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国外藏学研究论著提要

通过对美国国会图书馆（www.loc.gov）和亚马逊在线网上书店(www.amazon.com)的检索，2009年国外出版涉藏图书约有200余种，现将其中具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分为哲学宗教、政治军事法律和经济、历史地理和文化、西藏考古和艺术、医疗卫生及藏医藏药等5部分，进行分析介绍，以便对近几年国外藏学研究的趋势和热点有所了解。

哲学宗教

1.威廉·爱德格拉斯、杰伊·加菲尔德：《佛教哲学基础读本》。（William Edelglass and Jay L. Garfrield： Buddhist Philosophy: Essential Read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本书是由美国的两位佛教哲学家编辑的有关佛教哲学的指南性读本。由于佛教哲学系统庞大及内部派别众多，包括各种文字编写的文本，因此，初涉这一研究领域的西方哲学家或学生不知从何入手，该书为那些希望引进和传授佛教哲学课程的教授提供了系统的有代表性的佛教哲学研究论文。本书收集了各主要佛教传承系统的重要文本，包括汉、藏、日本、朝鲜文等，这些文本都由著名佛学研究者翻译为英文，其中藏传佛教内容占有很大篇幅，主要选了范德康、马修·卡普斯坦和杰伊·加菲尔德等学者的论文。

2.马修·卡普斯坦主编：《汉藏佛教》（Matthew Kapstein：Buddhism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Studies in Indian and Tibetan Buddhism]，Wisdom Publications， 2009）

该书由11篇对藏传佛教及其在西藏以外地区的传播以及汉藏关系等研究的论文构成。本书主编马修·卡普斯坦认为：“经院佛教研究、本地或民族佛教研究和比较佛教研究一直是佛教的三个主要研究领域。如此一来，有些意义非凡的议题就常常被忽视，该领域的结构就此形成。除了‘丝绸之路研究’之外，佛教对人们和民族之间的文化、经济、政治关系所起的作用，却明显被忽视……令人吃惊的是，近年这些佛教研究中，最显著的发展方向仍然处于边缘状况。尽管如此，除了有佛教作用于生活的狭隘想法之外，佛教毫无疑问在历史上被证明是一个强大有力的媒介，凭借它，政治、经济、科学和艺术的关系相互磨合并得到塑造。为了鼓励研究和验证佛教作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亚洲国家间的桥梁，该书提供了佛教的原创研究，反应了西藏与汉地在文化、历史和政治上的关系。在这些贡献之外，对两地学者有特殊意义——整项研究工作视作推动亚洲佛教研究更大范围的跨地区研究。”

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邂逅古迹，包括：马修•卡普斯坦的《绿松石林的海光寺》、罗布•林洛斯（Rob Linrothe）的《特使的任务：13世纪末蒙古统治下杭州的汉传和藏传佛教艺术》、杜凯鹤（karl Debreczeny）的《丽江的明朝大宝积宫汉藏绘画及其区域性传统》；第二章，来自边疆的使团，包括艾略特•史伯林（Elliot Sperling）的《藏传佛教、认知与想象、沿明朝时期汉藏边界线》、保尔•涅托斯基（Paul Nietupski）的《拉卜楞寺“可敬的中国人”（杰纳帕仓）》和卡门•迈内特（Carmen Meinert）的《贡嘎•仁波切：1930s—1950s汉族中的一个藏族喇嘛》；第三章，当代中国人的藏传佛教探索：腾华睿（Gray Tuttle）的《中国二十世纪早期（1931—1951年）佛教藏汉翻译》、姚治华的《中国当代瑜伽行派中的藏语学习》和埃斯特•比奇（Ester Bianchi）的《“汉族喇嘛”能海上师（1886—1967）：民国时期格鲁派教义传统和教法策略的大师》；第四章，包括法比亚娜•加果（Fabienne Jagou）的《1908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京：一种新型的“供施”关系研究》和亚布拉罕•扎布罗基（Abrabam Zablocki）的《台湾人的纽带：跨民族的藏传佛教上的政治、虔诚和资助》。

