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古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汉文部分)

发布时间:2021-11-19 17:58:27 | 来源: | 作者: | 责任编辑:

与往年相比,本年度用汉文发表的藏族文学研究论著虽然在数量上略有逊色,但从研究深度和关注广度来说,有了明显的提升。特别是在整理古代文学遗产方面、当代汉文创作的批评方面以及《格萨尔》史诗方面,都取得了崭新的收获。

一、古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本年度古代文学研究方面,成果较多的是敦煌文献中的文学作品、仓央嘉措情歌、米拉日巴道歌、格言诗以及中世纪传记文学等。总体上来看,由于受之于语言隔阂和缺少汉译文作品等因素,研究者在理解作品之深度以及视野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也有一些涉及古印度作家作品藏译本和汉译本进行的比较研究,或者对中世传记文学的解读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通过有识之士不断整理这些文学遗产,相信藏族文学的价值将得到更深入的认识与评价。

陈庆英的论文《元代西藏的传记文学的精品——〈笃布巴本生传〉》(《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元代末年出现的两部关于觉囊派笃布巴•喜饶坚参的传记文学的价值。这种现代理念下的藏族文学遗产的整理工作,对于梳理藏族文学史和研究体裁发展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作者考察了“传记文学”这一体裁在藏族文学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认为经历了三个阶段:(1)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这一体裁呈现为以藏族各分散部落中流传的苯教神灵故事、部落首领的传说和动物故事为主的口头传说。(2)吐蕃王朝建立后,这些民间传说进入正史,吐蕃王室的故事与官方的历史记载相结合,成为藏文文学作品之主体。(3)吐蕃王朝崩溃后,各教派借用佛陀、菩萨本生传,以“伏藏”形式关联吐蕃时期佛教与本教派祖师及高僧而发展起来的新的传记文学。

其次,作者认为,具体到元代时期的藏族传记文学,表现为两个类型:一类是相关萨迦派和帕竹噶举派等掌握地方政权之高僧的宣教和世俗经历相结合的传记;一类则是宁玛派、噶当派、噶玛噶举派、主巴噶举派、觉囊派等“在野派”之高僧们修行之传记。觉囊派笃布巴的两部传记就属于后者。

最后,作者详细介绍了笃布巴的经历及教派情况,尤其是其两大弟子衮蚌•曲扎贝桑布和萨桑•玛底班钦分别撰写的《大遍知法主笃布巴殊胜本生传》和《法胤化身遍知法四依本生广传偈颂•清除烦躁正法——月亮清光》两部传记,内容相似,后者较前者多出了“止贡巴至笃布巴之间”等转生内容,都采用了佛陀和菩萨本生传形式和内容,巧妙加入了藏传佛教故事,将笃布巴的前生排列了三十和三十五个本生故事。故事结构设计精巧,语言通俗优美,代表了这一时期传记文学的重要成就。作者还特别指出,两部传记为后来的“活佛转世思想”以及“观音菩萨化身”提供了依据。比如传记中提到的笃布巴为“观音菩萨化身”的说法,较之格鲁派达赖喇嘛为观音菩萨化身的说法要早一百年。

拉先加的《简论迦梨陀娑的藏译作品及其对藏族文学的影响》(《中国藏学》第S2期),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古印度大诗人、戏剧家迦梨陀娑及其作品对藏族文学的影响与贡献。作者认为尽管迦梨陀娑本人的详细生平事迹并不见诸于藏族文献,但是其对藏族文学的影响与贡献是功不可没的。因此,自14世纪以来,迦梨陀娑一直在藏族社会与文化界深受喜爱。根据作者分析,迦梨陀娑对于藏族文学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人传说;一是其精美的作品。从其作品来看,其传世之3部剧作与4部诗作中,尤以诗作《云使》自14世纪翻译为藏文以来,深得藏族学者、文人的喜爱,成为纷纷效仿与赞美的楷模,在后世藏族文人的诗作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子。另一部影响较大的作品是其剧作《沙恭达罗》。尽管直到20世纪才确切出现了这部剧作的部分藏文译文,但受此剧作影响的《苏吉尼玛》、《智美更登》等藏剧在藏族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也可以看做是其作品的贡献。

另一方面,从迦梨陀娑的“个人传说”在藏族社会与文化界的普及,即被称为“善于造出美妙比喻的诗人”的美名和因受“赏金诱惑解释诗作而招来身祸以及朋友之殉难”等的故事,同样渲染了其“伟大”、“神圣”的品格,进一步为其作品在藏文界的影响造了声势。

多布旦、仁欠卓玛的论文《〈罗摩衍那〉不同版本的文化解析》(《西藏大学学报》第4期),分析了以《罗摩衍那》为题的三种文学文本:即季羡林汉文译本(20世纪梵文精校本)、敦煌藏文译本(较早期英雄史诗或故事)、象雄巴修辞本(15世纪改写本)之间的文化关系。

作者首先列举了三个本子的故事梗概,指出尽管敦煌本与象雄巴本有语言修辞、小情节等方面的差异,但很明显它们属于同一个故事结构系统,而与季羡林本有鲜明的差异。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悉多的身份、爱情、命运以及十首王祭大天的缘由及其子数量等方面。作者认为,这些差异反映了经蚁垤仙人修订前后《罗摩衍那》所承载的不同文化内涵。

作为基于蚁垤仙人本而成立的梵文精校本强烈地打上了印度教教义与思想烙印,同时呈现出了印度列国纷争时代各种姓之间的矛盾与宗法观念;而在较早期的敦煌藏译本中却看不到这些内容,而是强调了各种“业缘”与“诅咒”,反映出英雄为了争夺财产、权利、女人和部落仇恨而参战的“纯粹性”史诗特色,尤其缺少了印度教思想与宗法观念。象雄巴本除了继承敦煌本的故事情节以外,更多突出了《诗镜》修辞理论中“广阔”修辞法的实践运用心得,很好地继承了藏族学者利用《罗摩衍那》故事练习《诗镜》修辞理论的方法诀窍。

通过比较,作者指出作为一种像《罗摩衍那》这样的文学“公共财产”,随着佛教流传到亚洲各地,经流传地学者的翻译或再创作,在保留“主干故事情节”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当地地域和民族的文化观念,从而成为了当地的一种主要文学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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