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俗方面的研究

郎润芳、贾海娥的《藏族祝赞词》（《西藏研究》第2期）一文对藏族祝赞词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从古至今藏族民众在喜庆的集会上祝颂，在生和死的仪式上祝颂，在出征打仗时祝颂，在凯旋归来时祝颂……祝赞词广泛地存在于藏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藏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中创造的富有高原特色的精神财富。藏族祝赞词与藏族信仰、民俗、仪式、节日等关系密切。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化的发展，藏族祝赞词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越来越简洁。祝赞词的吟诵表达了藏族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心愿：希望生活幸福美满，万事吉祥。

耿英春的《青海安多藏族服饰民俗文化功能刍议》（《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将服饰作为一种符号，从民族社会学的角度，对青海安多藏族服饰文化的族徽标识功能、身份标志功能、礼俗规范功能、祈福求吉功能及装饰审美功能等进行阐释，以此来揭示安多藏族服饰深厚的文化意义。

生杰卓玛的《藏族婚姻中嫁妆和聘礼的民族学解读——以青海河湟地区为例》（《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一文通过对青海河湟地区藏族婚姻中嫁妆和聘礼习俗的实地调查，运用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就其存在的差异性进行了分析。

朱雅雯、朱普选的《青藏高原丧葬类型及空间特征》（《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一文认为青藏高原由于地域辽阔，自然地理条件复杂多样，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再加上民族构成的多元性，人们的观念有着很大的差别，从而导致丧葬形式的复杂多样。但就主体葬式的空间分布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区域：一是以卫藏地区为核心的天葬区；二是以青藏高原周边地区为主的混合葬区。青藏高原各地不同的葬式，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各自生活的环境条件、民族习惯、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所形成的。

夏吾交巴、东周加的《藏族葬礼的起源探析》（《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一文以鲜为人知的藏文资料及田野资料，对藏族天葬、水葬、土葬、火葬等丧葬方式的起源进行了探讨。

王瑜的《藏族山神崇拜习俗浅析——以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为例》（《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一文简要地叙述了新龙藏区山神崇拜习俗的历史渊源，并对当地藏民在日常生活中最为普遍的“煨桑”仪式及“十三”年节中的“拉泽”仪式祭拜山神的活动进行了介绍。

李锦的《山神信仰：社会结合的地域性纽带——以四川省宝兴县硗碛藏族乡为例》（《民族研究》第2期）一文通过对四川省宝兴县硗碛藏族乡的田野调查，揭示了硗碛山神的总体特征，总结了硗碛山神信仰的地域性特点，指出祭祀山神的仪式，即祭山会在当地社会结合中发挥着地域性纽带的重要作用。

常丽霞、崔明德的《藏族山神崇拜及其象征——基于拉卜楞地区一份山神祭祀煨桑颂词的释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4期）一文将广泛流传于拉卜楞地区的一份山神祭祀煨桑颂词所蕴含的拉卜楞地区藏族强化族源认同、凝聚部落内聚力、象征民间地方权威等诸多文化内容做了详细的介绍，并从人类学的视角，结合山神祭祀仪轨，阐释山神崇拜祭文所表达的文化象征，以及对追溯并解释藏族部落民族文化的历史变迁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青藏高原独特的高寒地理环境孕育了独具藏族风格的服饰文化，由于藏民族所处的地域不同，其文化、人文、历史也有所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民族服装上，尤其是藏靴上。沈飚的《藏靴的美学意蕴及其地域特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3期）正是一篇拟从藏靴的历史、分类与制作等方面来浅析藏靴的美学意蕴及其相关的地域特征的文章。

边巴琼达的《藏族民俗器物的分类与定名分析——以西藏博物馆民俗厅展品为例》（《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一文以西藏博物馆民俗文化展厅的民俗器物为研究对象，揭示民俗器物定名的科学规律，展现藏族民俗器物在每一段历史生活中的价值，为进一步对藏族民俗器物进行分类与定名提供依据。

冀文正、李跃平的《20世纪50—60年代西藏墨脱县珞巴族老照片与民风民俗》（《民族学刊》第2期）。珞巴族属于我国28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我国藏东南的珞瑜地区，那里山高谷深、交通闭塞，长期以来很少进入外界的视野。文章作者冀文正同志曾在墨脱工作了16年，他拍摄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珞巴族生活景观图片，记录了当时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珞巴族的民风民俗及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祭祀活动，十分珍贵；图片所表现的内容，具有极高的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价值。这些老照片的展示，能够使外界了解珞巴族的过去，关注他们的现状，也有助于珞巴族在未来更好地发展。