3.辛岛静志和克劳斯·威尔：《大英图书馆藏梵文断片：VolumeII》（Seishi KARASHIMA and Klaus Wille: Buddhis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The British Library Sanskrit Fragments VolumeII.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2009）

本书分2部分3卷，是英国收藏的主要梵文残片集，包括Or.15001（39片）、15004（120片）、15009（350片）、15010（207片）。该书不仅包括影印的这些梵文残片，还包括一些国际著名梵文研究者对其的编目、注释。

4.凯瑟琳·曼彻斯特·罗杰斯：《藏传因明》（Katherine Manchester Rogers: Tibetan Logic.New York:Snow Lion Publications,2009）

藏传佛教依然是国外藏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将藏传佛教经典文献和大德高僧的著作相结合的方法使研究更加深入。本书作者在翻译研究藏族学者、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经师普布觉·强巴嘉措（Pur-bu-jok Jam-ba-gya-tso，1825—1901））的《藏传因明学启蒙》的基础上，并结合其他大师学者的著述对藏传佛教格鲁派系统的因明学概念、名词及规则作了系统的阐述。

5.凯文·沃斯：《再现月称：应成派创立中藏族的论争》（Kevin A. Vose：Resurrecting Candrakirti: Disputes in the Tibetan Creation of Prasangika [Studies in Indian and Tibetan Buddhism]，Wisdom Publications，2009）。

月称（Candrakirti）是公元7世纪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著名论师，在印度中观学派历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他的学说对于印度后期大乘佛教，以及我国藏传佛教都有很大影响。尤其是藏传佛教把他的中观学说看成是代表大乘佛教哲学的基石，而且指定他的代表作《入中论》为格鲁派学僧必学的五部大论之一，在各寺院中一直传习不绝。该书作者研究了月称中观哲学在西藏的崛起过程及应成派与自续派的辩论，进一步阐述了对月称的中观哲学的理解是深刻理解当代藏传佛教的基础。

6.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罗杰·杰克森主编，格西罗顿·索巴译：《土观宗派源流》（Nyima Chokyi Thuken [Author]， Roger Jackson [Editor]，Geshe Lhundub Sopa [Translator]：The Crystal Mirror of Philosophical Systems: A Tibetan Study of Asian Religious Thought [Library of Tibetan Classics]，Wisdom Publications， 2009）

《土观宗派源流》叙述了佛教各个宗派的源流和情况，而且对于佛教以外其他宗派、学派的思想也作了简要的陈述。对西藏各重要宗派的学说、教义阐述甚为简要，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汉地流行的宗派也能一反传统见解，给予适当的肯定。该书颇为中外藏学研究者所重视。中国有刘立千的汉译本《宗教流派镜史》，印度有达斯英译本（节译），意大利有图奇及皮特奇共译的英译本，后者收入《罗马东方丛书》。

政治经济

1.高塔姆·达斯：《中国—西藏—印度——1962年战争与战略军事未来》（Gautam Das： China-Tibet-India，The 1962 War and the Strategic Military Future，New Delhi: Har-Anand Publications Pvt Lte，2009）

本书是全面介绍现当代中印关系，特别是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历史的著作，其中的重点是印度继承英帝国衣钵，罔顾历史事实，围绕我西藏地方，我国产生的领土纠纷、外交矛盾、军事冲突及战略互动。在本书中，作者将西藏地方看成影响中印关系的重要因素，认为西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印领土、边界问题和双边战略态势。

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系统介绍中印双边关系史，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至1962年之间中印产生的领土纠纷、边界问题。第二部分从印度的角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背景、经过和结果。第三部分是对1962年后中印关系的论述，认为1962年的边境战争是对印度的巨大冲击，由此影响和塑造了此后半个世纪的中印关系。面对中国这样的邻国，印度应加强认识，发展出一套有效的对华战略，即与中国建立战略互信，有效解决边界问题。

