阐释批评、先分析后总结等诸种文学解释批评方法，也成为蒙古族诗学理论的创造性特点。

四、蒙古族藏文诗学体系的内涵

说蒙古族藏文诗学理论自成体系，这是因为它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藏族《诗镜》生命、形体、庄严、诗病为一体的理论和佛教创作论，涵盖了文学发展论、本质论、作品论、创作论、鉴赏批评论等文学理论范畴。

1.文学发展论。

通过研究发现，蒙古藏文文学发展观主要由关于文学来源的观点和对“诗”的理解与判断、文学和文学理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发展的观点、关于文学理论发展的观点组成。文学和文学理论相互依存发展的观点包括文学与文镜的区别、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区别、文学理论的普遍性、文学理论的提升发展。蒙古族高僧的藏文著作中还能发现关于文学理论发展的观点，包括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关于文学理论的生成、文学理论不断发展原理、如何著述文学理论等问题。这样看来，蒙古族藏文文学发展观不仅包括关于文学的发展观，还涵盖了文学理论的发展问题。

2.文学本质论。

（1）蒙古族高僧关于什么是“诗”（文学）的观点。蒙古族高僧关于文学的重要性和功能的观点、文学的概念等形成了文学是什么的理论观点。洛桑赤列、阿旺图丹、嘉央嘎布、益西班觉等对此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和概念界定。其中益西班觉关于文学概念的界定最具代表性。他认为文学是描写的内容有充满活力的生命、具有优美的表达的语言身体、能使内容生命和语言形体优美而动听的音和义的优雅状态。（2）关于文学审美观。主要表现在“诗”是什么的概念、诗镜“生命”理论、诗镜诗德、诗镜庄严、诗镜病论等的论述中。通过研究发现，蒙古族高僧文学审美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文学是优美的语言，具有典雅、优美、甜蜜的审美性质。这是文学与其它体裁的著作区别的主要特征；文学具有促动和改变情感、充满意味、像蜂蜜一样让人喜悦、让智者愉悦，具有壮美、高雅、绝美等审美特点；文学的主要任务或目的是创造美；文学作品里，人物的内心变化促成外在诸种表现，文学欣赏也遵循这个规律；文学作品都有各自的审美价值；文学崇尚真善美和假丑恶的对抗的审美价值等等。（3）蒙古族高僧文学语言观。他们认为文学语言有以下特点：被装饰的词鬘——文学语言、谱写的韵律词鬘——音乐性语言、异名的点缀——陌生化语言、隐语——拒阻性语言等。（4）蒙古族高僧关于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的观点。他们的藏文著作中分别论述了声明、内明、因明、工巧明、医方明等大五明和诗镜、辞藻学、声律学、戏剧学、天文历算等小五明，也提出与藏族传统观点不同的学科分类观点。比如阿旺图丹反对把天文历算纳入到小五明的范围。他们对每个学科的概念进行了阐述，也论述了学习大小五明的意义。还阐明“诗”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说明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和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作用。他们认为“诗”或文学是通往其他各种学科的大门，五明中的其他学科的著述也需要运用《诗镜论》手法。这是文学与其他体裁作品的区别所在，也是强调文学的影响力所在。

3.文学作品论，即“诗镜”生命、形体、风格理论。

（1）诗镜“生命”理论。古印度诗学中的“主题”学说和藏族高僧学者诗镜“主题”学说及“生命”理论是蒙古族诗镜“生命”理论的来源。通过与印度“主题”学说和藏族“生命”理论的比较，我们发现蒙古族高僧的不少创造性理论观点。他们对诗镜“生命”理论作出的最大贡献不仅是提出文学题材和文学主题选择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使主题更加突出、更加活灵活现，从而使文学作品充满生命力的问题。松巴堪布•益西班觉说：“诗的生命是指古代故事传说和适时四种自性、诗歌九种形态、四大世事等叙述内容之一切类别”[5]（p.126）。这里提到的古代故事传说和四大世事等是印度诗镜“主题说”和藏族诗镜“生命”说中提到的内涵。松巴堪布又把适时四种自性的修辞方法和诗歌九种形态这个戏剧文学采用的方法纳入“生命”里，丰富了诗镜“生命”理论范畴。（2）诗镜“形体”论。蒙古族高僧关于诗镜“形体”的定义，韵文、散文、韵散混合体三种形体各自的定义，形体之间的内在关系的论述等，形成了诗镜“形体”论。这是关于文学种类和体裁的理论、是一种创作方法或观点，注重文学性的理论，探究文学存在方式的理论观点。（3）诗镜“道”论。通过研究檀丁诗镜“道”论和藏族学者关于“道”的理论阐述，蒙古族高僧对诗镜“道”论增加一些新内涵，认为诗镜“道”论是关于文学流派和风格的理论。

4.文学创作论诸观点。

（1）论著创作论由作者本领、创作的体裁、创作的方法形成。大诗的创作理论是由著作分类、创作的内容、创作原理和特殊情况、智者各自的流派组成。还包括必须要注重的几个要求，即音和义的优美谐和、无过失、创作散文的要求、发动想象力的创作等。蒙古族高僧的创作论是具有宗教思想倾向、也适合其他作家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一套系统理论。（2）蒙古族高僧的诗镜庄严论中蕴含真实的描写、曲折表达和夸张手法、形象描写和情感表现、隐喻和象征方法、隐义庄严、注重音律节奏的音庄严、作家创作意图和动机等多种具体创作理论方法和理论观点。（3）传记文学创作论。包括蒙古族高僧关于传记文学的概念定义、内容、撰写的理由、传记文学的功用、特性等，总结对传记文学创作者的要求、创作中应避讳的事项、具体创作方法等，突显了蒙古高僧独特的传记文学创作论。

