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问题研究 ---汉文部分

2012年哲学宗教领域的研究成果收获颇丰，更多学者致力于在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实践上探索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路径和方法，宗教历史和宗教社会学研究仍然是最受青睐的理论研究范畴（因篇幅所限本文未介绍宗教社会学领域的成果），相较去年，宗教仪轨和教义尤其是密教与宗教比较研究有很大进展。

一、现实问题的研究

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藏传佛教所遇到的重大课题，2012年针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可以归纳为理论问题研究和具体问题研究两个部分，从研究成果看，这两方面都很丰富，研究进一步深入化、具体化，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更加紧密。

（一）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问题研究

在专著方面，主要成果集中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教义阐释研究。由郑堆主编的《藏传佛教教义阐释（试讲本）》是第一本对藏传佛教教义进行符合时代发展和文明进步要求的新阐释的著作。阐释围绕爱国思想、道德建设、清规戒律、和谐进步四个主题展开，以《般若经》等藏传佛教传统典籍作为基础，选择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各教派高僧大德的论述和解释，结合现代社会思潮，针对社会和僧团中的具体问题，对藏传佛教的经典、戒律、修行方法等进行阐述。意在为教义阐释工作摸索经验，起到示范作用，以便为今后藏传佛教界全面开展此项工作提供支持与帮助。随后，《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究文集》（第一辑）出版，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一步深入挖掘藏传佛教教义中的有关积极思想。

2012年各学术期刊发表的研究论文主要从社会主义哲学、藏传佛教教义阐释和西藏宗教文化的革新等方面探讨了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各种问题。

向龙飞《关于藏传佛教政教合一制度历史命运的几点哲学分析》（《西藏发展论坛》第4期）一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视角，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为方法，分析了藏传佛教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发展和灭亡的原因，指出西藏历史上政教合一制度存在的偶然性、其消亡的必然性及其在宗教上的非正当性。

李燕、孙颖《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调试与共存》（《辽宁行政学院学报》第8期）将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适应问题与时代发展相结合，在指出两者相适应必要性的同时把握其适应的可能性，并提出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战略对策，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藏区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才华加《藏传佛教政治功能的当代变化及价值预设》（《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6期）认为，作为制度化的政治功能式微以后，藏传佛教的寺院影响力、活佛与僧团的权威优势、传统制度及习规等都发生了弱化、单一化等变化。同时，随着藏传佛教自身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调适和改造，寺庙和僧侣成为化解民间纠纷、辅助政府行政的重要力量，表明其与政治的联系并不可能中断，应当从中挖掘有益于现代民主社会的价值资源。

郑堆《藏传佛教和谐思想在建构和谐社会方面的作用》（《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藏传佛教的众生平等观念、五戒十善等清规戒律和四摄六度等修行法门都蕴含着人我、人人和人天和谐的思想，使藏传佛教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挖掘藏传佛教进步思想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作用》（《中国宗教》第8期）一文认为，藏传佛教传播和发展过程是不断适应时代和文化要求的过程，在当今社会，藏传佛教能够促进人际和谐、促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

李德成《爱国守法与爱教守戒——藏传佛教教义阐释工作的两个主题》（《中国宗教》第3期）认为爱国和爱教是藏传佛教的优良传统，爱国守法、爱教守戒是爱国爱教的基本要求和具体体现，二者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教义阐释应当积极挖掘藏传佛教弘扬爱国守法、爱教守戒的思想。

刘瑞军《阐释当前藏传佛教政策的文化价值》（《呼伦贝尔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藏传佛教文化与宗教政策和文化政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文章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藏传佛教与我国文化政策的发展及其之间的关联，指出藏传佛教政策在做好宗教事务、保持宗教主体精神以及正确对待信教群众的生活习俗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罗桑开珠《论社会主义时期藏传佛教社会地位的变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6期）分析研究了藏传佛教社会地位的形成及变迁的历史原因，认为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藏传佛教中神权与人权的地位和关系、藏传佛教的教育体系和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制度比政教合一制度更有利于西藏社会的发展。

张宏伟《藏传佛教对藏区社会稳定的影响及对策》（《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6期）认为藏传佛教对藏民族有着深层次和全方位的影响，它对藏区社会稳定的作用是双重性的。从消极面来看，藏传佛教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对藏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等有不利的影响；从积极面来看，藏传佛教具有社会规范、社会整合和对信众的心理调适功能。为规避负面作用，应增强以家国意识为核心的现代意识体系宣传，消弭狭隘民族意识的不利影响；壮大藏传佛教爱国宗教力量，发挥爱国宗教人士的作用；引导和发挥宗教界人士紧跟时代发展，对一些明显不适于社会和宗教发展的教义作出合理的阐释，并在宗教实践中加以推行。