2.瓦里库：《印度的喜马拉雅边境——从历史、地缘政治和战略的视角看问题》（K. Warikoo ed.， Himalayan Frontiers of India， Historical， geo-political and strategic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本书是瓦里库主编的有关印度北部边境研究的论文集。瓦里库是印度尼赫鲁大学中亚研究项目的主任，研究领域包括克什米尔、中亚和阿富汗问题，此外，他还是印度学术刊物《喜马拉雅和中亚研究》的创办者。本书从历史、地缘政治和战略三个视角分析了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边境地区的状况，着重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战略地位以及印度与中国、尼泊尔、不丹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本书中有一篇论文专门论述了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即斯托布丹的《西藏与印度喜马拉雅地带的安全》（Tibet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Indian Himalayan belt）。斯托布丹是印度查谟大学区域与战略研究中心前主任，中亚问题和国防研究专家。在文章中，作者论述了“西藏问题”的现状及其对印度利益的影响，特别是长期居住在印度的流亡藏人对印度安全产生的影响，并据此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印度应完善流亡藏人管理制度，减少后达赖时期印度的流亡藏人对印度产生的负面冲击。

3.波卡那：《印中关系——维度与视角》（Bhawna Pokharna， India-China Relations， Dimensions and Perspectives， New Delhi: New Century Publications，2009）

本书是集中探讨中印双边关系，包括两国关系历史及边界等热点问题的专著。全书共分为7章。第一章介绍了中印关系发展的历史，追述了从两大文明古国早期的交往、冷战时期关系交恶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关系正常化的双边交流历史。第二章介绍了中印两国冷战后的双边关系状况，集中回顾了两国高层逐渐增多的交流。第三章分析了影响中印关系的主要因素，包括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第四章论述了中印双边关系对南亚整体国际关系的影响，指出由于印度地理和人口上的巨大规模，南亚其他小国，尤其是巴基斯坦纷纷转向中国寻求安全保障和制衡印度的力量。第五章分析了中印经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对两国经济状况进行了对比，分析了两国形成经济共同体的可能性。第六章把中印关系放到当今世界的宏观背景中进行分析，研究了当前世界多极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两国的影响，提出两国应加强合作，共塑国际新秩序。第七章讨论了中印关系各个方面的问题和前景。

4.拉吉夫·西克里：《挑战与战略——重新思考印度的外交政策》（Rajiv Sikri， Challenge and Strategy， Rethinking India’s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2009）

本书是对印度外交关系和战略事务进行检讨的著作，侧重于印度对外战略演进趋势和周边区域外交关系的分析，主张印度应保持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和灵活性。作者拉吉夫·西克里长期在印度外交部任职，曾任印度外交国务秘书。2006年退休后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顾问。

本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印度与中国及其西藏自治区的关系。作者认为虽然存在双边战略关系和边界争议等问题，但中印关系的关键因素还是西藏。西藏是理解中国对印度总体政策和中印边界问题的关键。中国坚持西藏不仅现在，而且在历史上也是中国一部分，这就给予其对阿鲁那恰尔邦提出领土要求的历史基础。此外，作者认为，虽然中国一直认为西藏的事务是其内政，但由于印度收留了十几万流亡藏人，并且这些流亡藏人在达赖喇嘛去世后可能变得更为激进，所以印度有理由对西藏发生的一切表示关注。作者认为印度应发展出一套更为强硬的西藏政策，印度应重新对中国拥有西藏的合法性问题提出质疑，因为这是打破中国对阿鲁那恰尔邦领土要求的最好办法。但是由于印度的官方政策是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为避免中国对印度偏离原有政策的质疑，印度可以采取其他间接的方式，比如宣示印度认为西藏作为一个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只有当西藏真正成为一个自治区域，以及达赖喇嘛地位问题得到解决，印度才能承认中国拥有西藏的合法性。由此可见，作者置历史的真实于不顾，在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上用心之切、用意之不善了。