徐铭的《扎巴藏族母系制走婚习俗研究——〈扎巴藏族——21世纪人类学母系制社会田野调查〉关于婚姻的解读》（《民族学刊》第3期）。扎巴藏族的母系制走婚习俗，历史文献包括当代的道孚县志都无记载。冯敏《扎巴藏族——21世纪人类学母系制社会田野调查》一书的“婚姻”部分首次运用人类学方法详细考察了扎巴藏族母系制走婚习俗与父系制初期的婚姻家庭形态，并讨论其对人类婚姻体系演进史的意义、对偶婚比走婚进步的意义以及母系制婚姻存在做了解释。透过该书的材料可以发现，扎巴藏族婚姻的变异与男女分工及社会经济状况、国家的婚姻法和计划生育政策紧密相关。并提出了面临村寨搬迁的扎巴藏族的妥善安置，以及可能影响如母系制婚姻家庭的人伦关系关注。

阿旺贡觉、普布多吉、贡布多加、扎西达瓦的《察瓦龙民俗文化综览》（《西藏研究》第5期）。西藏东南的察瓦龙地处滇藏交界的卡瓦格博神山脚下，是怒江边上的古道重镇，现为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察隅县的一个乡，境内居住着藏族、怒族、独龙族和傈僳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由于所处地理环境及多民族间长期文化交流的关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呈现出多元共融、和谐发展的文化景象，促进了当地社会稳定发展。文中介绍了察瓦龙的历史文化概况、马帮生涯、建筑文化、宗教信仰、民俗风情等，体现出历代汉藏友好交往、文化互融的真实历史。

才旦曲珍的《生死轮回中的转换——试析藏族丧葬习俗的仪式过程》（《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4期）一文指出，藏族的丧葬习俗是在藏区地方性文化的时空中，按仪式顺序依次展演分离—过渡—聚合的全部过程，充分反映了藏民族对待死亡的智慧，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在死亡打破平衡后，通过仪式的净化，得到新的平衡，使生者的生活能够继续。

杨菊的《六月会祭祀仪式研究》（《西藏艺术研究》第2期）一文认为，六月会是青藏高原东麓热贡地区藏族和土族村落共同参加的最盛大的宗教性节日，每年农历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在隆务河流域的藏族和土族村落次第举行，是青藏高原安多藏族和土族人民特有的文化现象。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人类学的仪式理论，对六月会的主要祭祀仪式、祭祀仪式的过程和祭祀仪式的功能等进行了考察与研究。

张虎生、陈映婕的《体制•家庭•空间：拉萨转经习俗的传承机制》（《青海社会科学》第4期）一文认为，尽管伴随着传统宗教整体式微的现代化变迁，西藏民间社会盛行的转经习俗仍然保持着较强的传承能力，尤其在圣地拉萨体现得更为鲜明与典型。神权时代“政教合一”体制的强大惯性、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内部传承和承载着日常化展演仪式的转经空间，成为转经习俗发生横向与纵向传承的重要机制，其中既具有民俗传承的普通共性，也呈现出西藏社会宗教生存与发展的独特性。

罗桑开珠的《论藏族房屋建筑的发展历程及特点》（《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一文着重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藏族房屋建筑及其文化特点，将藏族房屋建筑发展历史划分为史前、吐蕃王朝、政教合一和社会主义四个时期，并对每个时期藏族建筑的文化内涵进行了分析。

拉毛、卓玛的《青海湖祭海空间文化研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5期）一文认为，作为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以其美丽的湖光山色，喧闹的鸟岛，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辽阔的天然牧场，独特的民族风情，古老的寺院加上久远迷人的神话传说，充满神奇梦幻般的色彩。盛大的祭海活动更是青海湖文化中最具有神秘色彩而又多元并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平武白马道士手中的法器，“巴色”在各种祭祀活动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巴色”何以如此重要，

冯作辉在《平武白马藏区祭祀用“巴色”法杖研究》（《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5期）一文中拟从“巴色”的渊源形成、发展演变、图纹的象征意义以及造型特点几方面来加以探讨。

李玉琴的《四川藏区两个特殊年节的比较研究——对新龙“十三”节和丹巴“香古”年的调查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7期）一文认为，四川新龙县的“十三”节与丹巴县的“香古”年不同于藏区通行的藏历年，是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传统年节。文章从两个村落节俗的实地调查发现：两个地方性年节因两个地域的、历史的和民族文化发展背景的不同而自成体系，但是，两地节俗又具有不少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现象。两个年节皆源于古老的祭祀祈福习俗，至今节日的宗教性和原生性特点仍很突出；年节祭祀中都保留了许多早期宗教的文化内容；欢庆娱乐活动丰富。“十三”节与“香古”年反映了两地藏族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