星全成《班禅系统的爱国传统述略》（《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叙述了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著名活佛传承之一班禅额尔德尼系统自从建立以来与历代中央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在抵御外国侵略、维护祖国统一、反对“藏独”、促进藏区社会稳定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

郎维伟《二元视角下的西藏特点及其问题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12期）立足于西藏内部和外部环境的二元视角，分析了西藏的地理环境、民族构成和历史传统对西藏治理的影响，分析了西藏是我国的安全屏障却受到境外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这一实际问题，这是西藏社会在较长时期都将存在一对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的原因所在，认为这是西藏治理的出发点和现实基础。

（二）藏传佛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具体问题研究

在藏区社会转型过程中，藏传佛教面临着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制度、经济模式和管理方式等众多具体问题。这一部分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研究者采用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研究方法，探索藏区宗教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寺庙经济与寺庙管理等问题。

王存河所著《宗教与少数民族现代化》（民族出版社）一书，采用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入手，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伊斯兰教、佛教（藏传和南传佛教）和西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为主的宗教与西部少数民族现代化进程的相互影响。研究从西部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基本情况开始，涉及现代社会宗教价值观在西藏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阐述了宗教对西部少数民族社会行为的调控作用及其限度、宗教经济伦理对西部少数民族经济生活的现实影响、宗教群体与宗教组织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改变等。

格藏才让《从寺院经济活动看中心寺院体制与边缘社会间的关系———以青海东那寺和四川鱼托寺为例》（《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科版第6期）一文以藏传佛教的格绒供奉为切入点，从“格绒供奉表”的形成和寺院对中心寺院体制结构的模仿两个方面讨论中心寺院与边缘社会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虽然藏传佛教寺院的经济支柱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藏区传统的民众—寺院—活佛体制并未被动摇。

达宝次仁《藏传佛教传统寺院内部管理模式及特征》（《西藏研究》第3期）以格鲁、萨迦、噶举三派为例，分析比较了藏传佛教传统寺院的不同管理模式，认为这些诞生于政教合一制度下的寺院管理制度应当加以改革以适应新型社会主义社会，在遵循政教分离的原则下注入现代管理理念，在扬弃传统管理模式的基础上重构寺庙内部管理模式。

鲁顺元《文化圈边缘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兴与衰》（《青海社会科学》第6期）以塔尔寺和广惠寺为例，对比分析了二者自建成后寺院经济的特点。自1958年宗教改革之后，两寺采取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一兴一衰两种不同的经济现状。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这两种寺院经济兴衰的成因。

王亚欣《潜在需求市场细分的藏传佛教文化旅游体验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以具有潜在需求细分的藏传佛教文化旅游市场为目标，对藏区旅游消费者现实需要进行了调研，依据“市场细分”和“潜在需求”理论对调研数据进行了分析，依据旅游体验的思想，对藏传佛教文化旅游体验活动项目进行了设计，提出了藏传佛教寻宗探祖游、藏传佛教文化修学游、藏传佛教医疗保健游、藏传佛教艺术观赏游、藏传佛教节庆游等高端、专项旅游活动的设想。

杨泽明《试论藏区现代化发展与藏传佛教文化的关系》（《甘肃高师学报》第6期）以甘肃藏区为例，分析了藏传佛教文化影响对藏区现代化的作用。文章认为藏区现代化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宗教的长期性决定了藏传佛教文化在长时间内会对藏区产生多元影响。分析了藏区环境与现代化发展的矛盾特征及藏传佛教文化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提出了正确解决稳定与发展，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关系，是藏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

何启林《对加强和改进藏传佛教寺院社会管理工作的思考》（《攀登》第1期）论述了青海在加强藏传佛教寺院社会管理工作中的主要方法及其成效，并针对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刘江荣《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现代特征——基于青海省扎毛村的调查》（《社会科学论坛》第10期）以马克思主义劳动社会观为视角，对青海扎毛村三座藏传佛教寺庙的经济功能进行了研究，认为在过去的政教合一体制下，藏传佛教寺庙最大限度地占有剩余价值，随着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进程，现代的藏传佛教寺庙神圣性经济收入可观，而且带动了周边世俗性经济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并承担着文化辅助和社会调适的职能。

李广斌《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攀登》第5期）总结了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成就，分析了寺院社会管理仍然存在的六个问题，提出了寺院社会管理创新的建议，认为寺庙管理中应当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反渗透、反分裂斗争的意识，提高依法管理藏传佛教事务的水平，健全寺院内部管理制度，加大寺院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对寺院的公共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