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研究(汉文部分)——涉藏外事研究

发布时间:2021-11-19 17:58:05 | 来源: | 作者: | 责任编辑:

(四)涉藏外事研究

“三•一四”事件发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于涉藏外事问题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厚,从不同角度研究国际舞台上的“西藏问题”的成果也越来越多。与早期单纯批判西方操纵涉藏议题,妄图遏制中国的研究不同,如今关于涉藏外事方面呈现了更多多元化的色彩,有了更多将“西藏问题”放在国际政治和中外关系互动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成果。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方面内容,第一是从中外文化、意识形态和观念差异的角度对“西藏问题”产生的演变进行研究;第二是从国内政治的视角分析国外西藏政策的成因;第三是考察国外特定群体的西藏观及其对“西藏问题”的影响。

汪晖的《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将“西藏问题”放在全球政治的大背景下,追溯和分析西方西藏观的缘起、演变及其中包含的想象和偏见成分,同时也从中国古代王朝向近代民族国家及殖民化转变过程的角度分析西藏在近代中国边疆民族格局中的地位变化和特点,从而对“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其复杂内涵作了系统的梳理和阐释。此外,该书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政策层面,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变化、社会流动加剧等角度,对西藏的现实状况及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冲突作了比较深入的解剖和分析。

郭永虎的《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对美国国会插手“西藏问题”,干涉中国西藏内部事务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该书将美国国会介入“西藏问题”的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二战后至中美关系解冻期间的早期活动、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涉藏立法活动、20世纪90年代将“西藏问题”与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相挂钩的活动、新世纪以来通过立法系统干涉“西藏问题”的活动。该书还分析了美国国会干涉西藏事务的深层原因、主要途径及其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

郭永虎的《1949~1959年美国〈纽约时报〉涉藏报道初探》(《当代中国史研究》第2期)通过对1949年10月1日至1959年12月31日期间美国《纽约时报》600余篇涉及西藏的报道进行分析,论述了《纽约时报》涉藏报道的基本特征,即涉藏报道的冷战化和意识形态化、鲜明的选择性、妖魔化的“刻板印象”和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并分析了这些报道产生的消极影响。文章认为,这些涉藏报道对于西方民众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和西方政府对西藏的政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对华遏制的冷战语境下,使美国国内民众对西藏的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产生很深的误解,丑化了中国政府的形象,同时对当今西方主流媒体的涉藏报道也施加了“历史”的影响。

任欢欢、李长忠的《对中美关于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报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1期)以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为基本框架,以功能语法为分析工具,从分类和情态两方面对《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关于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的报道进行了语料的对比分析,并以此探讨不同新闻语篇背后的权力、意识形态的差异。文章提出,两家媒体对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事件的报道由于不同的立场而采用了不同的表现手法,这与双方的意识形态是密不可分的。“西藏问题”属于中国内政,报道中《中国日报》引用了多方观点,把事实呈现给读者。而《纽约时报》较多掺杂了报道者的个人观点。

玛沁的《简析达赖集团在日本的“藏独”活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4期)对达赖集团长期以来与日本一些反华势力的密切联系进行了揭露。文章指出,达赖集团与日本建立关系较早,自从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在日本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在日本成立办事处等各种“藏独”组织,开始了一系列的“藏独”活动。其中,达赖以宗教为幌子,频繁出访日本,拉拢和串通某些政要、议员,并以发表演讲、举行记者招待会为名,肆意歪曲西藏的历史和现状,到处兜售根本不存在的“西藏问题”等等,是达赖集团“藏独”活动的主要内容,这些活动致使“西藏问题”进一步国际化。日本不仅成了达赖讲经授法的“福地”,而且也变相为他提供了一个阐述“西藏问题”立场的讲坛,“西藏问题”已成为干扰中日双边关系正常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程早霞的《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的历史演变》(《国际论坛》第5期)通过对《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中有关“西藏问题”的国务院文档进行研究,分析了美国一直以来对西藏官方立场的演变过程,包括近代以来美国外交官及政府对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承认、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政府对西藏政策进行全面评估、在冷战的背景下将“西藏问题”作为遏制中国的工具等。文章认为,美国的西藏政策是随着美国的国际战略与对华政策的变化而演变的。新中国成立以前美国承认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只是到了冷战时代,美国将西藏置于其全球反共产主义的棋盘后才开始考虑承认西藏分裂势力的独立主张,这在1959年达赖叛逃国外后达到顶峰,美国曾一度考虑承认西藏独立,却终于没能公开承认西藏为一个独立国家,原因是这不符合中国西藏历史发展的真实轨迹,自然也得不到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认可与支持。

杜永彬的《美国犹太人的西藏观和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中国藏学》第S2期)从官员、学者、商人、传媒、犹太教徒5个方面探讨了美国犹太人的西藏观和对“西藏问题”的态度,认为这5个群体中都存在一些对西藏和“西藏问题”感兴趣并以各自途径对涉藏事务施加影响的人。文章还揭示了美国犹太人西藏观的成因和关注“西藏问题”的原因,包括美国犹太人对流亡藏人政治命运的同情、流亡藏人与以色列的密切关系、同为散居宗教民族的亲近感等等。

姜运仓的《印度对中国西藏政策的利益取向》(《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从历史、文化和安全三个角度分析了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利益考量基础。从历史角度看,印度继承了英国对西藏的政策,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但必须以西藏的充分自治为前提,妄图将西藏变成名义上属于中国、实际上独立于中印之外的实体。从文化的角度看,印度认为西藏与其在文化上同源同种,属于印度文化圈,因而希望将其纳入印度整体的势力范围。从战略安全的角度看,印度希望将西藏变成中印之间的战略缓冲区。文章进一步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涉藏问题在中印关系中逐渐呈淡出之势,在印度人眼中正由过去的谋求战略缓冲区问题逐渐变为面对不利局面时可以对中国打出的一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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