5.莫汉·古鲁斯沃米、左拉瓦尔·辛格：《印中关系——边界问题及其他》（Mohan Guruswamy & Zorawar Daulet Singh，India China Relations， The Border Issue and Beyond， New Delhi: Viva Books，2009）

本书是介绍近代以来中印关系发展史，特别是因我西藏地方，印度与我国就边界问题产生争议、冲突以及缓和的整体历程的著作，作者是印度智库机构政策选择中心（Center for Policy Alternatives）研究人员，其中古鲁斯沃米是该机构董事长。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对中印关系的整体情况进行了介绍。第二章介绍了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印度的边界状况，认为这一时期英国划定的印度边界塑造了日后的中印边界争端。第三章对印度、中国及其西藏地区间的关系和现状进行了梳理。第四章介绍了印度取得独立之后，与中国围绕边界问题进行的沟通和交流，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签署了多份双边协定。第五章回顾了中印两国1962年的边境战争，认为两国在喜马拉雅地区边界问题上截然对立的政策导致双方关系在50年代末期陷入僵局，这种状况由于1959年西藏叛乱和冷战的影响被激化，并最终走入战争。第六章介绍了70年代以来中印双边外交历史，特别是两国关系从缓和到正常化的过程。第七章对边界问题和其他政策制定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了近年来两国关系的走向及背后各自外交政策的发展。

6.安居·古拉瓦： 《海外藏人：佛教与政治》（Anju Gurawa：Tibetan diaspora: Buddhism and politics），印度：国家书局，2009。

作者认为，流亡印度的藏人具有独特性，原因在于其信仰的宗教源出于印度。印度作为佛教的诞生地，对藏人社区的流亡过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宗教的诞生地促进了流亡意识的最强烈表达，道德—宗教权威在流亡意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世界不同地区的藏人组织创造了各不相同的社会—文化转型道路，具体到德里的个案，1990年之前，藏人社区经历了从牧业向商业的转变。德里的藏人不仅从事服务业，而且积极投身于政治。德里藏人的当地化也导致了流亡社区中各种成分的重组。全书分六章。第一章重点讲述藏人流亡的大致经过，详细地分析了关于流亡的各种理论及与流亡藏人相关的理论。第二章通过对宗教诞生地、宗教与流亡者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解剖，分析德里藏人之间的宗教构成。作者认为，现代性、民族主义、文化生产、精神生产等要素都使流亡藏人成为世界上自我认同意识最为浓厚的流亡团体之一。第三章分析达赖喇嘛制度及其在流亡藏人的产生与再生产中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理解达赖喇嘛的宗教与道德权威对流亡藏人的各种活动所产生的影响。第四章研究德里藏人的地方化问题。在40多年的时间里，德里的藏人经历了全方位的转变。第五章讨论德里藏人文化的形成与演变。流亡社区的生存主要依赖于文化再生产的能力，也依赖于其在被当地文化同化的过程中维持本社区文化的能力。作者表明，当地人也在食物、音乐等领域接受了某些西藏文化传统，而这则为维持和发展西藏文化拓展了更广阔的文化与经济空间。第六章分析流亡藏人政治的大致状况和影响。流亡藏人在达赖喇嘛的指导下，采取了多渠道的政治表达方式。

7.茱莉亚·马里迪斯·赫斯：《移民大使：公民和海外藏人的归属》（Julia Meredith Hess： Immigrant Ambassadors: Citizenship and Belonging in the Tibetan Diaspor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9.

