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汉文部分）——作家文学研究

（二）作家文学研究

对于作家文学的研究，2009年度在藏族文学的三种形态（藏文文学、翻译文学和汉文创作）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首先从总体上对藏族文学进行观照的有道吉仁钦的两篇论文《新中国藏族文学发展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和《论藏族文学作品课的人文关怀与实践性教育的双重功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以及次仁罗布的《西藏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中国民族报》2009年3月27日10版）。其中道吉仁钦的《新中国藏族文学发展研究》值得关注。此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论述了藏族当代文学的发展、分期及主要成就:1.藏族当代文学的诞生、发展和分期；2.藏族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渊源,包括纵向继承发展和横向交流、借鉴及影响等；3.藏族当代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等。作者认为藏族当代文学“一般指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实行民主改革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学”。因此它“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大背景及其强力感召和影响下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民族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起源于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包括古印度文化”。作者根据中国社会进程特点将藏族文学分为两个阶段：即西藏和平解放至“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认为藏族当代文学兴起以来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也存在诸如作家思想还不够解放、作家的修养不足等不少问题；并就此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藏文文学研究：才贝的两篇论文讨论了藏文文学，一篇是《<斋苏府秘闻>：一种文化阅读》（《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2期），另一篇是《人类学仪式视阈下的藏族母语小说——以藏文小说<肩胛骨之魂>为例》（《西藏大学学报》第3期）。前者是作者从文化学的批评理论出发，对西藏作家旺多创作的藏文小说《斋苏府秘闻》的解读。透过小说人物命运的对比分析和对小说展示的西藏社会文化的“原型”和“母题”的解释，作者认为小说不仅继承了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学创作方面的精神思想，同时还体现了近现代藏族知识分子的觉醒意识。后者是对当代作家江瀑的藏文小说《肩胛骨之魂》的分析。作者在方法论上采用现代人类学中的撰写民族志理论，认为小说主人公穿梭在梦境与现实的生活中，实际上暗合了现代人类学的阈限概念等特点，反映了本民族的精神现状和生活“现实”。作者还通过对作家本人采访调查，也映证了这种写作手法事实上已经超越了所谓的上世纪80年代标榜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概念。此类研究还有三盘俄日和拉毛吉《当代藏族文学作品中的创新精神——读端智嘉的<假活佛>有感》（《安徽文学》第10期），评述了端智嘉藏文小说《假活佛》的时代精神和文学价值。由于受到藏文阅读和汉文写作两方面的影响，很少见到关于现代藏文文学方面的研究，2009年度这几位学人的积极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绩值得肯定。

翻译文学研究：2009年度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周莹的《<萨迦格言>与<沉思录>中的道德伦理思想比较》（《西藏研究》第4期），讨论了两部著作作为古代中西方统治阶级的道德伦理思想的代表，有许多相同与相异之处，既体现了人类的普遍道德，同时也没有超越其阶级和时代限制。因此今天应该采取扬弃的态度加以继承。陈晨、陈小莹、李永宏、于洪志的《<仓央嘉措情歌>的用词风格统计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期）则采用自然科学的用词频率分析方法，总结了这部情歌集反映的语言和思想方面的一些特色。如藏语虚词频率出现高，则体现了汉藏语系的语言特点；而“爱人”、“我”和“你”出现频率高是体现“情歌”的特色；此外，还出现了“花”、“布谷鸟”等具有意象的高频语词，体现藏族民俗文化特点等等。

就翻译文学的研究来看，2009年度值得提及的是俞世芬的《诗化的藏地民族志——评朗顿·班觉的长篇小说<绿松石>》（《当代文坛》第3期）。朗顿·班觉的长篇小说《绿松石》2009年度译为汉文发表后，很快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而此篇评论并没有局限在过去将此小说解读为农奴与贵族斗争题材的反映，而是认为，小说是对古老的“藏民族文化风情的描写,在一种家族式的文本结构中,鲜活地展示了藏族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历史记忆”。“感伤而温馨的民族抒写中,在对藏地文化的诗意想象中,还完成了对西藏民族精神内在审美的一次重铸。”

汉文创作研究：2009年度作为“重述神话”系列的阿来的小说《格萨尔王》出版，引起了新闻媒体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如阚婷《阿来新作<格萨尔王>全球首发》（《西部时报》9月11日10版）以及兴安《<格萨尔王>英雄时代的挽歌》（《中华读书报》11月18日11版）等先期介绍和评论发表。对于作家阿来作品的关注，是近年来藏族文学中汉文创作的一个亮点和热点。2009年度曹霞发表论文《现代性进程中的民族悲歌——论阿来的<空山>》（《艺术广角》第2期），作者认为阿来的小说《空山》走出了过去其小说创作中的民族自身封闭叙事特点，开始了现代性进程中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小说“以个体生命的隐痛和乡村琐碎的日常生活叙事”，展示了“个体创伤与民族命运和历史进程之间充满龃龉”，最终奏响了民族悲歌。作者还认为《空山》在叙事手法上也突破了以往阿来小说的风格。杨琳的《阿来小说语言的多文化混合语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则从作家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背景出发，认为阿来的创作实际上属于一种“边际写作”，处在多种文化交流中的创作，因此其作品语言透露出两种语言交织的特色，作者称此种语言特色为“第三语言空间”。正是运用这种语言特色，阿来的作品呈现出了独特的魅力。作者还分析了这种语言所具有的“隐喻”、含义的“不确定性”等特色。

单昕的《灵魂叙事的有效捷径——读次仁罗布的<放生羊><阿米日嘎>》（《小说评论》第5期）是对西藏作家次仁罗布的两篇小说的评论。作者认为这两篇小说深刻地展示了西藏文化的特点，前者从民俗与仪式方面体现了西藏的地域文化特色，后者则是从谚语等修辞方面呈现出民族叙事特点。更重要的是，小说在阐述乡村文化面临现代文明的冲突时，展示了延续传统文明，保持人性美好的乐观态度。作者认为这些特点是小说家“在讲述藏人故事的同时，也极力描摹恪守信仰的虔诚灵魂”。这也是其“小说走向灵魂叙事的有效捷径”。 

此外，2009年度在戏剧文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如刘志群的《中国藏戏史》（西藏人民出版社）、张鹰主编的《藏戏歌舞》（上海人民出版社）、曹娅丽的《青海藏戏艺术》（民族出版社）等，全面论述了藏戏的特色，其中也介绍了作为“文学”部分的藏戏剧本的特点。