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1949年以来的西藏古代史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西藏历史研究的几个高潮及其特点

一、新中国建立以来西藏历史研究的几个高潮及其特点

（一）和平解放至民阿主改革时期西藏古代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和西藏地方的重大历史变革，既是西藏地方历史的主要内容，也影响到西藏历史研究的开展。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后，西藏问题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十七条协议》和平进藏，驱除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使西藏地方脱离殖民势力和分裂势力的羁绊，中国政府对西藏地方不仅恢复完全主权，而且充分行使行政治理，使西藏地方结束30多年的非正常状态，回归祖国大家庭，为实现全国统一迈出坚实一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很现实和十分突出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彻底揭露和批判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对西藏的侵略和破坏阴谋，结束西藏地方受外来干涉、受掠夺的屈辱历史；一个是如何尽早消除长期隔膜造成的猜疑和误解，增进和加强西藏地方各阶层和祖国内地的联系和友谊。这一时期涉及西藏古代史研究的论题主要集中在考察清朝末年以来外国势力对西藏的侵略活动，以及探析汉藏两族人民之间友好交往的历史等方面。

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同外国干涉者勾结，妄图实现所谓“西藏独立”，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在当地爱国僧俗人民的积极协助下，迅速平定叛乱，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期，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是西藏地方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内容，为了配合实现这个重大社会变革的需要，由国家组织的西藏社会历史调查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而意义重大的学术活动。与此同时，史学界对历代中央政府在西藏采取的政策与制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对旧西藏的社会性质予以探讨。虽然发表的文章不多，但是，却颇有分量，并使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趋向明朗。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西藏古代史研究

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西藏古代史研究像其他学术研究一样处于停滞状态。只讲阶级斗争史学，甚至出现影射史学，严重影响到客观科学的历史研究。“文革”结束以后，藏学研究获得新生。藏学研究的内容大大丰富，不仅突破了传统大、小五明框架，拓展到西藏社会历史、经济、社会、政治、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法律、教育、医药、历算、语言、文字、考古、民俗、工艺技术等各个领域，而且不断出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藏学研究各门学科关联性不断增强的态势。

就西藏古代历史研究而言，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可以说是最为灿烂的时期之一，西藏古代历史研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飞跃。80年代中期，西藏社会科学院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先后成立，北京、西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省区也相继建立藏学研究所，以及各省区的藏学研究会，乃至民间藏学研究组织，创办了《中国藏学》、《西藏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西藏大学学报》等藏学研究专业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文物》、《考古》、《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西南大学学院学报》、《西北民族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甘肃民族研究》、《青海民族研究》等刊物，均刊载藏学研究论文，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所出版有《藏学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有《藏学研究论丛》，王尧主编有《贤者新宴》，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出版有《藏学学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版有《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辑刊》等，集中刊发包括有西藏古代历史研究论文的藏学研究成果。

随着研究生制度的恢复和发展，新培养的藏学研究人才不断成长起来，30多年来国家培养了藏学方面的硕士研究生数百名，博士生百余名，西藏历史研究者队伍代不乏人，日益壮大；学术研究中的禁区不断被打破，学术研究视野更加广阔，几乎在在古代史的各个方面都涌现出一批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据初步统计，60年来，祖国大陆地区共出版藏学图书3000多种，论文和其他文章约3万余篇。“我国已拥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以中青年科研业务人员为主体，藏、汉等多民族学者团结合作、优势互补，科研方向覆盖面较广，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和学术功力的藏学家队伍。” [①]中国的西藏古代史研究不论是研究人员队伍素质，还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和繁荣的局面。四年一度的“北京藏学讨论会”影响越来越大，“中国西藏文化论坛”、“中国藏学珠峰论坛”逐渐成为藏学研究的重要展示平台，《藏汉大词典》、藏文对勘本《中华大藏经》等重大项的目顺利完成，展现出中国藏学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无限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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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巴平措《2008北京藏学讨论会开幕式致辞》，《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