本书是作者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和南部卡纳塔卡邦（Karnataka）藏人定居点及美国新墨西哥州藏人社区（cluster site）六年（1995—2002）来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本书共分三大部分九章，作者以对美国新墨西哥的藏人社区的个案研究为基础，全面考察了海外藏人的现状及近几年来海外藏人到印度和尼泊尔，再到美国等西方各国的“移民潮”对流亡藏人社群的影响。第一部分，作者分析了海外藏人移民的历史和国家政策背景。第一章是对西藏的简单论述，重点讲述从地理学与政治学意义上西方人意象中的西藏以及1959年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之前西藏与美国的关系。第二章介绍作者进行本书的田野调查所涉及的几个地点。第三章探讨流亡藏人是如何规范地塑造了流亡话语中的语言要素，比如“文化”、“国家”、“现代性”等。第四章首先讲述了一个流亡藏人Karpama到印度后，以及他作为难民与印度政府之间产生的问题的个案故事，说明了流亡藏人对印度和中国带来的复杂问题，最后分析印度、尼泊尔、瑞典、加拿大和美国等国政府在“难民”、“移民”、“公民”等不同分类中对待流亡藏人的方式以及藏人对之作出的回应。第二部分论述美国的“藏人再定居”计划的产生以及印度藏人的反应。作者最为关心的是三个领域，即文化的维护和丧失，移民对政治运动的影响以及移民的经济影响。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从美国收集的资料，具体地说是分析“藏人再定居”计划的集中区新墨西哥州的资料。作者欲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来说明藏人对文化认同的理解与表述。通观全书，作者的目的就是要表明，无论主流话语与国家结构是如何强大，都无法淹没藏人的声音。作者的目的是要展现藏人对自我的认知方式，描述其思维背后的“国家”、“民族”、“文化”等深层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因此，藏人对自我的认知就必须不断地变革，以适应日益跨国的、彼此相互依赖的世界的新挑战。

8.《当代西藏研究：第一届国际青年藏学家研讨会论文集》（Contemporary Visions in Tibetan Studies.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eminar of Young Tibetologists，Serindia Publications，2009）

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者蒂姆•迈亚特（Tim Myatt）、布兰登•多森（Brandon Dotson）的倡导下，第一届“国际青年藏学家研讨会（ISYT）”于2007年8月9日至13日召开。本书选自这届“国际青年藏学家研讨会”提交的论文。ISYT指导方针规定，会员必须是取得博士学位6年之内，或者任职学术岗位不超过6年的人。该书收集了18篇涉及多方面藏学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的论文，分两部分：当代西藏研究与历史文化和宗教研究。其中有三篇是对藏族地区经济的研究：伊米利亚·罗萨·苏雷克（Emilia Roza Sutek）的《设有关卡的草地：2007年果洛虫草（Yartsa gunbu）经济的田野研究报告》、米歇尔·沃斯卡·斯特瓦特（Michelle Olsgard Stewart）的《“喜马拉雅淘金”热：虫草在云南西北部的挖采及管理建议》和戴安娜·奥特（Diana Altner）的《南部和中部地区的西藏渔业：一种经济方式正在消失》。

历史文化

1.迈克·瓦尔特：《佛教与帝国：早期西藏的政治和宗教文化》（Michael L. Walter：Buddhism and Empire: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ulture of Early Tibet [Brill's Tibetan Studies Library]，Leiden and Boston：Brill Academic Pub，2009）

本书分四部分探讨了从620至842年的吐蕃时期的历史。作者认为在西藏社会藏传佛教居重要地位，但仅仅研究佛教的教义、文献是无法充分显示佛教的巨大力量，要理解藏族的佛教信念是怎么发展的，就必须研究超越佛教的更宏观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根深蒂固的，富有弹性的，它们的顽强性与藏族本土的文化价值有关，文化价值又决定了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因此，必须研究宗教、政治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才能发现宗教在如今藏族社会所具有的重要地位的根基。本书的两个主要观点是佛教从一开始就在西藏的政治文化中起着关键作用及西藏文化受到了印欧文化的极大影响。作者试图重构西藏的历史文化，在重构过程中，作者将西藏文化同蒙古传统、日耳曼传统进行对比，却很少与中国文化对比，甚至拒绝使用敦煌文献，因此，他建立在对比基础上的重构带有很强的假设和偏见。