5.文学鉴赏批评论和方法。

蒙古族高僧文学鉴赏批评论和方法论由文学鉴赏论、“诗镜”病论和传统的佛教文学阐释批评方法组成。（1）文学鉴赏论由文学鉴赏主体论、鉴赏方法或过程论、鉴赏审美作用论组成。鉴赏主体论包括关于鉴赏主体的称谓、不同主体的不同鉴赏效果、对鉴赏主体的素质要求等，鉴赏方法和过程包括从欣赏词句到探挖意义、从五个感官的鉴赏到心灵的鉴赏、易懂和难懂与心悦之间的关系。（2）文学批评论由“诗镜”病论和传统的佛教文学阐释批评方法组成。诗镜“病论”是檀丁的诗学著作《诗镜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论述了文学创作时容易产生的十种病过，在藏、蒙地区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通过比较研究益西班觉、阿旺图丹、扎米杨嘎日布等蒙古族高僧学者有关“诗病”的理论观点与檀丁诗镜“病论”、五世达赖喇嘛诗镜“病论”，发现蒙古族学者的一些创造性理论观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系统的“病论”或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蒙古族高僧“诗镜”病论是内容和形式、逻辑与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经典与理论有机结合的，在“德”与“病”辩证关系中批评研究的系统批评论。（3）文学批评方法由内容批评、内容与修辞批评、举例批评、争辩式批评等四种方式构成。文学批评方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总结作品总体特征；先简略分析，再详细分析，最后概括文章意义；提出不同意见或不同意义；通过多种探索，挖掘深层意义的方法等四个方面。

五、蒙古族藏文诗学的特点

纵观蒙古族藏文诗学理论体系，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特点：

1.诗镜生命、形体、庄严、病论为一体的诗学理论体系建构

蒙古族高僧丰富和发展的诗镜“生命”论、“形体”论、“庄严”论、“病”论等理论范畴紧密关联，就像人的躯体、骨架、生命、服饰一样密不可分。这是当时“诗镜”理论家共同的认识。蒙古族高僧诗学体系中的文学描写内容或主题及其如何激活主题，使作品充满活力的方法，与创作修饰法结合，使韵体、散体、韵散混合体作品创作优美无病，这是一个完美的追求，也是关于蒙古族对于文学的系统理论。

2.注重语言艺术的诗学理论

不管是对“诗”的认识和概念界定，还是在十种诗德、义庄严、音庄严、隐语修饰法、诗病的论述中都能看到蒙古族高僧注重语言艺术的观点。他们认为“修饰的语言是文学与其他体裁作品的区别，这等于把语言巧美当成文学作品本质的特性。其他陌生化的语言、音律性语言、美化的语言等都证明蒙古高僧追求语言艺术的表现”[6]（p.674）。

3.外形与内涵结合的理论

很多学者认为“诗镜”理论家都注重形式美，可是实际上不管是藏族高僧还是蒙古族高僧都关注内容和形式两者结合的美。蒙古族高僧诸多理论阐释中均强调主题的生命力和叙述语言之优美华丽。蒙古族高僧的诸多理论观点证实，文学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4.曲折或朦胧表达的艺术理论

直到现在，关于直白表达或曲折表达仍然是一种存在争论的文学创作方法。蒙古族高僧的创作论中不排除直白的表达，但更注重曲折表达或艺术表达。因为他们认为艺术终究要表达言外之意。在他们提出的诸多创作方法、隐喻、象征等手法中，我们看出蒙古高僧曲折表达的追求。

5.分“音”和“义”的文本层次理论

西方文学理论家提出文本多层次理论。其实《诗镜论》理论家早已提出文本层次论。蒙古族高僧把文学文本分成音和义两部分来分析，表明已把文学文本分成层次，分开研究。音的层次包括诗歌或文学作品优美、和谐；义的层面包括明层和暗层，就像是意义修饰和隐语修饰。

6.具有宗教思想情感的创作论

纵观蒙古族高僧创作方法论，大致倾向于宣扬佛教理论观点。他们所提出的“讲经、辩论、著作”三德理论中的创作论，基本上倾向于佛教经典的宣扬，文学著作的目的也是大致集中在佛菩萨赞、导师或施主赞、宣扬佛教主张，等等。

六、结论

本文回顾了蒙古族藏文诗学体系形成的经过和特征，它是蒙藏文化交流的产物。在蒙藏文化的交流中，蒙古族高僧接受了印度和藏族诸多学科知识，其中包括被称为小五明之一的《诗镜论》，在此基础上，经过研究和实际文学创作，有了自己的显著创新。在与印、藏诗学理论的比较中，本文既解决了蒙古族藏文诗学理论的来源问题，也探索出蒙古族本身的创造性特点，已经列举如上，见证多民族文化交融和发展的历史，这种历史丰富了人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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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勒•呼日勒巴特尔：《梵天之音》（基里尔文），乌兰巴托，1999年。

[2]阿•额尔敦白音、树林等著：《贡嘎坚赞“智者入门”与阿旺丹达“嘉言日光”比较研究》（蒙古文、汉文），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3]黄宝生译：《梵语诗学论著汇编》（上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年。

[4]阿旺洛桑嘉措：《诗镜释难•妙音欢歌》（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

[5] 《松巴益西班觉文集》第4卷（藏文），青海省共和县藏语文工作办公室整理，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15年。

[6]树林：《蒙古族藏文文论体系研究》（蒙古文），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4年。

来源：树林（宝•希贵），蒙古族，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印藏蒙诗学、蒙古族佛教文学和文献、蒙藏文化关系及蒙古族藏文著作研究，《第六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文集》（郑堆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