2.戈尔斯坦、班觉、旦增伦珠：《西藏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尼木事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9年（Melyn Goldstein， Ben Jiao， Tanzen Lhundrup：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ibet: The Nyemo Incident of 1969.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 2009）

作者在该书中收集了中国政府方面的大量官方档案文件，还采访了很多当事人，是迄今为止对尼木事件较为详尽的研究。该书用大量的篇幅分析研究了尼木事件发生的原因、背景，用大量资料讲述“文革”中特别是公社化时期的西藏农民的经济地位。1959年以后，土改在西藏逐步展开，农民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不再需要向政府、寺院或领主缴纳租金，废除了历史上遗留的债务，废除了差役，翻身农奴欢欣鼓舞，但是随着内地人民公社化的开展，西藏在土改后迅速进入合作化，分给翻身农奴的土地，转眼又让人民公社收了去。作者指出公社化和粮食政策是尼木事件能发动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认为尼木事件不是一起民族反抗事件，和汉藏问题没有关系。尼木事件的发生，一方面是“文革”中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这和当时中国内地风行的武斗一样；另一方面，是一派群众组织“造总”的个别头头，利用了藏民对转世神灵的迷信，来达到为这一派群众组织夺权的目的。

3.戴英聪：《四川边疆与西藏——清初的帝国战略》（Yingcong Dai：The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 Imperial Strategy in the Early Qing），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9年。

本书详细论述了在清朝帝国战略的宏观背景下四川发生变革的各种动力，并分析了其对四川边疆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本书共分七章。前五章按照年代顺序，分析了从明清更替之际至19世纪初叶四川在清帝国对西藏战略中的地位的变化。第一章是“征服与巩固时期”，分析清朝对西藏尚无力顾及的态度。第二章是“17世纪末期”，由于西藏地方在清朝帝国战略中重要性的增加，清朝对西藏的态度发生了战略性转变。第三章是“康熙晚年”，即18世纪初期，清朝向西藏派出了第一支军队，并积极地提升四川的地位。第四章是“雍正时期”，清朝大大扩展了四川的地域。第五章为“漫长与多事的乾隆时期”，四川多次发生战争。最后两章分析了清朝的帝国战略对四川产生的影响。

4.夏格巴著，德里克·马歇尔译：《十万个月亮：西藏政治史》（Tsepon Wangchuk Deden Shakabpa[Author]，Derek F. Maher[Translator] One Hundred Thousand Moons: An Advanced Political History of Tibet，Leiden and Boston: Brill，2009）

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英文版简本（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于1967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1976年他在做了大量增补的基础上于印度出了藏文版（Bod kyi srid don rgyal rabs）。由于夏格巴的特殊身份——西藏旧贵族，他的书当时在国内外引起很多反响，国内专门组织相关专家对两个版本都进行了翻译。1996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西藏自治区《西藏政治史》评注小组编写的《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与西藏历史的本来面目》一书，2003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著《西藏历史地位辨》，对夏格巴在其《西藏政治史》中引用的大量史料进行核对，用评注的形式条分缕析，指出了其中的讹误和夏氏故意篡改的部分，还西藏历史以本来面目，对“西藏独立”的谬论给予了有力的批驳。Brill新版书是根据1976年的藏文版翻译的，全书分2卷1184页。

5.谢科第：《西藏图书文化史》（Kurtis R. Schaeffer：The Culture of the Book in Tibet，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本书是作者花了15年时间搜集资料完成的学术专著。这是一部藏文文献史、14—18世纪的西藏出版印刷史。全书分六章深入研究了14—18世纪藏文文献主要是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不同版本的编撰、刻板和印刷过程。第一章是印刷书籍的材料，主要探讨了藏文文献的物质材料，包括纸张、墨水、木板、纺织纤维等。第二章至第五章作者选取几个不同时期藏族地区佛教典籍的主要编撰者、译者及刻板印刷的寺庙，包括布顿·仁钦珠、米拉日巴、仓央嘉措和司徒班钦等学者和西藏夏鲁寺、止贡寺、安多地区的拉卜楞寺和德格印经院等的佛教文献生产（production of books）活动。作者通过对大藏经不同版本的个案研究，突出藏族文化中的区域差异。作者还特别强调了佛教文献生产活动的经济因素（包括大藏经刻板印刷的费用账目表等）。作者在最后一章进一步阐述了这些藏文典籍在藏族社会中的重要性。

6.斯蒂芬·贝克威次、朱利安娜·肖伯和克劳蒂亚·布朗编:《佛教手抄本文化：知识、仪轨和艺术》（Stephen C. Berkwitz，Juliane Schober，Claudia Brown：Buddhist Manuscript Cultures：Knowledge， Ritual， and Art，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本书主要研究佛教手抄本的物质形制的文化意义，古代亚洲的宗教和文化习俗如何影响及形成了他们的文学和艺术，他们为什么要制作这些作品及它们又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本书由多个不同学科（历史、艺术、宗教和人类学等）背景的学者写成，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及更广的地区范围（包括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中国、蒙古和阿富汗等）研究了亚洲佛教艺术和文化。

考古艺术

国际藏学界近几年对西藏及喜马拉雅地区艺术的研究呈上升之势，2009年国外出版了几本有关藏族艺术研究的专著。

1.艾米·海勒：《隐藏在喜马拉雅山中的珍宝：多波地区的藏文抄本、绘画和雕塑》（Amy Heller：Hidden Treasures of the Himalayas: Tibetan Manuscripts， Paintings and Sculptures of Dolpo），西域出版社，2009年

1999年，在西藏与尼泊尔交界地区多波（Bicher in Dolpo）的涅萨寺（Nesar）发现了600多卷藏文手抄本，这些文本写于11—16世纪。本书对这些手抄本的内容及装饰风格进行了研究。书中附有大量作者拍的图片。作者通过对这些文本的考察和研究，进一步阐述了藏传佛教在喜马拉雅地区的传播。这些藏族艺术遗存集中体现了中国西藏、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2.《守护神和画家：司徒班钦与营帐派画风的复兴》（Patron and Painter: Situ Panchen and the Revival of the Encampment Style），美国鲁宾艺术博物馆，2009

2009年2月美国鲁宾艺术博物馆以名为《守护神和画家：司徒班钦与营帐派画风的复兴》的展览开展，同名图书同时出版发行。该书对18世纪藏族杰出学者、艺术家司徒班钦·却吉琼乃的生平和艺术创作及绘画风格作了详细介绍。书中收集了司徒班钦大量的不同时期绘画作品的照片并附文字说明。全书共分10章：司徒班钦的生活和艺术活动、他本人的肖像画、早期及后期的艺术风格的背景、噶玛噶举的主要传承大师等，书中最后一章是鲁宾艺术博物馆杜凯鹤的《云南的菩萨：云南的美术遗存与司徒班钦的活动》（karl Debreczeny， Bodhisattvas South of the Clouds: Situ Panchen’s Activities and Artistic Inspiration in Yunnan）。杜凯鹤参阅了数种藏文资料，特别是司徒班钦的日记，来考察司徒班钦对云南丽江的影响。

3.田中公明：《藏传佛教造像》（日文），方丈堂出版，2009

西藏有众多的佛、菩萨，一年中例行的许多仪式、祭祀等活动都要举行佛教仪式，在西藏佛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本书通过对日本博物馆收藏的各种佛像的研究，一一解说了存在于西藏社会生活中的如来、观音、文殊、诸菩萨、金刚萨锤、度母、起源于印度的护法尊、西藏的护法尊和十六罗汉等佛像的详细情况。

藏医药

1.雷西亚·霍费尔：《中国西藏自治区社会经济层面的藏医药》（Hofer，Theresia： Socio-Economic Dimensions of Tibetan Medicine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China.Asian Medicine，Volume 4，Number 1， 2009， pp. 174-200和Volume 4，Number 2，2009，pp. 492-514）

作者在广泛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基础上，探讨了西藏自治区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层面的藏医药实践。作者主要研究了中国在1990年代末开始重启的农村合作医疗及在西藏农村地区如何将藏医药纳入农牧民的合作医疗体系中的问题。文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作者探讨了西藏自治区政府的医疗保健制度。第二部分介绍了西藏的私人藏医的工作和探索，进一步探讨了由于政府将藏医药重新纳入合作医疗体系，他们面临的一些伦理困境。

2.布颜楚格拉金·赛吉拉胡：《在内蒙古的蒙古人中间的民间医药》（Saijirahu，Buyanchuglagin：Folk Medicine among the Mongols in Inner Mongolia.Asian Medicine， Volume 4，Number 2，2009，pp. 338-356[19]）

21世纪的内蒙古医疗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生物医药、传统中医药、蒙医药和藏医药并行。在内蒙古土著中的民间医药传统，源自游牧生活和萨满教，特别是这些旧传统的某些内容还存在而且似乎未受其他医疗系统影响。文章讨论了游牧文化产生的治疗方法，如酸马奶治疗、中药浸泡治疗和康复，以及萨满巫师的正骨手法治疗和Andai治疗等蒙古族民间医药，重要的是在治疗身体痛苦的同时治疗心灵的疾病。在现代社会中蒙古族萨满教的医治功能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从古至今，民间医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直存在，当我们试图重建蒙医药的历史时，必须承认乡土知识继续在21世纪多元化的内蒙古医疗中起着作用。

3.锡耶纳·克雷格、威凯尼·亚当斯：《在雪域高原的全球制药：藏药，非典和全国政治认同》（Craig，Sienna;Adams，Vincanne：Global Pharma in the Land of Snows: Tibetan Medicines，SARS，and Identity Politics Across Nations. Asian Medicine，Volume 4，Number 1，2009，pp.1-28[28]）

这是以中国的一次公共健康危机事件来谈全球化背景下的藏医药、藏族文化、民族认同及藏汉关系的文章。本文以在2002—2003年爆发的非典疫情为出发点，讨论了藏药的生产和产品（特别是护身符，“珍贵丸”和藏香）销售在此期间的大幅增长，进而探讨这些藏药在中国的高度市场化与其药效及藏医在西方兴起之间的区别。

4.锡耶纳·克雷格：《西藏妇女的妊娠和分娩：知识、观念和行为》（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in Tibet: Knowledge，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es，Childbirth Across Cultures：Science Across Cultures: the History of Non-Western Science，2009， Volume 5，145-160）

本文作者通过在西藏与藏族妇女交谈，了解藏族妇女有关怀孕生子方面的知识、民间观念和实践，进一步研究了藏族的生育观。作者认为妊娠和分娩在藏族社区中表现为一系列的悖论。一方面，非常重视孕育创造新生命，这植根于他们的宗教和道德信仰，新生命是重生的礼物。另一方面，怀孕和生育是非常脆弱的时期，产妇和婴儿的死亡是最痛苦的，它体现了佛教四圣谛的第一谛（the Buddhist First Noble Truth）。事实上，在藏族文化社区，出生是死亡和重生大循环周期的一部分。佛教徒称之为轮回（samsara），而且强调自然界的循环轮回司空见惯。

5.安佳比格、简·萨利克和瓦尼·劳：《西藏东部五个村落俗人中的药用植物知识》（Anja Byg，Jan Salick and Wayne Law：Medicinal Plant Knowledge Among Lay People in Five Eastern Tibet Villages，Human Ecology Volume 38，Number 2，177-191）

作者在中国云南西北梅里雪山中的5个村庄调查了村民的药用植物知识，并就药用植物在男女之间、村民与医生之间的不同认知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了藏医药传统知识认识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